材料一：

过去改变植物的品种主要是通过育种，这种方式需要时间长，并且必须一次次地进行选育，转基因技术则可以选择任何一个目的基因转进去，就能得到一个相应的新品种，不用再花那么长的时间筛选了。通过转基因技术可培育具有高产、优质、抗病毒、抗虫、抗寒、抗旱、抗涝、抗盐碱、抗除草剂等特性的作物新品种，减少对农药化肥和水的依赖，大幅提高单产，例如美国栽种的一种含有抗虫基因的马铃薯，可使大量减少杀虫剂的使用，生产成本明显降低；阿根廷播种转基因豆种后，大豆抗病和抗杂草能力大为增加，使用农药和除草剂的量减少，大豆产量大幅增加。

（选自中国科普网，有删改）

材料二：

    为什么转基因争议这么大?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君石认为，食品安全大家都很关注，转基因项目投入资金不少，但科普这块儿不多，导致公众对科学认识不足，才出现这个局面。这已经不是一个科学问题了。世界上所有国家对转基因食品研发都有严格规定，中国也如此。一个转基因的作物或动物，从实验室研究开发，一直到最后上到餐桌起码要8-10年，这是一个严肃认真的过程。很多人的误解来自对这些程序的了解不够，“我从官方得到的消息是，所有这些流程会更加透明，逐步公开。”

（摘编自《北京青年报》）

（对有关“农大院长关于转基因食品是政府帮筛选更安全的食品”看法的调查）

材料三：

过去几千年里，农作物改良方式主要是通过随机和自然的方式来积累优良基因。遗传学创立后近百年的动植物育种主要是采用人工杂交的方法实现遗传改良。转基因技术则是将人工分离和修饰过的外源基因导入生物体的基因组中，从而使生物体的遗传性状发生改变。可见，转基因技术与传统的遗传改良技术是一脉相承的。但是，传统的选择和杂交技术一般只能在生物种内个体间实现基因转移，操作对象是整个基因组，所转移的是大量的基因，不能准确地对某个基因进行操作和选择，因而对后代的表现预见性较差；而转基因技术所转移的基因则不受生物体间亲缘关系的限制，所操作和转移的一般是经过明确定义的基因，功能清楚，后代表现可准确预期。

    人类对自然界的干预是否会造成潜在的危险?大量转基因生物会不会破坏生物多样性?转基因产品会不会对人类健康造成危害?尽管尚无定论，但一些科学家担心对生命进行“任意修改”所创造出的新型遗传基因和生物可能会危害到人类，可能会对生态环境造成遗传基因污染，而这种新的污染很难被消除。

    美国Tuskegee大学 Prakash教授发表声明称：“与传统的方法相比较，通过重组DNA术引入新的或不同的基因并不一定会有新的或更大的风险，且商品化的产品的安全性由于目前的安全管理规则而得到了更进一步的保障。遗传新技术为作物改良提供了更大的灵活性和精确性。”

（摘编自朱蒙《转基因技术的研究综述及利弊关系》）

材料四：

    为什么中国政府发了转基因水稻安全证书，大家仍不相信其安全?知名主持人崔永元分析，转基因宣传特别需要公信力，权威部门应当俯下身来向民众一点一点讲清楚转基因问题。崔永元认为，由于涉及粮食安全和知识产权，要坚决支持中国发展自己的转基因技术。但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种植一定要谨慎，尤其是转基因主粮产业化要慎之又慎，希望做生物技术的科学家少些浮躁，“虽然你们懂得转基因，但并不懂得社会的全部，这个世界除了自然科学还有人文科学。”

（摘编自《新民晚报》）

材料五：

    怎么看待转基因食品?面对这个极具挑战性的问题，杂交水稻专家袁隆平没有回避：“转基因食品问题，我的看法是：转基因不能一概而论，基因多种多样，有些基因特别是抗病虫的基因，大家担心人吃了会不会有问题?这些基因我们要慎重。但另外一些转基因，如美国大豆的除草基因，大面积生产不用除草，没有问题，不能谈转色变。”在袁隆平看来，分子育种的转基因技术是解决粮食增产、保证粮食安全的科学措施，搞转基因要合理研究，经过严格的科学试验和把关。

