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的善与恶

    首先我们可以指出的是，现代科学家以四个世纪谨慎的工作，使我们对宇宙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其美丽与壮观程度（对那些不辞劳苦去看的人来说），大大超过了所有人类艺术家所有作品的总和；或就此而言，甚至远远超出了神话作者的一切想象。

    此外，在现代化技术出现之前的岁月里，人类智慧与艺术的精华实际上被少数贵族和富人垄断。正是现代科学技术，才提供了丰富廉价的读物；也正是现代科学技术，才使艺术、音乐、文学向全体人民开放，甚至把人类心灵的奇迹带给了最卑贱的人们。

    然而，科学技术不也给我们带来了各种不良的副作用吗——从核战争的危险，到半导体收音机播放早期摇滚乐的噪声污染？

    是的，但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每项技术进步，无论多原始，都随之带来了某些人们不希望看到的东西。石刃斧头给人类带来了更多的食物，但它也使战争变得更加致命；火的应用给人类带来了光明、温暖、更多更好的食物，但它也增加了纵火失火的危险性；语言的产生造就了人类，但它同时也造就了说谎者。如此等等，无一例外。

    然而，善恶的选择却在于人——1847年，意大利化学家索布雷罗（Ascanio Sobrero）第一个制成了硝化甘油。他加热了一滴硝化甘油，结果迸溅一地。索布雷罗惶恐地意识到了它用于战争的可能性，因此立即停止了这个方向的一切研究工作。这当然无济于事。别人把这项工作接着做了下去，不到半个世纪，硝化甘油连同其他高级炸药都用到了战争中。

    难道这就使高级炸药一无是处了吗？1866年，瑞典发明家诺贝尔（Alfred Bernhard Nobel）学会了如何把硝化甘油同硅藻土混起来制成一种混合物，使用起来十分安全，他称之为“达纳炸药”。有了达纳炸药，开采土石方的进度远远超出了以往全部历史时期镐刨锹铲的成效，而且不再需要残酷地强迫劳工出苦力。

    正是达纳炸药，在19世纪最后几十年中为修建铁路铺平了道路；也正是达纳炸药，帮人们建筑了水坝、地铁、地基、桥梁，以及其他成千上万的工业化时代的大规模建筑物。

    归根结底，用炸药搞建设还是用炸药搞破坏，选择权在于人。如果他选择了后者，那么，错误并不在炸药，而在于人的愚蠢。当然你也可以认为，炸药能提供的一切好处都抵不上它可能造成的危害。你还可以认为，人没有扬善避恶的能力，所以，为了这一群傻瓜，必须将炸药全盘否定。

    针对这种情况，让我们回想一下医学的进步。它始于1798年詹纳（Jenner）推行接种疫苗，19世纪60年代巴斯德阐明了细菌致病学说。医学进步将人类的平均寿命翻了一番，这是它有益的一面，但同时它也带来了人口激增，这是它有害的一面。

    就我所知，几乎没有一个人反对医学进步。即使当今有那么多人为科技进步带来的种种危险而担忧，我也几乎没听到任何声音，抗议对关节炎、循环系统疾病、先天性缺陷以及癌症的病因与治疗方法的研究。

    然而，人口激增是人类所面临的最紧迫的危险。假如人口激增继续得不到控制，即使我们避免了核战争，消除了污染，学会了合理使用自然资源，并在各个学科领域都取得了进步，那么，我们还是会遭受灭顶之灾。

    在人类的“愚行”当中，最愚蠢的莫过于使死亡率降低的速度快于出生率降低的速度。

    据此，有谁会赞成废弃医学进步，重新回到高死亡率？有谁会在“拥护传染病”的旗帜下前进？

节选自《宇宙秘密》，艾萨克·阿西莫夫

中国新诗为何处境“尴尬”

    ①中国是诗歌的王国，从商周的四言，到楚骚汉赋、汉魏乐府、隋唐律绝和宋词元曲，可谓灼灼其华，蔚然大观。千百年前的黄钟大吕，至今犹萦绕在苍穹。然而中国新诗在诞生近百年后的今天，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尴尬：它既没能与国际接轨，又与中华古典诗词曲赋的优良传统脱节、断裂，割断了传承关系，令广大读者望其兴叹，最后只好弃之而去。中国新诗为何会处境“尴尬”呢？

