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代，战争是为了争夺霸权或政权，结盟聚会是为了消除冲突。冲突频繁，会盟燕享频繁，成了春秋最基本的特色。会盟要讲“礼”“赋诗”，从而造就了特殊的文化现象——“诗礼风流”。

    西周人重“礼”，是重其仪式性，如典礼仪式、揖让周旋等。而春秋则将礼认作了治国大法、人生准则。春秋从鲁隐公元年到鲁哀公十四年230余年间，谈礼之风盛行。一部《左传》，“礼”为主要的价值标准：“夫名以制义，义以出礼，礼以体政，政以正民。”“夫礼，所以整民也。”“礼之可以为国也久矣，与天地并。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礼也。”其每评一事之得失，辄曰：“礼也”、“非礼也”；似乎国之兴亡，皆系于“礼”。

    《左传》最早一次论礼是在桓公二年，最早一次引《诗》在桓公六年，可见赋《诗》引《诗》之风与礼治思潮乃同步而兴。事实上，会盟燕享的赋《诗》引《诗》，几乎也集中在春秋时期。在会盟燕享中，列国都想用既合于礼又合于愿而又不失为大雅的手段，实现自己的目的，赋《诗》言志便成最佳选择。会盟燕享中的诗礼交锋，直接影响了士君子的价值判断与人格修养。列国名卿的外交才能，多半表现在熟谙《诗》礼、智能达变上。鲁襄公十六年，晋侯与诸侯在温地宴会，各国大夫皆赋诗言志，而齐国的高厚歌诗与舞不配，结果惹怒晋国，高厚只好落荒而逃。鲁襄公二十八年，齐国庆封逃难到鲁，叔孙豹让乐工诵《茅鸱》骂他，他竞茫然不知。鲁昭公十二年，宋华定到鲁国出差，鲁人赋《寥萧》以示友好与祝福，他毫无反应。这些在当时都是“国际笑话”。因而这个时代要求士君子必须熟谙《诗》礼，出使四方而能专对。鲁昭公七年，鲁国孟僖子陪昭公到楚国参加会盟，因不能以礼应对而抱恨终身，临终前要儿子跟孔子学礼。熟谙《诗》礼，关乎文化修养与基本素质，即春秋时所谓的“文”。鲁襄公三十一年，北宫文子评论郑国的贤臣是：子大叔“美秀而文”，公孙挥“善为辞令”。

    在礼治思潮下，整个时代的士君子，无不以《诗》礼为立身之本，以求自我实现。因此，春秋大国曾兴起研究《诗》礼的热潮；一些小国，为了交往大国，也不得不研究诗礼；连当时的戎狄也加入此列。但这时不像汉唐那样研究《诗》的本意或寻求圣人的微言，而是将《诗》认作与“礼”有诸多联系的圣典。《左传》几乎是把《诗》作为“礼经”来用的，其所有的引《诗》段落似乎或多或少都与礼有些联系。“礼”成了《诗》的第一生命。所有引《诗》赋《诗》者，无一不是精通礼仪者。

    总之，会盟燕享，促成了赋《诗》引《诗》的热潮；礼治思潮，促成了以礼为核心的诗歌解释系统的形成。在春秋会盟燕享的外交大平台上，诗与礼绾结，为狼烟四起的春秋笼上了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

    国内外学界在讨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时，首先就会想到古代的朝贡制度以及中国中心主义，由此关注起中国儒家的天下观。不过，天下观只是儒家的世界秩序学说，在涉外实践中如何实现理想的世界秩序，儒家学者们还提出了一套涉外理念与之配合。

    儒家的天下观旨在构建理想的“天下”秩序。要使“天下”有序，就要“协和万邦”。《尚书·尧典》中记载，帝尧家族内部关系融洽后，又先后在各部落以及更远的外邦间次第推行德治与仁爱，使各部落以及外部邦国和平有序。儒家把“和”看作是处理中国与外国关系的思想准则。“和者，天下之达道也。”即“和”是天下通行的道理，是天下各安其所的交往方式。而“和”的本质是“仁”，“仁”不仅适用于人际关系，也适合于国家间的关系。《左传》将这种“仁”推及国家间的关系，认为“亲仁善邻，国之宝也”。

