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  语

胡炎

    风，卷着梦的香气，一阵一阵，撩得人难受。

    村头老杨树下，他蹲着，目光铸在密密匝匝的枝叶间。叶片上，昨夜的梦还在跳荡，金光灿灿，晃得人眼晕。抬头捋一把，那叶子全是钱，新崭崭香喷喷，揣进怀里，平素蔫软的腰杆硬是生生挺得笔直。

    身前，烟屁股滚了一地。最后一支抽尽，再把烟屁股捡起来，点燃，狠狠地补几口。

    心，也给灼得火烧火燎：这财，别人发得，我怎就发不得？

    “爹！”进家，他叫。

    “弄啥？”爹不看他，手里的锤子起起落落，自顾加固他的锄头。

    “钱……我得用。”

    爹的手停了，翻他一眼：“那是留着给你娶媳妇的。”

    “媳妇不急，钱急。”他给爹敬支烟。

    “到底弄啥？”

    “正事，别问！”他把字咬得很重。

    爹不再言语。这是他唯一的儿。儿一贯是老实本分的，他不能不依他。

    叔、伯、舅、姑……挨个借了个遍。然后村西的、村东的，南头的、北头的，挨门槛进，讨好地笑，把一张脸都给拉伤了。

    “就你，也做白日梦？”村人的眼里，满是鄙夷和不屑。

    他依旧笑，心里却骂：“狗眼看人低，等着瞧！”

    购置设备、联系货商、组织人手……第一批成品终于出炉。没想到，事儿来了。

    一块黑砖，拍晕了他：“敢跟老子抢生意？”

    他摸索着爬起来，捂着流血的后脑勺：“疤哥，我不懂事，您老人家大人大量，抬抬手，给兄弟条生路。”

    疤哥叉着腰：“这砖，挨得亏不亏？”

    “不亏。”

    “想不想再挨一砖？”

    “疤哥，您说笑。”

    “识相点，拜老子的山头，有钱大家赚。”

    “懂了，疤哥，您是爷。”

    “好孙子。”疤哥又朝他的后脑勺拍了两下，这次不是砖，是手。

    有了疤哥，生意竟出奇的红火。

    人前人后，他便再也不是从前那个“老实蛋子”，好烟潇洒地掷过去，说话便有了十足的底气。

    村人的眼光，也把他托了起来。

   唯有爹，一张瘦瘦的黑脸平静得像十月的秋空，怎么也拧不出个表情。或许在他心中，只有锄头、泥土和庄稼，那是他生命的全部。

    这晚，他置了好酒、好菜，硬把爹从牛棚子里拉到餐桌旁。

    “爹，喝一口解解乏，咱爷儿俩好好说说话。”他捧起酒碗，敬爹。

    爹的手沾满泥土，接过碗，却没喝。沉吟了一会儿，爹说：“带上酒菜，跟爹走。”

    他不知爹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只好拾掇了酒菜，跟着走。

    月光下，爹的身影更显得瘦削，那是日晒的、风吹的、雨淋的。他不由心痛，日后，是得让爹好好歇歇，可劲儿享一把清福了。

    出村向北，穿过一片树林，半山坡上，是自家的祖坟。

    墓碑前，摆好酒菜。爹拉他一把：“给先人跪下。”

    四周静得出奇，唯有虫声唧唧。

    爹说：“儿呀，当着先人的面，你要说实话。”

    “嗯”

    “你干的，是正经营生吧？”

    “是……”他低着头，不敢看碑。

    “那就好，咱家世世代代没啥本事，可都是老实人、正经人，你爷爷走时跟我说，种好田，养好儿，吃安稳饭是大福。可别辱没了祖宗。”

    ……他哑然，心底被一只手狠狠掏了一把，底气全给掏光了。然而，一阵风吹过，底气一下子又回来。

    订单越来越多，运气来了，山都挡不住。

    车买了，楼盖了，漂亮媳妇娶了，四面都是风光。唯有爹，照样耕他的田，犁他的地，侍弄他的庄稼。地是他的命，随他吧。

    然而有一日，他从风声里，听到了异样。

    风很猛，揪下了叶片上的梦。脊骨一软，腰杆儿竟再也挺不起了。

    两月后，一条新闻充斥大街小巷：“全国特大地沟油案主犯被判无期徒刑……”

