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作品，完成1-3题。

罗丹的雕刻

熊秉明

雕刻的发生源自一种人类的崇拜心理，无论是对神秘力的崇拜，对神的崇拜，或者对英雄的崇拜。把神像放在神龛里，把英雄像放在广场的高伟基座上，都表示这一种瞻仰或膜拜的情操。雕刻家把神与英雄的形象具体化。他的创作是社会交给他的任务。所以雕刻家在工作中，虽然有相当的自由，可以发挥个人才华，但是无论在内容上，在形式上，还要首先服从一个社会群体意识长期约定俗成的要求。有时，我们在庙宇装饰、纪念碑细部也看到日常生活的描写，有趣而抒情，然而那是附带的配曲。

罗丹的出现，把雕刻作了根本性的变革，把雕刻受到的外在约束打破。他不从传统的规格、观众的期待去考虑构思，他以雕刻家个人的认识和深切感受作为创造的出发点。雕刻首先是一座艺术品，有其丰富的内容，有它的自足性，然后取得它的社会意义。所以他的作品呈现的时候，一般观众，乃至保守的雕刻家，都不免惊骇，继之以愤怒、嘲讽，而终于接受、欣赏。他一生的作品，从最早期的《塌鼻的人》《青铜时代》，一直到他最晚年的《克列蒙梭》《教皇伯诺亚第十五》都受到这样的遭遇，只不过引起的波澜大小不同而已。

欣赏罗丹毕生的作品，我们也就鸟瞰了人的生命的全景。从婴孩到青春，从成熟到衰老，人间的悲欢离合，生老病死，爱和欲，哭和笑，奋起和疲惫，信念的苏醒，绝望的呼诉……都写在肉体上。

摇摇他说“忠于自然冶，而在他的手中，人体已经开始扭曲，破裂；他说“尊重传统冶，然而他已经把雕刻从纪念碑功能中游离出来。他所做的不是凯旋门，而是“地狱之门冶。这是一大转变。凯旋门歌颂历史人物的丰功伟绩，而“地狱之门冶上没有英雄。“地狱之门冶其实也可以称作“人间之门冶，而罗丹所描述的人间固然有鲜美和酣醉，但也弥漫阴影和苦难，烦忧和悲痛，奋起和陨落。罗丹用雕刻自由抒情，捕捉他想象世界中的诸影，诸相。雕刻是他恣意歌唱的语

言。在罗丹手中，塑泥变成听话的工具，从此，在他之后的雕刻家可以更大胆地改造人体，更自

由地探索尝试，更痛快地设计想象世界中诡奇的形象。现代雕刻从此可能。

说他的雕刻是最雕刻的雕刻是可以的，因为雕刻本身取得意义；说他的雕刻破坏雕刻的定义，已经不是雕刻，也是可以的，因为雕刻不仅具有坚实的三度实体的造型美，而且侵入诗，侵入哲学。说在他的作品里，我们看见雕刻的源起是可以的；说在他的作品里，我们看到雕刻的消亡也是可以的。因为他的雕刻在生命的波澜中浮现凝定，生命啄破雕刻的外壳又一次诞生。

他说：“在做艺术家之前，先要做一个人。冶每天有那么多年轻人、中年人、老年人从世界的各个角落来到巴黎罗丹美术馆，在他的雕像之间徘徊，沉思，因为那些青铜和大理石不只是雕刻，那是，用他自己的话说，“开向生命的窗子冶。

                                                （有删改）

从内心里燃烧

——李安谈《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

    近日，著名华人导演李安携新作《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来到中国，在整个电影市场掀起热潮。从《卧虎藏龙》《断背山》到《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李安在题材和技术上不断自我突破并取得巨大成功，所以不少影迷都对他和他的这部新作充满期待。

    记者：您不断挑战自我，让自己完成似乎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就是您的电影理想吗？

    李安：我虽然60多岁了，但还在成长，好像年轻人一样。成长包括我对电影的追求的成长，也包括我对这个世界和人们内心的观察的成长。我也需要活力，甚至需要障碍，因为没有障碍，人就会没有思想，很难保持新鲜度。我很喜欢拍电影，也很喜欢学电影，有人投资让我去学去拍，对我来讲是很大的福分，我也很珍惜学习的机会。每次爬一个高峰，我不仅能学到东西，还能学到谦卑。中国人讲“学然后知不足”，我学到一个东西，找到一个答案，然后又开始探索新的问题，这是我保持活力的方法，就像我们呼吸一样，是本来就在做的事情，无所谓挑战。