（摘编自《郑州晚报》）

材料一：

    针对学生及其家长不太重视传统文化教育的问题，有建议指出，要在中高考中增加传统文化的考试内容。这其实还是“考什么就教什么，教什么才学什么”的应试思路。表面上看，这可以提高学校、家长、学生对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视程度，但“应对”考试的传统文化教育会偏离初衷。学生对传统文化的体验、感知，是很难通过考试考出来的。

    我国中高考改革都提到要重视学生的综合素质评价。学生的传统文化素养是综合素质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要让学生重视传统文化，需要综合素质评价在大学、高中招生中切实发挥作用。而在推进中高考改革过程中，需要学校教育从传统的讲授、灌输，转变为更多的探究、交互，从过去重视结果评价，转变为关注对学生的过程性评价。学校教育也不能囿于教材、课本，而应该采取多种方式，借助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社团活动等，引领学生走向社会，了解社会，多感悟优秀的传统文化，进而帮助其做一个承继传统的人，成为有根的中国人。

（《中国教育报》2017年03月07日第2版）

材料二：

    日前，中办国办印发《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其中提到“厘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改造陈旧的表现形式，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普及中华诗词、音乐舞蹈、书法绘画等，举办经典诵读、国学讲堂、文化讲坛、专题展览等活动。鼓励媒体开办主题专栏、节目。利用互联网，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网络传播”。这为传统文化的开发挖掘指明了道路：既保有传统的魅力，又带着时代的创意。

    谈及传统文化，言必及深邃与厚重。同时，任何一种文化，其生命力也来源于开放性与多义性，来源于多维度阐释的可能。古语云：“爱如一炬之火，万火引之，其火如故。”传统文化也是如此，任何人取一星火光，都可收获智慧的启迪。正如一曲《琵琶行》，在陈寅恪先生的笔下，成就了《元白诗笺证稿》这样的名著；在今天“90后”“00后”的手中，变成了网络上一曲流行歌曲。正因为可以取之而不竭，文化才能呈现出多元丰富的包容。

    季羡林先生留学德国时，选修了一门梵文课，课堂上只有他一个学生，“绝学”的凄凉景象大抵如此。传统文化要避免“绝学化”，就不能只有“阳春白雪”一种样态，也不妨亲近“下里巴人”。综艺节目《中国诗词大会》的观众人数累计达到11亿人次，在这些人里，又有多少懵懂少年，喜欢上了诗词？有多少普普通通的人，感受到了诗词的韵味？诗词变身综艺，乐器走进直播，这些传统文化找到了新的落点，也就有了焕发新一轮蓬勃生命力的可能。当然，强调传统文化的创新，并不意味着传统文化要媚俗，自降格调来满足所有人的口味。传统文化的阐释不是没有下限的，它不能走上市侩化、神秘化、功利化的套路。我们对传统文化有足够的信心，平上去入、唱念做打、银钩铁画，自有它的魅力。对传统文化的诠释，如果从形变变成了神变，模糊了本来的面貌，反而是打着弘扬的旗号，却丢弃了内在的魂魄。

（摘自《光明日报》2017年5月10日）

材料三：

    “我从2014年开始参与《中国汉字听写大会》，去年明显感觉到关注这一节目的人越来越多——学生、老师和孩子们身后的家长，这成为了一个全社会广泛参与的活动。”张一清说，要想在某一领域取得一项突出的成绩，必得有广泛的参与群体作为支撑，现在，《听写大会》就具备这个条件。“报名参与节目的孩子越来越多，经过选拔后的水平也在逐年提升。各地的活动都在贯彻这样一种精神：参与不仅仅是为了最后获得一个名次，还是因为学生喜欢汉字，愿意了解汉字背后的中华文化，进而了解我们的历史。”

