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三次大规模人口南迁对南方地区的影响及其意义

刘铮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人民为避战乱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人口南迁的历程，北方人民的南迁为南方农业生产增加了大批劳动力，特别是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他们同南方的汉族人民及山越等少数人民共同兴修水利，开垦出大片良田，水稻栽培技术有所提高，小麦开始推广，牛耕得到普及。隋唐五代这一时期，南方经济继续发展，“安史之乱”后伴随着第二次人口南迁，南方农业、手工业、商业、对外贸易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势头，史称“天下大计，仰于东南”。两宋时期，南方经济呈现出繁荣的景象，在“靖康之乱”后，随着第三次的人口南迁的高峰出现，南方的粮食产量、农业技术、手工业技术与规模、商业贸易、城镇数量都超过了北方，江浙一带已经成为全国粮仓地带和最大的纺织中心和商业中心，同时经济重心南移的历史进程也终于完成。

   北方人口南迁者绝大多数为劳动人民，他们来自封建经济文化高度发达的黄河流域，拥有比较先进的生产技术和丰富的劳动经验。从《吕氏春秋》、《四民月令》等文献资料中可以清楚看到，自战国秦汉至两宋时期，黄河流域的生产技术水平已经达到相当的高度。相比之下，同一时期的长江中下游平原及以南地区则要落后得多，北方人口南迁将黄河流域的先进生产技术与工具带到长江流域，必然推动这一地区的农业与手工业生产。有些南方地区开始实行区种法，并开始采取轮作复种制。这些进步虽不能完全归功于北方移民，但是北方移民所起的突出作用，是应该得到充分肯定的。

   北方人口的大量南迁给南方地区带来了大量的劳动力。在南迁过程中，能够顺利到达南方地区并且能生存下来的，多为一些青壮年，他们能够承受一路南迁的颠簸与艰辛，同时他们也是廉价的劳动力。当时南方的士族地主阶级具有从事土地开发的强烈冲动，他们迫切要求开发江南，建立强大的经济基础，以增强南方的军事力量。北方南迁人民来到南方地区后，两手空空，一无所有，而政府无法解决他们的生计问题，所以士族有需要劳动力来开发山川泽林的积极性，南迁人民有需要解决生计问题的积极性，在这两个积极性的推动下，终于使南方地区的面貌焕然一新。

    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三次大规模的人口南迁和其所带来的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过程，是南方地区逐步开发、发展的历程，它改变了黄河流域“一枝独秀”的历史现象，使南方摆脱了“荆榛遍野，刀耕火种”的原始状态，经济得到飞跃发展，进而后来居上，成为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对中国经济的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经济重心的南移也带动了全国经济的发展，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技术向南传播，进而向边疆地区渗透，使各地经济的发展趋于平衡，并且南方经济的发展也拉动了北方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全国经济的整体发展。而且，人口的南迁促进了我国古代的民族融合，使各族人民交错杂居，接触频繁，甚至互通婚姻，大大促进了民族融合。

（摘编自中“国国学网”作者同题文章，略有删改）

重新体认家庭为社会之本

戴志勇

    近日，央视综合、少儿等频道播出动画剧《郑义门》，呈现了“江南第一家”通过礼法治家、用豆子民主选举家长等方式，对一个成百上千乃至几千人的共同体进行自治的故事。郑家几百年间出仕为官者无一人因贪墨罢官，让“廉政”成为郑家故事的一个“卖点”。

    细节难免艺术虚构，但郑家在历史上是赫赫有名。其逐渐修订而成的家规168条，放在今日，有很多对个人自我修行仍有实践价值的指引。但譬如基本不让女性与娘家人走动，族人不得“私藏”一文钱，收支由大家族统一管理等做法，今人恐已难以接受。

    尤为值得分析的，是第一集点出的此片主旨：治国必先齐家。从百年前的“娜拉出走”到今天的肯定家庭，家与国的关系，绕了一大圈，似乎又走回来了。

    《大学》将齐家摆在治国之前，首先是因为对治理国家者必须要有极高的要求，而家庭乃是最原本的个人成长与修行场所。

    儒家认为，若治国者不能格物致知、正心诚意，必然会心中充满杂念，带来治理困境。而在家庭中，人首先感受世间最自然的父母养育之情与兄弟手足之爱，有人与人之间基于自然的界限与分寸，自然法奠基于此。良好的家教，是培养合格治国者的基本环节。