    ②首先，是由白话新诗至今未能构建审美规范更无法达成审美共识造成的。无论是《诗经》中的“风雅颂”，还是楚辞、乐府、律诗、宋词、元曲……不论其诗体形式怎么演变，但都是讲究韵律的，作品都具有节奏美、旋律美和韵式美。由于白话“新诗”“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胡适《谈新诗》）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自其诞生以来，便成为其发展的严重弊端和障碍。

    ③其次，是由某些诗人一味地强调诗体形式而忽略主题思想造成的。诗歌是文学形式美的一种体现，但形式美只是诗歌的美丽外衣而已。过分地强调诗体形式，从而否定主题思想的意义，如近年来所谓的技术主义、玄学派、立体主义、构成主义、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未来主义等，就像失去了土壤的禾苗一样，必将枯萎。

    ④最后，是由当代诗人在商品经济时代的退缩和自闭造成的。同古典诗词曲赋相比，当代诗歌在题材内容方面发生了较明显的变化：其一，迫于现实社会生存的巨大综合压力和人类因物质文明进步而带来的精神困惑，当代诗歌的内容越来越局限于私人性的东西，正日愈失去处理重大社会题材的艺术能力，这就使得它日愈减少获得公众关注的机会，而只有在少数未被现代社会物质化的心灵当中获得知音；其二，随着诗人们从社会文化中心退却，科技英雄和商业英雄、娱乐英雄取代了艺术家的中心地位，诗歌越来越被推挤到社会的边缘，诗人们成了一个不被社会关注的自我封闭、自我肯定、自我满足、自我安慰、自我陶醉的奇怪群体，这更加加剧了他们的自闭倾向；其三，当诗人们精神的价值已经从崇高、纯洁、美好、自然过渡到了喧嚣、乐趣、庸俗、时尚的方向，于是平庸困扰着诗歌界，诗歌的阵地越来越虚弱。

    ⑤面对这样的时代背景，中国新诗只有志存高远，发扬其应有的精神文化提升作用，既在主题内容方面深度切入自己的时代，又在诗艺表现方面继承并发扬光大中华传统诗词曲赋艺术，随时代、社会、语言的变化而不断创新改进，让中国新诗界尽快构建审美规范并早日达成审美共识。这样，中国新诗才能够既有技艺的美感，又有时代的气息，还有历史文化的内涵，并因此而融入中华诗歌的历史长河之中，从而有机会成为新时期的经典诗歌作品而流传于世。

（选自《长空诗话》，有删改）

    乐府诗在入唐以前已存在两个传统，一是上承“诗教”风刺一面的汉魏传统，二是以艳歌艳词为主的六朝传统。初唐乐府沿袭齐梁绮靡的路子，内容不出白氏所批评的“赞君美”或“悦君意”。“初唐四杰”的乐府虽体现闻一多先生所谓“由宫廷走到市井”“由台阁移到江山和塞漠”的倾向，但现实的针对性不强。盛唐以边塞为题材的乐府诗，更多地歌颂盛唐的武功气象。中唐以后，张籍、王建、元稹、白居易和刘禹锡集中创作乐府，试图在理念的层次上直接继承《诗经》的“风刺”传统，甚至否定汉乐府的价值，但选择以“乐府”而非其他诗体干预政治，还是反映出他们对于汉乐府观风知俗观念的继承。不仅如此，中唐乐府诗人吸收了六朝的部分传统，展现出对于地方风土风俗的书写兴趣。

    中唐大量出现表现地方风土或风俗的乐府，与中唐观风观念的转变关系密切。初唐、盛唐之观风俗以政治治理为中心；另一方面，更是要通过礼乐教化来“移风易俗”。但安史之乱后，中唐人不再视地方风俗为负面的无条件改造对象。高郢《礼部试策五道》指出“然为政之道，当因人所利而利之，故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欧阳詹《鲁山令李胄三月三日宴僚吏序》说得更加清楚：“一方不同教化，恐他邑之欢乐此辰，不得似公之邑也。”

