塾师老汪

    老汪在开封上过七年学，也算有学问了。老汪瘦，留个分头，穿上长衫，像个读书人；但老汪嘴笨，又有些结巴，并不适合教书。也许他肚子里有东西，但像茶壶里煮饺子，倒不出来。头几年教私塾，每到一家，教不到三个月，就被人辞退了。

    人问：“老汪，你有学问吗？”

    老汪红着脸：“拿纸笔来，我给你做一篇述论。”

    人：“有，咋说不出来呢？”

    老汪叹息：“我跟你说不清楚，躁人之辞多，吉人之辞寡。”

    但不管辞之多寡，学堂上，《论语》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一句，哪有翻来覆去讲十天还讲不清楚的道理？自己讲不清楚，动不动还跟学生急：“啥叫朽木不可雕呢？圣人指的就是你们。”

    四处流落七八年，老汪终于在镇上落下了脚。

    老汪的私塾，设在东家老范的牛屋。老汪亲题了一块匾，“种桃书屋”，挂在牛屋的门楣上。老范自家设私整，允许别家孩子来随听，不用交束脩，自带干粮就行了。十里八乡，便有许多孩子来随听。由于老汪讲文讲不清楚，徒儿们十有八个与他作对，何况十有八个本也没想听学，只是借此躲开家中活计，图个安逸罢了。但老汪是个认真的人， 便平添了许多烦恼，往往讲着讲着就不讲了，说：“我讲你们也不懂。”

    如讲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徒儿们以为远道来了朋友，孔子高兴，而老汪说高兴个啥呀。恰恰是圣人伤了心。如果身边有朋友。心里的话都说完了，远道来个人，不是添堵吗？恰恰是身边没朋友，才把这个远道来的人当朋友呢；这个远道来的人，是不是朋友，还两说着呢；只不过借着这话儿，拐着弯骂人罢了。徒儿们都说孔子不是东西。老汪一个人伤心地流下了眼泪。

    老汪教学之余，有个癖好，每月两次，阴历十五和三十，中午时分，爱一个人四处乱走。拽开大步，一路走去，见人也不打招呼。有时顺着大路，有时在野地里。夏天走出一头汗，冬天也走出一头汗。大家一开始觉得他是乱走，但月月如此，年年如此，也就不是乱走了。十五或三十，偶尔刮大风下大雨不能走了，老汪会被憋得满头青筋。一天中午，东家老范从各村起租子回来，老汪身披褂子正要出门。两人在门口碰上了。老范想起今天是阴历十五，便拦住老汪问：“老汪，这一年一年的，到底走个啥呢？”

    老汪：“东家，没法给你说，说也说不清。”

    这年端午节，老范招待老注吃饭，吃着吃着，又说到走上。老汪喝多了，趴到桌角上哭着说：“总想一个人。半个月积得憋得慌，走走散散，也就好了。”

    这下老范明白了：“怕不是你爹吧，当年供你上学不容易。”

    老汪哭着摇头：“不会是他。”

    老范：“如果是活着的人，想谁，找谁一趟不就完了？”

    老汪摇头：“找不得，找不得，当年就是因为个找，我差点丢了命。”

    老范心里一惊，不再问了，只是说：“大中午的，野地里不干净，别碰着无常。”

    老汪摇头：“缘溪行，忘路之远近。”

    又说：“碰到无常也不怕，他要让我走，我就跟他走了。”

    老汪的老婆叫银瓶，银瓶不识字，但跟老汪一起张罗私塾，老汪嘴笨，银瓶嘴却能说，但她说的不是学堂的事，尽是些东邻西舍的闲话，嘴像刮风似的，想起什么说什么。人劝老汪：“老汪，你是有学问的人，你老婆那个嘴，你也劝劝。”

    老汪一声叹息：“一个人说正经话，说得不对可以劝他；一个人胡言乱语，何劝之有？”

    银瓶除了嘴能说，还爱占人便宜，不占便宜就觉得吃亏。逛一趟集市，买人几棵葱。非拿人两头蒜；买人二尺布，非搭两绺线，夏秋两季，爱到地里拾庄稼，碰到谁家还没收的庄稼，也顺手牵羊捋上两把，从学堂出南门离东家老范的地亩最近，所以捋拿老范的庄稼最多。一次老范到后院牲口棚看牲口，管家老季跟了过来：“东家，把老汪辞了吧。”

