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肃：活出不一样的“风花雪月”

                                                                                               桑可

       他是一位可敬可爱朝气蓬勃的“顽童”，也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前辈；他是一枚“不起眼”的军中绿花，也是文艺界和人民“打成一片”的天使；他为新中国的文化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受到毛泽东同志的亲切接见，也曾入围“感动中国2015年度人物”；他是一位词作大家、一级编剧，是文艺战线的一颗“常青树”“不老松”，他的人格魅力和火一样的热情，至今仍在感染着一代又一代的青年人奋勇向前。

       阎肃同志的一生，留下1000多部（首）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佳作，参与策划100多台重大文艺活动，获国家和军队大奖100余项。几乎以一己之力把江姐搬上歌剧舞台，一曲《红梅赞》一时传遍大江南北，让《江姐》成为不朽的红色经典。在61岁的高龄担纲创作歌剧《党的女儿》，谱写了一曲中国共产党人的正气歌，给所有的观众上了一堂撼人心魄的生动党课。他创造的《敢问路在何方》《我爱祖国的蓝天》《长城长》《雾里看花》《梦水乡》等歌曲，至今仍广为流传……

       细品阎肃同志创作的一系列文艺作品，那些汩汩流淌于时空里的旋律，始终不缺少一颗滚烫的心、一种为国抒怀的情、为民放歌的魂。他的作品，总是能沿着时代的烙印剪接出华丽的色彩，也灌注着一位军人所独有的对国家的浓情厚意。报效祖国、放歌时代、思索人生，一部部文艺作品就像一曲曲时代的号角，把对我们所处时代的深沉思考揉进了每一个音符和歌词里，让民族勇于探索、自强不息的华彩乐章在豪迈的进行曲中激情流淌。

2014年在京举行的文艺座谈会上，阎肃同志在发言时说，“我们也有风花雪月，但那风是‘铁马秋风’、花是‘战地黄花’、雪是‘楼船夜雪’、月是‘边关冷月’。就是这种肝胆、这种魂魄教会我跟着走、往前行，我愿意为兵服务一辈子!”正是这种别样的“风花雪月”，这种颂英烈、咏家园、唱时代的军人情怀，铸就了他一路豪歌向天涯的人生之路。他就像一株迎风傲雪的红梅，雪岭冰霜之间绽放出夺人的光彩；也像一段斑驳的城墙，挺起岁月的胸膛向人们展现沧桑的力量。

       阎肃最爱这样介绍自己：“我是部队文艺战线上的一名老兵。”无论酷暑寒冬、无论风霜雨雪，入伍60多年，他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军营，始终与战士们血肉相连。走进基层，深入基层，和基层的官兵打成一片，他用“百姓习俗、社会风尚、民族魂魄、生活素养”不断去贴近基层、发现故事，他以自己的身体力行，用自己豁达的胸襟、开阔的气象、和谐的身心，让我们见证了一位“胸有大业、腹有诗书、肩有担当、术有专攻”的文艺工作者楷模。

刘云山同志说：“阎肃同志是文艺战线的一面旗帜，他60多年勇攀艺术高峰，80多岁依然奋斗在文艺工作第一线，无论是创作实践还是为人做事，都一片丹心、一腔热血、一身正气。”在壮阔的时代大潮中把个人融入时代的主旋律，阎肃用对党无限的忠诚、对人民的深情和高尚的情操去工作，去为时代放歌。

      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在这样一个快速变革的时代，我们需要一批又一批像阎肃同志一样的文艺工作者，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创作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作品，不断赓续薪火、再造经典，才能引导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

      阎肃在创作的《红梅赞》中曾写过这样一句歌词：“蜂儿酿就百花蜜，只愿香甜满人间。”一个人的一生，能够把自己的生命全部奉献给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他应该是无限欣慰的了。用忠诚去燃烧生命，用灵魂去点燃光明，用旋律去传递信仰，阎肃同志不辜负时代召唤、不辜负人民期待，用自己灿烂的生命，把自己的人生谱写成了一曲浩气永存的时代长歌。

