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坛上的鲁迅

洪  烛

1936年，一面以“民族魂”命名的旗帜覆盖着鲁迅的遗体。在剩下的大半个世纪里，他并没有死去，反而获得了新的生命。他以影子的形式继续存活，以至人们忘却他的真身。一个完美的鲁迅，如同一尊不会生病的神。

这完全可以理解。危急关头的中国，总是需要旗帜、需要偶像的。“时势造英雄”，用在鲁迅身上颇为合适，他成了首屈一指的文化英雄。

说鲁迅是英雄，似乎一点不为过。他本人是想做战士的，眉宇之间也弥漫着硝烟的气息。而且形容鲁迅的文风，大家也习惯了以投枪、匕首之类比喻。出于时代的需要，他本身也成了一件带有仪仗性质的兵器，用来在思想领域披荆斩棘或镇妖捉鬼。

鲁迅仿佛有两个。一个是作为文学符号的，一个是作为政治符号的。他的政治色彩经常压倒他的文学色彩。然而更多的人误解了他。

作为诗人、小说家的鲁迅，恐怕不愿意自己被误解、被误读；作为唯物主义者的鲁迅，恐怕也不愿意自己被美化、被神化。可惜，鲁迅还是成了中国文化的一个神话。

其实鲁迅也是有缺点的。如果我们死劲掩盖或回避他的缺点，反而会模糊了他的真实性以及可信度。

鲁迅这个人，在任何时代，都不愿意坐在主席台上，更不能接受别人向他进贡或烧香。鲁迅很平凡，只是一个儿子、一个丈夫、一个父亲、一个半途而废的医生、一个爱国者、一个思想者。朴素的鲁迅，其实比那些强加于他的华丽的外衣更有魅力。本色的鲁迅，有什么不好的呢?干吗非要镀金呢?

在我读书的那个时代，中小学的语文课本里，选收鲁迅的文章是最多的。他的人被偶像化了，几乎成了文化的“高大全”。他的人格魅力得到了空前的强调，尤其是毛主席说了，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也就给众生以“铁人”的印象。古希腊英雄阿喀琉斯还有个易受伤的脚踵呢，而鲁迅连脚踵都是铁打的，一点破绽都没有。鲁迅啊，一个时代的变形金刚，在烈火中永生，在花丛中永生。

鲁迅生前一直呼吁并追求人的平等，死后却被赋予了特权。只是这种特权绝不是他自己所需要的。一个影子的特权，滋养了诸多不折不扣的实用主义者——他们把鲁迅当成公开化的遗产，当成一日三餐的饭碗，当成做生意抑或政治赌博的本钱……鲁迅被改造得刀枪不入，鲁迅又被解构得体无完肤。鲁迅的只言片语，被他们搜寻来作为舍利子，作为镇塔之宝。于是，鲁迅成了先知、导师、民族的佛陀。

这不是鲁迅的错，是时代的错。

安装工小马

王剑冰

    小马的墨镜还放在那个台上，静静地享受着昏暗的光。而小马这时可能正在阳光下骑着车子狂奔。几次打给他电话，他都说在去客户家的路上。小马很忙，忙的连眼镜都顾不上来取了。那天，小马干完活走得慌张，已经九点多了，我才发现他的墨镜忘在了杂物台上。

    小马是一家公司的热水器安装工，来我家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六点了。小马表示很不好意思，说让我久等了。小马干活很麻利，为了安装得美观些，小马在不大的空间里费了很大的事。

    我说一会儿装热水器的时候叫我一下。可等我看见，小马自己一个人正扛着那个大家伙在卫生间狭小的空间里转着身子。我赶忙去帮手，那个大东西被小马举过了头顶，这时我已经帮不上了，小马是站在梯子上。可是，小马举着那么大个东西，就是挂不上钉好的小钩子，那两个小钩子太袖珍了。我看得出，小马已经没有缓冲的余地，要么在最短的时间里挂上去，要么就会坚持不住掉下来。小马满头大汗地憋红了脸的最后一举，站立的梯子在猛一用力中突然滑动了，小马站立不稳，差一点摔了下来，而我就在他的下面仰头看着，躲是来不及了。小马打了个趔趄没有摔到地上，而热水器正好挂在了其中一个钩钩上，斜斜地没有掉下来。好险啊！小马直说不好意思。而我吓了一头汗。

