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以来，“脱贫”一词代替“扶贫”一词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在此次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脱贫攻坚战”的表述更是格外引人注目。

    脱贫攻坚首战之年，进展喜人。然而，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的落实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少问题。一些地方形式主义比较严重。驻村干部“走读式”“挂名式”帮扶，聪明才智没放在踏实帮贫困群众勤劳致富上，却花在怎么通过“巧算”收入账把贫困群众“算脱贪”上。作为精准扶贫的责任主体，地方政府不认真想办法、出实招帮贫困群众增收脱贫，却为完成任务搞“数字脱贫”。一些扶贫主体功利主义严重。比如，在贫困地区投资兴业的一些企业，以扶贫为名要优惠、要政策扶持，实际上却“扶富不扶贫”，还往脸上贴“扶贫济困模范”“社会责任楷模”的标签。抢摘贫困帽凸显政绩的冲动在一些地方也不同程度地存在。

（摘编自人民网）

材料二：扶贫干部在工作中感受到，不怕“难”字当道，就怕“懒”字沾身。如果没有“靠人不如靠己”的斗志，只寄希望于更好的政策、更多的援助，显然很难根本脱贫。这更证明了“扶志”的重要性。帮助群众脱贫，推动当地发展，其实正如人的身体，不能只是简单输血。输血只能救急，让人体自身可以“造血”，这才是保持人体健康的正确方式。“授人以鱼，三餐之需；授人以渔，终生之用”，讲的也是这个道理。

    精准扶贫需要用心扶志。扶贫干部不能急躁，不要埋怨，要多些耐心，善加引导，努力让制定的帮扶措施更加扎实细致，更加符合贫困家庭的实际。要“多开院子会”“多交政策底”，让贫困群众看到改善境遇的希望，増强脱贫致富的信心，从而调动起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激情与斗志。

（摘编自新华网）

材料三：记者近日在部分贫困地区采访了解到，少数群众一味追求物质上的“获得感”，视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帮扶为“理所当然”，在热火朝天的帮扶工作中，自己则“袖手旁观”；还有少数群众不愿意通过自身的勤劳和智慧脱贫致富，坐等“天上”掉“现金”；有的甚至恃“穷”而骄，为满足自身不当欲望无理要挟，阻碍扶贫工作。

    贫困群众既是扶贫攻坚的对象，也是必不可少的参与者。在此背景下，少数贫困群众“参与感”不强，其弊端显而易见。这不仅会导致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白费力气”，难以形成扶贫攻坚合力，延缓乃至阻碍扶贫攻坚进程，而且有可能影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

    少数群众在扶贫攻坚过程中的“参与感”不强，与其自身存在的“等靠要”等依赖思想甚至懒惰习惯息息相关，更重要的原因则是基层干部的工作缺位。在从事扶贫工作中，一些基层干部仍然习惯于传统的“漫灌”、“扶持”、“救济”等思维，习惯扮演“给予者”的角色，没有将贫困群众真正纳入到扶贫体系中，不注重发挥甚至忽视贫困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和聪明才智。

（摘编自《人民日报》）

材料一：

    12月3日起，由中央电视台创建、央视纪录国际传媒有限公司承制的大型文博探索节目《国家宝藏》登陆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CCTV－3），在周日19：30黄金档首播。

    《国家宝藏》由央视和故宫两大文化体强强联手，上海博物馆、南京博物院、湖南省博物馆、河南博物院、陕西历史博物馆、湖北省博物馆、浙江省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八家国家级重点博物馆（院）鼎力加盟，在文博领域深入挖掘。节目共计10期，每期90分钟。节目每集聚焦一家博物馆，每个博物馆推荐3件镇馆之宝，交民众甄选。每件宝藏都拥有一位与之绑定的“国宝守护人”，他们将与各种不同的守护者一起，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倾情讲述这些“大国重器”的前世今生，解读中华文化的基因密码。