    同时，“采风”或“采诗”的理想被中唐诗人不断提出。但其“采诗”与汉人有异，所采并不是真正来自民间，而是从士大夫的创作中收集而得，与其说是“采诗”，不如说是“献诗”。白居易和刘禹锡是中唐乐府大家，白氏真正主张的是“采诗以补察时政”，新乐府如《上阳白发人》《卖炭翁》《道州民》都已涉及唐世风俗的叙写。刘禹锡《淮阴行》“以裨乐府”其实就是一种采诗的思硌，他在《采菱行》《插田歌》中明确表示要赋之“以俟采诗者”。这就进一步把与六朝乐府有亲缘关系的中唐乐府赋予汉乐府的政治意义，并在题材上进行了扩充。

    这种“采诗”的思路为中唐文人所共有：随着中唐文人纷纷到地方就职，送行者常期待被送者因为在地方施政得当而能让当地民众作歌谣以颂之，这预设的正是“采诗”的可能。此外，有些作品本身就是在表达某州县长官的“政教得失”，背后还是体现“采诗”的观念。这一类型的创作未见于初、盛唐，却为中唐文人所发掘，这都说明汉代“观风”或“采风”的传统在中唐复兴。

    各类文体中，乐府的起源本与“采诗”或“采风”的理想直接相关，当采风的传统被再次强调，“观风俗得失”不再依附于“察吏人善恶”或王朝礼乐的落实，而是更直接地与百姓生活的具体情况相关，这就让与“观风俗”最直接相关的乐府产生创作上的转变。中唐之所以出现大批书写风俗的乐府，背后正涉及唐人在观念上的转变。

（摘编自吕家慧《论中唐乐府中风俗题材的兴起》）

沉默

梁实秋

    ①我有一位沉默寡言的朋友。有一回他来看我，二人默对，不交一语。等到茶尽三碗，烟罄半听，主人并未欠伸，客人兴起告辞，自始至终没有一句话。这位朋友现在已归道山，这一回无言造访，我至今不忘。

    ②明张鼎思《琅琊代醉编》有一段记载：“刘器之待制对客多默坐，往往不交一谈，至于终日。客意甚倦，或谓去，辄不听，至留之再三。有问之者曰：‘人能终日危坐，而不欠伸欹侧，盖百无一二，其能之者必贵人也。’以其言试之，人皆验。”可见对客默坐之事，过去亦不乏其例。不过所谓“主贵”之说，倒颇耐人寻味。所谓贵，一定要有一副高不可攀的神情，纵然不拒人千里之外，至少也要令人生莫测高深之感，所以处大居贵之士多半有一种特殊的本领，两眼望天，面部无表情，纵然你问他一句话，他也能听若无闻，不置可否。这样的人如何能不贵？因为深沉的外貌，正好掩饰内部的空虚，这样的人最宜于摆在庙堂之上。

    ③謇谔之臣，骨鲠在喉，一吐为快，其实他是根本负有诤谏之责，并不是图一时之快。鸡鸣犬吠各有所司，若有言官而箝口结舌，宁不有愧于鸡犬？至于一般的仁人君子，没有不愤世忧时的，其中大部分悯默无言，但有间或也有“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人，这样的人可使当世的人为之感喟，为之击节，他不能全名养寿，他只能在将来历史上享受他应得的清誉罢了。在有“不发言的自由”的时候而甘愿放弃这一项自由，这也是个人的自由。在如今这个时代，沉默是最后的一项自由。

    ④有道之士，对于尘劳烦恼早已不放在心上，自然更能欣赏沉默的境界。这种沉默，不是话到嘴边再咽下去，是根本没话可说 ， 所谓“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世尊在灵山会上，拈华示众，众皆寂然，惟迦叶破颜微笑，这会心微笑胜似千言万语。古人云：“二十年不开口说话，向后佛也奈何你不得。”二十年不开口说话，也要把口闷臭，但是语言道断之后，性水澄清，心珠自理，没有饶舌的必要。基督教Carthusian教派也是以沉默静居为修行法门，经常彼此不许说话。“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