    这天，荒草萋萋的祖坟前，爹长跪不起。末了，一头撞在碑上。

    风，依旧卷着梦的香气，撩着很多汉子的心。一张张焦裂的嘴，吐出一团团墨蓝的烟雾，在风中飘啊飘，飘啊飘……

（选自《百花园》2016年第1期，有删改）

在亲爱的人与一头猪之间

王奎山

    1982年我读大四。那年的春节，我领着徐美红一起回乡下过年。徐美红的爸爸当时是我们省财政厅厅长，一个厅长千金，能看上我这乡下娃，那是因为我有三篇论文上过学报。徐美红的到来，简直在我们那个村子里刮了一场十二级的台风。女人们孩子们都挤到我家的院子里来看稀奇，一时间，院子里热闹成了一锅粥。男人们到底矜持一些，远远地站在那里看、议论。父亲拿着香烟，满面春风地上前挨个儿给大家敬。大家也不客气，会吸的，当场点着吸了起来；不会的，就夹在耳朵上。

    这是刚刚到家那天的事。此后的几天里，家里也是人来人往像赶集一样，没个冷清的时候。母亲高兴地说，咱家几十年都没有这样热闹过了。父亲点点头，说，那是哩，那是哩。

    直到年三十下午了，家里才算清净下来。母亲麻利地剁好饺子馅，妹妹和好面，和父亲三个人包起饺子来。我和徐美红表示要帮忙，被母亲坚决地拒绝了。于是，我躺在厨房一角父亲平时睡觉的地铺上看书。徐美红也找了一本闲书，懒懒地靠在我的身上看。这中间，徐美红上了一趟厕所。黄昏时候，饺子包完了。妹妹说，憋死我了，就往厕所跑。一会儿妹妹就跑回来大惊小怪地喊，猪跑哪里去了？咱家的猪跑哪里去了？父亲母亲都慌了，忙着往厕所里看，厕所里空空如也，哪里还有猪的影子？我们这里，厕所和猪圈是在一起的。

    突然，妹妹像是想起什么似的，大声说，俺嫂中间上厕所了，肯定是出来的时候忘记拴栅栏门了。这是极有可能的事。一到乡下，徐美红就暗中朝我抱怨，啥都好，就是解手太恐怖了，身边那么个大东西朝你虎视眈眈的，吓死人了。因此她匆忙离开时忘记拴栅栏门，以至于让猪跑了出去，这是极有可能的事。母亲忙给徐美红打圆场，批评妹妹说，你胡说个啥，你嫂出来咋会忘记拴栅栏门！徐美红也是个实心人，也不知道推卸责任，说，我忘记拴没拴栅栏门了。父亲宽厚地笑笑，说，我出去找找看，二百多斤重的大肥猪，还能丢了？说罢，父亲就出去找猪去了。跟着妹妹也说，反正没事，我也出去找找。

    天黑透了，四周传来噼噼叭叭的鞭炮声。别人家都在过大年了，我们家却连灯都没有点，五口人有两口还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奔波呢。

    终于，父亲回来了。停了一会儿，妹妹也回来了。父亲把手一挥，朝母亲说，烧火吧，不能因为丢了一头猪，就连年也不过了，该咋过还咋过。父亲还特意朝我和徐美红笑笑，说，丢不了，一头二百多斤重大肥猪，往远处跑，它又跑不动，肯定就在附近，我明天再去找，保准找得到。

    话是这样说，但一家人谁也无法轻松下来。特别是徐美红。因为整个事件极有可能是她的粗心大意造成的，所以更显得心事重重，饺子吃了没几个，就丢下饭碗早早地上床歇息去了。

    第二天一大早，父亲就出去找猪了。然后，妹妹也出去了。母亲说，反正我在家也是闲着，我也出去，多一个总比少一个强。这样，家里就剩下我和徐美红两个人了，我想起母亲的话，“多一个总比少一个强”，就征求徐美红的意见，要不我也出去找？徐美红说，谁不让你去了？你去吧，你想去哪儿去哪儿！我有些尴尬地笑笑，走过去拍了拍徐美红的脑袋，也出去找猪去了。在那样一种特定的情况下，在亲爱的人与一头猪之间，我只能选择一头猪。我希望徐美红能理解这一点。

