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科幻文学推动创新

刘慈欣

    对国内大众而言，科幻文学在许多年里都是一个陌生事物。它属于类型文学，受众很少，部分作品还带有一定的专业门槛。但过去的一年里，媒体大范围地报道，把科幻文学推到了聚光灯下，有更多人开始关注这个由来已久的“新”现象。那么，什么是科幻？

    在内容题材和表现形式上，科幻文学和主流文学是存在差异的。主流文学一般而言更加关注现实和历史，而科幻文学关注的是未来。所以在文学手法上，科幻更多的不是去反映、隐喻或批判现实，而是把作家的思考投射到未来。此外，在读者群上，主流文学背靠学院正统，在其身后存在一个庞大而悠久的评价体系。相比之下，科幻文学则更依赖于市场和读者的肯定。

    在科幻界还有一种说法，即“科幻是最大的一种现实主义”。因为所谓“未来”，正是必将到来的“现实”，是现实在靠前的时间轴线上的投影。科幻文学同样可以带入问题意识，去探讨主流文学正在涉及或未曾涉及的领域，并通过在时空上拉开距离形成陌生化的效应。

    其实科幻文学也和中国梦产生了莫大关联。有人认为，科幻是唯一可以直接描写出中国梦的文学题材﹣﹣因为其他文学类型都只能聚焦于未完成的当下，科幻小说却可以直接描摹出中国梦成为现实的绚烂图景。在这种意义上讲，科幻文学的确是一种最具现代感和现实性的文学类型。

    不仅主流文学，任何文学类型的创作都要求作家足够洞悉世界、生活和人本身，科幻也不例外。但对于科幻文学，只深入生活是不够的，还需要作家了解科技前沿，寄托思考和想象，尤其要发挥创新能力。我认为，科幻文学是创新意识最强的一种文体。科幻文学的兴盛，将会对建设创新型国家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科幻是一种让想象力得到驰骋与磨砺的文学体裁，无论创作还是阅读，都是对想象力的锻炼。而它与科技的内在关系，也使我们能够重新审视科技在当代社会的地位。自然，科幻文学并不能直接授人以科学知识，但它通过对想象世界的描写和对科技社会的预言，足以激活我们的创造力，也激发出指向科技领域的强烈兴趣。事实上，有许多最终走上研究之路的科学家，都曾经受到过科幻文学的影响。

    技术旨在提高生活水平，而科学的使命却是更深刻地认识自然规律。比如最近引发热议的“引力波”，在未来相当长时间内，可能都无法直接作用于现实，但是这项发现却开启了认知未知世界的一扇天窗。也许有人怀疑，人类为何要去仰望那遥不可及的星空？其实，许多当下看似无用的知识，从拉长了的时间维度去看，可能都会意义非凡。在我看来，朝向未知世界的探索和拓展，不仅足以开阔眼界，更能涤荡心灵，使我们洞察到人类文明演进的本质所在。

（有删减）

吴三钱

马犇

    吴鞠通是中医学界避不开的代表性人物，就像曹雪芹不会从文学史中消失一样。当淮城人得知吴氏在京城医界声名鹊起时，很多淮城人入了学习中医的大潮。

    尤其是孩童，多朝读儒经、暮诵医典，淮城代有名医出，均承继吴氏的理论和医术，该群体史称“山阳医派”。

    吴三钱是吴鞠通的后人，他没去京城，甚至从未离开淮城一步，一生救死扶伤。医铺总要有堂号，先人的堂号叫问心堂，问心堂早已毁于兵燹，有人建议吴三钱恢复问心堂，吴三钱婉拒。他为人谦逊，为避免问诊有误砸了先人的牌子，遂另立医铺，名之养心堂。

    一字之差，其志尽显，他是要尽己所能，养护好自己和病患的心，养护好先人传下来的医术与医道。

    吴三钱擅长食疗，或单取食材当药，或将食材配上中药为方。止咳，多数人用冰糖雪梨，吴三钱有他方，他会让病人将一个鸡蛋打在瓷碗里，放入数粒冰糖，不搅拌，上锅蒸至固状，吃上两至三次，白天夜里，咳声全无。

    夏季，淮水泛滥，城区内涝稀松平常，大水过后多有疫情。有一年，水势太大，很多民房被淹，疫情肆虐，东门、南门、西门、北门，皆有人撒手人寰。直觉使然，吴三钱背起药箱，领着徒弟们，自西到南，再由东向北，绕城一圈，一路上救活很多危重病患，连续数夜没睡一个完整觉，吴三钱的鞋、裤脚破了，腿脚也烂了，脚指甲掉了几个。