    记者：所有人都非常关心《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采用的每秒120帧、4K、3D这些全新技术。这是电影史上第一部使用这些新技术拍摄的故事长片，作为观众，大家应该做什么心理准备？

    李安：我一方面希望大家知道自己会看到什么再进去看，另一方面又觉得大家不要有任何思想准备可能是最好的，把自己过去的观影习惯摆在一旁，才能够很放松地进入新的电影世界去体会。因为电影从诞生时就是展现平面的，现在这个新技术把幕帘打开了，但本质上还是内心的表达。

    记者：这部电影选择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向观众传达了什么样的信息和感受？

    李安：当初看到原著，觉得非常内在，写的是比利·林恩这个男孩子头脑里一天的思绪，但是不容易被看到，我就决定用新的方式进行表达。人生是一场“秀”，也是一场战斗，也有战斗的伙伴，同伴的心情也很难叙述。我们经历困难的时候更容易看到真相，因为所有的感官都是完全开放的。用我们的眼光看这个世界，有时候有点奇怪，有点喜剧性，也有点讽刺性，以这样的题材拍一部新的电影是非常合适的。

    记者：影片给我们一种看到真、善、美的感受。您觉得现在电影技术每秒120帧是不是技术的极限？

    李安：现在这部电影不但能从银幕上看出演员的气色，体会到台词和潜台词，对角色的心态、气质和用心也都可以有所体会。我们常说真、善、美，“真”里面也有“善”和“美”。每秒120帧是新的开始，光追求帧数却不会去有针对性地拍，还是不行。怎么把技术的东西做成艺术，商业上怎么发行，最后怎么样改变我们电影文化的生态、电影人的思维习惯、观众的欣赏习惯，这些文化上的事情，都需要一个一个层次做上去。我觉得数码电影是很有潜力的，现在我是写实性的，将来可能抽象性的、轻松浪漫的也可以用这个技术。

    记者：您如何看待当下的中国电影市场？电影人应该如何努力？

    李安：中国电影市场一直都有好片子。对中国电影的期待，我还是那句老话，“现在好像是黄金时代，希望大家能够把握住，能够多做点，扎下根”。过去美国市场及其思维方式是主导。现在不管是市场还是文化方面，中国电影不光对自身而且对全世界都有一个新的导向，非常期待它能够长期健康地发展，这是我的一个心愿，希望大家一起努力。艺术这行或者娱乐这行，我感觉需要一种燃烧的热情，必须真诚地往内心里面深挖。我们人生中真实的东西，去触摸它，都是挺难受的，要经过美化、艺术化，自己要真诚，在这个过程中，需要用燃烧的热情点亮我们的内心。我之所以喜欢这么近地看人，是因为看清对方就是看清自己，了解人性。

远山

张世勤

    莽莽苍苍，四面青山。孤独的牛车，远远望去像一个小黑点，在大山深处移动。

    父亲刚逝，他的心情低沉而忧郁。今天天气放晴，他该出山，但他只能一个人驾着牛车出山了。

    他和父亲在这深山里已经二十多年，习惯了每天植树、护林、砍柴、卖柴这一套步调，从未感觉到日子有丝毫的单调，现在，父亲不在了，从今天开始他得习惯一个人出山。

    山路崎岖，又是一个转弯，转过弯去就是一个长长的缓坡，然后再转弯。这条山路他早已烂熟于心，每到一处转弯，他都要提醒父亲：爹，转弯了。可他再也听不见父亲的回答，父亲的确是不在了！

    不知什么时候，车竟然停下了，停在了一个转弯处。这种情况从前还未有过，他说，咱们赶路吧，牛却仍然未动。他抚着牛，竟看到牛眼里闪着迷惘。这头牛，当年是父亲接生的，难道它还记着父亲对它的好？他也再次想起父亲，叹口气，自言自语地说，唉，爹，转弯了。