    老范：“为啥？”

    老季：“老汪教书，娃儿们都听不懂。”

    老范：“不懂才教，懂还教个啥？”

    老季：“不为老汪。”

    老范：“为啥？”

    老季：“为他老婆，爱偷庄稼，是个贼。”

    老范挥择手：“娘们儿家。”

    又说：“贼就贼吧，我五十顷地，还养不起一个贼？”

    这话被喂牲口的老宋听到了。老宋也有一个娃跟着老汪学《论语》，老宋便把这话又学给了老汪。没想到老汪潸然泪下：“啥叫有朋自远方来？这就叫有朋自远方来。”

（选自刘震云 《一句顶一万句》有删改）

遗失的寒冷

张亚凌

    三十年前，站在宿舍门口，看着萌发出新芽儿的柳枝映在斑斑驳驳的土墙上的影子，我一边感慨着“春天总算来了”，一边告诉自己：在以后所有的冬天，你再也不会有寒冷的感觉了。

    一晃，三十年过去了，今天的我才尝试着触摸那段遗失寒冷的岁月。

    那一年，我升入初中，必须在学校住宿。褥子被子一捆，和一大布袋子红薯、糜面馍馍、玉米糕绑在一起，母亲帮我拎起来搭在肩上。背上是褥子被子，胸前是一个大布袋子，后面重前面轻，我都有些把持不住自己的身子。母亲只是交代了句“不要贪吃好的，一顿蒸上两个红薯一个糜面馍或玉米糕就行了”。

    走一走歇一歇，到了学校。宿舍是一面窄窄的空荡荡的窑洞，我们直接在地上铺铺盖。

    别人都是先在地上铺一个厚厚的草垫子，上面再铺个毡子毯子什么的，接下来才铺上褥子，褥子上面还有个布单子，怕将褥子弄脏了。我呢，只带了褥子和被子，压根就没有其他东西可以铺在地上。于是我就满学校找来了一些废纸片，铺在地上，才开始铺褥子。结果是：我的床铺比两边同学的低下来一截，她们都觉得我不应该夹在中间。于是，我就自觉地挪到了最边上——门口的墙下。

    我的褥子几乎是直接挨着地面的，很潮湿。只要有一丁点太阳的影子，我都会迫不及待地将褥子抱出去晾晒。我现在特别喜欢冬天的太阳，甚至会深情地看上半天，恐怕就源于那个寒冷的冬天我对太阳的感激吧？那时在别人眼里，我或许是个很可笑的女孩，跑到学校似乎就是为了等太阳出来晒褥子。

    冬天天冷，夜又长，起夜的学生就多。门一拉一合，冷风就直吹过来。抗击了半天寒冷好不容易入睡的我，常常又被寒风刺醒。为了应对寒冷跟风的袭击，我睡觉不再脱衣服且蒙住了头。

    我从没有向母亲提及此事，母亲看到我在家里睡觉的样子便有些想不通，曾给父亲说：“这娃书念的，成呆子了——炕中间烧得热乎乎的，她咋老蒙着头靠墙根睡？”

    是那夜夜寒风吹走了我的寒冷？

    记忆里，那年的冬天，下雪的日子经常有。我也清楚地记得当语文老师看着窗外纷飞的大雪吟诵“今冬麦盖三层被，来年枕着馒头睡”时，我的泪水悄然滑落。

    在我，下雪天是最最难熬的日子，包括雪后的一段时间。不仅仅是褥子会一直潮湿下去，更重要的是，我只有脚上一双布鞋，不像别的孩子，还有一双可以换着穿的鞋子或是能踩雨雪的黄胶鞋。教室、饭堂、厕所，跑上几趟，布鞋的鞋底就湿了，半天下来，就湿透了。我就满教室找别人扔的纸片，厚厚地铺在鞋里。一两节课下来，又湿透了。取出来扔掉，再找纸片，再铺进去，再应付一阵，如此反反复复。纸片也不是那么好找的，那时一个本子一毛钱，都是很节省地用。