    他被徒弟们抬回养心堂，徒弟们替他继续走街串巷，妙手回春。一日，有个病人，任凭徒弟们怎么使药，也不见其效，病者似已昏死，家人已经备好寿衣、棺材等丧葬用品。病者家早年对吴家多有恩惠，徒弟们刚入养心堂就听师傅郑重其事地说过，他们一来不敢怠慢，二来“不试不罢休”，果断将病者抬至养心堂。

    吴三钱一瘸一拐地走到病者面前，强睁起极度困倦的双眼，继而闭目思之，拿起毛笔，蘸了蘸墨，颤抖地写好药方。徒弟按方抓药，药量精确到钱。堂有堂规，疫病期间，无论何人求医，分文不收。病者家属刚欲下跪，吴三钱用尽全身的气力示意他们赶紧回去。

    三天后，病者可下地干活，与常人无二，他做了块称赞吴三钱医术的匾，领着全家送至养心堂。四邻围过来看热闹，有几人自发拿出鼓和唢呐，配合送匾的人给吴三钱致谢。

    养心堂大门紧闭，仔细听，能听到后院有妇人、小子哭泣，大伙儿忙敲门，一个徒弟拉开门缝，探出脑袋，请大伙儿安静。原来吴三钱积劳成疾，已先走一步。送匾的人和众街坊大声哭号，欲将匾放在棺材旁，且集体为吴三钱守灵。

    徒弟们都出来了，他们坚决拒收致谢匾，并谢过街坊，央求他们回家。送匾的一家人大为不解，场面陷入僵局。就在此时，有个小徒弟与那康复的病者耳语，眨眼的工夫，这家人扛匾离去。

    他们照着小徒弟的指示，在自家户对内侧挪开一块青砖，砖下有封信，信中写道：“我知你此刻已痊愈，请莫谢我，因我开方有误，有一味药多写了三钱，虽结果无碍，但方子有错谬，此病并非我所医好的。致歉。”信笺上有血痕。正如小徒弟所述，信是吴三钱回光返照时所写。

    此事传遍淮城，吴三钱这个称呼是这时诞生的，淮城中医皆以其为楷模，淮城人每有病痛，多会想起这个响亮的名字。

    21世纪，社会发展之迅猛令我们应接不暇。在这样一个日新月异的背景下，学习文言是否有必要的问题却一直没有解决，而且这一问题在今天越加凸显出来。很多人并不否认学习文言对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意义，但认为只要培养少数专业人员，让他们去整理、翻译、介绍文言典籍就可以了，在任何事情都要讲“效益”“速成”的今天，学习文言得不偿失。

    其实，文言不是已经“死亡”了的语言，而是从台前隐退到了幕后，或者说它是改头换面，戴了现代面具而隐身其后；或者说它是体匿而性存。而且文言是现代汉语的源头，语言的更新发展是无法脱离母体、阻断泉源的。“总而言之”“闻过则喜”“反之”“上善若水，厚德载物”等，这些文言的词汇、语法、典故、成语还活在我们的现代汉语中。

    中国近三千年的典籍，都是用文言写成的。在这些典籍的滋养下，我们的民族文化、民族精神、思维方式，审美习惯得以形成，我们的面颊上深深刻印上了“中国”的印记。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其文明一直延续没有断绝的就是中华文明，它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文言功不可没。文言跨越时间、空间，具有相对的规范性和凝固性，使地域辽阔、方言差异巨大、民族众多的中华大家庭薪火相传，代代不绝。文言以它无尽的表达手段和方式，让古人贴切入微地表达了他们希望表达的一切，几乎达到了无不尽意的地步。它的短小、凝练、意博、理奥、趣深，都是白话文望尘莫及的。文言是现代汉语的府库。一个人拥有深厚的文言修养就可以使他的现代白话凝练、纯熟。毛泽东、鲁迅、周作人、胡适、朱自清等一批大家的白话文成就就是最好的说明。没有文言，现代汉语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信息时代，我们所缺失的不是科学知识、专业技能，而是传统文化、人文精神。文言的学习恰是医治现代社会人文精神、传统文化缺失症的良药。中小学阶段是一个人记忆的黄金时期，借鉴我国古代熟读精思之方法，大量积累，二百篇经典文言烂熟于心，由易到难，由少而多，循序渐进，不仅能得到民族文化的滋养，得到审美的陶冶，奠定人文精神的底色，而且可以提升现代汉语的表达水平，获得文言阅读的能力。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呢？看似耗时多，效率低，实则事半功倍！而错过了诵读记忆的最佳时期，就将事倍功半，到那时文言的学习就真的会“时不我待”了！

有志者（节选）

茅盾

    睁开眼来，两片嘴唇轻轻一松，就有一个烟圈儿从他嘴边腾起，摇摇摆摆去了一段路，然后停住，好像不知道上前好呢转弯好，得站住了转一转念头，这当儿，那圈子一点一点扩大，那烟色也一点一点变淡起来，大到不能再大，淡到不能再淡，烟圈子也就没有。