    这时小马的手机不停地响。小马接听说一会儿就赶过去，好像是一个客户的事情。小马说总有干不完的事，等干完了，也快半夜了。

    又有个电话打进来，是问小马在哪里，吃饭了没有，而且还要把饭送过来，小马说不用不用，你先吃吧，一会就好了。那边说，你不要急，把活给人家干好，别马虎。小马说是，我啥时马虎过。那边说要过来帮上一把，小马就有些急躁了，说你啰嗦什么，耽误我干活。

    我说是你的爱人吧？挺关心你的。小马说是，她总是怕我给人家干不好。我说，她干什么的？小马说是干销售的。两人在郊外租了一间很便宜的房子，比都市村庄的还便宜，就是路远一点。起的早一点，睡的晚一点，腿和车子辛苦一点，就又能多余下点钱了。可以给她买个好衣服什么的，她跟了自己，总是什么都不舍得买，起早贪黑地跟着自己吃苦，不管多晚回去，都在那里等着，有时就守着饭菜睡着了。

    我说小马有福，小马说是啊，那就只有好好干活儿，爱人也是看中了自己这一点才跟自己好的。我心里感慨社会里还有这么实诚的年轻人。

    我忽然想起来，应该给小马拿点吃的。就去了厨房拿来几个包子，可小马很是不好意思起来，说什么也不吃，说这是公司的规矩。我说，就当是兄弟。小马还是不吃，说一会就好了，不饿的，把碗放在了那里。直到最后，他都没有吃一个。而这之中，小马又忙了个把小时。小马把活做得很认真，线路跑得规规矩矩，还帮我做了多余的活，比如另外跑了一根线。小马很仔细地填写了安装单，很仔细地讲说了注意事项，说有什么事情可以给他打电话，小马留下了手机号，然后就匆匆忙忙地去了另一个客户家，调度那里已经打了好几次电话催了。小马又得忙到很晚了。妻子还在家里等着呢。这中间也是打了好几个电话了。小马脾气很好地说着善意的谎话，说再有一个小时就回去了。小马就这么匆匆忙忙地走了，把那个遮阳的墨镜忘在了水池的台子上。

    我记着小马说，干一个月虽然工资也不高，但小马挺满意的。小马说，钱拿多少是小事，关键是把活干好，不能损坏了公司的名誉。小马是个很敬业的人。我想我要是有一个公司，就让小马做个总经理助理什么的，小马是个可用的人，而他的妻子能做部门经理。可我笨得不会经营什么公司。

    小马黑黑的，壮壮的，精精明明的，小马很是让人想念。

    我再一次给小马打电话，告诉他我会把他的墨镜直接送到卖热水器的商场去。

选自《小小说选刊》

金钱花

聂鑫森

    古城湘潭雨湖边的这条巷子，叫什锦巷。巷子长而曲，住着二十几户人家，一家一个或大或小的庭院。院里的空坪谁也不会让它闲着，种树、植草、栽花，总有几个品类，让春光秋色怡目养心。

    可简家的小院里，就栽一种花：金钱花。先长苗于土，再移栽于盆，一盆盆的金钱花搁在高高低低的木架上。

    金钱花属菊科，又名旋覆花、金榜及第花，多年生草本植物，开花于农历六月伊始，黄色，大小如铜钱，飘袅淡雅的香气。一入秋，花则愈见金黄灿烂。

    简家的当家人叫简亦清，在附近的平政小学教语文，高高瘦瘦，面目清癯，走路慢慢吞吞，见人一脸是笑。但据说他讲起课来声震屋宇，学生的精神不能不为之一振。他很安于现状，教小学语文没什么不好，一呆就是几十年。同事们都知道他腹笥丰盈，尤其在中国文字的研究上颇有心得，用笔名写了不少这方面的文章公开发表。如果去教初中、高中的语文举重若轻，但他从没想过调离这码事。