    一直找到中午，连根猪毛也没有找到。我垂头丧气地往回走。刚进村，就见妹妹远远地迎了上来。一看到妹妹脸上灿烂的笑容，我就知道猪找到了。果然，是父亲在附近的崔庄找到的。原来，头天下午猪跑到人家的包产地里吃麦苗，被人家赶到自家的猪圈里圈了起来。父亲给人家买了两盒烟，才把猪赶回来的。回到家里，父亲母亲脸上都是一脸的欢笑。

    突然，妹妹发现了一个新情况，说，哎，我嫂哩？又问我，哥，我嫂不是跟你一块儿找猪去了吗？母亲突然意识到了什么，知道出大事了，像个孩子一样“哇”地哭了起来。母亲一哭，本来就是孩子的妹妹也跟着哭了起来。父亲虽然没有哭，眼圈也红红的，对我说，我马上就去国营家借车子，你赶紧到新安店去。

    新安店，是京广线上离我们家最近的一个火车站。

绳子的故事

莫泊桑

    戈德维尔的集市广场上，人群和牲畜混在一起，黑压压一片。只见牛的犄角，富裕农民的长毛绒高帽，农妇们的头巾在集市上攒动。尖厉刺耳的嘈杂声、嗡嗡声一片，持续不断，气息粗犷。这是个赶集的日子。整个集市都带着牛栏、牛奶、牛粪、干草和汗臭的味道，散发着种田人所特有的那种难闻的人和牲畜的酸臭气。

    布雷奥戴村奥士高纳大爷正在向集市广场走来。突然他发现地下有一小段绳子，奥士高纳大爷具有诺曼底人的勤俭精神，他弯下身去，从地上捡起了那段细绳子。这时他发现自己的冤家对头马具商马朗丹大爷在自家门口瞅着他，颇感丢脸。他立即将绳头藏进罩衫，接着又藏入裤子口袋，然后很快便消失在赶集的人群中去了。

    教堂敲响了午祷的钟声，集市的人群渐渐散去。朱尔丹掌柜的店堂里，坐满了顾客。突然，客店前面的大院里响起了一阵鼓声，传达通知的乡丁拉开嗓门背诵起来：“今天早晨，九、十点钟之间，有人在勃兹维尔大路上遗失黑皮夹子一只。内装法郎五百，单据若干。请拾到者立即交到乡政府，或者曼纳维尔村乌勒布雷克大爷家。送还者得酬金法郎二十。”

    午饭已经用毕，这时，宪兵大队长突然出现在店堂门口。大声喊道：“奥士高纳大爷，请跟我到乡政府走一趟。乡长有话要对您说。”

    乡长坐在扶手椅里等着他。“奥士高纳大爷，”他说，“有人看见您今早捡到了曼纳维尔村乌勒布雷克大爷遗失的皮夹子。马朗丹先生，马具商，他看见您捡到了。”

    这时老人想起来了，明白了，气得满脸通红。“啊!这个乡巴佬!他看见我捡起的是这根绳子，您瞧!”他在口袋里摸了摸，掏出了那一小段绳子。但是乡长摇摇脑袋，不肯相信。“奥士高纳大爷，马朗丹先生是个值得信赖的人，我不会相信他把这根绳子错当成了皮夹子。”

    这位老农气呼呼地举起手来，表示以名誉起誓，再次说：“老天有眼，这可是千真万确，丝毫不假的啊，乡长先生。我再说一遍，这件事，我可以用我的良心和生命担保。”

    乡长又说：“您捡起皮夹子之后，甚至还在地上找了很久，看看是否有票子从皮夹子里漏了出来。”

    老人又气又怕，连话都说不上来了。他抗议也是白费，别人不相信他。

    他和马朗丹先生当面对了质，后者再次一口咬定他是亲眼看见的。根据奥士高纳大爷的请求，大家抄了他的身，但什么也没抄着。最后，乡长不知如何处理，便叫他先回去，同时告诉奥士高纳大爷，他将报告检察院，并请求指示。

    消息传开了。老人一走出乡政府就有人围拢来问长问短，于是老人讲起绳子的故事来。他讲的，大家听了不信，一味地笑。他走着走着，凡是碰着的人都拦住他问，他也拦住熟人，不厌其烦地重复他的故事，把只只口袋都翻转来给大家看。他生气，着急，由于别人不相信他而恼火，痛苦，不知怎么办，总是向别人重复绳子的故事。