    儒家崇尚和谐，强调“和为贵”。如何达到“和为贵”？其中的重要途径是“和而不同”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而不同”，在处理国家间的关系上，就是要允许、承认并尊重各国间的文化、信仰和制度的不同，求同存异，从而达到和谐共处。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尽管儒家主张“天下一家”，但后世儒者却多主张“王者不治夷狄”。他们旨在阐述，“中国”帝王不要去直接统治“夷狄”，应与“夷狄”各守其境，和平相处。所以，即使是明朝派遣郑和率领庞大水军巡游东南亚以及印度洋诸国时，他们也是秉持着“圣王”对于“夷狄之邦，则以不治治之”的坚定理念，来处理与这些国家间的政治关系。

    亲仁善邻，协和万邦，还要处理好“王道”与“霸道”之间的关系。所谓“王道”，就是用道德来感化四夷。孔子说“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而“霸道”，则是使用武力以制服四夷。儒家并不是完全排斥武力的使用，而主张“以力辅仁”。《左传》曾谈到军事与道德之间的关系：“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废一不可，谁能去兵？兵之设久矣，所以威不轨而昭文德也。”于此可见，“兵”只是昭示“文德”的手段。

    “厚往薄来”也是儒家治理天下的一条原则。孔子所总结的周朝治理天下的九条纲领中就有“厚往而薄来，所以怀诸侯也”。关于“厚往薄来”，据唐朝孔颖达解释：“厚往，谓诸侯还国，王者以其材贿厚重往报之。薄来，谓诸侯贡献使轻薄而来。”“君子”应当以“义”作为自己最高的行为准则。不过，孔子并不否定“利”。孔子所否定的是不义之利。在“义”与“利”的关系上，孔子将“义”置于“利”之上，提倡“以义制利”

    而孟子主张，“君子”应持“义”而忘“利”。后来的中国封建帝王，为了表现“天子有德”的风度，对于“四夷来朝”的行为也就一概施行“厚往薄来”的方针。譬如，十分节俭的明太祖就曾指示：“诸蛮夷酋长来朝，涉履山海，动经数万里，彼既慕义来归，则赍予之物宜厚，以示怀柔之意。”

儒家文明在今天仍然具有极强的普遍价值，如上所述的这些涉外理念，今天对于我们也有十分宝贵的理论价值。

（摘编自陈尚胜《中国古代的涉外理念》）

从陶渊明看现代人的生存困境

    “樊笼”是陶渊明诗文中的核心意象之一，象征被限制了身心自由的、令人难以忍受的生存处境，如：“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人类自己创造的文明，支撑了人类的现实生存，却把人束缚在文明的种种框架之中而不得自由。卢梭（1712—1778）的《社会契约论》开篇第一句话便是：“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国际歌》曾唱遍全世界：“让思想冲破牢笼”“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从后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看，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倒不是太难，“新世界”要完全冲破牢笼却难办得多，哪怕仅仅是冲破思想的牢笼。

    如果说陶渊明生活的农业时代“樊笼”（“樊”字从木）还是由“木头”制作的；那么，到了工业时代，在马克斯•韦伯（1864—1920）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木笼”变成了“铁笼”：“这个铁笼是机器般的非人格化的，它从形式理性那里借来抽象力量将人禁锢其中”，它“冷静超然，逻辑严密，等级森严，庞大无比”，“它最终要无情地吞噬一切”，“一直持续到人类烧光最后一吨煤的时刻”。人类文明在不断发展，人对自然的控制力在不断加大；但更糟糕的是，人们对自然、对他人的控制力量越是强大，人们自己被囚禁的程度也就越深。

