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和天

牛撇捺

    中国人的日子，是按年过的，或者说在时间上是以年为单位过的。比如说“年年难过年年过，处处无家处处家”，比如一首歌里唱的“黑板上老师的……噢，一年又一年……我的童年”，比如中国曾经有过一个“实事求是年”，如此等等。处处可以看到年的影子。

    中国人要弄件什么事，常常要搞个什么什么年，比如很多省区很多行业很多单位提出的“创新年”“发展年”“落实年”等等。提出这些概念，动机是好的，创意也是好的，口号是响亮的，说明要集中精力在一段时间做一两件大事，解决一两个大问题。但效果如何呢？“创新年”你有哪些发展，“落实年”你又落实了什么？结果呢，我有些悲哀地发现，好像什么也没有。提口号与没提口号没有什么根本的区别，甚至连不根本的区别也不多。一切按部就班，人们该干什么干什么，该怎么干怎么干，与口号无关。

    为什么好的创意好的动机好的思路没有带来应有效果？是倡导者自己就没有把它当真？不是！哪个领导不想把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种好，哪个领导不想把自己的口号变成群众的行动，哪个领导不想把看书的蓝图变为现实？有刻意作秀者，但为数极少。那么是中层干部不配合，是群众不贯彻？似乎也不是。单位搞好了，对中层干部、对职工有什么坏处？

    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我以为出在“年”上，是“年”坏的事。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年”挺大挺长，三百六十五天呐。有这么长的时间，倡导者布置者便十分从容，报告一念，文件一发，就等好消息了。就以为自然会有人贯彻，就以为可以今天未干明天干，本月未动下月动。“日月长在，何必忙坏。”中层干部呢，多少也有这样的思想，某某年，一年时间，着什么急。群众呢，你上面不着急，我更没有着急的理由。于是乎，大家心安理得地迈着习惯了的四方步向前缓行，优哉乐哉，到了年底，总结的时候，谁也不会惊诧，时间过去了就过去了，某某没抓也就没抓，写总结的时候硬往某某上靠就可以了。我想，一个又一个某某某某年就是这样在温馨与恬静中流产的。

    与年相比，我以为月和日更为可靠。如果提倡某某某某年的领导们改为月，倡导某某某某月，而且以天为单位去抓，可能其新的创意和举措就会见效。比如以前搞过的“民族团结月”“质量月”等效果就不错。改年为月甚至天，领导者就会考虑敢不敢提什么口号，如果不想真干，喊出口号会遭遇尴尬。如果确有想法，要搞某某某革月，那他们会真抓实干，会下功夫，会去督促、去检查，会靠前指挥，甚至会身先士卒，率先垂范，会同全体干部群众一起搞出点名堂来，而不会使某某某某月落空。“月”孤悬“年”外，好掌握，好监督。如果连“月”也把握不住，提了某某某某月也等于白提，那么我建议，一妨抓住一年中的几天，切切实实干几件事，解决几个问题。如此，领导得的威信尚在，事业也还有希望。不妨试试

（选自《特别文摘》2016A版7）

    我们读经典，要有人文情境参与其中。人文情境，是指阅读经典或认知传统文化精髓所必备的、人同其心又同其情的“情境”。下面谈“学术情境”和“艺术情境”两点。

    学术情境就是用求真的心态去认知经典。如何理解与营造阅读经典的学术情境，传统智慧依然启迪无穷，可从如下学术关系来考察。

    一是“博与精”。学习要博览群书，拓展视野，人们说“开卷有益”“世事洞明皆学问”就是这个道理。我们读《诗经•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再结合《诗经•衡门》“岂其食鱼，必河之鲤，岂其娶妻，必宋之子”，其学术背景是古老文化的生殖崇拜。博，才能“通”，通，才能达到“大方无隅”的境界。与博对应的是精，杜甫对作诗的要求是“毫发无遗憾，波澜独老成”，可谓精益求精。这种专心致志丝毫不苟且的精品意识，是我们学习经典中应汲取的精神力量。二是“渐与顿”。古代经典示求实、求知、求真之法，分渐悟与顿悟两类。孔子授学以“时习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均是渐习而求知。与渐习对应的是顿悟。据《坛经》记载，禅宗五祖弘忍传法，弟子神秀最为优秀，作偈语“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染尘埃”，柴房小僧惠能以为不佳，复作偈语“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原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前者明“渐”，后则倡“顿”，由此而被弘忍激赏，传衣钵予惠能，成为六祖。顿悟启迪智慧，激发主观能动性，揭示了一种在求知求实之上的精神超越。三谈“得与失”。学习经典，获得容易，舍得难，舍得就是舍去获得，即“失”。老子是大智慧者，他曾说“圣人为腹不为目”。林语堂有一句情人节的话：你如果爱一个人，不要给她九十九朵玫瑰，而给她喜欢吃的饱饱吃一顿。这或许是故意歪曲老子原意，但这种求“失”，与孔子的“安贫乐道”、孟子的“舍利取义”思想是默契的。

