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昧的权利

                                                                                                 田 松

        ①在科学传播理论中有一个“欠缺模型”，大意是说，公众对某项科学活动不支持是因为公众对相关知识缺乏了解；一旦公众了解了专业细节，熟悉了这门科学及其技术的运作过程，就会相信专家的判断。这种科普活动叫做“公众理解科学”——其实少了一个“让”字。“挺转”科学家也有这个想法，在他们看来，公众对于转基因的担忧、怀疑、不信任，正是一种莫名其妙的非理性的恐慌，那就是愚昧！所以需要由他们来科普，来启蒙。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科普活动不是中性的而是有立场的。刘华杰教授最早发现了这一点，并指出，“公众理解科学”的立场是科学共同体，目标受益者首先是科学共同体，而非公众。

       ②不过，遗憾的是，“欠缺模型”本身是有欠缺的，科学家让公众理解了科学之后，公众并没有顺应他们的用意。德国科学传播学者汉斯·皮特斯研究公众对相关科学细节的了解程度与支持程度的关系，发现两者呈现了某种U型关系——即最强烈支持的与最强烈反对的，都是对科学细节了解最多的。在转基因的论辩中也是这样，“反转”人士并非如“挺转”人士所贬斥的那样都是科盲，其中有些甚至是生物学家。还有些人虽然不是生物学家，但并不认为转基因科学有多么难懂，多么了不起，常常在专业细节层面上与“挺转”方辩论。从科学细节的层面上加以反驳，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要求每一位“反转”人士都掌握科学细节，一来不可能，二来不必要。在转基因问题上，普通公众不需要了解科学细节，也可以理直气壮地拒绝转基因。那就是，坚持我们作为公民最基本的权利。这个权利与我的性别、信仰、考试成绩，都没有关系。——你要把愚昧的大帽子压给我，那我就戴上！

        ③科学知识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科学共同体生产出来的。我在《警惕科学家》中论证，科学共同体首先是利益共同体，然后才是知识共同体，从来不是道德共同体。作为利益共同体，科学家倾向于生产对其有利的科学知识，也容易忽略、隐瞒甚至篡改对其不利的知识。由于信息不对等，如果科学家要用他生产的知识来愚弄公众，公众常常是难以分辨，难以反驳的。所以江晓原教授说，争论转基因作物是否安全，完全是“挺转”方设下的一个陷阱，一个误区。

       ④愚昧的权利是权利的底线，如果不能坚持愚昧的权利，就会出现一种滑稽而可怕的景象：只有掌握了一定“科学”知识的人才有权利，或者，权利与知识成正比，要拥有权利，就必须学习知识；也要承认，专业人士有最高的权利。如果不敢坚持愚昧的权利，就只能老老实实地学习接受科普，才会有一点权利。事实上，这已经剥夺了部分人的权利。愚昧与文明，是一对意识形态概念。愚昧与否，要看话语权掌握在谁的手里，用何种理论去衡量。科学只是我们认知事物的一种方法，解释世界的一种方案，并不是唯一的方法，唯一的方案。

（选自《读书》2015年第5期，有删改）

话说《诗经》之“风”

    风本是地球大气层内的空气涌动，它使地球上的万物能不断地接受到新鲜的空气而得以生存。那么，孔子在编集《诗经》时，为什么将一部分诗称为“风”呢？孔子自己有一段很好的解释：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这就是“风气”！孔子用很形象的语言形容它，风吹草伏，风往哪边吹，草就往哪边倒伏。所以，要建立和谐社会，关键在于领导人，也就是“上行下效”。由此也形象地说明了“风”的含义，也就是说，风俗、风情、风致等，无一不是指向社会行为规范和人们的行为方式的。