    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确实有一套自我粉饰的招数，能把牢笼打理得如同五星级宾馆，使囚犯忘记自己还是囚犯，使囚犯们积极踊跃地甘当囚犯。牢笼固然可恶，对于现代人来说，更可怕的是失去了“走出牢笼”与“回归自然”的自觉意识。

    现代人普遍相信“进步论”，相信现在比过去好，未来比现在好。这种进步论若是以地球生态的尺度来衡量，是不足以证实的。我们的地球生态不但现在不比过去好，未来更让人担忧。尽管如此，现代人还是一心“向前进”，没有人愿意“向后退”，哪怕是后退一小步。

    诗人陶渊明则不同。陶渊明的一声长啸“归去来兮”，实乃对自己前半段人生道路的沉痛反思：“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应该说这是一种诗人的哲学，或曰：回归诗学。

    现代人一心期盼乘着火车、汽车、飞机、轮船甚至宇宙飞船在现代化的道路上一路向前。如此的“飞速发展”，现代人果真距离幸福美满的天堂越来越近了吗？那也许只是一厢情愿罢了。我们急促前进企望切近前方的目标，但当我们走近看到它时，它却与我们更加疏远了。

    一线希望在于：新时代的灾难与现代人的生存困境将会再度把人们逼上回归之路，即所谓希望正在于绝望之中。正如现代西方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1899—1973）说过的：“当人类走到现代性的尽头，实际上就必然会回到‘古代人’在一开始就面临的问题上。”

    当下文学理论在反思能力、创新能力和对话能力上存在缺失。结果，文学理论没有被创作界重视，创作界认为文学理论不但没有提升其写作水平和认知水平，反而误读了他们的作品，尤其是那种概念扎堆、生硬搬套西方批评理论的。

    事实上，我们都知道文学理论是关于文学活动的一整套知识体系，这个体系包括文学的基本原理、范畴和判断标准等相关知识。这些知识总是在一种具体的历史文化环境中建构起来的，因而文学理论说到底是特定历史语境中文学实践的产物。所以先有人们的文学创作实践，再有后来关于文学创作的批评和理论，正如先有《诗经》后有《诗品》，古今中外无不如此。所以文学创作的实践活动是文学理论的活水源头，是原点。

    那么，现在文学理论为何敢抛弃源头，甚至患上理论自大症，完全摆脱文学创作实践而自我扩张？其根本在于理论有一种自我生成的特性。一个概念可以派生出其他相关概念，一种范畴也可顺势推导出其他相似的范畴，比如从“意图”派生出“动机”，再顺势推出“移情”或者“童年记忆”等等。如此一来，理论的自我繁殖就容易使文学理论脱离文学创作实践，在扩张中凌虚高蹈，最终导致文学理论与现实的文学创作活动之间不发生直接的对话关系。这正是当下文学理论与文学创作的悖离状态，也是文学理论难以创新的深度原因。

    无论哪种文学理论，它们的有效性并不在于它们是永恒的真理，而在于它们能够解释某个历史文化时期的文学作品，引导某一时代人们对文学的理解、思考以及实践。以为理论的建构适用于所有时代、所有地城、所有民族的所有文学作品，其实是理论的迷途。

    这种理论的自大状态必须改变。怎么改变？首先，回到文学创作、文学作品和文学事件所建构的文学现场，也就是使文学理论再次回到源头，使理论重新历史化、事件化、语境化，在文学创作实践中捕捉新的文学经验，获取新的知识，建构新的范畴和理论。文学理论如果只在中西文论中左冲右突，是没有出路的。脱离文学的创作实践，理论就失去了活水源头，就无法摆脱创新瓶颈和发展困境，就只能愈加贫乏而僵化。