（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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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一个人有什么样的信仰，就会选择什么样的人生，就产生什么样的行为。1946年，那是一个“追求进步就是民心所向”的年代，阎肃考取南开中学。在那里，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五四以来的新诗、老舍的戏剧、巴金的小说，最令他心驰神往的是红色延安传来的先进思潮。用阎肃自己的话来说，那时“我对共产党最朴素的心理就有了”。（郭超、刘小兵《站在时代琴弦上的放歌者》）

②在阎肃的生命源泉中，中华传统文化是一汪深邃的清泉。与阎肃有长期合作的中央电视台副总编朱彤介绍，阎肃作品中体现出的深厚的民族文化精神，应该出于他的自觉追求，是在深入研究和长期思考之后外化出来的一种风格。他的作品是民族文化与时代精神的叠加。（黄子娟《时代歌者的追梦人生》）

丁聪：时代身上的牛虻

    2009年5月26日，一代讽刺漫画大师丁聪溘然长逝。丁聪的一生，始终不曾放下手中的画笔，如同一只牛虻狠狠叮在时代庞大躯体的病灶上。

    1916年，丁聪出生于上海。其父丁悚是一位自学成才的画家，中国第一块漫画协会的牌子就挂在丁家大门口。对丁聪的生活和艺术影响最大的漫画家是张光宇、叶浅予。他们的画，描摹了上海市井的百态，这让丁聪触动很深，也影响着他后来那种针砭时弊、一针见血的画风。一次，丁聪画了一幅漫画要发表，报馆让他署个名字，他顺手写下“小丁”。这个名字他一用就是60年，丁聪说，中文的“丁”有“人”的意思，“小丁”就是小人物，当普通的小人物，做喜欢的事，挺好。

    “七七”事变后，丁聪的漫画创作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日本军国主义的炮火改变了丁聪的思想，决定了他以后的创作道路。这种与国家、民族息息相通的深厚感情，像一条红线，从此一直贯穿于丁聪的作品之中。

在抗战之初，丁聪创作了不少救亡漫画。香港沦陷后，丁聪和一批文化界人士辗转来到重庆，他继续以画笔从事爱国宣传活动。 抗战后，丁聪回到上海，创作了大量以“争民主”为主题的讽刺漫画，例如《民主曰：“逆我者亡”》、《五子登科图》等，有力抨击时政，揭露黑暗现实，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嫉恨，以致有些作品一出来，便遭到国民党雇佣流氓的撕毁。他也因此被誉为“文化界的将军”。

    1949年年初，丁聪被任命为《人民画报》副总编兼编辑部主任。丁聪仍坚持自己的讽刺漫画，由此成为历次政治运动中挨整的资深“运动员”。从1958年的“反右”到“文革”，丁聪都在劫难逃。大鸣大放中，丁聪对“外行领导内行”提出的批评，连同筹办《万象》的构想，成了“反右”高潮中的罪状。1958年的一天，“右派”丁聪乘上一列开往东北的火车，去了北大荒850农场云山畜牧场劳动改造。

    丁聪平日里对人总是笑脸相迎，骨子里却刚直不阿。为此，他吃尽苦头。“反右”的时候，有人要他检举一位朋友的反动言行，他不会无中生有，也不会落井下石，于是，他自己成了右派。“文革”之时，又有人强逼他交代一位朋友的“罪行”，并列举此人种种“劣迹”以作“诱导”。丁先生听后说：“这个人真坏。”逼他的人大喜过望，催他赶快交代。丁先生慢悠悠地说：“我同他相交那么多，他做了那么多的坏事，居然一点也不告诉我！天底下竟有这么坏的人。”为此，他挨了一顿铁棍，被打得头破血流。 

    “文革”开始时，丁聪被分配到美术馆扫地、写标签。不许画画，他就偷偷地在展出作品的废标签后面画上漫画。白天要劳动，画画的时间难保证。丁聪正发愁时，赶上单位体检，查出来丁聪血压高，单位给放了一个星期假，丁聪可乐坏了。为了能争取一段完整的创作时间，丁聪不吃药，复检时憋着一口气，血压当然还是高，丁聪又争取到了一个星期的假。就是利用这两个星期，丁聪赶出了30多幅鲁迅小说插图。