（摘编自钟菡《〈国家宝藏〉很年轻！有多年轻？上下五千年！》，《解放日报》）2017.11.28

材料二：

    近日，央视的文博类综艺节目《国家宝藏》获得无数好评，就连一向挑剔的豆瓣网友也给出了高达9.0的评分。为什么并不罕见的文博综艺节目，能获得如此高的热度？原因只有一个，《国家宝藏》用了全新的方式，来讲述那些历久弥新的“老故事”。

    不同于以往的综艺节目，《国家宝藏》邀请了王凯、雷佳音等27位当红明星作为“国宝守护人”，以“小剧场”的方式演绎文物的前世今生，而9大博物馆馆长坐镇对文物进行讲解点评，更让节目凸显了话题性和专业性。

    在第一期节目中，王凯饰演乾隆一角，演绎了清代集中国瓷器之大成的瓷瓶——各种釉彩大瓶背后的故事。在剧中，穿越到清代的王羲之、黄公望以及雍正皇帝都用不同方式“吐槽”了乾隆皇帝的“农家乐”审美，但是，乾隆皇帝的一句“鼎盛王朝就该海纳百川”又完美地回应了世人对该瓷瓶的怀疑，正是这种鲜活、接地气的呈现方式，拉近了文物与普通观众之间的距离，使得观众更乐于去了解文物本身以及文物背后的故事。

    《国家宝藏》在呈现与表达方式上的成功，对文化遗产的推广和传播具有很大的启示意义。

（摘编自陈子仪《〈国家宝藏〉热播  文化遗产要讲好新故事》，《中国青年报》2017.12.26）

材料三：

（资料来源于曾阳、刘莹《以统计数据做好博物馆公众服务——沈阳故宫博物院观众调查报告》，《沈阳故宫博物院院刊》2015年第01期）

材料四：

    在曼彻斯特大学从事戏剧研究的高级讲师托尼·杰克森的带领下，研究者们在伦敦帝国战争博物馆和曼彻斯特人民历史博物馆进行专项研究，旨在阐明戏剧对学校孩子们理解力和记忆力的影响。研究报告表明，在博物馆中使用演员可能是一种强有力的教育工具。

    研究者发现，当某个故事是由一个扮演重要角色的演员说出的时候，学生们的理解力和记忆力更强，他们也容易对人物深表同情，容易理解问题消极和困难的方面。“根据学生们告诉我们的，似乎这种表演容易得到认可，因为演员们仿佛是在与朋友、邻居而不是与小学生进行交谈。”而在非戏剧组，学生们的理解力和记忆力均存在着很大的变数。

    尽管这些表演鲜活有趣，在观众中产生了很好的效果，但是要想维持这种表演，没有资金的帮助是难以为继的，因为戏剧表演日复一日，完全是博物馆自己在硬撑着。如今，编写和排演一个新的角色可能花掉的费用达4 000欧元，这对于博物馆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这样看来，在英国博物馆教育中发挥着传统作用的戏剧表演也面临困境。

（摘编自陈成军《戏剧表演与英国博物馆的教育功能》，《中国文物报》2005.4.29）

    材料一：

    猪年大年初一当天，8部电影集体上映，当日票房超14亿元，创国内单日票房新高。如今，过年看电影，已成为很多人春节的“必选项目”。

    “科幻”成为今年春节电影档主题词。据国家电影资金办初步统计，科幻大片《流浪地球》上映5天，成为领跑春节档的票房“黑马”。而充满科幻元素的喜剧电影《疯狂的外星人》紧随其后。       

    近年来，“过春节看电影”已成为各地的一项新年俗，很多影城春节期间日均上座率增长十分明显。数据显示，春节假期，全国有超过1.1亿人次到电影院观影，全国电影票房超过50亿元。

    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主任饶曙光说，今年春节档影片类型丰富，品质、口碑都不错，满足了观众多样化、差异化观影需求。

    （摘编自于佳欣《变化中彰显中国发展活力——透视过年方式之变》，2019年2月11日新华网）

    材料二：

    《流浪地球》票房已超30亿，收获了票房，也收获了口碑，展现了中国人全球意识的不断增强。在综合国力不断提升的背景下，中国电影工业体系正走向成熟。围绕着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核，中国电影开始聚焦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理事长明振江认为：“中国电影历史题材多，现实题材正在崛起，但未来题材一直未有突破。《流浪地球》横空出世，极大地满足了中国观众的观影需求。”与好莱坞不同的是，中国科幻是把整个人类当作一个命运共同体，这也是中国科幻最有魅力的部分。