    其次，传统文学理论不少已经落后于文学创作实践，特别是落后于与网络媒介结盟的新文学。当今已然是一个全球开放多元实践的文学时代。这个文学时代有一个重要特征，如果只用一种文学理论，就无法有效完成对文学事件或文学现象的精准阐释。只有跨学科多知识的综合性理论才能有效阐释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现在的文学创作、文学事件和文学现象，往往是多元的、错综复杂的文化语境的产物，只有动员和调集跨学科的理论资源才有可能与文学实践建构有效的对话关系，进而从事积极的文学阐释和比较研究。所以，当下的文学理论应当是一种大文学理论，是跨学科的、多元交叉的知识集合体，是文艺学与哲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化研究等众学科多元互动的综合性理论。这对我们的总体视野和知识背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向荣《在文艺现场提炼文艺理论》，有删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财富的源泉，也是幸福的源泉。人世间的美好梦想，只有通过诚实劳动才能实现；发展中的各种难题，只有通过诚实劳动才能破解；生命里的一切辉煌，只有通过诚实劳动才能铸就。”人不仅凭借劳动满足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实现社会财富的创造和积累，而且，在根本上，人最终也要通过劳动来实现人之为人的自由本质。因此，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劳动不仅创造了人本身，不仅意味着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而且，真正自由的劳动将构成人的第一需要。日常生活的延续离不开劳动，美好生活的实现更有赖于勤勉而高效的劳动。在劳动的过程中，精湛的技艺、积极的合作都特别重要，在这个意义上，劳动不仅创造财富，而且造就美德。

马克思说：“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人之所以需要引起、调整和控制这种过程，在根本上，是因为人需要从自然界中获取足够的生活资料，满足自身在衣食住行等方面的生活要求。然而，如果劳动者缺少基本的技艺，那么他们的劳动就无法实现“物质变换”这个目标，如果劳动者的技艺不够精湛或有效，那么，随着人们所需生活资料越来越多，社会将越来越可能出现普遍的困。如果劳动者的技艺不够丰富或广泛，那么，社会成员所期待的美好生活也就无法实现。

    因此，劳动需要技艺。亚里士多德说，“技艺”就是劳动或制作这类活动的美德。一旦某人作为劳动者而开始行动，他就必须努力让自己的劳动成为好的劳动”，即技艺精湛的劳动。而且，也只有当他真正展示出高超、精湛的技艺，使得劳动富有成效，他才能配称为卓越或优秀的劳动者。在这个过程中，劳动者当然需要认真地钻研、反复地练习，探索有效的途径，培养自身坚忍不拔、精益求精的美德品质。

    人类的劳动具有社会性，它从来就不是一个人的劳动。随着劳动的发展，尤其是现代社会的劳动发展，越来越精细的社会分工开始发生，越来越复杂的社会协作开始运行，越来越庞大的社会工程开始出现。对于任何单个的劳动者而言，要想完全依靠自己的劳动完成某项任务，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可能。

    面对这样的客观状况，正如法国学者涂尔干指出的那样，劳动者个体将会越来越直接而深刻地意识到自身相对于社会和他人的依赖性，越来越感受到自己作为某个集体或整体的环节意义。此时，如果他不选择积极的合作，不与他人保持团结，不积极参与既有的分工与协作，不愿作出相应的奉献和适当的牺牲，那么，他就既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劳动能力、实现自己的劳动目标，也不能充分获得他人的社会承认，建立良好的社会关系。

    所以，从根本上讲，现实的劳动要求使得劳动者能够更加清晰地认识到社会团结和社会凝聚的必要性，使得他们更加自觉地参与到社会协商与社会合作的过程中。在广泛而深度的社会联系下，不仅劳动者个体之间，而且劳动者个体与群体之间都将在利益诉求和价值取向上更加一致。相应的，他们也就更可能形成宽容、友善、互助、为他人奉献甚至牺牲的美德品质。

(摘编自李义天《劳动造就美德》

所谓文学景观，指的是具有文学属性和文学功能的自然或人文景观。自然和人文景观历来备受欢迎，而文学景观在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的当代更是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目前学界既有学者从宏观层面探讨文学景观的理论建构，也有不少学者从微观层面具体分析一地一城的文学景观或者一个朝代一种文体中出现的文学景观，而文学景观与古典文学之间的关系则鲜有论及。