    1979年春，丁聪刚被宣布“没事儿”就跟政府说：“我已经63了，把最后几年时间留给我吧，让我画画吧，我就喜欢画画，这一辈子没画够啊!”小丁由此迎来人生中的第二次创作黄金年代。此时恰逢《读书》杂志创刊，受范用、冯亦代之邀，丁聪配画，陈四益配文，“封二漫画”几乎成了《读书》的金字招牌。漫画中的犀利和辛辣，让人觉得，小丁好像从来没变过。

    三中全会到80年代的一段时期，是丁聪认为最开放的时代。他继续以笔为刀，针砭时弊。他的讽刺漫画与讽刺相声、伤痕反思文学、电影话剧一起，组成了文化解放的潮流。

    这个有着一颗赤子之心的老人走了，静静地、无声无息，像一片秋叶摇落，像一朵白云飘逝。不设灵堂，不作告别。平淡得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但正是这样的平淡，才淬炼出了最强大的艺术，给社会与现实以无情的鞭挞。

（选自《文汇报》，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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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我画的都是老百姓想的事情，老百姓通得过的，我才画。虽说我为这个吃过不少苦头，可我总觉得我没做过坏事，对得起良心了。 （丁聪《一生就做一件事》）

②丁聪当时住的房子大约十几平方米，除了一扇窗户透亮，沿墙都摆满了书柜。他的生活也很简单，就是画画、看书、吃饭、看电视、睡觉。只要一拿起画笔，他就感到心满意足，感到快乐。  （李辉《从此天堂里也会多一些笑声》）

陈翰伯：文化的先行者

    中国出版界有一位重要人物值得记忆。他重要的标志，不但在后30年，也在前30年；不但在政治上，也在文化上。他不但是一位政治的执行者，也是一位文化的先行者。他，就是陈翰伯。

    20世纪30年代，陈翰伯就读于燕京大学。他曾与姚依林、黄华、黄敬等人一起，参与领导“一二•九”学生运动。那时他们经常在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客厅中聚会，讨论时势与未来，陈翰伯也因此与斯诺结下友谊。他曾经陪同斯诺夫人尼姆•威尔斯到延安，拜见毛泽东、朱德，为他们当翻译。1936年7月，从燕京大学毕业后的十余年间，陈翰伯作为一位“潜伏”的红色报人，用笔名王孝风、梅碧华等，写了许多好文章。他的公开身份是记者、编辑，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他需要做的是尽最大可能在报纸上登载国民党政府不愿意登载的消息，撰写社论、时评，婉转地策略地宣传共产党的主张。他不可能不暴露左派的面目，因而时时刻刻处在危险之中。

    1958年8月，陈翰伯奉命出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他十分注重文化传承的力量。

    他上任后首先跑到上海，找寻老商务留下的资料，恢复商务印书馆种种出版建制，延续“百年商务”文化香火。有趣的是，陈翰伯的这一份苦心，竟然在他文革时期写的一份检讨书中，清晰地表达出来。“我是复活旧商务的罪人，……我一九五九年在上海办事处查了很多材料，这些材料以后都运到北京，我请胡愈之等人做了馆史的报告，后来就设立了馆史研究室，举办展览会和六十五周年的纪念。与此同时，我在报纸上发表了很多消息，到一九六二年，在我的招魂纸下，旧商务这具僵尸，已经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散发臭气，毒害人性。”这样的文字，读来让人心酸。

    接手商务印书馆后，陈翰伯总是在思考一个问题：为了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我们该奉献什么，我们能奉献什么。此后8年，可谓功勋卓著。汪家熔曾详细罗列出那个年代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重点图书项目：社会科学经典395种；经济学著作115种；政治学著作，不算大量提供给中央理论小组的，有93种；历史和历史学66种；工具书，包括修订《辞源》，编写《现代汉语词典》《新华字典》和《俄汉大辞典》等；此外，还有英、法、德、日、西、阿拉伯、越南、印尼等外语方面的词典、语法书和其他读物。正是这些图书的出版，托起了陈翰伯作为出版家的历史地位。