    没想到，这一说，牛迈开步子，熟练地转过弯去。他终于明白，牛跟他一样，都习惯了父亲坐在车上，习惯了每到转弯处的提醒，现在到了转弯处，他不说话，牛就有些慌，不知该怎么办。也许，他和牛都需要一个转弯的过程。明白过来之后，接下来的路就顺畅得多了。到转弯处，他还是像往常一样，给父亲说一声：爹，转弯了。这么喊，又像是喊牛。望着老成持重的牛，他突然觉得把它看作父辈，似乎也没什么错。父亲和牛的秉性是一样的。

    过了些日子，他再次从山外回来的时候，牛车上不再那么空荡荡的了，而是坐着一个年轻的女人。

    年轻的女人穿着红红的上衣，充满着对大山的新奇。过去，出山进山，远远看去都是一个小黑点，而现在却是一抹鲜红。这抹红，在青山绿水之间，想掩映都掩映不住。

    年轻的女人是他在山外认识的。每次木柴装车后，他都要带上一种小山果，红红的，是他打柴时顺手摘下的，不为卖钱，只供人品尝。半品半尝之间，木柴也就卖出去了。后来年轻的女人就来了，问他，卖的？他说，不是，随便让人吃的。真的？真的。第二天，他刚摆下摊，一小堆红山果红红地映着。年轻女人又来了。她说，你怎么不卖呢？他说，山里有的是，不值钱。

    第三次来的时候，年轻的女人问，你叫什么？他说，叫青树。住在山里？是的。你不觉得枯燥吗？不枯燥，山里有山鸡、野兔，山树上有樱桃、山楂……什么都有。年轻的女人说，你怎么不问我叫什么。他便问，你叫什么？年轻的女人说，我叫红苗。

    此后，每次红苗都很准时地来到青树的摊前，一边与青树拉呱，一边吃着红山果。青树觉得卖柴原来挺有意思，怎么过去就没觉得呢！

    红苗决计要跟着青树进山了。红苗坐在牛车上向大山深处走去。新鲜的空气裹挟着她，蓝天白云笼罩着她，她觉得天地一下子宽广了。她对青树说，我想告诉我爹。青树说，怎么告诉，他听不见。红苗说，我喊。绵延的群山让红苗柔软的心情无限地舒展。她两手打个弧放在嘴边：爹，我转弯了。

    牛听了红苗的话，先是一愣，然后就要转弯，青树忙抚着牛头，轻声说：不是喊你，是喊她爹的。牛似乎明白了青树的意思，不好意思地吧嗒了几下眼皮。

    第二天，青树要去打柴，红苗说今天不打柴了。今后也不打柴了。青树不解，红苗说我们可以种菜、卖山果。山果是山树自己结的，摘下来，是顺手的事，怎么可以拿去卖呢？红苗说树不也是自己长的吗？山果咱们也可以自己种啊。

    青树第一次驾着空空的牛车出山了，一路上，他不断地跟牛说转弯了，也像是给自己说。

    在这大山深处，青树知道，转一个弯，就能看到一片不一样的树，开一壁不一样的花。是不是过日子的路也要这样走，要不断地转个弯才好呢？

    一年后，青树栽培种植的各色山果和蔬菜都成了小镇上的抢手货。红苗像做窝的小鸟一样勤快，开发出的品种有二三十个之多。青树出山的牛车上，不再只是一些硬邦邦的木柴，而是瓜果梨枣，色彩缤纷。打这，去一趟山外，青树就会装回一袋子钱。

    这天青树从山外回来，丰盛的菜肴让他想到了爹留下来的酒葫芦。喝了酒的青树抓着红苗的手，对着群山，高声大喊：爹。房前的老牛便“哞”一声。青树喊：爹，我转弯了。房前的老牛便“哞”一声。

三松堂断忆

宗璞

    ①转眼间父亲离开我们已经快一年了。

    ②去年这时，也是玉簪花开得满院雪白，我还计划在向阳的草地上铺出一小块砖地，以便把轮椅推上去，让父亲在浓重的树荫中得一小片阳光。因为父亲身体渐弱，忙于延医取药，竟没有来得及建设。九月底，父亲进了医院，我在整天奔忙之余，还不时望一望那片草地，总不能想象老人再不能回来，回来享受我为他安排的一切。