文学景观的生成离不开古典文学。从形成因素考察，一个文学景观的生成大致有以下三种情况：名篇效应、名人效应和叠加效应，当然也存在两种或三种效应的综合体。所谓名篇效应，指文学景观的生成是依托一两篇著名的文学作品而名闻天下。比如南昌的滕王阁因王勃的一篇《滕王阁序》而人尽皆知。名人效应，指文学景观的生成是因为著名文学家的名气而蜚声中外，正如明代袁中道说：“名人托迹之地，江山千载犹香”。比如眉山的三苏祠，是历代文人雅士游赏之地，凭吊之所；又如，惠州西湖本名丰湖，后因苏轼贬惠州时所写的《赠昙秀》诗称其为西湖，之后才盛传其名。而叠加效应，指文学景观在生成后，随着时间的流逝又不断被后人题咏，最终形成了闻名遐迩的文学景观。 面对文学景观，是文学的元素首先激发了观赏者丰富的历史与地理的想象，唤醒了他们曾经的记忆，鼓荡起他们心中的情感，中国境内著名的文学景观无不具有这样的功能。比如岳阳楼，先由唐代诗人李白赋诗《与夏十二登岳阳楼》后定名，继之为杜甫的《登岳阳楼》，宋代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明代袁中道的《游岳阳楼记》等，岳阳楼的大名历久弥新。还有一些文学景观是名人名篇的综合效应，或其他两至三种效应的综合体现，情况较为复杂。比如宣城的敬亭山本来声名不显，后因谢朓的《游敬亭山诗》以及李白在《独坐敬亭山》诗中提到“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而著称。由此可见，古典文学作品的流传催生了文学景观的形成并不断丰富文学景观的内涵。

文学创作与文学景观之间关系密切，正如尤侗所言：“山水文章，各有时运。山水藉文章以显，文章亦凭山水以传。”文人通过自己的书写将景观展现在世人面前，同时在后人的追慕过程中产生了更多的文学作品，再现了景观的面貌和发展、演变。这些文学作品因文学景观的存在而代代相传，并逐渐凝固为一座城市或一个地方的集体记忆，而这一集体记忆又唤醒了对该城该地文脉的传承与发展，故文学作品不断得以传播，在古今读者和游人中形成广泛的影响。高建新在《文学景观的生成及其条件》中说：“文学景观是审美的记忆、情感的记忆。”文学景观呈现一定的美感特征，蕴含着前人的情感体验，而由文学景观唤起的记忆又往往再借助文学来表达。孟浩然《与诸子登岘山》云：“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水落鱼梁浅，天寒梦泽深。羊公碑尚在，读罢泪沾襟。”孟浩然与诸子游览岘山，拜谒羊公碑，这些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让其感慨万千，遂写下这一首著名的诗歌。很多古代诗人在登临岘山这一文学景观的时候，也留下相关诗篇，如张九龄《登襄阳岘山》、李白《岘山怀古》、曾巩《初发襄阳携家夜登岘山置酒》、李曾伯《登岘山用刘清步韵》、陈与义《游岘山次韵三首》等。故从某种意义上说，的确是文学景观促进了古典文学的传承与传播。

对文学景观进行保护与进一步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文学景观的丰富内涵可以激发作家创作更多优秀的文学作品，这是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也进一步增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文学景观往往包括多层文化隐喻，是宝贵的精神财富。分布各地的文学景观，可以激发游人、作家对自然风光、人文胜迹、文学经典的热爱，从而不断创造新的作品以传承文脉，同时也激发了民族情怀与家国情怀，尤其在当今全球化的社会背景下，可以更好地增强文化自信。文学景观不仅仅是空间层面的存在，更是时间层面的、可对话的、可传承的，故而随着文本的不断经典化，文学景观逐渐成为该地的地域象征和文化符号。

（摘编自李惠玲《文学景观与古典文学的双向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