    说到先行者，是说他做了许多开拓性工作，是一个时代的启蒙者与引路人。略举两例：

    其一，为国家开列辞书建设的书单。1972年，遭受迫害的陈翰伯从干校调回北京。1975年，着手制订周恩来总理在病榻上批准的“中外文辞书出版十年编辑规划”。那时，很少人相信这个规划能够实现；但是翰伯却固执地认为它可以实现，因为有人民。陈原回忆那段历史时写道：“1975年，翰伯抓住这个机会，要进行一项规模宏大的基础工程。……13年的实践，证明这项基础工程对于国家现代化有多么巨大的意义；13年的事实，也证明翰伯的信心来自人民，是现实的。”

    其二，创办《读书》杂志。《读书》创刊号发表了李洪林的文章《读书无禁区》。在叫好声中，也引起了数不清的质疑。1981年4月，陈翰伯在亲自撰写的社论《两周年告读者》中，对这篇文章给予很大支持。文中写道：“我们重申我们赞成‘读书无禁区，的主张。‘四人帮’垮台后，风沙虽然已过，不敢重开书禁的还大有人在。当时我们针砭时弊，喊出‘读书无禁区’，深受读者欢迎，我们非常感激。”《读书》就是这样，触摸时代最尖锐的问题，在社会大势中保持了自己的领先地位，成为一面旗帜。

（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陈翰伯（1914﹣1988），中共党员，新闻家、编辑出版家、国际问题评论家。解放后曾任商务印书馆总编辑兼总经理、人民出版社领导小组组长、文化部出版局局长、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代局长、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主席等职务。（摘自“百度百科”）②在政治运动中，一批学者和翻译家被划为“右派”，丧失了从事研究工作的权利。陈翰伯曾冒着很大的风险，卷着铺盖到北大“蹲点”，按照拟定的学者名录一个个寻访。众多“靠边站”的专家学者如朱光潜、贺麟、王以铸得以出山，担当古典名著的翻译工作。这段经历当时虽未给陈翰伯带来大的影响，但在“文革”中，陈翰伯没能躲过打击，被批判为“招降纳叛”。（摘自吉祥《陈翰伯是谁？》）

站在时代琴弦上的歌放者

    “铁马秋风、战地黄花，楼船夜雪，边关冷月，这是一个战士的风花雪月。唱红岩，唱蓝天，你一生都在唱，你的心一直和人民相连。是一滴水，你要把自己溶入大海；是一树梅，你要让自己开在悬崖。一个兵，一条路，一颗心，一面旗。”他，就是被评为2015年度十大感动中国人物之一的著名文学家、词作家、剧作家阎肃。

    1930年5月，阎肃生于河北保定。从艺65年，他创作了1000多件作品，而且每个时代都有经典问世，是我国文艺界的一棵常青树。从一部荡气回肠的《江姐》开始，一发而不可收地创作《红灯照》《忆娘》等一部又一部的红色剧作；从一首传唱至今的《我爱祖国的蓝天》，到《军营男子汉》《长城长》《敢问路在何方》《雾里看花》等脍炙人口的歌曲，这些都成为留驻几代人心底的集体记忆。

    “作为一名文艺工作者，应该经常反思自己的作品是不是走在时代前面，是不是符合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这是他65年艺术生涯的真诚告白。“要让好歌成为时代前进的号角”。铁肩担道义，传播正能量，他扛起了一个艺术家的使命和责任。

    1962年，国家刚刚经历3年困难时期，许多人困惑：新中国该往哪里去？共产党、社会主义好不好？阎肃受小说《红岩》启发，决定创作《江姐》，为我们的党提一提气，为人民鼓一鼓劲。它歌颂的“雪压不弯、风吹不倒，信念不变、矢志不移”的“红梅精神”，影响和教育了一代又一代人。

    改革开放初期，人们感觉军装掉价了、军人贬值了，他用《军营男子汉》的响亮歌声告诉人们，天下最棒的男人是军人；长期和平环境下，人们的国防意识渐渐淡化，他创作的一首《长城长》，唤醒了多少赤子情怀；面对海峡两岸的融冰之旅，他用《故乡是北京》《前门情思大碗茶》等京腔京韵的歌曲，呼唤着多少海外游子思念祖国母亲的心。