    雪后若有太阳，在别人吃饭时，我就留在教室里。因为饿是可以忍受的，入骨的冰凉却是难以抵御的。等到教室里没人了，我就将凳子搬到外面，将鞋子脱下来，底朝上晒晒。我则盘腿坐在凳子上，搓揉着冰凉如石块的脚，让它暖和些。

    再后来，我有些开窍了：找到塑料袋，撕开，铺在鞋底，再铺上纸，就好多了，也不用不停地换纸。有一句话我信，那就是“许多智慧来自于人们对贫穷的应对”。

    更多的时候，是等着鞋子自己慢慢变干。我甚至一度固执地认为，是我自己的身体暖和了脚，脚再暖和着鞋子，直至吸干鞋里里外外所有的“水分”，鞋底才会变干。

    还是连续的雪天冻掉了我的寒冷？

    每个周三下午有一个半钟头的活动时间，我常常趁机跑回八里外的家里取下半周吃的东西。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下着大雪。

    雪大风猛，我是抄小路往家里赶的。有的地方雪没过了我的膝盖，很熟悉的小路也因大雪的覆盖变得陌生，以致我一脚踏下去摔进了雪里面——我把沟边当成了小路。从雪里爬出来，继续往回赶。我一推开房门，母亲愣住了，一个劲儿地说：“照一下镜子，看你成了啥样了，看你成了啥样了……”

    父亲赶忙倒了一碗热水让我暖和暖和。我伸手去接，明明接住了，碗却摔在了地上——我的手指冻僵了！我走到镜子跟前，眼泪一下子流了下来：被雪弄湿了的头发，再在风的猛刮下，直直地向上竖着！

    母亲拿着梳子赶过来给我收拾头发，才惊叫道“你的头发都结了冰”。我只说，赶紧给我装吃的，我不想迟到。背起装满干粮的布袋子，我又赶往学校。

    风还是那么猛，雪更大了。

    我也说不清为什么，至今想起那个下午，都会泪流不止，包括此刻。一个十三岁的小姑娘，从独自对抗过那场大雪后，她似乎再也没有畏惧过寒冷！接下来的两个冬天，似乎都一样，冬天再也没有变出什么新花样来折磨这个小姑娘。

    我也说不清为什么，至今想起那个下午，都会泪流不止，包括此刻。是那场大雪不客气地冻掉我那脆弱的寒冷？

我只知道：在三十年前，我，遗失了我的寒冷。

    (选自《读者》，有删改)

刘家兄弟

贾平凹

    贾家沟的泥水匠，最有名的是加力老汉。老汉如孔子一样，徒子七十二，徒孙三千。每年三月初三，是老汉的生日，徒子徒孙都要赶来，老汉设了酒席，然后各方徒子徒孙在门前场地里表演单砖砌墙，乱石拱墓，八磅大锤打大石齐楞见线。如此表演，连续几天几夜，合格者，师傅牵手入席，淘汰者，哪儿来的哪儿回去，所带寿礼分文不收，所设酒席，滴水不予。

    加力老汉，并不姓贾，也不是贾家沟的原籍。贾家沟的人记得，有一天村里来了母子三人，那妇人粗手大脚，面黑如漆，两个儿子都是一米七八个头，一身力气，这老大便是刘加力，老二叫刘加列。母子三人住在老爷庙时，给人打短工为生。因为都没有手艺，就只好打土坯，见天可打出一垒土坯，或是给人家扯大锯，两人粗的原木，一天解开六页木板。过了三年，刘加列吃不下苦，在四乡游手好闲起来，又染上赌博，输掉了家里的积存，寒冬腊月，一顶帽子都戴不上。他一身好膘，左眉中间断了两截，人称断刀眉，每每剥脱外衣，露出从脖子下一直长到肚脐窝的黑毛，蹲下身去，用屁股只一蹶，七八百斤的石磙碌碡就忽地立栽起来。然后便去向人讨钱，有五元的，有七元的，一分不少，若翻起脸来，断刀眉骤然飞动，扑过来常常抱住对方的大腿……慢慢乡里为恶，成了这一带害物。贾家沟曾酝酿过撵刘家出村，但谁也不敢领头，刘家就趁机买房，从此正正经经成为贾家沟的人家了。