    中国主流传统中，在家庭、天地自然中贞定个体价值的思想与工夫，同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均有一定差别，可被称为不偏执于极端的小共同体主义。它强调个体的终极价值，以避免各种人为捏造的集体对个人尊严和权利的侵害，但也将个体从家庭与天地这个根本处，放置在与他人和世界的脉络中，避免原子式个体可能带来的孤独、过度欲望与价值虚无。这种由内而外自然生长出来的个体价值观，光明中正，是治国者的必备心性素质。

    齐家对治国之所以重要，还在于大家族本身有各种日常事务需要处理。作为规则的礼法，由外而内地规范族人的行为与思想。治家的经验才干，是能力培养的重要途径。

    家事国事天下事，一气贯通，而不是相互背反。正是在这种融“家族规矩”于“个体人格”的生存结构中，“江南第一家”养育出来的郑家子弟，无论出仕理家，皆能立身有本，进退有据，维系郑家几百年于不坠。

    但理想与现实之间，可能隔着不小的距离。一方面，家族中不止是阳光，遇到不负责任的家长怎么办？清末民初，由家族形态承载的价值观，与以平等个人为本位的法律观之间，在清末以张之洞、劳乃宣对阵杨度、沈家本等人的礼法之争中，曾有过激烈辩论。正当防卫是否适用于尊长，就是一个核心争议点。如果像郑家曾推行的那样，将个人财产权利压缩到最低限度，个体人格的保障，也难免受影响。说到底，家庭是个人充分实现人性有情有义的土壤，而不能是障碍。

    这种关系，也存在于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中。今天，类似杨度与后来的一些激进革命者那样，将大家族看成国家的敌人，要将个人从中“解放”出来才能成为合格“国民”的观点，已没有辩驳的必要。但就像厘清个人与家庭之间的关系一样，如何厘清个人与国家、家庭价值与国家正义之间的关系，让国家成为个人充分实现人性有情有义的土壤，是更需要我们思考和改进的。

（选自《南方周末》2016年3月21日）

    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在历史发展进程中，茶与中国传统文化表现出了密切的关系，儒释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思想来源，中国茶学与儒释道的思想理念有着极深的渊源关系。

    陆羽《茶经》是中国最早的茶学著作，书中也十分鲜明地体现了这种关系，茶文化与儒家思想中“礼”的关系是相当密切的。儒家认为礼就是秩序与和谐，“礼”也是一切民俗民风由来的源头。礼仪的观念深入到社会活动的一切领域，那么在茶文化中，自然也会有所体现。在古代家庭中的敬神祭祖、宾客相见、婚丧大典、节庆宴饮中都需要用到茶。晚唐人刘贞亮《茶德》中提出了“十德”说，其中就有“以茶利礼仁，以茶表敬意”二句，这说明最迟在唐代，来客敬茶，以茶为礼，已成为普遍风俗，而在官场中，茶礼则已经演化为一种区别官阶等级的标志，点茶与点汤成为官场的待下之礼。

    “中庸之道”是儒家的核心思想，其哲学思想强调适度原则。茶丈化中体现了这一点．《茶经》中强调选水要选缓流的活水，反对急流之水，也不能用停蓄不流的死水。在饮茶之中，第一次泡茶之水，仅作“暖盏”之用，并不饮用，第二次的茶汤才是最佳之“至味”。饮茶的量也强调适度。饮茶人通过品茶而悟道，在精神上达到一种“和”的最高境界，这就是茶道。饮茶的全过程贯穿着儒家的中庸思想，也就是提倡通过茶道，营造出社会和谐稳定、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的空间。

    唐代诗人的品茶，已经超越解渴、提神、解乏、保健等生理上的满足，着重从审美的角度来品赏茶汤的色、香、味、形，强调心灵感受，追求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通过饮茶与茶道展示，表现出人的精神气度和文化修养，表现人的清高廉洁、节俭朴素的思想品格。

    道家思想强调对自然的追求。老子的《道德经》说：“道法自然”，这个“自然”，是指道是自己如此的，自然而然的，而非有意造作所至。茶本是野生之物，宜生长于川谷之间，古人推崇野生茶的品质，提倡“真茶”的观念，反对在茶汤中渗以香料．在饮茶上，追求忘机超脱、冲淡自然的情趣，这些都是对自然之趣的反映。茶文化中也有道家养生的精神．最早的神农尝百草，以茶解毒，作为本草的茶的确与药草有密切的关系。茶主下气，除好觉，消宿食，还可以消除心中的烦闷。因而茶与道家的养生乐生精神的结合，也就成为了早期的茶文化形态。