    从革命年代走来，编过样板戏的阁肃对流行文化却毫不排斥，还可以说是个“时尚老头”。很多跟阎老接触过的人都知道，他爱听周杰伦的《菊花台》《青花瓷》《千里之外》，他还喜欢李宇春并自称“老玉米”，他创作的《雾里看花》《北京的桥》也充满了时尚元素。阎老对一切新事物都充满了好奇，不仅跟随潮流，还去探究背后流行的原因。空政文工团创作室的舒楠介绍，2008年，自己创作电视剧《十万人家》的主题曲时遇到瓶颈，阎肃建议他将歌写成“周杰伦式说唱音乐”，结果效果非常神奇，“阎老太超前了”。

    “阁老是最能把握时代脉搏的一个作家。回顾他的作品，不论是立意，还是创作手法，都是紧跟着时代又具有引领效果的。”著名作曲家温中甲如此评价。

    不仅如此，阎肃还始终以培育新人为己任，关怀爱护、积极推介年轻人，并用自己的人格魅力感染和教育青年演职人员。

    “当我看到好的作品，就会有一种冲动，想把它推出去，让人们都知道它，都欣赏它。《常回家看看》就是这样被我推上春晚舞台的。”阎肃说，“那年，歌手陈红拿着这首歌找到我，当时我一看就觉得是首好歌，就推荐给总导演陈雨露。歌曲一经推出，反响强烈，感动了很多人。这样的事，几乎在我策划的每届春晚都会发生。”

    “阎老常对我们年轻人说‘不要看你演了多少，而要看你留下了多少；不要看你留下了多少，而要看别人记住了多少。’”空政文工团演员、第五代江姐扮演者的王莉说，“阎老对我们小辈的关心体现在点点滴滴，他抽烟，但是从来没有在我眼前抽过一根烟，这是对声乐演员的保护。”

    作为一名德高望重的艺术家，阎肃平易近人，非常谦逊，从不要大牌，也不摆老艺术家架子。担任众多比赛和评奖活动的评委时，他是出了名的“只认作品不认人”，并且还告诫其他评委不要搞小圈子。耄耋之年，担任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文艺晚会的首席策划和首席顾问时，每次开策划会他都是第一个来，每次排练节目他总是最后一个走，13次节目审查他次次都是提前到场。

相关链接：①除了创作出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外，阎肃在幕后也做出了很多贡献，他参与策划了《祖国颂》《回归颂》《长征颂》《复兴之路》等100多场影响深远的重大文艺活动，还先后为20多届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青歌赛出谋划策，被公认为“智多星”、“点子王”。②阎宇说，父亲没教过什么大道理，但一直在示范着一件事，那就是与人为善，尊重身边的每一个人。出门不管遇到什么人，阎肃总是主动先向对方微笑上身大声打招呼。

    提到冯其庸，人们就会想到《红楼梦》和红学。的确，冯其庸先生是以红学名世的。是当代最具代表性、最具影响力的红学大家。

    冯其庸先生从一开始就十分注意对《红楼梦》版本的研究，尤其是在《红楼梦》早期抄本的研究上所取得的成果十分引人注目。早在1975年3月，他与著名红学家吴恩裕先生合作研究新发现的三回又两个半回的《红楼梦》抄本，发现这就是己卯本的散佚部分，并从此抄本中避“祥”字、“晓”字的讳，因而考证出此抄本原是清怡亲王允祥、弘晓家的原抄本，而怡亲王又与曹雪芹家有着重要的联系，所以它的底本有可能直接来自曹家，这一惊人的发现对《红楼梦》早期抄本的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1977年7月，冯其庸先生完成了《论庚辰本》一书，这是最早的一本系统研究已卯本与庚辰本关系的学术专著。在书中他论证了现存庚辰本不是由四个本子拼凑而成的，而是据己卯本过录的，是仅次于作者手稿的一个抄本，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从而确立了庚辰本特殊珍贵的地位。