    到了民国二十三年，本地方出了金狗、银狮、梅花鹿三个大土匪头子，这地面便一二十年里不得安宁，常在三更半夜，枪声一起，村人就携老扶幼，弃家而逃。加力母子也跑了几回，加列就烦了，说家里要粮没粮，要钱没钱，怕谁个怎的，就在一次跑贼中未走。没想那金狗领着土匪进村，抓住了加列要他入伙。过后加列对娘提说入伙之事，被娘一场臭骂，没敢去。后来有人给加力说媒，加列便向娘要媳妇，气得娘嘴脸乌青，吐过几次血。加力干涉，他竟扬着斧头要见个死活。从此便学起喝酒，越喝量越大，家里又没多余钱，就出门要投金狗，娘抱住不放苦苦哀求，说伤天害理之事万万干不得，加列便吼道：“不要我去，我要赌钱，你给我一百元吧，我要媳妇，你现在就给我娶一个！”娘便拿头来抵，他一闪身，娘撞在墙头，血流满面，他趁机就跑了。

    投了金狗，加列练出双手打枪，深得重用。先在南山跑了半年，抢了好多财宝，后来又因分赃不平，与金狗伤了和气，投奔了梅花鹿。一个半夜，他回到家里，将一包银元哗啦倒在床上，给娘和兄耀眼，加力一把抓着丢在门外，兄弟两人斗打起来，结果加力腿上挨了一枪，自此，兄弟成了冤家对头。

    为了替加列赎罪，加力母子在贾家沟沿门磕头。不久加力只身去河南拜师学艺，回来专为四乡八村盖房修舍，分文不取。他腿受枪伤后微瘸，用力不比前几年，但人极聪慧，为人和气，泥水手艺越做越好，深得村邻惜爱，慢慢远近人家就有送子拜师的，一年之内竟带了十六个徒弟。后来娶了一家做生意的女子，成全了家庭，几年后，生养了三男二女。加力一心忙在他的事业上，远近人家，都以加力盖房、拱墓为荣，加力的声誉一天一天远振开来。

    加列在外也混得人模狗样，在山阳县打死了一个有钱的镇长，便将那姨太太收作婆娘。这婆娘生得小巧，好日子过惯了，说话做事不知轻重，平日出门，加列在前她随后，右有护兵左有保镖，威风得厉害。第二年清明节时，那婆娘在贾家沟后四十里的石家坪打秋千，围看的人黑压压一片，那婆娘越发得意，不想一用劲，断了裤带，裤子溜了下来，加列在下顿时黑了脸，便一枪打去，那婆娘一跟头栽下来死了。

    贾家沟村前的河边，是陡峭的黑石大崖。早些年里，土匪才闹世，村人就在崖壁上凿石洞，洞口大如门，里边有一间房的，也有三间四间大房的。每每听说土匪来了，村人就将钱财物件，背上石洞。石洞外壁上凿有石窝子，斜栽上石碓、木桩，上洞时架木板为路，上一节，抽一节板，上至洞口，木板抽空，土匪就是赶到山下，也只有望洞兴叹。后来，金狗、银狮、梅花鹿等大土匪也在最陡处凿洞避身。没想，三股土匪相继闹翻，金狗、银狮联合攻打梅花鹿，梅花鹿携带家眷躲进石洞，整整三天三夜，河滩里往上打枪，石洞口往下打枪，结果石洞上打下一人，河滩里也躺了三具尸。金狗、银狮动起怒来，就在山下放火烧洞，烧了两天两夜，石洞里没粮没水了，加列在洞里反了戈，打死了梅花鹿一家大小，夜里自己从洞口拉一麻绳往下溜。溜到半崖，梅花鹿的小老婆并未打死，在上用刀斩断了麻绳，加列就掉进山下火堆，等刨出来，已成了盆子大一团黑炭。

    加列死于烈火，贾家沟连夜打火把、灯笼庆贺，加力母子也在庆贺人群中，放了一串鞭炮，一家三代将黑炭搬回。但是，当装在一口二斗瓮里埋掉时，全家却一片恸哭。加力在那里修了一碑，上刻“做人不做加列”六个大字。