    第二天，午后一时左右，依莫维尔村的农民布列东大爷的长工博迈勒，把皮夹子和里面的钞票、单据一并送还给了曼纳维尔村的乌勒布雷克大爷。这位长工声称确是在路上捡着了皮夹子，但他不识字，所以就带回家去交给了东家。

    消息传到了四乡。奥士高纳大爷得到消息后立即四处游说，叙述起他那有了结局的故事来。现在他心里坦然了，不过，他觉得有某种东西使他感到不自在。人家在听他讲故事时，脸上带着嘲弄的神气，看来人家并不信服。他好像觉得别人在他背后指指戳戳。

    下一个星期二，奥士高纳大爷又到戈德维尔来赶集。他跟克里格多村的一位庄稼汉聊起了绳子的事情。这位老农民没有让他把话说完，在他胸口推了一把，冲着他大声说：“老滑头，滚开!”然后扭转身就走。奥士高纳大爷目瞪口呆，越来越感到不安。他终于明白了，人家指责他是叫一个同伙，一个同谋，把皮夹子送回去的。

    他想抗议。满座的人都笑了起来，他午饭没能吃完便在一片嘲笑声中走了。他回到家里，又羞又恼。愤怒和羞耻使他痛苦到了极点。他遭到无端的怀疑，因而伤透了心。于是，他只能再次向人讲述自己的遭遇，每天都加进些新的理由，更加有力的抗议，更加庄严的发誓。他的辩解越是复杂，理由越是多，人家越不相信他。有人背后议论说：“这都是骗子的歪理。”

    他眼看着消瘦下去。将近年底时候，他卧病不起。年初，他含冤死去。临终昏迷时，他还在证明自己是清白无辜的，一再说：“一根细绳……乡长先生，您瞧，绳子在这儿。”

（有删改）

静

沈从文

    女孩子岳珉年纪约十四岁左右，有一张营养不良的小小白脸，穿着新上身不久长可齐膝的蓝布袍子，正在后楼屋顶晒台上，与北生倚在朽烂发霉摇摇欲堕的栏杆旁，数天上的大小风筝。晒楼后面是一道小河，河水又清又软，很温柔的流着。河对面有一块碧绿的大坪，上面还绣得有各样颜色的花朵。大坪远处，可以看到好些菜园同一个小庙。菜园篱笆旁的桃花，同庵堂里几株桃花，正开得十分热闹。

    日头十分温暖，景象极其沉静，两个人一句话不说，望着远处。小孩子快乐得如痴，女孩子似乎想到很远的一些别的东西。

    他们是逃难来的，这地方并不是家乡，也不是所要到的地方。母亲，大嫂，姐姐，姐姐的儿子北生，小丫头翠云。一群人中，就只五岁大的北生是男子。他们要去的地方被围困了，过上海或过南京的船车全已不能开行。

    他们不能前行但又不能再回去，因此照妈妈的主张，就找寻了这样一间屋子权且居住下来，打发随来的兵士过宜昌，去信给北京同上海，等候各方面的回信。爸爸是一个军部的军事代表。大哥也是个军官。

    母亲原是一个多病的人，到此一月来各处还无回信，路费剩下来的已有限得很，身体原来就很坏，加之路上又十分辛苦，自然就更坏了。

    想着母亲的病和一直没有消息的爸爸，岳珉的眼神落在了外面的河上。河中有一只渡船，懒懒的搁在滩上。常常半天还不见一个人过渡。守渡船的人，这时正躺在大坪中大石块上睡觉。那船在太阳下，灰白憔悴，也如十分无聊十分倦怠的样子，浮在水面上，慢慢的在微风里滑动。

    “为什么这样清静？”女孩岳珉心里想着。这时节，对河远处却正有制船工人，用钉锤敲打船舷，发出砰砰庞庞的声音。还有卖针线飘乡的人，在对河小村镇上，摇动小鼓的声音。声音不断的在空气中荡漾，正因为这些声音，却反而使人觉得更加分外寂静。

    岳珉到房里去时，看到躺在床上的母亲，静静的如一个死人，很柔弱很安静的呼吸着，又瘦又狭的脸上，为一种疲劳忧愁所笼罩。母亲像是已醒过一会儿了，一听到有人在房中走路，就睁开了眼睛。

    岳珉望到母亲日益消瘦下去的脸，同那个小小的鼻子，女孩岳珉说：“妈，妈，天气好极了，晒楼上望到对河那小庵堂里桃花，今天已全开了。”