    他有点失望。这当儿，他夫人的脚步声从房门外来了，决不会错。老是像拖着鞋皮——拖噜拖噜。他一听见就会头痛。他会立刻想象到自己的脑髓摊平了成为地板，而他夫人的鞋底——拖过！而且，他好像已经是地板了，他看得见夫人鞋底粘着的煤屑、鱼鳞、青菜梗。他两手捧住了脑袋，睁圆着一对恨极了的眼睛。

    “又是我打搅你了。”夫人是一目了然的，“可是，你看，阿大撒了我一身尿，不换件衣服怎么成？”

    他苦笑。夫人进来总是有理由的。然而，他讨厌他夫人屡屡进来，也是有理由的：他不趁这暑假的期间写成一篇“创作”，难道等开了学一星期二十小时的课，百来本作文簿那时倒写得成么？难道因为阿大会撒尿，夫人要换衣，他就活生生“牺牲”了稳可以到手的“创作家”的头衔么？不成的！那怎么对得起他自己呢！——他的“人生经验”，他的“天才”，他的五年来朝思暮想的一鸣惊人的大抱负大计划！五年前他毕业的当儿，不是早已在师长和同学面前——简直是在全世界面前，宣言他要精心结构“创”一部“作”么？已经蹉跎了五年了呀！不成的！那个——简直不成话！

    他无可奈何地往床上一躺，叹口气，喃喃地说：“哎，总得有个书房——书房；没有书房，产生不出——哎，伟大的——”

    他没有说完全，就觉得喉咙头梗住了。阿大要撒尿，夫人要换衣服，当真比他的“事业” 还重要么？笑话！

    过了几天，他居然独个人住到庙里去了。

    第一天是要布置出一个适宜于“创作”的书房来，一眨眼便已经天暗。自觉得“灵感”还没来，就上床睡觉。他有梦。当然是“创作”成功的梦。他从梦中笑醒了。他揉了揉眼睛，把小指头放到嘴里轻轻咬一下。不错，他感觉得痛，他不是在梦中。“品一会儿茗提提神是好的，”然而因为茶，他就联想到咖啡。对了，咖啡是不可少的。不是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全仗了二万几千杯咖啡？

    “怎么从前就忘记了呢！天大的损失！不然，我的杰作早已产生了，何待今日！”

    夫人将他指定要的黑咖啡买好寄了来时，已经是他在庙里的第四个黄昏。三天来他原稿纸撕掉过十几张，但是摊在书桌上的原稿纸依然只标着一个大大的“一”字。这怪得他么！夫人还没把黑咖啡寄来呢！这个责任自然是夫人负的！

    然而现在黑咖啡终于寄到了，他的脑细胞又立刻下了全部紧急动员令。那一晚，他开了第一次的夜工。

    似乎黑咖啡当真有点魔力的。他坐在原稿纸前面不到十分钟，便觉得文思汹涌，仿佛那未来的“杰作”的全部结构蓦地耸现在他脑子里；“哈，原来早已成熟了在那里！”——他夹忙中还能自己评赞了一句。他像大将出阵似的捋起袖子，提起笔来，就准备把那“原来早已成熟了的”移到纸上去。他奋笔写了一行。核桃大的字！然而脑袋里“早已成熟了的”东西忽然逃走！

    于是他不能不捧着脑袋了，不能不搁笔了。约莫又是十分钟。他脑子里的“杰作”的形体渐渐又显形。他眼睛里闪着光芒，再奋起他的自来水笔，又是核桃大的字，然而，不到半行，猛可地腿上来了一锥，他反射作用地拍的一下，半手掌的红血！就在这当儿，脑子里的东西就又逃走。现在他觉到占有这书房的，不是他而是蚊子。无数的蚊子，呐喊着向他进攻。他轻轻叹一口气站起身来，看看原稿纸，还是第一张，十来行核桃大的字；看看地上，香烟屁股像窗外天空的星！

    很委屈地躺在床上的时候，十分可惜那第一杯黑咖啡召来的第一次“灵感”没有全数留住。“怪不得人家说汉字应当废除呢！要不是为的笔画太多，耽搁了工夫，我那第一次的想像岂不是全可以移在纸上么？——至少是大部！”

    “听说西洋的大文章，从来不作兴自己动笔的；他们有女打字。他们拿着咖啡杯，一面想，一面口说，女打字就嚓嚓地打在纸上。那自然灵感逃不走！”他一面搔着腿上背上的蚊虫疤，一面这么想着，觉得有点悲哀了。