    ③在父亲的最后几年里，经常住医院，八九年下半年起更为频繁，九〇年初，父亲因眼前有幻象，又住医院，他常常喜欢自己背诵诗词，每住医院，总要反复吟哦《古诗十九首》。有记不清的字，便要我们查对，“青青陵上柏，磊磊涧中石。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他在诗词的意境中似乎觉得十分安宁。一次医生来检查后，他忽然对我说：“庄子说过，生为附赘悬疣，死为决疣溃痈。孔子说过，朝闻道，夕死可矣。张横渠又说，生吾顺事，没吾宁也。我现在是事情没有做完，所以还要治病。等书写完了，再生病就不必冶了。”我只能说：“那不行，哪有生病不治的呢！”父亲微笑不语。我走出病房，便落下泪来。坐在车上，更是泪如泉涌。一种没有人能分担的孤单沉重地压迫着我。我知道，分别是不可避免的。

    ④我们希望他快点写完《新编》，可又怕他写完。在住医院的间隙中，他终于完成了这部书。亲友们都提醒他还有本《余生札记》呢。其实老人那时不只有文艺杂感，又还有新的思想，他的生命是和思想和哲学连在一起的，只是来不及了，他没有力气再支撑了。

    ⑤人们常问父亲有什么遗言。他在最后几天有时念及远在异国的儿子钟辽和惟一的孙儿冯岱。他用力气说出的最后的关于哲学的话是：“中国哲学将来要大放光彩！”他是这样爱中国，这样爱哲学。当时有李泽厚和陈来在侧。我觉得这句话应该用大字写出来。

    ⑥然后，终于到了十一月二十六日那凄冷的夜晚，父亲那永远在思索的头脑进入了永恒的休息。

    ⑦作为父亲的女儿，而且是数十年都在他身边的女儿，在他晚年又身兼几大职务，秘书、管家兼门房，医生、护士带跑堂，照说对他应该有深入的了解，但是我无哲学头脑，只能从生活中窥其精神于万一。根据父亲的说法，哲学是对人类精神的反思。他自己就总是在思索，在考虑问题。因为过于专注，难免有些呆气，他晚年耳目失其聪明，自己形容自己是“呆若木鸡”。其实这些呆气早已有之。抗战初期，几位清华教授从长沙往昆明，途经镇南关，父亲手臂触城墙而骨折。金岳霖先生一次对我幽默地提起此事，他说：“当时司机通知大家，不要把手放在窗外，要过城门了。别人都很快照办，只有你父亲听了这话，便考虑为什么不能放在窗外，放在窗外和不放在窗外的区别是什么，其普遍意义和特殊意义是什么，还没考虑完，已经骨折了。”这是形容父亲爱思索。他那时正是因为在思索，根本就没有听见司机的话。

    ⑧父亲一生对物质生活的要求很低，他的头脑都让哲学占据了，没有空隙再来考虑诸般琐事。而且他总是为别人着想，尽量减少麻烦。一个人到九十五岁，没有一点怪癣，实在是奇迹。父亲曾说，他一生得力于三个女子：一位是他的母亲、我的祖母吴清芝太夫人，一位是我的母亲任载坤先生，还有一个便是我。一九八二年，我随父亲访美，在机场上父亲做了一首打油诗：“早岁读书赖慈母，中年事业有贤妻。晚来又得女儿孝，扶我云天万里飞。”确实得有人料理俗务，才能有纯粹的精神世界。近几年，每逢我的生日，父亲总要为我撰寿联。九〇年夏，他写最后一联，联云：“鲁殿灵光，赖家有守护神，岂独文采传三世；文坛秀气，知手持生花笔，莫让新编代双城。”父亲对女儿总是看得过高。“双城”指的是我的长篇小说，第一卷《南渡记》出版后，因为没有时间，没有精力，便停顿了。我必须以《新编》为先，这是应该的，也是值得的。当然，我持家的能力很差，料理饭食尤其不能和母亲相比，有的朋友都惊讶我家饭食的粗糙。而父亲从没有挑剔，从没有不悦，总是兴致勃勃地进餐，无论做了什么，好吃不好吃，似乎都滋味无穷。这一方面因为他得天独厚，一直胃口好，常自嘲“还有当饭桶的资格”；另一方面，我完全能够体会，他是以为能做出饭来已经很不容易，再挑剔好坏，岂不让管饭的人为难。