    换言之，《诗经》之“风”，即是各地区、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在一般的口语中，我们称为“风俗习惯”，在先秦时期的书面语言及理论中，“风”实际上就是“礼”，就是“社会行为规范”。《诗经》中的十五国风，各以其所在国家和地区得名，就是记载了各地的风俗习惯、人们的行为方式，以及他们各自的价值观、思想感情。与此相印证，《周易》中有十五个卦牵涉到“风”，每个卦都对应着一种人生或社会现象。火风鼎，火下有风则上宜有鼎，而鼎凭三足，正立不倚，既强调合作，也预示持正守位，为人倚重；风火人家，以火在下而风行其上来表达一家人团聚的景象。……周文王用“风”的各种景象论述了人世间不同的社会情状。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每做一件事情，首先考虑的不是法律法规如何规定的，而是亲友们的看法！而这些所谓的“看法”，实际上就是一种社会行为规范。亲友们认同你这个行为，你就会大胆高兴地去做；否则，你就不会去做，或者只有偷偷摸摸去做。“风俗”因此会给人一种无形的束缚。这就是孔子为什么强调“礼”的作用的真正含意。孔子删诗书、定礼乐、系易辞、著春秋，把《诗经》作为教材，是因为没有其他书籍了吗？不是，孔子是借《诗经》说明以及教育学生们要懂得各种各样的社会行为规范。孔子的中心思想是：人生若想追求到快乐与幸福，就要认识社会。社会是精彩的但更是复杂的，不认识社会就只能四处碰壁，最后落个失败的人生；能认识社会就能游刃有余，利用社会。

    风俗的形成，是经历了很长时间的，是大部分人“约定俗成”的，人们在实际生活、生产中，认识到只有这样做才能更好地生存，所以就形成了这样一个风俗习惯。但它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重读《诗经》，一是要了解古代人们的风俗习惯；二是可以借鉴和发扬一些好的风俗习惯，如春节团聚、清明祭祖等；三是创造我们今天的新风俗，使生活更加日新月异，更加幸福。我们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不可能都有法律约束和指导，而且人类社会的维持也不能完全依靠法律法规，那么还要依靠什么呢？就是风俗习惯、“礼”、“社会行为规范”等，依靠良好的社会风气，才能使社会肌体健康发展。一个国家或地区之所以出现混乱，一是由于法律法规不健全，第二个原因就是社会风俗混乱。一群人恣意破坏另一群人的风俗习惯，便会导致争斗打闹，甚而引发战争。所以，入乡随俗，懂得并调节自己去适应不同的风俗习惯，才能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相互亲爱的关系。这或许便是孔子编集《诗经》的主要原因吧。

    歌词在中国文学中的地位和发展变化真可以称得上是波澜起伏、一波三折。据说，在人类还处于蒙昧阶段的时候，唱歌就作为一种本能的娱乐方式出现了。千辛万苦弄到只小野猪大野牛，终于有肉吃了，别急，篝火晚会先。《吕氏春秋·仲夏纪·古乐篇》：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

    歌词还有一项重要的职能——劳动监督。《淮南子》中称：今夫举大木者，前呼‘邪许’，后亦应之，此举重劝力之歌也。”大家一起抬一块巨大无比的木头，前面的人有节奏地喊着号子“嗨哟”，后面的也紧跟着喊“嗨哟”。大家一起用力，发扬蚂蚁搬山的精神，同时谁也别想偷懒。

    歌词与诗最早是难以区分的，但是，当“诗”明明白白还是“歌”的时候，它的地位绝对是高得让人没话说。所以孔夫子就教导人们说：“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诗礼并举可见其意义重大，不掌握两首流行歌词，就没法开口与人交流，那也就没法在社会上混了。

    歌词发展史上最重要、最关键的阶段，是由政府出面正式成立了皇家音乐学院——乐府。有人将其归功于那位会唱歌的皇帝——汉武帝，他创作的《秋风辞》“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在当年也是唱红大江南北的。但乐府的首创权确实不属于他，出土的秦朝乐器上就已经刻有乐府字样。只是汉武帝的乐府正式明确了它作为歌词收集兼创作中心的职业化趋势。