    病人不说什么，微微的笑着。

    “你咳嗽不好一点吗？”

    “好了好了，不要紧的，人不吃亏。早上吃鱼，喉头稍稍有点火，不要紧的。”

    这样问答着，女孩便想走过去，看看枕边那个小小痰盂。

    病人忙说：“珉珉你站着莫动，我看看，这个月你又长高了！”

    女孩岳珉害羞似的笑着，“我不象竹子罢，妈妈。我担心得很，人太高了，要笑人的！”

    静了一会。母亲记起什么了。

    “珉珉我作了个好梦，梦到我们已经上了船，三等舱里人挤得不成样子。”

    其实这梦还是病人捏造的，因为记忆力乱乱的，故第二次又来说着。

    女孩岳珉望到母亲同蜡做成一样的小脸，就勉强笑着，“我昨晚当真梦到大船。今早上喜鹊叫了半天，我们算算看，今天爸爸会不会有信来。”

    “今天不来明天应来了！”

    两人故意这样乐观的说着，互相哄着对面那一个人，口上虽那么说着，女孩岳珉心里却那么想着：“妈妈的病怎么办？”

    病人自己也心里想着：“这样病下去真糟。”

    姐姐同嫂嫂，从城北回来了，两人正在天井里悄悄的说着话。

    病人在房里咳嗽不止，姐姐同大嫂便进去了。女孩岳珉在天井中看了一会日影，走到病人房门口望望。只见到大嫂正在裁纸，大姐坐在床边，想检察那小痰盂，母亲先是不允许，用手拦阻，后来大姐仍然见到了，只是摇头。女孩岳珉不知为什么，心里尽是酸酸的，站在天井里，同谁生气似的，红了眼睛，咬着嘴唇。她上了晒楼，仍然在栏杆边傍着，眺望到一切远处近处，心里慢慢的就平静了。

    这时听到隔壁有人拍门，有人互相问答说话。女孩岳珉心里很希奇的想到：“谁在问谁？莫非爸爸同哥哥来了，在门前问门牌号数罢？”这样想到，心便骤然跳跃起来，忙匆匆的走到二门边去，只等候有什么人拍门拉铃子，就一定是远处来的人了。

    可是，过一会儿，一切又都寂静了。

    女孩岳珉便不知所谓的微微的笑着。日影斜斜的，把屋角同晒楼柱头的影子，映到天井角上，恰恰如另外一个地方，竖立在她们所等候的那个爸爸坟上一面纸制的旗帜。

一九三二年三月作（有删改）

私塾先生

唐凤雄

    先前，桑槐坪唐氏祠堂里有一私塾。私塾先生为村里一老学究，长须飘飘，一步三摇，才学渊博。祠堂高大深邃，每日里书声琅琅，给田园平添几分雅趣。

    老学究年逾六旬，面容慈祥，执一铁尺教鞭，四书五经堆砌台前，自有几分威仪。而学生中桀骜不驯者有之，顽钝不化者有之，学究大伤脑筋，每言“人之初，性本善……子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一脸惋叹状。冷不丁，恍见私塾门口有人驻足，搁书去看，空无一人。天井中几条小小鱼儿于清澈见底浅水里钻来钻去。老学究便踱回去，继续授课，未几，又有了那种感觉，复去察看，直到祠外，见空旷田园有一牧童在牧牛。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老学究动了愁思，叹息着入祠。

一日，天色阴晦。有人咣当一声将门撞开，身未见声先至：“夫子，土匪来了，土匪来了！”急呼阵阵。老学究定睛一看，竟是那未及弱冠的牧童。老学究慌了，倒是牧童不怕：“莫慌莫慌，土匪还在河对面哩，我再去缠一缠……”一溜烟就跑出祠堂。

    土匪拥进桑槐坪，村人早就躲进山里了。土匪洗劫村子，没见值钱东西，骂骂咧咧，走了。

    一日，私塾放学后，老学究一个人踱着步走出祠堂，见不远处草坡上那牧童咬着草根心不在焉地牧牛，他径直走上前去：“娃，你随我来，给你一样东西。”老学究柔声说。牧童忐忑地随老学究进了祠堂。老学究掩上门，掏出书。

    “孺子可教也。往后，你就不用偷偷摸摸听课了。”