    佛教传入我国是在西汉末期，由于僧侣活动的需要，茶就与佛教结下了缘分．佛教的重要活动是僧人坐禅修行，“过午不食”，不可饮酒，戒荤吃素，清心守规．因而就需要有一种既符合佛教规诫，叉能消除坐禅带来的疲劳和补充“过午不食”的营养，茶叶中的各种丰富的营养成分，有提神醒脑的作用，茶于是成为了僧侣最理想的饮料。《晋书》中记载，东晋敦煌人单开道，在昭德寺修行 时，室内坐禅，昼夜不眠，“不畏寒暑”，诵经四十余万言，经常用饮“茶苏”来提神防睡。“茶苏”是一种将荼和姜、桂、桔、枣等香料一同煮成的饮料，虽然，这时茶叶尚未单独饮用，但它表明佛教徒饮茶的最初目的是为了坐禅修行。唐宋时，佛教盛行，寺院饮茶之风更热，此时，饮茶已成为禅僧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茶与佛教的结合还表现在一个“悟”字上。正是在这个“悟”字上，茶与禅有了它们的共同之处。“凡体验有得处，皆是悟”，都与荼事活动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佛家视悟得茶道为一种修身的过程。把佛家的“悟”的境界和茶道统一起来，要求要保持高尚情操，茶道融贯着佛家对真、善、美的追求。

    中国的茶文化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儒释道的思想和荼学相结合，丰富了茶文化的内容。茶之为饮，促进了人们之间的交流与相处，营造的是一种清正廉洁、恬淡安静、和诚处世的气氛，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

（选自《中国的茶文化与儒释道》，有删改）

智慧停车，这一概念试图通过技术支持，实现在线查询和泊位预订，并支持诱导停车、反向寻车、智能支付。发展智慧停车，首要目的就是解决停车信息不对称问题。2015年《中国城市智慧停车指数报告》有过这样一组数据：北上广深停车位平均缺口率达76.3%，而停车场泊位平均空置率却高达44.6%。车位绝对缺口与相对利用不足并存的状况足够说明：加强停车位的供给固然关键，但盘活车位资源的作用同样不可小觑。

    近两年来，智慧停车已经迎来了一轮大发展。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已有超过200家企业研发了各种智慧停车APP。然而诸多实践也表明，技术固然是化解难题的手段，真正的推广却离不开“兼容”。因为企业分头行动，城市内部“山头林立”、数据彼此独立，用户不方便，城市管理也难以升级，停车也就难以真正“智慧”。在拥有千万级人口、超160万辆乘用车，不亚于京沪拥堵程度的情况下，哈尔滨城投集团通过联合优先科技股份公司，充分运用互联网、物联网、地磁传感、近场支付等技术，搭建了一个实时化、可视化的城市级智慧停车平台，为国内解决停车难问题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创新样本。

    停车问题一头直通动态交通，一头扎进社区，甚至路内路外的管理方式都不尽相同。智能停车面临各种权利关系的界定与处理，涉及一个城市的综合治理问题。具体而言，泊位的普查与认证最为关键，没有完备的基础数据，后续管理无从谈起；管理短板也必须补上，只有避免“路面归交警、小区不要紧”的治理空白，才不会涌现“见缝插针”式的乱停放。再比如，有学者提出可以利用社区白天闲置车位实现车位共享，但增收的停车费如何共享，却有赖于更完善的业主委员会治理。这一系列问题都表明：解决停车难，仅有一个城市级的智慧交通基础架构还不够，关键要有一个政府、企业、社会、个人相调适的智慧治理架构。

    智慧停车系统的目标，绝不止于方便停车，更在于有效调节车流，这便需要人们直面一个烧脑的思考题：停车管理到底是公益还是生意？从2015年底国家发改委推行“不同区域、不同位置、不同车型、不同时段停车服务差别收费”来看，停车费尤其是民营资本独资的停车场收费已经放开；然而因为担心乱收费，各地对停车费的事实价格管制依然存在。智慧停车，能否实现明码标价之下的价格浮动。助推各地突破价格管理的矛盾心态？这可能是影响停车智慧程度的一个重要环节。

    应该说，加快发展智慧停车已经成为建设智慧城市的重要子课题，考验着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更检验着城市运用互联网+交通管理的现代化治理能力。如果每一个城市都能落实城市级的智慧停车方案，不仅有助于化解停车不便带来的心塞，也有望纾解城市交通拥堵，让城市多点从容。