    用审美的心态去认识经典、理解经典，在阅读经典时得到审美的趣味，这种互为，是艺术情境。有人借用古代的“秋水蒹葭”“人面桃花”“红叶题诗”谈诗学中的执着、感逝与向往，非常形象而精彩。这三段故事也能借助阅读经典而达致艺术情境的进阶程序：《诗经•蒹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这本是一首情诗，但其所表现的对美好事物之永恒追求，却对我们认识经典并付之实践，以倡扬不懈努力的奉献精神，是有所启迪的。唐代诗人崔护的《人面桃花》写了一段情事，表现出一种对和美世界的回忆与反思，同样可以引喻为某种反省精神。《北梦琐言》记载一名宫女题写在红叶上的诗：“流水何太急，宫中尽日闲。殷情谢红叶，好去到人间。”原来这诗表现对外部世界的向往与人身自由的追求，而古人又将此加以演化，成为人生于困顿中振发的精神力量。

    艺术情境与学术情境的不同，在于创“形象”为“象征”。例如《诗经•采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喻指一位戍卒背井离乡的情境。“杨柳”已由一种植物形象化成“别情”的象征。

（节选自许结《经典阅读与人文情境》）

文化自信的根脉支撑

    据2017年人民论坛课题组开展的“中国文化自信指数调查”，中国文化自信指数平均值为82.26，较2016年有所增加，这说明中国公众对自身文化有着越来越高的认知、认同度。文化自信既是深刻的历史命题，也是重要的时代命题。

    文化自信是“更基础”的自信。中国的文化自信，究其本质，无法与5000多年文明传承分割开来。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和深厚底蕴，展现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知识智慧和理性思辨。中华文化犹如强大根系般深植于人民、历史和时代的沃土中，奠定了我们的强大底气，成为文化自信的“源动力”。

    文化自信是“更广泛”的自信。当前，中华文化的价值意蕴日益在全球化的坐标系中得以彰显。通过仁爱、民本、诚信、正义、和合、大同等中国传统思想，当代中国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创新、包容等价值理念传达于世界，以“中国方案”不断向世界贡献着“中国力量”，使我们在与外来文化的平等对话和建设性互动中建立更强的自信。

    文化自信是“更深厚”的自信。每到重大历史关头，中国文化都能立时代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中华文化顺应时代发展，吐故纳新、继往开来。推动社会结构不断完善和经济持续发展，使中华民族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与未来发展相承续，成为当代中国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

    文化自信不仅在于我们自身的文化生命力，还在于中华文化是否能够赢得“他信”，获得世界的认同。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积淀而成的，足以为当今世界的发展提供基本准则，指明发展目标和发展方向。中华文化的优秀文化创新成果亟待传播。中华文化只有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旋律中不断追求和谐共振，把呈现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和反映人类共同价值追求有机结合起来，展现文化内涵，彰显价值观念，才能真正实现文化自信与他信。

    一个民族的文明进步和一个国家的发展壮大，是历史的选择，是人民的选择，更是文化的选择。中华民族的文化是从绵延不绝的历史纵深处淌出的清泉，它创造了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的发展奇迹，展现出强大的精神支撑和民族凝聚力，孕育了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思想与精神，最终汇聚成为推动时代发展的强大洪流，为我们坚定文化自信提供了充足的理由和底气。

（选自《人民论坛》，2017年第17期，有删改）

    明代手工业高速发展，文化艺术复兴昌盛，在这种情况下，明代在衣、食、住、用等领域里，出现了种种不寻常的文化现象。家具成了流通的商品，许多文人雅士参与了室内设计和家具造型。在全国最富庶的江南地区，不仅木作、漆作行业兴旺，而且出现了一批专做硬木家具的小木作行业。店铺内不仅生产出售各种硬木家具，店主还常常根据用户需求到家中加工制造。按不同的用材，明代家具可分为传统的漆饰家具和新颖的硬木家具，以及采用竹藤等制作的民间家具。

    国内最早的漆饰家具是明宣德年间的方角双门橱，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馆。这种被称为雕漆的工艺，比单纯填漆家具更华丽。明中叶后，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地区，出现了以黄花梨、紫檀木等优质木材为主材的復木家具。在另外的广大南方地区，人们就地取材，制成别具一格的竹家具，尤以斑竹所制枝木家具最为贵重。明代家具在宋代家具的基础上，推陈出新，形成了独特的风格。明式家具品种丰富，用材多样，其中以黄花梨最佳，这种硬木色泽柔和、纹理清晰坚硬，富有弹性。由于木质坚硬且有弹性，所制家具用料的横断面很小。因此，家具造型简练、挺拔。由于木材本身的色泽纹理美观，所以明式家具很少施漆，仅仅擦上透明蜡即可充分显示木材本身质感。另外，明式家具制作工艺精细合理，全部以精密巧妙的榫卯结合部件，坚实牢固，能适应冷热干湿变化。高低宽狭的比例或以适用美观为出发点，或有助于纠正不合礼仪的身姿坐态。