    读书对张一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也希望更多的人能静下心来体味阅读。“因为工作和生活节奏的变化，阅读越来越趋向于碎片化。人们只能从手机等移动终端上抽时间看一点儿。时间是碎片的，所以读的东西也往往是碎片的。但是，碎片的东西只能作为休闲和娱乐。如果要通过读书丰富和充实自己，还是应该有一个安静的环境、不受打扰的时间段去读整本的书，真正享受阅读的过程。”某一次出差去厦门时，张一清遇到一个民间的读书会，大家定期约见，交流阅读所思所得，这个发现让他十分欣喜。在他看来，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公众对于阅读的热情不减。“现在出版的书太多，需要这样的组织和个人起到引领的作用。”

（选自《张一清：探寻汉字文化基因》有删改）

材料一：

    数据统计显示，全世界垃圾年均增长速度为8.42%，而中国垃圾增长速度超过了10%。中国城市生活垃圾累积堆存量已达70亿吨。目前，全国已有2/3的大中城市陷入垃圾包围之中，且有1/4的城市已没有合适场所堆放垃圾。

    国内外广泛采用的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方式主要有卫生填埋、焚烧发电等。其中，继传统的卫生填埋之后，考虑到垃圾增量、土地资源紧张、循环利用等因素，不少国家开始加大焚烧发电的规划。从20世纪70年代起，一些发达国家便着手通过焚烧垃圾来发电。据统计，目前日本、丹麦、瑞士等国家的生活垃圾焚烧率达到70%—80%。

    受技术和工艺制约，焚烧垃圾发电时产生的有毒废气如果得不到有效处理，将严重威胁居民生命健康，这也是居民担忧并导致焚烧厂建设受阻的原因。另外，垃圾发电原理是将纸张、塑料、菜叶等生活垃圾经过分拣、干燥等工序处理后，进行高温焚烧，将焚烧中产生的热能转化为高温蒸汽，推动汽轮发电机发电，发电所需助燃物量大。世界上采用垃圾焚烧的城市中约有一半城市没有做到垃圾完全分类。

    给垃圾分类是解决垃圾问题的有效手段，也是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的通行做法。在我国，垃圾分类仍然存在很大困难。一方面，巨型垃圾场内建筑垃圾与生活垃圾混倒，没有进行必要的分类，使垃圾处理难度加大；另一方面，民间自发的拾荒大军，虽在一定程度上变废品为资源，但大多是无照经营，缺乏规范和检验，使垃圾在捡拾、收集、运输、加工过程中造成严重的二次污染。

（取材于霍文琦《直击城市垃圾之困》）

材料二：

    构成“传统垃圾”的物质大多是大自然在自身的漫长演化中产生出来的，来于自然，也容易回到自然，所以传统垃圾即使存在问题，也是局部的、缓慢的；构成现代垃圾的物质则大多是人类在生产生活中制造出来的，这些物质在自然界缺少与之对应的微生物，难以降解。因而，垃圾问题以及与之相关的污染问题、环境问题、生态问题，是科技广泛应用的结果。

    近年来，垃圾问题全面爆发，频频成为新闻头条，这表明工业文明的惯性过于强大。及时转向生态文明，人类文明或许才能得以延续。生态文明不可能是工业文明的简单延续，而应该是超越工业文明的一种新的文明形态。生态文明的建设要具备两个前提：一是要对工业文明进行全面批判，二是要从各个传统文明中汲取滋养。很多非政府环境组织成员联合成立了国际性的“零废弃联盟”，在全球范围内推广“零废弃”理念，以减少垃圾的产生。

（取材于田松《在生态文明形态下解决垃圾痼疾》）

材料三：

    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起，发达国家为提高综合经济效益、避免环境污染，以生态理念为基础，重新规划产业发展，提出了新型的循环经济发展思路。垃圾中的大多数成分是可以利用的资源，分开就是资源，混合就是垃圾。垃圾减量化的目标应放在综合利用上：即先把垃圾分类，再将不同类别的垃圾利用起来，形成再生资源。当前严峻的环境危机迫使人们对垃圾处理展开一场更加深入的绿色革命。用循环经济的思维对垃圾进行综合利用，使垃圾资源化，生产再生产品，才是垃圾处理的必然趋势。