    简亦清的妻子是街道小厂的工人，工资不高。独生子简而纯考大学时，填的志愿是商业学院的财会专业。父亲问他为什么不想读中文系？他说：“我将来想搞经贸，让家里的日子过得富足。”简而纯毕业后，果然去了一家私营企业当会计师。

    简亦清的业余生活很简单，一是侍弄金钱花，二是备课、看作业、读书。他对简化字的推广觉得很滑稽，这把“六书”所称的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假借、转注都搞乱了，是得不偿失。他嘴上当然不说，但在课堂上讲到某个简化字时，必写出相应的繁体字加以阐释，学生受益还感到有趣。

    简家的日子，正如简亦清的名字：简单、清吉，但是，不露怯。巷里谁家有红白喜事，别人怎么送礼，简家也怎么送礼；电器、家具、衣服、饮食可以不讲究，但简家购买必需的书籍，却从不吝啬。

    简亦清身体不怎么好，眼睛发涩（看书太多）、喉咙上火发痛（讲课太用力）、气阻痰多（元气不足）。他懒得上医院，只是用深秋采摘后晒干的金钱花泡水喝，据说很有疗效。

    有人问他：“简老师，你栽金钱花，是自备良药治病吧？”

    “此其一。也可以为别人预防病和治病，此其二。”

简亦清执教杏坛育人多矣。学生中，当官的、从商的、搞科研、文教的，大有人在。他们现在成气候了，总会记起简亦清当年说过的一句话“一辈子的道路取决于语文”，于是格外专注语文的学习，因而大有收益。师恩不可忘啊，便常会登门来看望简亦清，聆听教诲。学生告别时，简亦清总会送上一盆金钱花，和一张用毛笔写了字的花签纸。

    正在走仕途的，花笺上写的是唐代陈翥的《金钱花》诗：“袅露牵风夹瘦莎，一星星火遍窠窠。闲门永巷新秋里，幸不伤廉莫嫌多。”

    “简老师，这诗是你的夫子自道，也是对我的警诫。谢谢。”

    有经商当了大老板的，花笺上写的是唐代皮日休的《金钱花》诗：“阴阳为炭地为炉，铸出金钱不用模。莫向人间逞颜色，不知还解济贫无。”

    简家的金钱花，年年是满院子的清香，满院子的金黄。

    儿子简而纯成家了，有孩子了。

    简亦清额上的皱纹，一年年的深，一年年的密。就在他办好退休手续的时候，突然病倒了。医院一检查，是肺癌晚期，六个月后安详辞世。秋风飒飒，枫叶萧萧。

    有一天，简而纯兴冲冲跑回家来，对妈妈说：“我们公司董事长的父亲做七十大寿，为了彰显富贵气象，寿堂内外都要摆上金钱花。他说要买下我家的金钱花，每盆两千元，全都要了！妈，一笔大钱哩！”

    老人突然板下一块脸，大声说：“你爹生前没卖过一盆花，他走了也不能卖。老板要摆阔，可以去堆金累银，别糟践这花了！”

    简而纯垂下头，喃喃地说：“老板会怎么看我？妈……”

    “我只记得你爹说过的话：要常想世人怎么看我！”

（选自《小说月刊》2017年第7期）

    一辆汽车在花园里柏油路上停住了，当差高升抢前去开了车门。杜竹斋匆匆地钻出车厢来，抬头看着当阶而立的吴荪甫，就皱了眉尖摇头。这是一个严重的表示。吴荪甫的脸孔变成了紫酱色，却勉强微笑。

    “真是作怪！几乎涨停板了！”