（有删改）

新任务

罗广斌   杨广益

    第二天，一个女同志，按照约好的时间和接头暗号，来到成岗家里。这个女同志不到三十岁，中等身材，衣着朴素，蓝旗袍剪裁得很合身。她坐下来不慌不忙地告诉成岗：“我姓江，江雪琴……我的岁数比你大一点，你就叫我江姐吧。”成岗愉快地叫了一声，“江姐。”江姐温和地笑了。“你经常读市委的党刊——《进攻》吗？你对它有什么意见和建议？”“《进攻》？我读到第二十一期了，很好，没有意见。”成岗说着，心里浮现出一个长久以来就有的想法，就全部说了出来：“《新华日报》被迫停刊以后，厂里的工人都感到苦闷，他们渴望得到党的消息，得到解放战争的胜利消息。可是《进攻》是党内刊物，群众看不到，可不可以想办法，满足群众的需要？”

    “你的意见很对，”江姐点头说道：“市委早已考虑到了。为了把胜利的消息，及时告诉人民，决定出一种群众性的宣传刊物。刊物定名为《挺进报》，每周出版一期，着重报道解放战争的胜利消息，评介时局和宣传党的政策法令……可以发到可靠的积极分子手里。市委希望它成为团结、教育广大群众的一种有力的武器。”

    成岗眼睛里闪耀着兴奋的光采，忙问：“让我参加《挺进报》的工作吗？”“听许云峰同志说过，你对这样的工作，会感兴趣的，对吗？”江姐微笑着说，“你从前在学校的剧团里，爱搞布景、灯光之类的后台工作，现在要你搞的，又是后台工作，市委打算把秘密印刷所设在你这里。”

    “对，我这里挺合适。敌人轻易不会怀疑我这个当厂长的人。”成岗恳切地望着江姐：“工厂里的情况，你大概已经知道了，我这里比较安全。”

    “从今天起，你是《挺进报》的工作人员了。你负责印刷，每一期印好的《挺进报》，由我负责处理……”

    江姐不慌不忙地说着。从声音里，成岗觉得她和老许一样老练、成熟，他高兴地联想着：①“我们党内，不知有多少优秀的同志！”见面不过半个小时，成岗已经对这位平易近人的领导人产生了尊敬和无限信任。江姐的目光，仍然是那样的温和，她仿佛已经察觉这位年轻同志的心情，却没有去妨碍他，只稍微提高了声音，来引起他的注意。

    “成岗同志，你要知道：《挺进报》是市委的宣传刊物，发行以后，它对群众的影响很大，必然会引起敌人的注意。你一定要严格地遵守秘密工作原则，尽量减少和朋友们的来往，停止一切群众工作。否则，不仅你会遭到危险，而且还会给党带来重大的损失！”停了一下，江姐又进一步说：“今后，有些朋友，也许会因为你不参加社会活动而发生误解，但我相信，为了党的利益，你是不会计较这些的。”

    成岗默默地听着，感到这个新的工作，比担任老许的交通员更复杂，要求更严格，自己的责任也更大。②他咬着嘴唇，站起来，紧紧握住江姐的手 ， 严肃地说：“我向党保证。”

    庄严的瞬间，正是无数共产党员都曾经有过的，决心向党献身的时刻。成岗的心情分外激动。江姐安详地注视着他，声音里带着深深的温暖：“党给了你最大的信任。”

    从这时起，寝室后面那间小小的储藏室，收拾干净了，变成了《挺进报》的秘密印刷所。白天，成岗是工厂的厂长，更谨慎、更小心地执行着自己的职务；一到晚上，他便成了党报的印刷者，通夜不眠地做着秘密印刷工作。

（节选自《红岩》）

桥边的老人^①

（美国）海明威

    一个戴着钢丝边眼镜的老人坐在路旁，衣服上尽是尘土。河上搭着一座浮桥，大车、卡车、男人、女人和孩子们在涌过桥去。骡车从桥边蹒跚地爬上陡坡，一些士兵帮着推动轮辐。卡车嘎嘎地驶上斜坡就开远了，把一切抛在后面，而农夫们还在齐到脚踝的尘土中踯躅着。但那个老人却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他太累，走不动了。

