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艺术都各有它特殊的筋肉技巧。例如写字、作画、弹琴等等要有手腕筋肉的技巧，唱歌、吹箫要有喉舌唇齿诸筋肉的技巧，跳舞要有全身筋肉的技巧。要想学一门艺术，就要先学它特殊的筋肉技巧。

    学一门艺术特殊的筋肉技巧，起初都要模仿。“模仿”和“学习”本来不是两件事。姑且拿写字做例来说。小儿学写字，最初是描红，其次是写印本，再其次是临帖。这些方法都是借旁人所写的字做榜样，逐渐养成手腕筋肉的习惯。但是就我自己的经验来说，学写字最得益的方法是站在书家的身旁，看他如何提笔，如何运用手腕，如何使全身筋肉力量贯注在手腕上。他的筋肉习惯已养成了，在实地观察他的筋肉如何动作时，我可以讨一点诀窍来，免得自己去暗中摸索，尤其重要的是免得自己养成不良的筋肉习惯。

    诗人和文人常欢喜说“思路”，所谓“思路”并无若何玄妙，也不过是筋肉活动所走的特殊方向而已。中国诗人和文人向来着重“气”字，我们现在来把这个“气”字研究一番，就可以知道模仿筋肉活动的道理。曾国藩在《家训》里说过一段话：声本于气，所以想得古人之气，不得不求之于声；求之于声，即不能不朗诵。朗诵既久，则古人之声就可以在我的喉舌筋肉上留下痕迹，到我自己下笔时，喉舌也自然顺这个痕迹而活动，所谓“必有句调奔赴腕下”。从此可知从前人所谓“气”也就是一种筋肉技巧了。

    诗文都以语言文字为媒介。做诗文的人一要懂得字义，二要懂得字音，三要懂得字句的排列法，四要懂得某字某句的音义对于读者所产生的影响。这四样都是专门的学问。前人对于这些学问已逐渐蓄积起许多经验和成绩，我们自己既不能件件去发明，就不得不利用前人的经验和成绩。各种艺术都同时是一种学问，都有无数年代所积成的技巧。学一门艺术，就要学该门艺术所特有的学问和技巧。这种学习就是利用过去经验，就是吸收已有文化，也就是模仿的一端。

    古今大艺术家在少年时所做的功夫大半都偏在模仿。米开朗琪罗费过半生的功夫研究希腊罗马的雕刻，莎士比亚也费过半生的功夫模仿和改作前人的剧本，这是最显著的例子。中国诗人中最不像用过功夫的莫过于李太白，但是他的集中摹拟古人的作品也极多。

    艺术家从模仿入手，正如小儿学语言，打网球者学姿势，跳舞者学步法一样，并没有什么玄妙，也并没有什么荒唐。不过这步功夫只是创造的始基。没有做到这步功夫和做到这步功夫就止步，都不足以言创造。创造是旧经验的新综合。旧经验大半得诸模仿，新综合则必自出心裁。凡是艺术家都须有一半是诗人，一半是匠人。他要有诗人的妙悟，要有匠人的手腕，只有匠人的手腕而没有诗人的妙悟，固不能有创作；只有诗人的妙悟而没有匠人的手腕，即创作亦难尽善尽美。妙悟来自性灵，手腕则可得于模仿。匠人虽比诗人身分低，但亦绝不可少。

（节选自朱光潜《谈美》）

题壁

王了一

    题壁不知始于何时，相传司马相如过升仙桥，题柱曰“不乘高车驷马，不过此桥”，可见汉朝的人就有了弄脏公共场所的习惯，又唐朝韦肇初及第，偶于慈恩寺塔题名，后进慕效之，遂成故事。这故事就是后世所谓的“雁塔题名”。司马相如和韦肇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羡慕富贵：一个是未富贵二先夸口，一个是初富贵二便忘形。说得好听些，就是雅人深致；若从坏里说，这简直使无聊，令人作三日呕。