    “先生！”牧童跪下了。

    牧童唐力做了老学究的关门弟子。

    一晃几年过去，学童又换了一轮，老学究须发皆白，一堆雪似的在祠堂蠕动。在族人会上，他道出告老的念头，族人请问谁可接任，老学究手指一旁肃立的唐力：“他可担当矣。”众人讶然。一试之下，果然不负众望。

    唐力做梦也不曾想到，年纪轻轻就做了私塾先生，自感责任重大，不敢误人子弟，授业之余，勤学苦练。置身清风涤荡一净的祠堂，思及牧牛求学经历，恍然若梦。

    就在这一年，年轻的私塾先生又遭遇了咄咄怪事。秋凉一日，唐力正教习《三字经》这篇启蒙圣文，耳闻祠外沓沓之声，不经意地透过木窗朝外一觑，顿时大惊失色：一队扛枪的队伍正沿着石板路朝这边来了。稍顷，他冷静下来，他想自己可以从后门逃过，可这些十岁以下的学童怎么办？乱糟槽一跑，还不叫乱枪打死？想到此，他极力压抑声音，对学童们说：“现在土匪来了，你们听先生的话，不要交头接耳，只管看书，不许走动。”学童们一听土匪来了，吓得呜呜直哭，但见唐力镇静，也陆续安静下来。

    几个扛枪的已进了祠堂。唐力迎上去，见他们东张西望，就索性说：“长官行行好吧，这里只有学生，没值钱东西。”

    “嗬，还是个私塾嘛。”扛枪的就想往里走。唐力瞪圆眼睛，大步上前拦阻：“贼有贼路，匪有匪道，你们不能欺负孩子！”

    正在此时，祠外传来一个威严的声音：“吵什么！”落音处，又一伙扛枪的拥着一挎驳壳枪头领模样的大汉进来了。

    唐力心一横，想先求求情，万一不行就豁出命去，他于是请求头领手下留情，那头领不待他说完，笑了：“先生你误会了，我们是工农红军。”

    “你们就是红军？”唐力听说过红军“打土豪分田地”的事，暗暗松了一口气。

    “我们想借贵地开个会，行吗？”

    “行的，当然行的。”唐力喜出望外。

    这队红军对地方果无骚扰，就在祠里开会休息。大约开了半天会，就生火做饭。那红军长官好歹要唐力和他们吃一顿饭，说：“你是先生，知书达礼，我张猛子是粗人，就是吃了不识字的亏呀。”

    这话唐力很受用。

    临走时，红军走下祠堂台阶，又踅回来，重重地说：“我张猛子看你是个好先生，以后有机会，我张猛子保你上省城，做个官怎样？当然喽，我张猛子这条命那时还在才行哇……”说完，他大笑远去。

    目送远去的红军队伍，唐力疑是梦幻，泪湿长衫。

    十数年后，县里转来省城信函，正是那张猛子，邀唐力去省城发展。其时桑槐坪也是沧海桑田，祠堂里的私塾已被政府兴办的公立小学取代，唐力便是小学唯一的教师。唐力拿着张猛子的信很是为难：去吧，当时公立小学师资奇缺，他实在不忍心弃下那些学生不管；不去吧，不但拂了张猛子的美意，而且也错失了良机。

    后来唐力依旧那件长衫，在祠堂里进出，把那些前尘旧事的惆怅，付于抑扬顿挫的吟诵之中了。

（选自《小说月刊》2018年第7期，有删改）

面具

魏炜

    海森是一个二流演员，他的经纪人给他介绍了一份工作，大富翁费德诺聘请他去给父亲老费德诺演场戏。老费德诺病重住院了，费德诺先生本该在医院里陪着他，但费德诺先生很忙，根本挤不出那么多的时间。但他又怕这事传出去会败坏自己的形象，这时他就想到了和自己长得很像的海森。

    海森是个演员，经过两天的练习，已学得惟妙惟肖，就连费德诺先生本人也分辨不出来。再戴上根据费德诺先生的面貌特制的橡皮面具，简直就是费德诺先生再生了。他就和费德诺先生签下了合同，正式演出了。

    第一次走进病房时，海森还有些忐忑，他老老实实地坐到床边。老费德诺先生看到他到来很高兴，絮絮叨叨地说起了他童年的趣事。海森不敢搭腔，只是在一边不时地应和一句，或是笑笑。但老费德诺先生似乎已经很满足了，脸上一直带着微笑。海森看规定陪护的时间到了，就站起身来。老费德诺一把拉住了他的胳膊，乞怜地望着他，“再陪我一会儿吧，我知道你很忙，但我真的想跟你再说说话呀。好吗？”海森看到老人眼睛里那份热切的期待和隐隐的凄楚，不忍拒绝，就又坐到床前。老费德诺先生又说了10分钟，这才和他依依不舍地告别，并热切地要求他明天准时赶过来。