    我的任务是过桥去侦察对岸的桥头堡，查明敌人究竟推进到了什么地点。完成任务后，我又从桥上回到原处。这时车辆已经不多了，行人也稀稀落落，可是那个老人还在原处。

    “你从哪儿来？”我问他。

    “从圣卡洛斯来，”他说着，露出笑容。

    那是他的故乡，提到它，老人便高兴起来，微笑了。

    “那时我在照看动物。”他对我解释。

    “噢。”我说，并没有完全听懂。

    “唔，”他又说，“你知道，我待在那儿照料动物。我是最后一个离开圣卡洛斯的。”

    他看上去既不像牧羊的，也不像管牛的。我瞧着他满是灰尘的黑衣服，尽是尘土的灰色面孔，以及那副钢丝边眼镜，问道，“什么动物？”

    “各种各样，”他摇着头说，“唉，只得把它们撇下了。”

    我凝视着浮桥，眺望着充满非洲色彩的埃布罗河^②三角洲地区，寻思着究竟要过多久才能看到敌人，同时一直倾听着，期待第一阵响声，它将是一个信号，表示那神秘莫测的遭遇战即将爆发，而老人始终坐在那里。

    “什么动物？”我又问道。

    “一共三种，”他说，“两只山羊，一只猫，还有四对鸽子。”

    “你只得撇下它们了？”我问。

    “是啊。怕那些大炮呀。那个上尉叫我走，他说炮火不饶人哪。”

    “你没家？”我问，边注视着浮桥的另一头，那儿最后几辆大车在匆忙地驶下河边的斜坡。

    “没家，”老人说，“只有刚才讲过的那些动物。猫，当然不要紧。猫会照顾自己的，可是，另外几只东西怎么办呢？我简直不敢想。”

    “你的政治态度怎样？”我问。

    “政治跟我不相干，”他说，“我七十六岁了。我已经走了十二公里，再也走不动了。”

    “这儿可不是久留之地，”我说，“如果你勉强还走得动，那边通向托尔托萨^③的岔路上有卡车。”

    “我要待一会，然后再走，”他说，“卡车往哪儿开？”

    “巴塞罗那。”我告诉他。

    “那边我没有熟人，”他说，“不过我还是非常感谢你。”

    他疲惫不堪地茫然瞅着我，过了一会又开口，为了要别人分担他的忧虑，“猫是不要紧的，我拿得稳。不用为它担心。可是，另外几只呢，你说它们会怎么样？”

    “噢，它们大概挨得过的。”

    “你这样想吗？”

    “当然，”我边说边注视着远处的河岸，那里已经看不见大车了。

    “可是在炮火下它们怎么办呢？人家叫我走，就是因为要开炮了。”

    “鸽茏没锁上吧？”我问道。

    “没有。”

    “那它们会飞出去的。”

    “嗯，当然会飞。可是山羊呢？唉，不想也罢。”他说。

    “要是你歇够了，我得走了。”我催他，“站起来，走走看。”

    “谢谢你。”他说着撑起来，摇晃了几步，向后一仰，终于又在路旁的尘土中坐了下去。

    “那时我在照看动物。”他本然地说，可不再是对着我讲了，“我只是在照看动物。”

    对他毫无办法。那天是复活节的礼拜天，法西斯正在向埃布罗挺进。可是天色阴沉，乌云密布，法西斯飞机没能起飞。这一点，再加上猫会照顾自己，或许就是这位老人仅有的幸运吧。

（选自人民交于出版社《外国小说欣赏》）

【注】①小说的背景是20世纪90年代的西班牙内战。②布罗河：西班牙境内最长的一条河。③托尔托萨：西班牙塔拉戈纳省城市。

残冬（节选）

茅盾

    连刮了几阵西北风，村里的树枝都变成光胳膊。小河边的衰草也由金黄转成灰黄，有几处焦黑的一大块，那是顽童放的野火。

    太阳好的日子，偶然也有一只瘦狗躺在稻场上；偶然也有一两个村里人，还穿着破夹袄，拱起了肩头，蹲在太阳底下捉虱子。要是阴天，西北风吹那些树枝叉叉地响，彤云像快马似的跑过天空，稻场上就没有活东西的影踪了。全个村庄就同死了的一样。全个村庄，一望只是死样的灰白。