    ⑨父亲自奉俭，但不乏生活情趣。他并不永远是道貌岸然，也有豪情奔放，潇洒闲逸的时候，不过机会较少罢了。一九二六年父亲三十一岁时，曾和杨振声、邓以蛰两先生，还有一位翻译李白诗的日本学者一起豪饮，四个人一晚喝去十二斤花雕。六十年代初，我因病常住家中，每于傍晚随父母到颐和园包坐大船，一元钱一小时，正好览尽落日的绮辉。一位当时的大学生若干年后告诉我说，那时他常常看见我们的船在彩霞中飘动，觉得真如神仙中人。我觉得父亲是有些仙气的，这仙气在于他一切看得很开。在他的心目中，人是与天地等同的。“人与天地参”，我不止一次听他讲解这句话。《三字经》说得浅显：“三才者，天地人。”既与天地同，还屑于去钻营什么！那些年，一些稍有办法的人都能把子女调回北京，而他，却只能让他最钟爱的幼子钟越长期留在医疗落后的黄土高原。一九八二年，钟越终于为祖国的航空事业流尽了汗和血，献出了他的青春和生命。

    ⑩父亲的呆气里有儒家的伟大精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自强不息到“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地步；父亲的仙气里又有道家的豁达洒脱。秉此二气，他穿越了在苦难中奋斗的中国的二十世纪。他的一生便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一个篇章。

⑪据河南家乡的亲友说，一九四五年初祖母去世，父亲与叔父一同回老家奔丧，县长来拜望，告辞时父亲不送，而对一些身为老百姓的旧亲友，则一直送到大门，乡里传为美谈。从这里我想起和读者的关系。父亲很重视读者的来信，许多年常常回信。星期日上午的活动常常是写信。和山西一位农民读者车恒茂老人就保持了长期的通信，每索书必应之。后来我曾代他回复一些读者来信，尤其是对年轻人，我认为最该关心，也许几句话便能帮助发掘了不起的才能。但后来我们实在没有能力做了，只好听之任之。把人家的千言信万言书束之高阁，起初还感觉不安，时间一久，则连不安也没有了。

    ⑫时间会抚慰一切。去年初冬深夜的景象总是历历如在目前，我想它是会伴随我进入坟墓的了。当晚，我们为父亲穿换衣服时，他的身体还那样柔软，就像平时那样配合。他好像随时会睁开眼睛说一声“中国哲学将来会大放光彩”。我等了片刻，似乎听到一声叹息。

    ⑬然而日子居然过去快一年了，只好对自己说，至少有一件事稍可安慰。父亲去时不知道我已抱病。他没有特别的牵挂，去得安心。

    ⑭文章将尽，玉簪花也谢尽了。邻院中还有通红的串红和美人蕉，记得我曾说串红像是鞭炮，似乎马上会劈劈啪啪响起来，而生活里又有多少事值得它响呢？

（本文有删改）

等待摩西

莫言

    柳彼得是我们东北乡资格最老的基督教徒，他孙子柳卫东是我小学同学。我们俩不但同班，而且同桌，虽然也打过几次架，但总体上关系还不错。柳卫东原名柳摩西，“文革”初起时改成了现名。当时，他不但自己改了名，还建议他爷爷改名为柳爱东。他的建议，换来了他爷爷两个大耳刮子。

    1975年，我当兵离开家乡，临行之前，见过柳卫东一面。他很羡慕我，因为对当时的农村青年来说，当兵是一条光明的出路。他也报过名，但最终还是因为他爷爷柳彼得的基督教徒身份受了牵连。

    我到部队不久，柳卫东就给我写了一封信，说他马上要跟马德宝的闺女马秀美结婚，希望我能送他一顶军帽，结婚时戴上神气一下。我回信告诉他，新兵只有一顶军帽，确实不能送他。他没回信，从此我们就没联系了。

    得到他将与马秀美结婚的消息时，我感到很意外。因为马秀美比柳卫东大五岁，马秀美的爷爷的妹妹是柳卫东的父亲的爷爷的弟弟的妻子，论辈分柳卫东该叫她姑姑。这背后的故事令我浮想联翩。