（摘编自何鼎鼎《智慧停车，让城市更从容》）

    在世界文化格局中，每种文化都有自己的渊源和特点。认清中国文化的渊源与特点，才能认清中西文化的差别，从而在文化全球化的过程中保持应有的文化自信、文化认同，走自己的文化道路。

    中国汉字的最早起源与祭祀、巫术、占卜有关，代表了人与天、地、神灵的沟通。一画开天，二分阴阳，三为天、地、人，汉字体现的这种神圣性，实际是天人感应和天人合一的思想。中国的汉字文化一脉相承。汉字从甲骨文、金文、演变到楷书、宋体，前后相继又特色鲜明；从李斯的小篆到许慎的《说文解字》，从毕昇的雕版印刷到清代的《康熙字典》，中国文字、文化的演变有非常清晰的传承谱系。中国汉字成千上万，它的发生与发展有自身的规律性。汉字虽以象形造字开始，但绝大多数是形声字，既表音又表义；汉字结构有左右、上下、内外之分，但都有一个中心，都是一个四四方方的方块字。同时，作为书写性文化，汉字最能体现中国人的艺术个性与审美情趣。真、草、隶、篆、行，五体变化，气韵生动。书法家的一笔一画，结构章法，都有情感和个性因素在里边。中国汉字还具有地域性特点。一方面各地方言百花齐放，多姿多彩；另一方面它又基于共同的文字表述获得了多样的统一性，这种方言和汉字加强了人们的交往，促进了人们的感情。

    然而，近一百年来，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一些人迷失了自己的文化方向，丧失了应有的文化自信和理性认知，他们认为中国文化落后于西方，应该废除汉字走拼音化道路。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就有人过激地主张用拉丁字母取代汉字。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倡导文字改革，即推行简化字、推广汉语拼音方案。人们出发点是好的，但事实上，这两项改革的效果并不理想。

    中国汉字是否非要走西方拼音化的道路？笔者认为，汉字扎根于中华文化的沃土，它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有着鲜明的民族特色和独特的文化个性。与西方的拼音文字相比，它主要是一种“以形表意”的文字，集形、音、义三位一体，可以说是世界上最简明、最形象、最丰富的一种文字体系。况且，中华民族悠久的文明历史，历来注重对外来文化的吸收，这种吸收不是原封不动地照搬，而是通过翻译融入中国文化，实现外来文化的中国化。如我们的许多日常用语，如世界、平等、相对、清规戒律等都来自佛教用语。正是基于上述道理，汉字与西方的拼音文字不是谁优谁劣、谁取代谁的问题，而是各自在保持文化个性和文化特点的同时，相互学习、借鉴，共同发展的问题。正如《礼记·中庸》讲的“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悖”，《论语·子路》讲的“君子和而不同”。

（节选自汪振军《汉字传承与国家文化安全》）

娃的心娃的胆

陈忠实

司令跪倒在黄河滩上。眼前是翻卷着泥浪的黄河河面，右首是陡峭冷峻的悬崖石壁。身后，十余位师长、团长、营长和众多随员也相继跪倒。稍远处，十余匹战马石雕一般撑蹄昂首。三叩之后扬起头来，司令涕泪交流。

每到清明，他都不忘给逝去的先祖烧一炷香，并叩拜。现在，他以从未有过的庄严、肃穆和痛彻心脾的悲怆，为八百个尚未成年的关中子弟的英灵跪倒在黄河滩上。

这儿刚刚发生过惊天地泣鬼神的一幕。八百个士兵，从右前方的悬崖峭壁上跳进了黄河。

他们的手榴弹扔完了，子弹打光了，刺刀拼弯乃至断折了，他们也被两倍于自己的鬼子逼到悬崖上，全都跳进了黄河。八百个娃娃呀！全在16岁至18岁这个年龄段。他们是3个月前从关中乡村征召来的农家子弟，有的还是司令老家邻村的乡党……现在都跳到黄河里去了。

就在这个刚刚组建的新兵团结束军事训练即将参加会战的时刻，他亲自去看望了这些他称为小乡党的士兵。司令曾经想到，这些娃娃肯定将成为日本鬼子难以招架的对手：他们之中肯定会有出类拔萃的人物显露出来，进入军队各级指挥岗位，乃至成为将军。当然，也免不了死亡和伤残……他唯独没有料到这种结局。