    冯其庸先生更是一位知识渊博、兴趣广泛的学者，是一位才思敏捷的诗人，是一位堪称一流的书画家。他除多部红学著作外，还出版有戏曲论文集《春草集》、古典文学论文集《逝川集》、散文序跋集《秋风集》，以及《蒋鹿谭年谱、水云楼诗词辑校》《吴梅村年谱》《朱屺瞻年谱》，大型摄影集《瀚海劫尘》等等。今天像冯老这样知识渊博、虚怀若谷、视野远大、多才多艺的学者真是太少了。国学大师钱仲联先生在《题冯其庸教授书画摄影展》一诗云：“红学专门众所宗，画书摄影更能工。何人一手超三绝，四海堂堂独此公。”

    冯其庸先生是一位真正的诗人，读他的诗会使人深深感受到他具有深厚的国学功底和非凡的才华。他写过许多旧体诗，尤其是纪行诗，写得气势磅礡。例如1990年11月到武威北面的腾格里大沙漠中调查新发现的汉代古城时，他赋诗云：“大漠孤城雁字横，红河东去杳无声。汉家烽火两千载。我到沙场有余温。”

    冯其庸先生不仅诗写得好，而且能书善画。他的草书行云流水，飞逸倜傥。有人说他的草书深受王羲之、王献之的影响，但又不受拘束，别具一格。而他的青藤、泼墨花卉，更是兼有吴昌硕齐白石的风格。而他更爱画葫芦、葡萄，那真是一绝。刘海粟老人就曾称赞冯其庸先生的画“全是青藤笔意，此诗人之画，学问人之画，气质不同，出手就不凡，故不与人同也。”冯其庸先生的书法、绘画被称为文人书画的代表，尤其他的画运古入新，自出新意，而且往往是诗、书、画融汇一体，堪称文人画的上品。

    冯其庸先生治学的最大特点是刻苦和严谨。他强调做学问要肯下苦功夫，肯吃苦，要实事求是，他十分强调多读书，同时又十分重视实际考察。他常常说中国的学问是无穷无尽的，有如大海，有如高山，个人的学识再渊博，也是沧海一粟，因此任何时候都没有理由自满。他是这样的告诫年轻人，也是这样地要求自己，他八十多岁的时候还是晚睡早起，常常是凌晨三四点钟起床作文读书。说到冯老的严谨和刻苦，人们自然想到他对玄奘取经回归古道的确认，这无疑是对我国古代文化史研究的重大贡献。而说到玄奘，人们就会想到一个词——百折不挠，玄奘百折不挠的取经精神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精神标志性的符号。冯老正是以玄奘百折不挠的精神，十次去新疆考察，八十三岁高龄时还穿越罗布泊，深入楼兰遗址。冯老不懈的追求精神，严谨的治学态度，虚怀若谷的大师风范，同他的著述一样，是留给我们的巨大精神财富。

【相关链接】①冯其庸少时家境贫寒，读到小学五年级时还曾回乡务农。抗战爆发后，家中经济更是窘迫到了极点，经常靠好心邻居送南瓜维持生计。后来，冯其庸成为著名红学家，还屡屡提及友邻的善举，并将书斋命名为“瓜饭楼”。②我做学问的原则就是，能够调查的，必须亲自去调查。（冯其庸）

                   传记文本阅读之评价文本的主要观点和基本倾向

文本的主要观点和基本倾向，来源于传者、传主和其他人三个方面。把握文本的主要观点和基本倾向，应从文本中对传主生平事迹的叙述以及相关评论入手，分析带有作者爱憎情感态度的具有典型意义的事件和个性化的细节描写，概括文中议论或评论的文字，揣摩作者的感情倾向，从而了解传主的思想立场、政治主张或艺术观点等。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问题。

朱东润自传

1896年我出生在江苏泰兴一个失业店员的家庭，早年生活艰苦，所受的教育也存在着一定的波折。21岁我到梧州担任广西第二中学的外语教师，23岁调任南通师范学校教师。

1929年4月间，我到武汉大学担任外语讲师，从此我就成为大学教师。那时武汉大学的文学院长是闻一多教授，他看到中文系的教师实在太复杂，总想来一些变动。用近年的说法，这叫作掺沙子。我的命运是作为沙子而到中文系开课的。