    杜竹斋走上石阶来，气吁吁地说，拿着雪白的麻纱手帕不住地在脸上揩抹。

    吴荪甫只是皱了眉头微笑，一句话也不说。他对杜竹斋看了一眼，就回身进客厅去，蓦地放下脸色来，对费小胡子说道：

    “什么镇上太平不太平，我不要听！厂，铺子，都是我开办的，我要收歇，就一定得收！我不是慈善家，镇上市面好或是不好，我就管不了——不问是省里或县里来找我说，我的回答就只有这几句话！”

    “可不是！我也那么对他们说过来呀！然而，他们——三先生！——”

    吴荪甫听得不耐烦到了极点，忽地转为狞笑，打断了费小胡子的话：

    “他们那一套门面话我知道！晓生，你还没报告我们放出去的款子这回端阳节收起了多少。上次你不是说过六成是有把握的么？我算来应该不止六成！究竟收起了多少！你都带了来么？”

    “没有。镇上也是把端阳节的账展期到中秋了。”

    “哼！什么话！”

    吴荪甫勃然怒叫起来了。这又是他万万料不到的打击！虽说总共不过七八万的数目，可是他目前正当需要现款的时候，七八万圆能够做许多事呀！他虎起了脸，踱了几步，看看那位坐在沙发里吸鼻烟的杜竹斋。于是公债又几乎涨停板的消息蓦地又闯进了吴荪甫的气胀了的头脑，他心里阴暗起来了。

    杜竹斋两个鼻孔里都吸满了鼻烟，正闭了眼睛，张大着嘴，等候打喷嚏。

    “要是三先生马上把各店收歇，连通源钱庄也收了，那么，就到了中秋节，也收不回我们的款子。”

    费小胡子走前一步，轻声地说。吴荪甫耸耸肩膀，过一会儿，他像吐弃了什么似的，笑了笑说道：

    “呵！到中秋节么？到那时候，也许我不必提那注钱到上海来了！”

    “那么，三先生就怕眼前镇上还有危险罢？刚才（吴）为成兄的一番话，也未免过分一点儿。——省里当真在抽调得力的军队来围剿。现在省里县里都请三先生顾全镇上的市面，到底是三先生的家乡，况且收了铺子和厂房，也未必抽得出现款来，三先生还是卖一个面子，等过了中秋再说。宏昌当是烧了，那就又当别论。”

    费小胡子看来机会已到，就把自己早就想好的主意说了出来，一对眼睛不住地转动。

    吴荪甫不置可否地淡淡一笑，转身就坐在一张椅子里。他现在看明白了：家乡的匪祸不但使他损失了五六万，还压住了他的两个五六万，不能抽到手头来应用。他稍稍感到天下事不能尽如人意了。但一转念，他又以为那是因为远在乡村，而且不是他自己的权力所能完全支配的军队的事，要是他亲手管理的企业，那就向来指挥如意。他的益中信托公司现在已经很有计画地进行；陈君宜的绸厂就要转移到他们的手里，还有许多小工业也将归益中公司去办理。

    这么想着的吴荪甫便用爽利果决的口气对费小胡子下了命令：

    “晓生，你的话也还不错；我总得对家乡尽点义务。中秋以前，除了宏昌当无法继续营业，其余的厂房和铺子，我就一力维持。可是你得和镇上的那个营长切实办交涉，要他注意四乡的共匪。”

    费小胡子恭恭敬敬接连答应了几个“是”，眼睛看在地下。

（节选自茅盾《子夜》）

【注释】①计画：现为“计划”。

1935年的羊

徐建宏

    找到学校，老旺看见曹老师正在巴掌大的操场上给学生们布置下午上山打柴的事。冬天的阳光把曹老师的脸照得暖洋洋的。山里太穷，孩子们读不起书，只能隔三差五地到山上打些柴，然后到镇上卖了弄点钱。老旺看到自己的孩子狗娃一狗娃二也在中间。

    等学生散了，老旺急忙把曹老师拉到一边，哆哆嗦嗦地从破棉袄里掏出一个布包。大概是午后的阳光显出了力量，曹老师注意到老旺的额上微微出了点汗。老旺说:“曹老师你看看这里面写的啥?”