司令仰头朝崖头山顶上望去，浓厚的暮色里一片模糊。他突然听到随员在身后惊讶的声音“河里是什么？”苍茫模糊的河面上，隐隐可以看到有布质的东西在摆动。司令首先想到的是一杆军旗，这是八百个娃娃留给他的唯一的也是最后的遗物了。

随员们下水打捞，竟是两具尸体，尸体被拽到沙滩上来，他们全都惊呼起来。

司令自己也惊呆了——

军旗的钢质尖头，从一个日本鬼子的胸膛刺进去，从背脊穿出；那个鬼子紧紧抱住中国旗手的后腰，中国旗手的双手死扣着日本鬼子的脖子；两个人面对着面，中国旗手用旗杆的尖头捅穿一个日本鬼子的胸膛，把他直压到黄河水底；中国西北军的军旗已经撕裂，暮色里看不出颜色。

司令默默地脱下军装上衣，蹲下身去，捏着衣襟擦拭旗手的脸膛。旗手眼窝和鼻孔里积存着黄河的泥沙，圆睁着的眼睛和鼓出的眼球，显示着他憋着多深的一股仇气、鼓着多大的劲儿啊！

司令从腮帮子擦到下巴的交界处时，突然发出一声惊叫：“三娃！是你呀！”旗手左腮和下巴棱儿交会处，有一块大拇指盖大的暗红色的痣斑。

那次给新兵团做完讲演，司令直接朝士兵走过去。那些尚未完全褪尽乡村孩子神色的一张张脸膛让他想面对面和他们说话。

司令盯住一个浓眉大眼方脸的士兵，士兵举手行一个军礼，铿锵有劲地开口：

“报告孙司令，我是蒲城人。”

司令稍一愣怔：“你是杨军长的老乡。”随即面对士兵，提高嗓门说：“蒲城出忠臣啊！全中国都知道杨虎城将军的忠肝义胆。蒲城还出过一个忠臣叫王鼎，他效法春秋时史鱼尸谏，留下劝谏皇上不要签割地赔银的卖国条约的遗书，悬梁自尽了。王鼎尸谏皇上，死忠；杨将军兵谏，大忠。人说蒲城包括整个渭北水硬土硬，长出来的麦子，秆儿硬麦芒也硬，麦子磨出来的面粉也是性硬，这样的麦子养出来的男人女人能不硬气吗？”

会场一片肃然。

司令问：“你怎么知道我姓孙？”

士兵笑着说：“满蒲城人都知道俺杨军长把兵交给你带了……”

司令又瞅住了一位脸膛红扑扑的士兵。士兵自报家门：“报告司令，俺是长安人。”

     “家里都有啥人？”

     “俺妈俺爸，俺婆俺爷，俩哥一个妹子。”

     “你妈能舍得你当兵？”

     “俺妈哭哩！俺爸把俺妈训住了。”

     “你婆呢？”

     “俺婆心宽，走时还叫我念她教的口曲儿呢！”

     “啥口曲儿？念一念，让我和大伙儿听听。’

士兵清清嗓子，大声诵念起来：“啥高？山高，没有娃的心高。啥远？海远，没有娃的脚远。啥大？天大，没有娃的胆大。”

司令听得慷慨激昂，士兵们热烈鼓掌。司令说：“心——高，脚——远，胆——大。这才是关中娃陕西娃的本色。”

“俺爷还会唱戏哩，逢年过节搭台子唱。”士兵更得意了。

“教给你了没？”

“我能唱几段。”

“那你就唱几句。”

士兵拉开了架势，吼唱起来：“两狼山哎——战胡儿啊——天摇地动……好男儿哎——为国家啊——何惧——死啊——生……”

司令已经热泪盈眶，颤着声问：“你叫啥名字？”

“三娃。”

司令抚摸了这个小乡党下巴棱儿上的那块暗红色的痣斑：“我把你也记住了。你婆教你的口曲儿，你爷教你的戏词，我听一遍就都记下了……

六年之后，一九四五年九月十八日，武汉市中山公园。接受日本投降的仪式在此举行。孙蔚如司令一身戎装，高大威武地坐在第六战区受降主官的位置上。他的眼前浮现出三娃捅穿日军士兵胸膛的军旗，耳边响起三娃他婆教给三娃的口曲儿。还想到了母亲。三年前，在即将东出潼关进军中条山之前两日。他回家向母亲告别，跪倒在母亲膝下，说不能尽孝了。母亲只说：“当兵就要打仗。国家遭人欺侮哩。这是尽大孝哩，你要打赢回来。”大约一个月前，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孙家，母亲喜极而终了。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