    垃圾危机也可变成商机。据有关报道，德国一些企业能提供从收集、运输到再利用的服务，营业额丰厚；瑞士环保产业拥有欧洲最先进和最高效的垃圾再循环处理系统，进口国外的垃圾，经回收处理后，赚取高额回报。这让我们看到垃圾处理的一线曙光。

（取材于赵章元《用循环经济思维处理垃圾》）

材料一：2011年1月1日8点整，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正式开播，信号覆盖全球。作为中国第一个国家级的专业纪录片频道，也是第一个从开播之始就面向全球采用双语播出的频道，它向世人亮出了拥有人文精神的中国影像。中央纪录频道在内容编排上进行了详细的规划，主要呈现了四大主体内容，六大主题时段的播出特点，以期达到规模化的播出效应。央视纪录频道同时采用国际纪录片频道的进行方式，淡化栏目概念，强化大时段编排，以主题化、系列化和播出季的方式，提升自身的影响力和美誉度。

（摘取自杨玉洁等《真实聚焦：2010~2011中国纪录片频道运营和纪录片产业发展记录》）

材料二：

2011年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71个大中城市的观众构成和集中度

（资料来源于中国广视索福瑞媒介研究）

注：群众构成反映的是收视人群的构成，回答了“谁在看频道”的问题，集中度是目标群众收视率与总体群众收视率的比值，表示的是目标群众相对于总体群众的收视集中程度，能够回答“谁更喜欢收看这个频道”的问题：集中度的比值大于100%，表示该类目标群众的收视倾向高于平均水平。

材料三：在制播运营模式方面，央视纪录频道实行的是频道化运营模式。央视是纪录片的主要制作基地，制作出的精品节目数量众多。当然，频道化运营模式也有其自身的劣势，劣势在于频道可以调动的资源非常有限，其融资渠道、产品设计、人财物资源调度都会受到种种限制。央视纪录频道目前正积极推进制播分离模式，节目制作以社会招标、联合制作、购买作为主要方式，并辅以自制精品，为建立较为健全的制作管理模式做好准备。

（摘编自张同道等《2011年中国纪录片频道发展报告（下）》）

材料四：总部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家地理频道是一个全球性的付费有线电视网，目前，国家地理频道已经以34种语言转播至全球166个国家和地区逾2亿9千万用户，作为一个纯纪录片频道能够取得如此卓越的成就，除了高质量，高观赏性的节目内容之外，与其频道自身的制播运营模式是分不开的，其制播运营模式如下：有线电视系统是在地方政府的批准下由有线电视系统运营商投资建立的，有线电视系统直接面向订户收取费用，有线电视系统运营商是指拥有运营有线电视系统的企业实体，有线电视节目提供商为有线电视系统运营商提供节目，具体到国家地理频道而言，美国国家地理电视公司以及其他渠道承担提供片源的任务，国家地理频道承担的是节目制作等任务，即让来自国家地理电视公司等渠道的单个的片源变成有机结合的整体，适于在电视上播放；康卡斯特电信公司作为有线电视系统运营商，则承担把电视信号才传送到千家万户的电视机上的技术性播出任务。

（摘编自楚慧萍《多元延伸，有机互动——美国国家地理频道运营模式初探》）

    材料一：

    近年来，我国电影产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电影市场空前活跃，电影票房总收入增长迅速。

    国内电影票房收入情况及预测

    我国电影基础设施建设也突飞猛进。截至2016年底，全国共有电影银幕数量41179 块，是2012年的2.14倍，使我国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电影银幕拥有量最高的国家。

    (摘编自《中国电影产业正在升级换代 市场走向规范发展》)

    材料二：

    “十二五”时期是包括电影产业在内的文化产业发展最好的时期。2016年中国的文化消费进入一个攀升阶段，消费需求由模仿型向个性化多元化消费转型。资本市场非常活跃，为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2014年、2015年资本市场关注最多的领域就是影视传媒、游戏动漫、教育培训等。文化产业特别是电影产业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当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文化产业法制化步伐在加快。可以说，中国的文化管理正在经历着由行政管理为主向依法管理为主转型，这个转变对未来的文化产业的发展会产生深刻的影响。