    曹老师疑惑地打开布包，从里面露出一张缺角的纸条。由于年深月久，纸条已经清黄不堪，上面不规则地分布着一些细洞。曹老师展开纸条，只见上面写着:

    借条

    兹借到瓦村邢元富家羊20只，俟革命成功后以两倍奉还。此据。

    红军指挥员叶××

    1935年10月25日

    曹老师抬头看看老旺，此刻老旺的眼睛像两把钳子钳住了他，曹老师说:“老旺，这东西你从哪儿找到的?”

    “俺家的一个破墙洞里。”老旺急切地说，“上面写了些啥?”

    曹老师莞尔一笑说:“邢元富是你家什么人?”

    “俺爷爷哪。”老旺说，额上的细汗已经变成了颗粒。

    “老旺，恭喜你啊，”曹老师一巴掌拍在老旺的肩上说，“你家发财了。”

    消息从这天午后开始像花朵一样开遍了整个瓦村,到黄昏时老旺家的院子里已挤满了人，没有谁对老旺怀里的40只羊持怀疑态度。整个瓦村似乎隐隐听到了从1935年传来的羊叫声。瓦村虽然偏僻，但历史上也是个弹痕累累的地方。离村不到一里，马蜂窝似的弹坑足以印证瓦村昔日的荣光，应该说，这张借条对老旺的确太重要了，它的重要性甚至超出了我们想象的范围，老旺一家六口人，妻子长年捧着一只酱黑的药罐，加上自己腿脚不灵便，儿子狗娃一狗娃二还是因为曹老师才读上书的，靠着几只咩咩叫的羊养家糊口，生活的艰难可想而知。

    这天夜里，瓦村的所有家庭都在斑驳的泥墙上寻找历史的破洞，1935年的羊叫声弥漫了整个瓦村。

    根据曹老师的指点，老旺第二天一大早就翻山越岭到镇上去了。曹老师关于纸条的一些看法，在镇政府的办公室里得到了证实。一个干部模样的人打着手势对老旺说,这张借条非同一般,我们一定要认真核查。尤其是首长的签字,需经专家鉴定。老旺听了这番话，心里像冬天的风紧一阵松一阵的。这时候恰巧镇长进来，镇长把老旺请到自己的办公室，还给老旺泡了杯茉莉花茶，这使老旺在茉莉花的清香中毫不犹豫地把那张借条留在了镇长那儿。

    冬去春来,日子的流云在漫长而煎熬的等待中随风而逝。老旺日复一日地把羊群赶到山坡上,看远处山梁上腾起的黄尘,也看曹老师带着狗娃他们上山打柴的情景，老旺的心里酸了又湿,涩了又酸。据村里人说,曹老师的父亲是个烈士遗孤,战争年代被寄养在瓦村。后来曹老师是从遥远的大城市来到瓦村教书的,几十年的青春在黄尘古道中悄无声息地献给了瓦村,老旺记得,几十年间曹老师才回过五次家。

    后来的消息是曹老师从镇上带回来的。那天曹老师和几个学生挑着柴火到镇上去卖，归路上顺便去了趟镇长办公室。镇长答复说，经多方鉴定，现在已经确认了那张借条，首长的签字也真实无讹，再过几天县里就会派人把折合的1万块钱送到瓦村去。镇长的叙述让曹老师喜出望外，以致在走出办公室时曹老师一脚踩空把脚崴了。

    县里派人在镇长的陪同下来到瓦村是在几天以后。那是个令人难忘的日子，整个瓦村到处尘土飞扬。人们看到腿残又老实巴交的老旺从县里同志的手里接过一个大红包，那鲜艳的色彩在灿烂的阳光下让人热血沸腾。这个中午,我们的农民兄弟老旺像一颗挂在秋天树上的红柿子引人注目。1935年的羊叫声又一次回荡在瓦村的天空。

    第二天,老旺找到学校时天刚蒙蒙亮,曹老师扶着墙壁出来开门。看到一脸土色的老旺，曹老师开玩笑说:“老旺,你的脸是不是被钱烧了?”