    后世皇帝中“最佳歌词创作者”的桂冠恐怕非南唐后主李煜莫属了，现今传下来的为数不多的数十篇歌词，可以称得上篇篇佳作，字字珠玑。

    到了宋代，歌词创作更是盛极一时。但不知怎么回事，它怎么搞都弄得不像正经行当。词甚至一度沦落为厕所文学，据说欧阳修《归田录》记载，宋初有个叫钱惟演的人只有在如厕时才读词。显而易见，这词的地位眼看着是每况愈下了。至于作者，柳永因一句“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而被皇上赐了“且去填词”，不得不去当了专业的歌词创作者。黄庭坚的“淫词艳曲”被人责为要下“阿鼻地狱”，秦观的小词被讥讽为“娘娘腔”。到了清代，受乾嘉考据派的影响，这种小词也被人赋予了“微言大义”，把宋人好不容易找出来的一块轻松地弄得又紧张起来，把好端端一个可以自由自在地高唱“我爱你，你爱我”的场所政治化了。

    今天的宋词读者绝大多数正是冲着宋词那副“不正经”的腔调去的，而那些“不正经”的腔调，上有《诗经》的“郑卫之风”顶着，下有元曲垫着，倒是那位“奉旨填词”的柳三变，他的那句“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真正说出了宋词的关键——风情。如果没有了风情，宋词的吸引力恐怕要大打折扣了。

（选自侯皓元《宋词是黄昏的窗棂》）

评论家的角色

    ①从严格意义上说，我们虽有专业评论家，但没有职业评论家。职业评论家的养成，有赖于激浊扬清的舆论环境，相对优渥的稿酬回报，实施完善的版权法制，以及不为人情所累的公序良俗。而国内普遍存在的是“兼职”评论家，主要有三类：一是高校和科研院所人员；二是各级政府部门主管的学会和课题评委，这些人来自各行各业，构成一个特别的要津序列；三是体制内外的“独立”评论家，有其他“谋生”之道以全身。至于纯为宣传炒作的吹鼓手和段子手，则不堪评论家之誉。局面如斯，评论家要拭亮本真的性命颜色，发出坚韧的真理之声，认清守持的身份角色，就显得尤为可贵。

    ②然而当下，在社会泛娱乐、全民爱表演的大舞台，身处一隅的评论家，如尚能不为秀场所动，恐怕已是难得的操守。时髦华丽的影视圈，“捧杀”与“棒杀”仍轮番不倦；外热内虚的戏剧圈，为延续“家业”而彼此加持，其所余留的“捧杀”，也许还算是一种温柔的进步。实际上，爱“看戏”与爱“演戏”的交会，向来都传统有自。但站在现代文明的立场上，无论戏里戏外，这种观演互动所应有的边界理性与高尚格调，始终没有健全起来。一个尴尬的视盲在于，“经院派”的理论家尽可高蹈于书斋，“经世派”的评论家却必须出入红尘，近察遥观，针砭冷暖。但如果一个评论者的出场只有“姿态”而没有“态度”，如果他的言说只安逸于贩卖仿制古董的山寨货，或沉溺于拼装舶来术语的二手货，他在文艺群芳谱中能获取什么令人尊重的角色？

    ③评论家的存在感，不在于扮一个在海边数贝壳的渔夫，有太多文秘和娱记可以胜任；评论家是一个充满想象力的“冒险家”，他要在艺术家们筑起的作品群屿中，开辟自己的航路，树立自己的旗杆，绘制自己的地图。换言之，评论也是创造。这就意味着，勇于发现、探求真理、秉笔直书，是评论家的天职。

    ④但是，为什么各种作品盈耳夺目，各种评论也浩如烟海，优秀之作却越发稀见？有人说，国民文化素质不高，艺术创作不理想，文艺批评也就好不到哪儿去。是这样吗？评论家就是这样委过于人，得过且过，无过则喜吗？竹篮打不了水，破布织不成锦。这是再浅显不过的道理，但事实每每令人诧异。比如一个剧团，内设艺委会，外聘专家组，仍免不了奇葩之作，它们或内部试演即收，或两场三场则罢，即便是有幸获得资助“风光”一时，却转瞬即逝，末了谁也不会记得半点泡沫。请问，那些滔滔不绝的评论家们，真的“在”吗？