    只有村北那个张家坟园独自葱茏翠绿，这是镇上张财主的祖坟，松柏又多又大。

    这又是村里人的克星。因为偶尔那坟上的松树少了一棵——有些客籍人常到各处坟园去偷树，张财主就要村里人赔偿。

    这一天，太阳光是淡黄的，西北风吹那些枯枝簌簌地响，然而稻场上破例有了人了。

    被人家叫做“白虎星”的荷花指手划脚地嚷道：

    “刚才我去看了来，可不是，一棵！地下的木屑还是香喷喷的。这伙贼一定是今天早上。嘿，还是这么大的一棵！”

    说着，就用手比着那松树的大小。

    听的人都皱了眉头叹气。

    “赶快去通知张财主——”

    有人轻声说了这么半句，就被旁人截住；那些人齐声喊道：

    “赶紧通知他，那老剥皮就饶过我们么？哼！”

    “捱得一天是一天！等到老剥皮晓得了，那时再碰运气。”

    过了一会儿，荷花的丈夫根生出了这个主意。却不料荷花第一个就反对：

    “碰什么运气呢？那时就有钱赔他么？有钱，也不该我们来赔！我们又没吃张剥皮的饭，用张剥皮的钱，干么要我们管他坟上的树？”

    “他不同你讲理呀！去年李老虎出头跟他骂了几句，他就叫了警察来捉老虎去坐牢。”

    阿四也插嘴说。

    “害人的贼！”

    四大娘带着哭声骂了一句，心里却也赞成李根生的主意。

    于是大家都骂那伙偷树贼来出气了。他们都断定是邻近那班种“荡田”的客籍人。只有“弯舌头”才下得这般“辣手”。因为那伙“弯舌头”也吃过张剥皮的亏，今番偷树，是报仇。可是却害了别人哩！就有人主张到那边的“茅草棚”里“起赃”。

    没有开过口的多多头再也忍不住了，好像跟谁吵架似的，他叫道：

    “起脏么？倒是好主意！你又不是张剥皮的灰子灰孙，倒要你瞎起劲？”

    噢，噢，噢！你——半路里杀出个程咬金，你不偷树好了，干么要你着急呢？

    主张去“起脏”的赵阿大也不肯让步。李根生拉开了多多头，好像安慰他似的乱嘈嘈地说道：

    “说说罢了，谁去起赃呢！吵什么嘴！”

    “不是这么说的！人家偷了树，并不是存心来害我们。回头我们要吃张剥皮的亏，那是张剥皮该死！干么倒去帮他捉人搜赃？人家和我并没有交情，可是——”

    多多头一面分着，一面早被他哥哥拉进屋里去了。

    “该死的张剥皮！

    大家也这么恨恨地说了一句。几个男人就走开了，稻场上就剩下荷花和四大娘，呆呆地望着那边一团翠绿的张家坟。忽然像是揭去了一层幔，眼前一亮，淡黄色的太阳光变做金黄了。风也停止。这两个女人仰脸朝天松一口气，便不约而同的蹲了下去，享受那温暖的太阳。

    荷花在镇上做过丫头，知道张财主的细底，悄悄地对四大娘说道：

    “张剥皮自己才是贼呢！他坐地分赃。”

    “哦！——”

    “贩私盐的，贩鸦片的，他全有来往！去年不是到了一伙偷牛贼么？专偷客民的牛，也偷到镇上的粉坊里：张剥皮他——就是窝家！”

    “难道官府不晓得么？”

    “哦！局长么？局长自己也通强盗！”

    荷花说时挤着眼睛把嘴唇皮一撇，鼻子里轻轻哼了一声。近来这荷花瘦得多了，皮色是白里泛青，一张大嘴更加显得和她的细眼睛不相称。

    四大娘摇着头叹一口气，忽然站起来发恨地说：

    “怪道多多头老是说规规矩矩做人就活不了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