    一出医院，经纪人就递给他一张支票，海森高兴地收起了支票，这时，过来一个年轻人，声称是《太阳快报》的记者，听闻费德诺先生放弃了很多生意，每天都赶到医院来陪伴父亲，很是感动，特地来采访的。

    海森不愧是一个演员，很快就酝酿出了情绪，来了一个现场表演。他诉说了自己对父亲的爱，诉说了父亲对自己的好，说到动情处，还流下了几滴眼泪，感动得记者眼圈儿都红了，不失时机地给他拍了一张大特写。

    第二天一早，费德诺先生就打来了电话，说《太阳快报》登出了那篇专访，非常精彩，有很多人打电话对他表示敬意，还有几个合作伙伴要尽快跟他签订供货合同。他要提高付给海森的酬金，还要把合同期延长。

    之后，海森继续如约赶到医院，慢慢地他不仅听老费德诺先生说话，还给他讲些笑话。老费德诺经常笑得前仰后合，像个孩子一样兴奋。

    这天下午，海森像往常一样赶到医院。老费德诺脸色很不好，主治医生告诉海森，老费德诺的血液化验中发现了一种病毒变异。这种病毒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药物可以抑制它，它会要了老费德诺的命。

    海森立刻给费德诺先生打了电话，通报了老费德诺的病情，恳求他抽出一些时间到医院去陪陪老费德诺，这可是他生命的最后几天了。

    费德诺连连推辞：“我没有时间，希望你能多陪陪他，我可以给你更多的钱。”

    海森生气了：“费德诺先生，在你的眼里只有钱吗？他是你的父亲，他现在需要你。”

    费德诺也生气了：“不用你来教训我，我知道该怎么做。请你按照合同做，不然……”他话里的意思很明白。海森将面临巨额合同赔款。

    海森给气病了。医生对他进行了全面的检查。脸色变得凝重起来。海森开上了玩笑：“你不会是说在我的血液里化验出了变异的病毒吧？”医生点了点头。海森猛地一惊，愤怒地吼道：“费德诺，这个混蛋，他骗了我！他是制药公司的老板，是赫赫有名的病理学专家，他一定猜到了老费德诺身体里的病毒有传染性。这个混蛋，他让我替他得了病！”

    第二天下午，又到了他该去陪伴老费德诺的时间。他本来已经恨透了费德诺，下定决心不再替他装下去了，但时间一到，他就再也坐不住了，还是悄悄溜出医院，换上了行头，戴上了面具，赶到了老费德诺的病房。

    老费德诺躺在病床上，有气无力地对他说：“我以为你不会来了。”

    海森笑了：“为什么不来？我听到了好几个笑话，一定要讲给你呢。”

    老费德诺欣慰地望着他，点了点头，眼睛里竟闪烁着泪光。他一挥手，从门外进来两个年轻人，他们是老费德诺的律师。老费德诺对海森说：“先生，请告诉我你的名字。我已经立下了遗嘱，要把财产全部转给你。”

    海森一愣：“你早就看出了我不是你的儿子？”

    老费德诺点了点头，目光中满是辛酸：“儿子的一言一行、一颦一笑，都装在了我的脑子里。自打你一进门，我就看出你是假冒的了。但我很喜欢你，孩子。你给我带来了快乐，我的生活变得有滋有味，我每天都在盼着你来呢，就连那个可怕的病毒，也被你的快乐赶跑了。我真要谢谢你啊，孩子。”

    海森更是惊愕了：“你都好了？那，那个病毒……”老费德诺得意地笑了：“那是我和医生合演的一出戏，就是要考验考验你，我的孩子。”

    海森心下一松，伸手准备去揭下脸上的面具。

    老费德诺拦住了他：“别揭掉它，孩子。”

    海森愣住了：“你都知道我是假冒的了，我还戴着它干什么呢？”

    老费德诺痛苦地摇了摇头：“你就给我留下这最后的一点儿希冀吧！”

    海森点了点头，重新又把那个费德诺的面具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