    题壁也许纯然为的是留一个纪念吧，“某年月日某人到此一游”，这简单的几个字未必就是想出风头。但是，为什么不写在你的日记册上呢？假如你有一个照相机，还可以把盛地拍一个照，然后记上你来游的年月日，何苦弄脏了公共场所？你这是为人呢，还是为己？若说是为人，人家根本不认识你这个无名小卒，非但不能流芳千古，而且不足以遗臭万年；若说是为己，你何时重游还在不可知之数，甚至老死永不重游，你留几个文字又有什么用处？关于这个，往浅里说，你是像小学生用粉笔乱画墙壁，显得你没有好好受过教育；往深里说，你是因为喜欢这个风景，恨不得据为己有，公家的地方是不出卖的，就是卖你也买不起，你怀着 阿Q的念头把公家的地方加上了你私人的记号。至于人家是否因此感觉“杀风景”，你可管不着，题壁完全象征了咱们中国人一种有我无人的心理。

    有些人不甘心于只题一个名，他们还要题诗。这自然更胜一筹。“寻觅诗章在，思量岁月惊”，这是多么耐人寻味的风趣啊！可惜的是他们的诗多数是颇欠推敲，或者说是只敲而不推，因为他们吟诗有如擂鼓，“不通”“不通”又“不通”！胜地何辜，受此污辱！他们太不自量了。他们没有因为“李白题诗在上头”而搁笔，倒反是人人自比李杜，人人都要题诗在上头！未辩四声，遑论八病！只合矜夸荆室，床上吟诗；何须唐突山灵，墙头放屁！那些不喜欢文学的人，熟视无睹，倒也罢了。最苦的是那些对文学有兴趣的人，看见了字闭不了眼睛，总不免一看，看了之后，把水色山光的满怀乐趣都糟蹋了！寄语现代的司马相如和韦肇们，做做好事吧，莫再 佛头着粪罢。当然，其间偶然也有达官名士，不爱惜他们的墨宝，来给山水增光，甚至于不惜重金，特雇巧匠，摩崖刻石，做得非常精雅。这似乎是无可批评的了。名山佳作，相得益彰，有时候，竟使我们不知道是人以山传呢，还是山以人传。这样，我们感谢大手笔之不暇，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但是，我总觉得题壁是中国文人的恶习。名人题壁，后人看见了也许发生仰慕之忱，然而在他本人却是未免自诩多才，令人有搔首弄姿之感。“有麝自然香，何必当风立？”达官名士们在别的地方风头已经出够了，何必雁塔题名，才算是自鸣得意呢？再说，在立功之言之后，将来世家有纪，儒林有传，而全檀石室，又复永宝鸿文，自有人家捧场，更不必沾沾于炫露了。西施若不捧心，东施虽欲效颦亦苦无从效起。寄语达官名士们，你们如果不喜欢名山宝刹被尺二秀才乱涂乱画，你们就应该以身作则。

    此外我还有一个建议，凡属公共游览场所，一律严禁题壁。如有典型才子未能免俗，一定要出风头，必须将佳作先付审查，缴纳重税，然后规定式样，指定地点，特许摩刻。说不定还有名门闺秀，像旧小说中所说的，在壁上题诗唱和，因而恋爱结婚。这样，多捐两个钱给公家，也是值得的。

1944年8月

“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国家战略分析

    “丝绸之路”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之前数千年。张骞到达中亚后，发现那里已经大量使用中国的竹制品和纺织品。西汉使团凿开亚、欧、非三大洲的通道，被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命名为“丝绸之路”。实际上，就功能而言，还可以叫“茶叶之路”、“瓷器之路”、“欧亚使道”，而且地理上的具体路线也不止一条。历史上，开辟“丝绸之路”绝非仅仅出于贸易目的，当时的中原王朝为了巩固北方边界的安全，在信息极端闭塞的情况下，凭借传闻与使团的勇气和信念，搭建起连接东西文明的桥梁。这个过程既有偶然、更是必然。“丝绸之路”尽管曲折，但仍然是连接亚欧大陆最便捷的通道，极大地滋养了东西文明的交流，但囿于技术条件、自然条件与政治因素的限制，它难以承载大规模的物质转运的任务。随着航海技术的进步，“丝绸之路”被效率更高的海运所取代。