大约是1939年吧，一所内迁的大学的中文系在学年开始，出现了传记研究这一个课，其下注明本年开韩柳文。传记文学也好，韩柳文学也不妨，但是怎么会在传记研究这个总题下面开韩柳文呢？在当时的大学里，出现的怪事不少，可是这一项多少和我的兴趣有关，这就决定了我对于传记文学献身的意图。

《四库全书总目》有传记类，指出《晏子春秋》为传之祖，《孔子三朝记》为记之祖，这是三百年前的看法，现在用不上了。有人说《史记》《汉书》为传记之祖，这个也用不上。《史》《汉》有互见法，对于一个人的评价，常常需要通读全书多卷，才能得其大略。可是在传记文学里，一个传主只有一本书，必须在这本书里把对他的评价全部交代。

是不是古人所作的传、行状、神道碑这一类的作品对于近代传记文学的写作有什么帮助呢？也不尽然：古代文人的这类作品，主要是对于死者的歌颂，对于近代传记文学是没有什么用处的。这些作品，毕竟不是传记文学。

除了史家和文人的作品以外，是不是还有值得提出的呢？有的，这便是所谓别传。别传的名称，可能不是作者的自称而是后人认为有别于正史，因此称为“别传”。有些简单一些，也可称为传叙。这类作品写得很生动，没有那些阿谀奉承之辞，而且是信笔直书，对于传主的错误和缺陷，都是全部奉陈。

是不是可以从国外吸收传记文学的写作方法呢？当然可以，而且有此必要。但是不能没有一个抉择。罗马时代的勃路塔克是最好的了，但是他的时代和我们相去太远，而且他的那部大作，所着重的是相互比较而很少对于传主的刻画，因此我们只能看到一个大略而看不到入情入理的细致的分析。

英国的《约翰逊博士传》是传记文学中的不朽名作，英国人把它推重到极高的地位。这部书的细致是到了一个登峰造极的地位，但是的确也难免有些琐碎。而且由于约翰逊并不处于当时的政治中心，其人也并不能代表英国的一般人物，所以这部作品不是我们必须模仿的范本。

是不是我国已经翻译过来的《维多利亚女王传》可以作为范本呢？应当说是可以，由于作者着墨无多，处处显得“颊上三毫”的风神。可是中国文人相传的做法，正是走的一样的道路，所以无论近代人怎么推崇这部作品，总还不免令人有“穿新鞋走老路”的戒心。

国内外的作品读过一些，也读过法国评论家莫洛亚的传记文学理论，是不是对于传记文学就算有些认识呢？不算，在自己没有动手创作之前，就不能算是认识。

这时是1940年左右，中国正在艰苦抗战，我只身独处，住在四川乐山的郊区，每周得进城到学校上课，生活也很艰苦。家乡已经陷落了，妻室儿女，一家八口，正在死亡线上挣扎。我决心把研读的各种传记作为范本，自己也写出一本来。我写谁呢？我考虑了好久，最后决定写明代的张居正。第一，因为他能把一个充满内忧外患的国家拯救出来，为垂亡的明王朝延长了七十年的寿命。第二，因为他不顾个人的安危和世人的唾骂，终于完成历史赋予他的使命。他不是没有缺点的，但是无论他有多大的缺点，他是唯一能够拯救那个时代的人物。

（有删改）

相关链接

①自传和传人，本是性质类似的著述，除了因为作者立场的不同，因而有必要的区别以外，原来没有很大的差异。但是在西洋文学里，常会发生分类的麻烦。我们则传叙二字连用指明同类的文学。同时因为古代的用法，传人曰传，自叙曰叙，这种分别的观念，是一种原

有的观念，所以传叙文学，包括叙、传在内，丝毫不感觉牵强。（朱东润《关于传叙文学的几个名词》）

②朱先生确是有儒家风度的学者，一身正气，因此他所选择的传主对象，差不多都是关心国计民生的有为之士。他强调关切现实，拯救危亡，尊崇气节与品格。这都是可以理解的。

（傅璇琮《理性的思索和情感的倾注——读朱东润先生史传文学随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