    ⑤这的确是个全民评论的时代，谁都可以也有权对任何作品评头论足。（a）专家在各类艺术节会、项目资助中，也肩负着评论家的重任。（b）但仍有相当作品“三稿五稿不如一稿，七稿八稿不如不搞”，现场一观，不忍卒睹，造成大量人财物力的浪费。（c）骑墙派的评论者总爱讲什么“见仁见智”，似乎左看这部作品不好，右看也是好的，捣糨糊，和稀泥，你好我也好。这不是评论家，是诡辩家。（d）问题在于，文艺创作的特质注定了其带有不可复制、不可计量的灵感性和天赋性，作品的成功与否，固然“勤奋”是某种必要条件，却非充要条件。我从来主张，一部作品如果初稿扎实，则具备了愈臻完善的根基；否则诸如七稿八稿、“改好了就是好戏”的说法，纯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十年磨一剑”的前提，它得是一块好铁，而非一堆烂絮。非常遗憾，许多作品起点便皮之不存，但是评论者或评委们却 “曲尽衷肠”，任其方枘圆凿甚而南辕北辙，遂真话不出而庸作不止。

    ⑥我们亟须呼唤良心评论家的慧识与担当。某些评论家只能美其名曰“社会活动家”，而不是艺术批评家。这都是信奉所谓“功夫在诗外”的拱手师爷、袖手先生，真才实学者少，滥竽充数者多。评论家必须是一个专业且敬业的“治水家”，守住创作的生态之堤不使溃决，是以方有百舸争流、千帆竞发。

    ⑦评论家本当大有作为。不过，评论者倘不被人讥为无行的“文人”或谄媚的“骚客”，他就必须要有深厚的修为和独立的思想。事前围观，事中拍手，事后推责，于公无补，且人格尽失，要评论家何为？严肃深挚的评论不是街谈巷议，评论家也不是网络 “水军”，他要有生于忧患的情志。评论家也不是戏迷，不是票友，他要有穿石掘冰的审辨。评论家不是古旧货囤积商，不是快销品推销员，而是思想王国的缔造者，是一个 “预言家”。他见人所未见，发人所未发，明人所未明。艺术家必要有他的创造，则评论家必要有他的发明。鸿蒙开辟至今，发明即是创造。

    ⑧评论家在“冒险”中拓展新路，在“治水”中守护良知，在“预言”中启示未来。日影迁移，太阳有常。常道若废，则万象失真。归根结底，评论家天然就是一个行走无垠的思想家，是真理的捍卫者和黑夜的秉烛人。

材料一：

    对于科幻电影来讲，杀青并不意味着能够松一口气，而是迎来了真正的生死挑战。因为后期制作往往更加复杂。《流浪地球》经历过两次超支，第一次是在地面部分拍摄完成后，已经没有太空戏份的拍摄资金。

    第二次超支是特效制作部分，数字视效是中国电影被吐槽最多的领域之一。为了能够让观众满意，电影制作团队投入大量财力、人力。《流浪地球》在初剪时共有4000个视效镜头，最终留下来2200个左右，其中有50％是高难度的A级视效镜头。由四家国内视效公司在极限内完成了效果最好的工作，让人们得以见到这部电影如今的样貌。

    “只要它能活下来，就会有更多的投资人有信心继续投资中国的科幻电影，只有这样我们才有机会。国内科幻电影目前还没有真正形成自己的体系，一整套的系统还都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当我们发现想去做一个东西的时候，中国制造能力非常强，但大量人才集中在工业级消费品上，没有人去做电影。你要想找到能做那个级别的道具的人几乎没有。我们所有道具都不是按照传统的方式。比如拍古装片，很容易做一个椅子、屏风，甚至搭一栋楼，但我们得换一个思路，不再是木工，必须去冲压、3D切割，才能做出各种金属的形态，必须拆解成一个个零件，拼装后才能构成场景。”本片导演郭帆说。