    近百年来，中国为重新“凿通”“丝绸之路”做出了不懈努力。1905年，古丝绸之路上，中国境内的第一条铁路（汴洛铁路）开始修建。无论是清政府，还是孙中山先生的国民政府，都规划了延伸到西北方向的铁路，以便与各国的铁路网衔接。新中国成立后，铁路建设的步伐明显加快，在不到40年的时间里，连接陇海、兰新直达欧洲的铁路动脉全线贯通。

    除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外，我国更明确提出了相关的战略规划。21世纪以来，中央先后部署了“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等重大战略，西部地区建设的步伐明显加快，丝绸之路复兴的前景日渐光明。2005年，“欧亚经济论坛”在西安召开，两年一度的国际论坛成为我国推进丝绸之路复兴的重要多边舞台。2007年，我国与中亚七国计划共同投入192亿美元建设“现代丝绸之路”。2008年，我国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及中亚四国联合发起“丝绸之路”区域项目，共有19个国家响应，各国在日内瓦签署意向书，决定再为复兴“丝绸之路”投入430亿美元。

    201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完整阐述了“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想，这一构想既与古老的“丝绸之路”一脉相承，又充分体现了时代特点。在历史坐标系上，我们可以更清楚地认识“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的内涵。

    首先，在新技术条件下，“丝绸之路”具备复兴的客观条件。古老的陆路运输技术不足以承载产生规模效益的运输量。但是铁路和公路运输技术的发展，极大地降低了陆地运输的成本。据测算，从我国连云港到荷兰鹿特丹，如果通过“丝绸之路”，运输距离可比海运缩短9000多公里，时间缩短近一个月，运费节约近1／4。此外，古“丝绸之路”必须避开山地与沙漠，路线选择范围有限，经济、社会效益不高。而今天，我们的技术水平已经能把铁路修到世界屋脊。因此，与古“丝绸之路”相比，“新丝绸之路”覆盖的面积将更广，路线更密集，也更发达，从而可以在更广泛的区域内把资源与市场串联起来。“新丝绸之路”是在新技术条件下，对古老的交通通道的复兴与拓展。

    其次，“新丝绸之路”构想充分兼顾了国际、国内两方面的战略需求。从国际角度看，“丝绸之路”两端是当今国际经济最活跃的两个主引擎：欧洲联盟与环太平洋经济带。“丝绸之路”沿线大部分国家处在两个引擎之间的“塌陷地带”，发展经济与追求美好生活是本地区国家与民众的普遍诉求。这方面的需求与两大经济引擎通联的需求叠加在一起，共同构筑了“丝绸之路”复兴的国际战略基础。从国内角度看，我国当前的发展需要兼顾地区平衡，并着力开拓新的经济增长点。复兴“丝绸之路”能带动经济实力较为薄弱的西部地区，有望形成新的开放前沿。

    再次，“新丝绸之路”设想兼顾政治、经济、安全乃至文化利益的均衡发展。中亚地区处于地缘战略要冲，又是东西文明的交汇点，更是近年来恶名昭彰的宗教极端势力的发源地。“新丝绸之路”构想以经济合作为先导与基石，以政治合作为前提与推进手段，以促进文化交流、化解安全风险为重要目标，是具有前瞻性的综合战略规划。经济发展为基础设施建设准备了物质条件，提高了各国参与合作的意愿。政治合作消除了开展经济合作的各种人为障碍。经济发展与政治合作有助于化解安全冲突，消弭宗教极端势力滋生的温床。伴随着政治、经济活动而展开的文化交流，最终将促进东西方文明的融合。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目标并行不悖，使得“新丝绸之路”构想具有突出的稳定性，不至于被安全冲突打断，反而能抑制安全冲突。

（摘编自《人民论坛  学术前沿》）

    “诗词”二字连在一起，成为一个语词。在现代人的文学常识中，它表示两种文学形式：一种是“诗”，它是从商周时代以来早已有了的韵文形式；一种是 “词”， 它是起源于唐、五代而全盛于宋代的韵文形式。但是在宋以前人的观念中，诗词二字很少连用。偶然有连用的，也只能讲作“诗的文词”。因为在当时，词还没有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形式的名称。