    我当兵第二年，得到了一次出差顺路回家探亲的机会。不用专门打听，柳卫东和马秀美的恋爱故事扑面而来。事实就是，本来已经连去东北与那林业工人结婚的车票都买好了的马秀美，突然翻悔了，任那保媒的于大嘴威胁利诱，任她的父母寻死觅活，她是铁了心不回头。那林业工人见煮熟的鸭子竟然飞了，恼怒至极，便开列了详细的账单，向马家索赔。马秀美的三个哥，都是出了名的混账角色，他们把柳卫东弄到村东老墓田里，拳打脚踢，逼他与妹妹断绝关系。柳卫东宁死不屈，表现得很像汉子。柳卫东被打得头破血流瘫倒在地，马秀美大哭着跑来，将奄奄一息的柳卫东抱在怀里。许多眼窝浅的人，都流下了同情抑或是感动的泪水。

    我本来是想去柳卫东家看看的，但父亲劝我不要去。父亲说柳卫东结婚后就被他父母撵了出来，两口子在村头搭了个棚子暂住，日子过得很凄惨。我回部队那天，在村后公路边等公共汽车的时候，遇到了他们夫妇。两年没见，柳卫东头上竟然有了很多白发。他的左腿瘸了，背也驼了，嘴里还缺了两颗门牙。他穿一件掉光纽扣的破褂子，腰上捆着一根红色的胶皮电线。马秀美原本是我们村里最漂亮的姑娘，现在已经不像样子。她已经怀了孕，看样子快生了。她穿着一件油脂麻花的男式夹克衫，肚子挺着，脸上有一道道的灰和一片片蝴蝶斑，眼角夹着眵，目光悲凉，头发蓬乱，身上散发着烂菜叶子的气味。看样子，为了这场恋爱，两个人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等我再次回家探亲时，已是80年代初期，改革开放了，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民的生活也有了巨大的改善。这时候，柳卫东已经成了我们东北乡的首富，成了一位据说经常与县里领导在一起喝酒的头面人物。王超是村里开小卖部的，消息灵通人士，他神秘地对我说：听说柳总要跟他老婆离婚呢！我说：“这不可能吧，他们可是真正的自由恋爱，真正的患难夫妻啊！”他说：“此一时彼一时也，柳总现在身份变了，马秀美带不出门嘛！”

    我去乡政府东边那条街上的理发铺里理发时，遇到了柳卫东。我进去时，理发的姑娘正在给他吹头。我看到镜子里柳卫东容光焕发的脸。他的头发乌黑茂盛。他邀我过两天去他家坐坐。

    两天后，我跟随着他的女儿柳眉，翻过河堤，到了柳卫东家的新居。

    这是五间新盖的大瓦房，东西两厢，圈了一个很大的院子，黑漆大铁门上用红漆写着对联：“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进门是一道用瓷砖镶了边的影壁，影壁正中是一个斗大的红“福”。院子里拴着一只狼狗，对着我凶猛地叫唤。

    马秀美迎出来，手上沾着面粉，喜笑颜开地说：“快来快来，贵客登门，卫东这几天老念叨你呢！”

    我看着她挺出来的肚子，问：“什么时候生？”

    她忧心忡忡地说：“主保佑，这一次但愿是个带把儿的。”

    我看着他们家墙壁上挂着的耶稣基督像，知道她已经成了他的信徒。

    “快来！你这家伙！”柳卫东叼着烟卷，从里屋出来，说，“咱俩先喝几杯，待会儿公社孙书记也来。”

    我们坐在沙发上，欣赏着他的十四英寸彩色电视机，四喇叭立体声收录机，这是当时乡村富豪家的标配。他按了一下录音机按钮，喇叭里放出了他粗哑的歌声。他说：“听听，著名男高音歌唱家柳卫东！”

    马秀美进来给我倒茶，撇着嘴说：“还好意思放给别人听？驴叫似的。”

    “你懂什么？”他说，“这叫美声唱法，从肚子里发音！”

    “从肚子里发出的音是屁！”马秀美说。

    “你这臭娘们儿怎么这么烦人呢？”柳卫东挥着手说，“滚滚滚，别破坏我们的雅兴。”

    “柳总，”我说，“能不能换盘磁带？”

    “想听谁的？”他说，“邓丽君的，费翔的，我这里都有。”

    “不听靡靡之音”我说，“有茂腔吗？”

    “有啊，”他说，“《罗衫记》行吗？”

    “行。”

    1983年春天，我回乡探亲，听很多人跟我讲柳卫东失踪的事。正月里，我带着孩子去供销社买东西，在集市上遇到了马秀美，她挽着一个竹篮，里边盛着十几个鸡蛋。从她灰白的头发和破烂的衣服上，我知道她的日子又过得很艰难了。