    老旺站在门口,从门外进来的光线照出曹老师房间里的摆设简陋又寒酸,灶上的白烟袅袅散开。老旺迟疑了一下,从怀里掏出一个纸包塞到曹老师手上说:“俺想了整整一宿,这2000块钱就送给学校吧,往后你和孩子们不要再上山打柴了。”

    曹老师张了张嘴,一时无从说起。

    老旺粲然一笑说:“狗娃这几年全靠了你才念上书的,还有俺们家……你的恩情俺们忘不了,留下的那几千块钱,够俺们还债和添些羊啥的了。”老旺慈厚的笑脸在逆光中灿烂而令人心动。

    曹老师凝视着老旺一瘸一拐地走入晚春的早上,眼前一片模糊——他仿佛看到了有许多可爱的羊簇拥在老旺身后,老旺就像站在洁白的云彩上,在他耳边,1935年的羊叫声如水而来。

呦呦鹿鸣

吴越

多吉把我从火车站捞出来的时候，我正站在一道铁栅栏旁找出站口。不知道怎么形容，从来没来过这种小地方，没有检票员也没有安全门，原来踏上月台的那一刻，手里那张火车票就已经达成了全部使命。

我跟着多吉奔袭了三十多里地到了他的驻地，他推开红砖瓦小院的门，露出空旷的营房。我很惊讶：“这里居然就你一个人吗？”

“你以为？我们可是人手很紧的！”多吉瞥了我一眼，“现在你来了，正好给我搭个伴儿。”

我算是明白了，为啥多吉会不遗余力地怂恿了我大半年。一时间有种莫名的失落涌上心头，我那时是真的觉得，也许这个地方其实也没有我存在的位置。

多吉像是看出了我的心思：“来，我给你点好东西！”他拉着我往院子的后面去，甚至没让我先把行李放下，我们跬过好几条小溪，穿过云杉、红松和白桦的小树林，爬上一个山包。顺着多吉指的方向，我的眼前突然温热地一亮，满眼都是绵延的群山、森林与沟壑，那一瞬间，我心里仿佛有些东西被放下了。

“你看，这是长白山！”他笑嘻嘻地说，“现在，这都是你的了！”然后他认真地看着我，眼睛里有星辰的光彩。

“阿朗，你也会喜欢上这里的，我保证。”当天晚上，多吉就出去工作了，他说，他忙着去给母猪接生。他让我老实在家待着，如果嫌闷，就去他之前带我去的山麓，那里有他垦出来的几畦菜地。

第二天一大早，我便出门了，我匆匆赶往山上，终于在群山之间，找到了那片静谧的田地。

我花了些力气，把丝瓜架子上的破篾席拆了下来，就着阳光最好的空地一铺，便躺了下来，我只想在阳光下面好好睡一觉。不得不说，长白山的阳光有种别样的魔力，晒在身上暖洋洋的，就着泥土和森林的香气。就在我睡得正香的时候，隐约听到身边有些窸窸窣窣的声音，我突然反应过来，我现在不在大城市的写字楼里，我在长白山，身边有一只饥肠辘辘的东北虎这很合理吧？这么一想，我的睡意与燥热全无，冷汗瞬间就下来了。于是猛地把身上的席子一掀，张牙舞爪，发出“啊——”的一声怪叫。一只身形小小的、有着板栗色毛皮的小家伙四腿一软，一个劈叉坐到地上，随后又像根弹簧一样蹦起来，飞也似的逃走了，一边卷起飞扬的尘土，一边叫着：“汪！汪！”

“有一种小鹿，”我把正在家里补觉的多吉拍了起来，他揉着惺忪的睡眼，一脸生无可恋地看着我比划，“这么大，这么高，会狗叫！”

多吉歪着头思考了片刻：“噢，傻狍子啊！不过野生动物是很少会到人类的地盘上活动的，看来你和长白山挺搭，这么快就交到朋友了。”