    ⑤庄子说：“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现在想找真正懂得沉默的朋友，也不容易了。

（有删改）

    曾国藩说，读书看书不同，“看者如攻城拓地，读者如守土防隘，二者截然两事，不可阙，亦不可混。”读书道理，本来如此。曾国藩又说：读书强记无益，一时记不得，丢了十天八天再读，自然易记。此是经验之谈。今日中小学教育全然违背此读书心理学原理，一不分读书，看书，二叫人强记。故弄得学生手忙脚乱，浪费精神。小学国语固然应该读，文字读音意义用法，弄得清清楚楚，不容含糊了事。至于地理常识等等，常令人记所不当记，记所不必记，真真罪恶。譬如说，镇江名胜有金山，焦山，北固山，此是常识，应该说说，记得固好，不记得亦无妨，以后听人家谈起，或亲游其地，自然也记得。试问今日多少学界中人，不知镇江有北固山，而仍不失为受教育者，何苦独苛求于三尺童子？学生既未见到金山，北固山，勉强硬记，亦不知所言为何物，只知念三个名词而已。扬州有瘦西湖，有平山堂，平山堂之东有万松林，瘦西湖又有五亭桥，小金山，二十四桥旧址，此又是常识，也应该说说，却不必强记。实则学生不知五亭桥，万松林为何物，连教员之中十九亦不知所言为何物。今考常识，学生曰，万松林在平山堂之西，则得零分，在平山堂之东，则得一百分，岂不笑话？卫生一科，知道人身有小肠大肠固然甚好，然大肠明明是一条，又必分为升结肠，横结肠，降结肠，又是无端添了令人强记名词，笑话不笑话？弊源有二：一教科书编者，专门抄书，表示专家架子。二教员不知分出重轻，全课名词，必要学生硬记。学生吓于分数之威严，为所屈服，亦只好不知所云的硬记，由是有趣的常识，变为无味的苦记。殊不知过些时候，到底记得多少，请教员摸摸良心自问可也。何故作践青年精神光阴？

中国新时代：富而好礼，强而有义

    中国实现由富到强的巨大转变，为实现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基础。中国的富强得益于文化的强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最强有力的支撑。富而好礼、强而有义，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质，不仅是古人治国理政经验智慧的历史总结，一直以来维系着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也彰显了新时代中国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新气象和新风貌，与有着五千年文明历史的礼义之邦的大国君子形象一脉相承。

    早在春秋之际，我国古人就注意到了国家在实现富强之后接下来该怎么办的问题，并提供了可资镜鉴的解决之道。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一直以来强调的“富而好礼”“强而有义”的宝贵思想。 据《论语》记载，子路曾经向老师孔子请教“富而无骄”如何？孔子回答说，已经很不错了，但要是能 做到“富而好礼”就更好。这与孔子回答其另一弟子冉有之问“既富矣，又何加焉"，而告诉他要“教之”的道理相辅相成。国家在富庶之后该怎么办，古人以其独特的经验智慧给出了“教之”的方案。 所谓教之，即以礼教之或教之以礼，即按照礼的规范和要求上至治国理政、平定天下，下至日新其 德、修身齐家，从而在整个社会上形成一个良好风气。

    在古人看来，“富而无骄”虽然可堪称道，但仍不过是一种被动的不作为，亦可说是没有责任和 担当意识，久而久之必然会流于为富不仁。“富而好礼”则展现了一种积极主动的有为精神，更能 彰显自身的道德自觉和追求，对整个社会和国家良好风气的塑造和维系大有裨益。“以礼示之，天 下国家可得而正也”，如果不依照礼的要求治理国家，就好比盲人失去搀扶，在黑暗中寻找东西，必 然不知所措、事与愿违。中国在国际事务中践行的外交原则和行为，无不折射着一个富而有礼的 国家的风度和涵养。

    除了 “礼”，作为国之四维，“义”也是古人治国理政所主张和恪守的一个重要原则。“强而有义”就是从伦理角度对一个强大起来的国家提出的道德引领和规范，“强”既不是“宽柔以教，不报 无道”的南方之强——过于追求隐忍、包容，也不是“衽金革，死而不厌”的北方之强 —— 崇尚勇力、果敢，而是孔子推崇的“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的君子之强。“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指的是把义作为立身之本，依礼而行事。立身之本亦可化为治国之道。能做到“强而有义”的君子之强的国家，必然不会忘记和改变自身抱有的信念和使命，而会恪守德义的初心，坚定不移地按照道义的要求循礼而动，通过践行道义而最终实现其理想追求。这也就是“勤于道义，则刚健而日新”的道 理所在。中国已经向世界庄严承诺，“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这就是在新时代背景下中国一贯坚守“强而有义”信念的真实流露。

（节选自《中国青年报》2018年4月16日第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