    清代家具多结合厅堂、卧室等不同居室进行设计，分类详尽，功能明确。清代家具中最出色的是宫廷家具，各种宫廷家具色彩鉤丽、纹饰华美。其中，最华贵富丽的雕漆家具以吉祥图案为装饰主题，刀法深锐，花纹与雕刻手法均严整细密，无论在中国家具史上，还是中国漆器史上，都是不可多得的杰作。这些家具的主要特征是：造型庄重，雕饰繁重，体量宽大，气度去伟，脱离了宋明以来家具秀丽实用的淳朴气质，并逐步扩展成了 “清式”家具的主体风格。家具工艺到了清代，总体已趋笨重，并一味追求富丽华贵，繁缛的雕饰破坏了整体感。但在民间，家具仍沿袭“明式”特色，保留了朴实简洁的风格。

    中国家具艺术成就对世界艺术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特别是明清家具。西方一些著名设计师将西方古典主义风格与中国传统家具风格相互贯通，设计出既适合东方人口味又能引起西方人兴趣的创新家具。

（摘编自王翔子《浅谈中国家具的精髓——明清家具》，有删改）

材料一：

    咬文嚼字有时是一个坏习惯，所以这个成语的含义通常不很好。但是在文学，无论阅读或写作，我们必须有一字不肯放松的谨严。文学借文字表现思想情感，文字上面有含糊，就显得思想还没有透彻，情感还没有凝练。咬文嚼字，在表面上象只是斟酌文字的分量，在实际上就是调整思想和情感。从来没有一句话换一个说法而意味仍完全不变。

    一般人根本不了解文字和情感的密切关系，以为更改一两个字不过是要文字顺畅些或是漂亮些。其实更动了文字就同时更动了思想情感，内容和形式是相随而变的。姑举一个人人皆知的实例，韩愈在月夜里听见贾岛吟诗，有“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两句，劝他把“推”字改为“敲”字。这段文字因缘古今传为美谈，于今人要把咬文嚼字的意思说得好听一点，都说“推敲”。古今人也都赞赏“敲”字比“推”字下得好，其实这不仅是文字上的分别同时也是意境上的分别。“推”固然显得鲁莽一点，但是它表示孤僧步月归寺门原来是他自己掩的，于今他推。他须自掩自推，足见寺里只有他孤零零的一个和尚。在这冷寂的场合，他有兴致出来步月，兴尽而返，独往独来，自在无碍。他也自有一副胸襟气度。“敲”就显得他拘礼些，也就显得寺里有人应门。 他仿佛是乘月夜访友，他自己不甘寂寞，那寺里假如不是热闹场合，至少也有一些温暖的人情。比较起来，“敲”的空气没有“推”的那么冷寂。就上句“鸟宿池边树”看来，“推”似乎比“敲”要调和些。“推”可以无声，“敲”就不免剥啄有声。惊起了宿鸟，打破了岑寂，也似乎平添了搅扰。所以我很怀疑韩愈的修改是否真如古今所称赏的那么妥当。究竟哪一种意境是贾岛当时在心里玩索而要表现的，只有他自己知道。如果他想到“推”而下“敲”字，或是想到“敲”而下“推”字，我认为那是不可能的事。所以问题不在“推”字和“敲”字哪一个比较恰当，而在哪一种境界是他当时所要说的而且与全诗调和的。在文字上“推敲”，骨子里实在是在思想情感上“推敲”。

（朱光潜《咬文嚼字》（节选））

材料二：

    有一天，苏小妹、苏东坡和黄山谷（黄庭坚）三人在一起谈论诗句。苏小妹为了显示她的才华，抢先说：“轻风细柳，淡月梅花。请哥哥在这两句各自的中间加上一个字，作为诗的“腰”，成为五言联句。”苏东坡略加思索，随即说道：“轻风摇细柳，淡月映梅花。”即前句加了一个“摇”、后句加了一个“映”。苏小妹不屑地说：“还尚好。不过，只能算为下品，这个‘腰’不够美。”那么，怎样的“腰”才算美呢？苏东坡认真思索后，得意地说：“有了，轻风舞细柳，淡月隐梅花。”即分别加了“舞”与“隐”这两个“腰”。苏小妹笑道：“好是好，但仍不属上品。”坐在一旁的黄山谷也认为加这样的“腰”很好，心想，是不是苏小妹在故弄玄虚？于是忍不住问道：“依小妹的高见呢？”苏小妹便得意地念了起来：“轻风扶细柳，淡月失梅花。”苏东坡、黄三谷拍手称绝。

（清·褚人获《坚瓠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