（摘自李行《<流浪地球>是怎么诞生的》，《中国新闻周刊》 2019年2月14日）

材料二：

    今年初，国产科幻电影收获票房和口碑的“双丰收”。有人说，这预示着中国科幻作品从杂志、图书走向了影视时代。从冷门题材到热搜话题，“硬核科幻”的崛起，激发了更多人对未来强烈的好奇心和想象力。

    “中国现在最强的感觉是什么？是未来感。”荣获雨果奖的中国科幻作家刘慈欣，用“未来感”这个关键词来解释科幻文学的繁荣。他认为，科幻发展的每一步，并不仅仅是因为科幻本身，更是因为整个时代处于一个快速发展的状态，给科幻文学、科幻电影提供了肥沃土壤。中国科幻电影的壮丽航程，恰恰反映了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历程。

    的确，看似异军突起，实则厚积薄发。科幻电影的未来感，恰恰是来自当下的现实感。以电影《流浪地球》为例，太空漫游、人工智能、外星家园……这些看似天马行空的设定，或多或少都能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其源头活水。从1999年神舟一号无人飞船升空，到2003年神舟五号载人飞船首秀；从2007年嫦娥一号成功发射，到2019年嫦娥四号探测器着陆月球背面……中国在太空领域的里程碑式跨越，无疑是电影作品最有力、最深厚的时代背景。

    人在通往未来的过程中拥有主观能动性，可以主动地寻找和制造未来感。在通往未来的列车上，每个人不仅仅是乘客。每天都在发生新的变化，每时每刻都能碰撞出思维火花，如此一来，更多的“未来感”就会层出不穷，最终聚变成惠及所有人的美好未来。

（摘自盛玉雷《寻找更多“未来感”》，《人民日报评论》2019年3月28日）

材料三：

（数据来源：艺恩电影智库2019年）

材料四：

    卡梅隆从小就是科幻迷。早在他出生以前的二十世纪40年代，科幻文学理念就已经非常成熟——未来世界科技怎样突破、宇宙怎样变化、人类在未来如何生存，科幻文学都已有丰富的想象和描述。

    卡梅隆认为，《流浪地球》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原作的想象力和剧本出色的改编。与《流浪地球》宣扬英雄主义不同的是，《阿丽塔》的女主人公阿丽塔，并不像超级英雄那样，把自己看作城市甚至全世界的救星。卡梅隆曾经与原著作者木城雪户讨论过阿丽塔。卡梅隆最初觉得阿丽塔像圣女贞德，但木城雪户说：“不，她是一个孤独的战士，也是一个敞开内心的人。”《阿丽塔》原著漫画正是托罗推荐给卡梅隆的。《阿丽塔》的漫画原名“铳梦”，也有“枪梦”的意思，然而原著和电影里都没有出现枪。“那么枪在哪？阿丽塔，她就是枪，或者扣动扳机的那个人。”卡梅隆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这是这部电影的核心所在，关于一个人找到自己的声音，从而发现个人的力量与信心。”

材料一：

血缘是稳定的力量。在稳定的社会中，地缘不过是血缘的投影，不分离的。“生于斯、死于斯”把人和地的因缘固定了。生，也就是血，决定了他的地。世代间人口的繁殖，像一个根上长出的树苗，在地域上靠近在一伙。地域上的靠近可以说是血缘上亲疏的一种反映，区位是社会化了的空间。我们在方向上分出尊卑：左尊于右，南尊于北，这是血缘的坐标。空间本身是浑然的，但是我们却用了血缘的坐标把空间划分了方向和位置。

在人口不流动的社会中，自足自给的乡土社会的人口是不需要流动的，家族这个社群包含着地域的含义。村落这个概念可以说是多余的。儿谣里“摇摇摇，摇到外婆家”，在我们自己的经验中，“外婆家”充满着地域的意义。血缘和地缘的合一是社区的原始状态。