    他诅咒又诅咒，终于在诅咒中睡去了。

（有删改）

中国文学的集体认同着眼于考察集体性文学观念。若说研究个体文学理论是求异，研究集体认同则是求同。集体认同不是代表个别人，而是大多数人包括社会各阶层的观念，是一个时代甚至一种文化的集体特质。“认同”是中国文学集体认同命题的一个关键词。中国古代有相当一部分文学批评并不以系统理论形态出现，一些不同时代、不同人物在不同场合重复的话题、习语，所反映的不是个人或某一时段的观点，而是一种历代积淀的集体意识。认同形式是与理论形态相对而言的，两者虽无法截然分开，但又有明显差异。如果说理论是理性的，那么认同则是感性的。认同往往是一种话题，表达或清晰或含混的感觉或观念。

集体认同不是从事实中推导出来的，而是对众多事实所作的有倾向性的选择。选择的可能是事实，不过是选择者所喜欢的部分事实。有些集体认同甚至可以改写历史与事实。简言之，中国文学的集体认同要表达的并非事实，不是这样推理，也可能没有体系性、理论性。它表达的是中国人所宗奉和追求的文学信仰，是中国古人大致相同的认识与评价，是集体的文化记忆。

“认同”不是事实判断，而是价值判断。所以，对于中国古代的集体认同，更重要的是把它们放到当时的文化语境里去理解，而非简单判断其真假对错。举例而言，“诗能穷人”与“诗能达人”，“穷而后工”与“达而后工”在中国古代是同时存在、各有事实依据的诗学论题，都具有真实性与合理性，但在长期的诗学接受史上，多数人还是选择“诗能穷人”“穷而后工”之说，而相对立的表达则被渐渐遗忘或遮蔽。对于“诗能穷人”与“诗能达人”，“穷而后工”与“达而后工”的选择与接受，是一种基于传统诗学观念与价值判断之上的集体认同。韩愈有“不平则鸣”说，后人往往以“不平”为处于逆境或不公平待遇，其实不平所指甚广。钱钟书说过：“韩愈的‘不平’和‘牢骚不平’并不相等，它不但指愤郁，也包括欢乐在内。”“不平则鸣”是指处于不平常、不平静之境，总会出现一些“善鸣”的人。但历来对于“不平则鸣”往往是一种有所偏重的接受，即倾向把“不平”理解为不公平或逆境。这种选择性的接受是一种集体认同。它与倾向于选择“穷而后工”“诗能穷人”的认同是出于相同的集体心理，都认为好作品是反映悲苦生活的，而写作者则应经过困苦和磨难才能成为杰出诗人。这些当然也是事实，但只是部分事实。这种集体认同，反映出中国古人对诗歌与诗人的集体理想，对诗人的想象与期待及对诗歌的价值判断：诗是一种承载苦难、超越功利的高尚的精神寄托。

在古代中国，“诗人”是一个被赋予悲剧色彩的崇高名称，它必须面对苦难和命运的挑战，承受生活与心灵的双重痛苦，须有所担当和牺牲。这正是基于中国古人对于诗人的集体认同而建构的诗人的“宿命”，其本质正是古人对于文学使命的一种积极期待。集体认同包括“反向认同”，即在批评某事物背后寄寓其正面理想。对于文人的贬责也是中国文学集体“反向认同”的典例。在中国古代语境中，“诗人”与“文人”既有关联又有差别。“诗人”往往带有悲剧性，受到同情和尊重，而“文人”则普遍受到贬责和卑视。诸如“文人无行”“文人相轻”等就是这类代代相传的集体话语。文人自身也对“文人”持否定态度，南朝范晔“常耻作文士”，而且也“无意于文名”。但古代也有很多为“文人”辩护的情况。如刘勰就对“文人无行”之说予以反驳。宋人祝穆（古今事文类聚》既列“文人相轻”之目，又列“文人相推”之典。但在长期的接受过程中，对文人群体污名化的倾向邦公到中国古人的替语认间，甚至成为至今流行的成语俗话。在“文人”话题中所表现出的焦虑，誉威了古人的社会价值观与文学价值观。所有对文人的批评或文人的自我否定都是基于一个参照系，一个隐在的标准和理想。古代文人是从早期士人发展、分化而来的，“士”在古代是一个有崇高意义的词语。孔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所以传统“士人”就是“文人”的参照系，古人以士人为理想人格，用士人的标准来衡量文人和作出自我期许。但古人对于文人及其文章的批评并非仅是世俗的蔑视，其实还包含对文人应该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崇高人格的期待，以及对文人积极用世、对文章经世致用的期待。古人对于文人的批判其实是出于理想而对文人表达一种期待和文人对于建功立业的自我期待，这是一种将殊的“反向认同”。

集体认同是对诸多事实的选择与取舍，集体认同所表达的，并非真实的历史事实，不是统计学上的真实，而是一种对于“诗人”与“文人”的期待，表达的是一种文学信仰与理想。

（摘编自吴承学《中国文学的集体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