    “词”字是一个古字的简体，原来是“辤”字，后来写作“辭（辞）”。所以，“诗词”本来就是“诗辞”。到了宋代，词成为一种新兴文学形式的名称，于是“诗词”不等于“诗辞”了。诗是一种抒情言志的韵文形式，被谱入乐曲，可以配合音乐，用来歌唱，它就成为曲辞，或说歌辞，其实和现在的歌词是没有区别的。在当时，诗就是辞。不过从文学的观点定名，称之为诗；从音乐性的观点定名，就称之为曲辞或歌辞，简称为辞，例如楚地流行的歌辞——楚辞就是如此。

    到了汉代，五言诗产生以后，诗逐渐与音乐分离成为不能唱的文学形式，于是诗与歌辞分了家。从此以后，凡是能作曲歌唱的诗，题目下往往带一个“辞” 字。这个“辞”字，晋宋以后，都简化用作“词”字，一直到唐代，凡一切凉州词、竹枝词、横江词，这一切“词” 字，都只有歌词的意义而且是一个普通名词，并不表示它们是一种特有的文学形式。

    在晚唐五代，新兴了一种长短句的歌词，它们的句法和音节更能便于作曲，而与诗的形式渐渐地远了，当时把这一类的歌词称为曲子词。每一首曲子词都以曲调名为标题，例如《菩萨蛮》等。从晚唐五代到北宋，这个“词”字还没有成为一种文学形式的固有名词。晚唐牛峤《女冠子》云“浅笑含双靥，低声唱小词”，类似的词字，也都是歌词的意思。北宋词家的集名，都不用词字。苏东坡的词集名为《东坡乐府》，周邦彦的词集名为《清真集》，没有一部词集称为“某某词”的。南宋初期，出现诗余这个名词，它指的是苏东坡、秦观、欧阳修的这些曲子词。无论乐府、长短句或近体乐府，这些名词都反映作者仍然把词作为诗的延伸和附属于诗的一种边缘文体。诗余这个名词，就明确地说明了当时把曲子词作为诗的剩余产物，试图把词从诗的领域中离析出来。不久后，当时的出版商编刊了六十家的诗余专集，绝大多数都改集名为“词”，例如《东坡乐府》改名为《东坡词》，《淮海居士长短句》改名为《淮海词》，《清真集》先改名为《清真诗余》，后又改名为《清真词》。从此以后，“词” 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学形式的固有名称被确定下来。

    材料一：

    慈善捐赠是一种对陌生他者的伦理关怀，其基本理念中有分工协作和契约精神两个原则。

    慈善捐赠的发展由一对一的直接捐助形式逐步走向捐助者与受助者的分离，即建构起以三方关系为特征的慈善主体关系，如：捐赠人、慈善组织和受益人三方，志愿者、志愿服务机构和受益人三方，捐赠人、募捐人和受益人三方。这种分离意味着：一方面，分工带来了专业的服务和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协作使捐助者与受助者在心理、人格、尊严等方面更趋平等。目前来看，分工协作的原则显然还没有真正得到慈善事业有关部门的尊重和维护。

    当代中国慈善事业存在着诸多乱象，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契约精神”的缺失。由于缺失契约精神，有关部门可以任意变更捐赠领域或受捐对象，慈善组织可以随意背弃诚信谋取私利，捐赠方可以随时违背捐赠承诺等。正是这些违背契约精神的行为，给慈善事业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伤害。

    （摘编自《慈善法充分彰显现代慈善新理念》，2016年3月25日《光明日报》）

    材料二：

    图一                        图二

    2017年11月2日，中国慈善联合会公布了《2016年度中国慈善捐助报告》。据悉，这份报告通过对2016年国内（不含港澳台地区）的公开捐赠数据进行监测、统计和分析，共收集到较为完整、符合数据分析要求的捐赠数据70.23万条。分析显示，该年度我国全年接收国内款物捐赠共计近1392.94亿元，相比上年增加近284.37亿元，相当于人均捐赠100.74元。

    从捐赠主体看，企业捐赠仍为第一大捐赠来源，捐赠总额首次突破900亿元，其中民营企业贡献超过五成。据不完全统计，上年我国捐赠过亿的慈善家共35人（夫妻和家族按单一主体计入榜单），比2015年增加13人，捐赠总额达到近80亿元；普通民众10万元以下个人捐赠总额跃升至2016年的90亿元以上，这意味着我国慈善捐赠正在“飞入寻常百姓家”。