但是人究竟不是植物，还是要流动的。乡土社会中无法避免的是“细胞分裂”的过程，一个人口在繁殖中的血缘社群，繁殖到一定程度，他们不能在一定地域上集居了，那是因为这社群所需的土地面积，因人口繁殖，也得不断地扩大。扩大到一个程度，住的地和工作的地距离太远，阻碍着效率时，这个社群就不能不在区位上分裂。——这还是以土地可以无限扩张时说的。事实上，每个家族可以向外开垦的机会很有限，人口繁殖所引起的常是向内的精耕，精耕受着土地报酬递减律的限制，逼着这个社群分裂，分出来的部分另外到别的地方去找耕地。

就拿我们自己来说吧，血缘性的地缘更是显著。我十岁就离开了家乡吴江，在苏州城里住了九年，但是我一直在各种文件的籍贯项下填着“江苏吴江”。抗战时期在云南住了八年，籍贯毫无改变，甚至生在云南的我的孩子，也继承着我的籍贯。她的一生大概也得老是填“江苏吴江”了。我们的祖宗在吴江已有二十多代，但是在我们的灯笼上却贴着“江夏费”的大红字。江夏是在湖北，从地缘上说我有什么理由和江夏攀关系？真和我的孩子一般，凭什么可以和她从来没有到过的吴江发生地缘呢？在这里很显然在我们乡土社会里地缘还没有独立成为一种构成团结力的关系。我们的籍贯是取自我们的父亲的，并不是根据自己所生或所住的地方，而是和姓一般继承的，那是“血缘”，所以我们可以说籍贯只是“血缘的空间投影”。

很多离开老家漂流到别地方去的并不能像种子落入土中一般长成新村落，他们只能在其他已经形成的社区中设法插进去。如果这些没有血缘关系的人能结成一个地方社群，他们之间的联系可以是纯粹的地缘，而不是血缘了。这样血缘和地缘才能分离。但是事实上这在中国乡土社会中却相当困难。我常在各地的村子里看到被称为“客边”“新客”“外村人”等的人物。在户口册上也有注明“寄籍”的。在现代都市里都规定着可以取得该地公民权的手续，主要的是一定的居住时期。但是在乡村里居住时期并不是个重要条件，因为我知道许多村子里已有几代历史的人还是被称为“新客”或“客边”的。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

材料二：

就梁庄村而言，整体的、以宗族、血缘为中心的“村庄”正在逐渐淡化、消亡，取而代之的是以经济为中心的聚集地，虽然，作为村庄中的大姓氏，仍然会有安全感和主人翁感，但这种感觉已经被削弱到了可以忽略不计的地步。……与此同时，村庄的规划，村庄家庭之间的内在联结，

都在发生变化。村庄的最好位置往往是最有钱的住户，并以此形成村庄新的等级与阶层。而宗族家庭之间的感情往往很淡，尤其是新一代家庭，人们各自出门打工，春节回来一聚。对于村庄的政治事务、公共事务，譬如选举、修路、砖厂的去留、学校的建设，他们并不是真正的关心。

家庭内部也在发生着变化。由父母通过日常生活教育孩子各种行为规范，变为由爷爷奶奶或亲戚代劳，父母和孩子之间似乎只有单纯的金钱关系。而随着学校在村庄的停办——它可以看做是统摄整个村庄向上精神的象征物，随着一些德高望重的老人的去世——他们往往是村庄的心灵指向和道德约束，村庄从内部开始溃败，只剩下形式的、物化的村庄。这一溃败意味着中国最小的结构单位遭到了根本性的破坏，个体失去了大地稳固的支撑。

村庄的溃散使乡村人成为没有故乡的人，没有根，没有回忆，没有精神的指引和归宿地。它意味着，孩童失去了最初的文化启蒙，失去了被言传身教的机会和体会温暖健康人生的机会。它也意味着，那些已经成为民族性格的独特个性与独特品质正在消失，因为它们失去了最基本的存在地。村庄，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民族的子宫，它的温暖，它的营养度，它的整体机能的健康，决定着一个孩子将来的健康度、情感的丰富度与智慧的高度。

（摘选自梁鸿《中国在梁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