    她眼里噙着泪花问我：“兄弟，你说，这个王八羔子怎么这么狠呢？难道就因为我第二胎又生了个女儿，他就撇下我们不管了吗？”

    我说：“大嫂，卫东不是那样的人。”

    “那你说他能跑到哪里去了呢？是死是活总要给我们个信儿吧？”

    “也许，他在外边做上了大买卖……也许，他很快就会回来……”

    现在是2012年，柳卫东失踪，已经整整三十年了。如果他还活着，已经是六十岁的老人了。三十年来，他的老婆一直等待着他。刚开始那几年，村里人多数认为柳卫东在外边又找了女人成了家，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都认为这个人早已不在人世。有人认为，他其实就是在县城里被人害死的。早已进城开超市的王超，偶然与我在县城洗浴中心相遇时，对我神秘地说：“三哥，你那个老同学，三十年前就被县城的四大公子合伙谋害了．……”但马秀美一直坚信他还活着。据说柳卫东失踪之前，已经欠下了巨额的债务，柳失踪后，讨债的人把他家值钱的东西都给拿走了，只给这娘儿三个留下了一口烧饭的锅。马秀美靠捡破烂收废品把两个女儿抚养成人。大女儿柳眉初中毕业后到帆布厂做工，在那里与一个黄岛来的青工谈恋爱，后来结婚，随丈夫去了黄岛，现在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小女儿柳叶，学习很好，考上了山东师范大学，毕业后留在济南工作。这两个女儿都要将母亲接去养老，但她坚决不去。她守着那个曾经很气派，现在已经破败不堪的房子等待着丈夫的归来。在她家前边，十年前就建了一座加油站，来往的汽车都在这儿加油。马秀美每天都会夹上一摞寻人启事，提上一小桶糨糊，往那些大货车上贴寻人启事。说是寻人启事，其实是她请人写给丈夫的一封信：卫东，孩子他爹，你在哪里？见到这封信，你就回来吧，一转眼你走了快三十年了，咱的外孙盼盼都上小学三年级了，可他连姥爷的面还没见过呢。卫东，回来吧，即便你真的在外边又成了家我也不恨你，这个家永远是你的……我把家里的电话和女儿的手机都写在这里，你不愿理我，就跟女儿联系吧……

    很多司机都听说过这个女人的故事，所以，他们都不制止她往自己的车上贴寻人启事。

    （有删改）

艰深的哲学

傅菲

①马鞍嵌在两座很矮的山冈之间。针叶林从山冈披下来，青青黛黛，一棵巨大的泡桐突兀而出，树冠如蘑菇云。即将日落，一只被人遗弃的褐毛土狗，站在泡桐树下，仰起头，呜昂呜昂地叫。山冈向北延伸，是脉脉松林。

②最早进来的是挖掘机。据说修一条公路，要打通那个山梁。有十二台挖掘机在挖土，从山梁上往下挖。运土车盘着树林，运土到另一个山坳，翻斗倒土，黄黄的土尘扬起来。挖了七个来月，山梁不见了，山成了断山。男人们用洋镐，挖起炮碴，堆在路边，女人用簸箕装满，挑到坑洼处填起来。女人蹲下身子，扁担压在肩上，扎稳脚，缓缓支起身子，挑起来，抖一抖肩，迈开脚，挑走。那一担炮碴，少说也有一百六十斤。

③这条新开的路，暂时无处相通，是一条死路。与公路相通，还隔了一座山。另一路工人在开掘隧道。一日，朋友对我说：“我们去看看他们怎么挖隧道吧？还没见过挖隧道呢。”去的路上，遇见了一群女工下班。我问她们：“你们还要回去做饭吧？”她们脸黑乎乎，工装裹着湿湿的泥浆，有说有笑，露出洁白的牙齿，听到我们的问话，一哄而笑。

④被填土抬高的山坳，亮起了一盏灯。我们沿着运土的路，去了山坳。见工棚搭建在一块平地上，门口晃着一盏灯。一条褐毛土狗卧在灯下，汪汪地叫，伸出舌头。工棚里，一个女人在炒菜，一个男人就着一碗花生米在吃酒。工棚很小，只放得下一张床、一个煤气灶和两张小凳子。菜放在行李箱箱面上。女人的后腰扎了一件深蓝的衣服，在炒腊肉，辣椒很呛鼻。灯挂在竹竿上，是充电的应急灯。男人看了我一眼，说：“要喝酒吗？”