    （摘编自祁述裕《重视电影产业供给侧改革》)

    材料三：

    和高速增长的前几年相比，2016年电影行业除了增幅等数字上的变化之外，也没有出现“爆款"的国产电影，曾经被捧上天的IP改编影片，经历了从高空跌落至尘埃的过程。

    电影制片人安晓芬认为这与“创作大小年”相关：“一部好的作品，最快需要两三年的开发、沉淀和培育，才能制作上市。”业内人士还认为，这是电商票补退潮后的市场容量的真实展现。去年正值各大电商建立票务平台的旺季，9.9元烧钱式票补带动了电影消费。到了今年，电商票务平台格局已定，票价恢复到了正常的40多元。一些习惯了 9.9元的电影观众，在选择电影时就会更加谨慎。

    （摘编自《2016 中国电影行业高增长时代终结 缺乏爆款 IP 崩盘》）

    材料四：

    《湄公河行动》《战狼 2》这些传播正能量、体现中国精神和中华优秀文化的国产优秀影片反映了我国电影创作的提升和进步，也反映出我国电影正在形成“多样化、多品种、多类型"的创作格局。中国电影家协会秘书长饶曙光还认为，“中国电影不仅要满足观影人群差异化、多样化的消费需求，还应与中国观众建立更加紧密、良性互动的关系。”优质的作品创作离不开优质人才的培养。在国家多种措施的推动下，我国电影行业培养出了一大批新导演、新编剧、新演员、新制片人。这些新鲜的面孔，不断为行业注入生机与活力，推动国家电影事业的日新月异。

    为规范电影产业发展和市场秩序，今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正式实施， 该法案对电影产业化改革的实践经验进行了总结与提炼，并以法律的形式为未来发展提供了顶层设计和路径规划，意味着我国电影将在更加规范化、法治化的环境中迎来新的机遇。

（摘编自《中国电影产业正在升级换代 市场走向规范发展》)

材料一

    疫病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可以追溯到世界上最早的英雄史诗当中。有研究表明，书中提到的一部分灾难，从所描述的特征或影响来看，应该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由有害细菌和病毒等病原微生物的传播而导致的疫病。

    根据研究，大约从公元前 500 年开始，因病原微生物而起的疫病，就开始影响到欧洲文明的发展进程。而 1347-1353 年间在欧洲流行的黑死病，更是欧洲历史上最具毁灭性的疫病，它的爆发竟然使欧洲人口减少了将近三分之一。当时，民众的恐慌情绪急剧增长， 以至于要用相当长的时间，才能抚平与此相关的痛苦记忆。由于大量人口死亡、劳动力分布严重不均，社会结构开始出现变化，农奴从此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自由劳动者。应该说， 黑死病、麻风病等疫病从多方面影响了欧洲社会和中世纪的西方文明。

    如果说欧亚之间的疫病传播最初还受到距离限制的话，那么当历史进入到欧洲向外扩张的殖民主义时期，病原微生物才真正开始了全球传播的旅程。1519 年，西班牙人试图征服位于美洲的阿兹特克帝国。阿兹特克人最初抵挡住了西班牙人的攻势，但战争形势随着感染过天花病毒的西班牙人的到来而发生改变。不久，肆虐的天花就杀死了阿兹特克帝国的大量人口，这也成为阿兹特克文明灭亡的重要原因。

    当然，在与肆虐的疫病作斗争的过程中，人类的医学事业也在不断进步。16 世纪解剖学的发展，17 世纪生理学的进步，18 世纪病理解剖学的创立，加上 19 世纪细胞学、细菌学等学科的建树，以及 20 世纪初临床医学的巨大飞跃，共同成就了现代医学。而现代医学发展、科学技术进步以及政府职能改善等因素，共同推动了卫生防疫工作在全球的普遍开展。可以说，人类正在以不懈的努力和执着的追求捍卫着自身的安全与幸福。

（取材于张大庆等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