谁要和傻狍子交朋友？肯定是多吉太久没打理菜地，荒芜到被野生动物占领了。

我虽然满口这样说着，心里还是莫名涌过一丝暖意。有个傻朋友不是坏事，我有过很多顶顶聪明的朋友，可是现在，肯陪着我的还是傻里傻气的多吉。

我给它取名叫小鸣，因为我发现它只有在遇到危险的时候才会发出狗叫，大部分时候，它的叫声都是“呦呦”的，呦呦鹿鸣。那时我到长白山也差不多有两个月了，我渐渐习惯了这里，熟悉山林、熟悉田地、熟悉流水和嘎嘎叫的鹅。短短两个月，大城市的生活已经像一个埋藏在远古的梦，变得无比遥远。

我与小鸣的关系日渐亲密。不过多吉告诉我说，雄狍子的头上会有一对角，这么说，我的小鸣其实是一名“少女”。

转眼便过年了。长白山下的小镇，不像城里到处挂着彩灯，但皑皑的白雪与树上冒出的芽苞似乎有一种别样的年味，那是告别严冬，迈向春天、迈向生机的气息，是在城市的霓虹灯里体会不到的。

多吉问我：“你不回家吗？”

我摇摇头，如今哪儿才算我的家呢？我问多吉：“你呢？”

他理直气壮地瞅了我一眼：“回家？这会儿可是母猪怀崽儿的关键时候，我走了，谁给它们授孕呢？”

这话讲完我和他都沉默了。

一会儿，多吉笑了：“你太不了解我了，你知道我为什么来当这个猪馆儿吗？”他接着纠正道：“不对！是兽医志愿者！”

“现在这长白山下的养猪户，十有八九，从前都是猎户！后来政府封了山，他们才都改了行！”

我暗暗吃了一惊，原来是这样，多亏政策好，我才能够遇到小鸣！

“可是呢！叫猎户们放下枪容易，叫他们改行难啊！那些猎户，祖祖辈辈都靠打猎为生，你不为他们指条路，悉心引导，他们还是只能向大山索取……所以，你现在明白了吗？”

我眼里这个发了福的多吉，此刻突然变得高大起来。

“你看，在长白山，人、动物、树还有山，所有的命运都是相连的，在长白山啊，生活很不容易呢！”

我有好多天没看见小鸣了，只是这次我的焦虑少了好多，它是野生动物，它属于大自然，我爱它，所以必须接受它。放下那些自以为是的控制，去感受、去接纳，我夜里不再失眠了，我想我那时是真的从城市里走出来了。

四月的一天傍晚，我拔完田里的杂草，正准备回去，一回头，看见小鸣突然站在我身后。我吓了一跳，刚想责备两句，突然发现它的神情很不正常，仔细一瞧，它浑身瑟瑟发抖，有一些透明的液体顺着它的后腿淌到地上。凭我这几个月跟着多吉出诊的经验，我知道坏了！它要生了。

我安抚着小鸣，让它在这里等我，然后用最快的速度往家跑。我们赶到菜地的时候，小鸣已经站不起来了，它趴在刨出来的坑里，呦呦地叫着，多吉摸着它的脑袋：“闺女，等着，你大舅这就来帮你！”

“呦呦！”小狍子轻轻地叫着，我们就跟跑完了马拉松似的，如释重负地躺倒在初春的菜地里，满脸都是藏不住的笑容。那时天已经黑了，漫天的星斗眨呀眨呀，可好看了。

“阿朗，生命很有意思，对不对？”多吉朝我侧过脸来，我重重地点点头。多吉又淡淡地说：“所以，请不要再轻易地放弃了。”

我沉默了，拼命地睁着眼睛望着天上的星星。

突然，我的手上传来一些温凉的触感，我转过头，发现是小鸣，它已经恢复了精神，正低着头舔我的手腕，那里原本刺眼的那道疤痕，仿佛雪一般融化、消融。一整条银河亮堂了起来。

那时，我的心，也悄然融化在灿烂的夜空里。

（摘编自吴越《呦呦鹿鸣》，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