⑤我摆了摆手，说：“看见山上有灯，就上来了，看看。”女人说：“你们饭早。”她和她男人有浓重的贵州沿河口音。炒了腊肉，她又炒了一个螺蛳，摆上碗，陪她男人喝酒。酒是用塑料壶装的，只剩下壶底不多的酒。她摇了摇壶，说：“明天再打一壶酒来。”她倒了一半的酒给男人，余下的一半倒进了自己碗里。

⑥我问：“你们怎么住山上呢？其他工人都住在村里。”男人说：“守一下工地，一个月可以多两百块钱，还可以省下房租。来回一算，一个月可以多出四百多块钱呢。”工棚是木板搭建的，四处漏风，我掖了掖大衣领子。“门口这条狗，我熟。它以前常在山梁上叫。”我继续搭话。女人说：“这条狗好可怜，腿骨被人打断了。”女人精瘦，肩膀却结实，也宽。看得出，她是一个有着好气力的女人，也是一个舍得一身好气力的女人。

⑦这对夫妻是第一批来工地做事的工人。和他们一起来的，还有四个老乡，做了不到三个月，老乡就走了，去了别的工地。他们要日结工资，工头不肯。工头说，日结工资给你们，你们就去赌，一分钱存不了，你们老婆孩子苦死了。老乡想打母狗炖狗肉吃，被这个精瘦的女人拦住了，说：“母狗也是一家之母。”土狗便一直跟着她。

⑧冬雨来，风吹得紧。针叶林泛起黄褐色。有几个工人等不了雨歇，回贵州过年去了。住在工棚的那一对夫妻，一直在。工头补他们每人每天一百元，守工地，还送了二十斤谷烧给他。他不打算回家了。“一年了，还没回过家，想孩子了。”说着说着，女人哭了起来。褐毛土狗昂着头看着她哭。它瘸着腿，在她身边转着身走，像个惊慌失措的孩子。

⑨过了正月，工地开始忙碌起来了。路两边建排水系统，二十米一个密井，水管互通。女人们下到窨井，掏泥巴，用簸箕吊上来。男人们吊簸箕，泥巴水淋下去，嘟嘟嘟，淋得井下人全身湿透。女人戴着绿色安全帽，像一只只青蛙落在井里。一天可以掏四个窨井，掏一个窨井两百块钱。加加班，还可以多掏两个。

⑩一天，我看见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叔，站在村头流眼泪。我问他：“家里出什么事了？”“现在的孩子怎么啦？我不理解。”老叔说，“我外孙从小跟着我，我女儿女婿在浙江的工地做事，就这么一个外孙，我也宠着。孩子除了玩手机，还是玩手机。现在他读高一了，学校不让带手机，他就说他不读书了。让我在这儿等他，接他回家，再不去学校了。我这个外孙没救了。”老叔边说边捶打自己胸膛。

⑪我一时无语。等了约半个小时，孩子背着一个包，来了，边走路边看手机。我拉着孩子的手，陪着老人走，走到工地。女人在掏窨井，男人在吊泥巴。一个女人满脸黄泥浆，露出一双眼睛，看我们。我对孩子说，你的父母就像他们一样在赚钱养家。你不读书，就是糟蹋你父母。孩子并未抬头，说，你带我来工地干什么。

⑫油桐花开了，一层层地翻涌。新路铺了沥青路面，绿化树初发幼叶，斜坡上，撒下去的草籽长出了草芽。工地撤退了。那些工人去了别处的工地。有时，我领着在食堂做事的辜师傅一起去散步。他满意自己的生活，是一个无忧无虑的人。我却相反。他安慰我：“你什么也不缺，有什么不满足的呢？”

⑬我是过着满足的生活，但我是一个对未来充满忧虑的人，虽然，我对自己的未来会什么样，根本无所谓。我常想起住在工棚里的那对夫妻，身处泥淖，面目干净。我也想起那些男人和女人，那位老叔和他的外孙。人需要有热盼地活下去。所处的环境恶劣，又算得了什么呢？咬咬牙，活。很多人是这样活下去的：这也是最艰深的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