    从捐赠渠道看，2016年我国网络募捐得到了较快发展。移动端成为主流，手机捐赠占总额的七成以上。2016年，民政部指定了首批13家慈善组织在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其中，腾讯公益平台、蚂蚁金服公益平台、淘宝公益平台三家平台全年共筹得捐赠款近13亿元，比2015年增加近38%。从网络捐赠关注的领域来看，备受关注的依次是医疗救助类、教育助学类、减灾救灾类和环境保护类。

    分析认为，自2016年9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施行后，多项具体配套政策陆续出台，多个行业重大问题得到回应，对推动慈善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尽管如此，我国慈善事业目前仍存在慈善组织数量少规模小、培育扶持政策配套不足、事中事后监管力量薄弱等主要问题。慈善组织将要面临的诸如继续完善内部治理结构、坚持慈善信息公开、不断提升自身公信力等新问题、新挑战，也需要在有关部门监督下予以解决和应对。

（摘编自新华网）

中国古代的民心测评

    儒家将“天命”和“民心”捆绑在一起，一代代学者不断积累，创建出一整套浩繁的政治学、伦理学理论。要言之，《尚书•泰誓》中所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可以总概儒家的“民心”诠释之道。以此来证明天命与民心之间的关联，告诫君王，江山社稷非为个人私产，乃是替天看守，只有得民心，才能得到天命，失去民心则失去天命。在这样的逻辑下，很合理地推导出“君为轻，社稷次之，民为贵。”（《孟子•尽心下》）这种理念当然不能等同于现代政治理念中的“主权在民”，但将民心、民意，与终极的仲裁者——天，紧密联系在一起，对掌握最高权力的君王，有着强烈的制约意图。

    那么，如何观测民心渐失、天命将终呢？在没有现代选举制度和中立媒体进行民意调研的前提下，政府的公信力以及言论自由程度是观测民心变化的一个比较现实的指标。“民无信不立”是古代中国评价一个政权的公信力最有名的一句话。如果一个政权在民众中公信力产生危机，甚至说完全破产了，那么就可以说其执政“民心”正在迅速地流逝。古代社会，官府公信力产生危机，甚至破产的一个最显著的社会现象就是：流言甚至“谤言”肆虐，而官府陷入了“塔西佗陷阱”（亦即当一个政府失去公信力时，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

    在没有现代传媒业的古代，民间歌谣、段子、流言不失为统治者观察舆情的重要参照系，因此中国周代天子派采诗官摇着木铎巡行天下，收集歌谣，以观执政之得失。到了西周后期，厉王暴虐，国人苦不堪言，于是民怨沸腾。周厉王采取的是掩耳盗铃的办法，派人监视百姓，不许散布对其不满的言论，这下，大家都不说话了，似乎天下太平。可结果是国人暴动，厉王被放逐，凄惨地死在山西霍县。周厉王的倒行逆施、钳制言路，也为后世奉献了另一个成语：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钳制言路，必然失去预警机制，统治者容易飘飘然，总觉得自己英明伟大。秦以后，周朝的封建制被废除，皇帝直接统治的疆域比秦以前广阔得多，人口也多得多，照理说，其对民心得失的观测难度更大，可是后世不少帝王，采取的却是“防民之口”，直到王朝灭亡时才明白民心早就失掉了。

    孔子、孟子等先贤对民心和天道的论述，在现代民主政治制度未诞生前，有着相当的价值，可作为执政者的镜鉴。真实的“民心”“民意”得不到呈现，为官者必然沉浸在自己营造的繁荣稳定假象中。如此下去，等承认民心尽失时，为时已晚。就如清末摄政王载沣等满蒙亲贵，到了不得不退位时，才悔不当初，清朝末代皇帝在《退位诏书》中也说道：“何忍以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其实就是承认自己已经失去了民心。

    在中国古代，依照先贤的教导“民心”可以测评得八九不离十。怕就怕，自毁预警机制，失了民心还不承认。

（摘编自《历史的倒影》，广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5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