    《流浪地球》导演郭帆说：“‘带着家园流浪’，这样的想法表现了中国人对故土的情感。正是这样的人文内核，撑起了与好莱坞科幻大片不一样的、属于中国的科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黄会林认为，该片充满着中国独有的人文追求，体现了中国人对土地的情义，既有家园情结，又透视出家国情怀。

    《流浪地球》的热映，是我国综合国力的体现，在观众的如潮好评中，我们看到中国电影工业体系正在走向成熟，中国正在从电影大国走向电影强国。

    （摘编自牛梦笛《中国电影工业体系正走向成熟》，2019年2月17日《光明日报》）

    材料三：

    根据有关数据，截至2月10日18时，春节档内地电影票房累计超过55亿元，排名前三的影片票房均破10亿元：《流浪地球》票房19.24亿元，《疯狂的外星人》票房14.10亿元，《飞驰人生》票房10.13亿元。

    实际上，票房创造历史新高并不让人意外，其背后是我国迅速增长的文化市场。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全国6万家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89257亿元，占我国2018年GDP的十分之一，可见我国文化产业体量庞大；同时从8.2%的增速来看，也高于GDP6.7%的增速，其中文化服务业34454亿元，增长15.4%。

    距离普通民众最近的文化产业消费，就是电影市场。电影是文化产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电影市场的火爆体现了我国文化产业的迅速发展。我们从中捕捉到一个极为重要的消费信号，即我国居民已经将更多的可支配收入用于文化产业的消费，这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不可逆转的消费新趋势。

    但也要清醒地认识到，这并不代表我国文化产业发展不存在问题。虽然我国当前文化产业规模扩张迅速，但我们依旧缺乏一些具有世界范围影响力的文化IP。当然了，推动文化领域全产业链发展，有关部门也需要发挥作用，推动文化体制改革，打破文化企业发展的种种束缚，释放出文化企业的真正生产力。我国一些文化事业单位集聚了很多的人才等资源，有着非常强的实力与基础，是我国文化产业中的“压舱石”，激活这些资源必将促进我国文化产业上台阶，其中不少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后或将成为引领我国文化产业的龙头。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文化产业正迎来重要的历史机遇，在不断扩张文化产业规模的同时，还应深度挖掘IP价值，建立全产业链的共同发展。外媒评《流浪地球》称，中国电影业终于加入好莱坞式“太空竞赛”，我们期待以此为契机，培育出更多具有世界范围影响力的文化IP。

    （摘编自盘和林《春节档电影票房超55亿，我们还缺点啥》，2019年2月11日《光明日报》客户端）

    材料一

    “孤陈的城市在长夜中埋葬/他们记忆着最美丽的皇后/飘零在西落的太阳下/要先做一场梦”，这是机器人小冰写的一首诗。人工智能“少女诗人”小冰经过两年不断的深度“学习”，如今已具备强大的“创作”能力。只需上传一张图片，给几个关键词，小冰就能在10秒内替你创作出诗歌初稿。在研发过程中，工程师们曾用27个化名，在报刊、豆瓣、贴吧和天涯等多个网络社区的诗歌讨论区中发布小冰的作品，在此过程中，没有人发现作者是个机器人。后来，小冰研发团队从小冰写成的数万余首诗中挑出139首结集出版，取名“阳光失了玻璃窗”。

    微软小冰项目负责人李笛介绍，为了掌握写诗技能，小冰学习了1920年以来519位诗人的现代诗，被训练了超过10000次。一开始小冰写出的诗句毫不通顺，后来慢慢变得“风格独特、有偏好和行文技巧”。

    如果说“诗人”小冰的创作仍是基于对海量文字的统计和计算，那“画家”小冰的模型已开始基于情感计算框架。换句话说，“画家”小冰不仅具有IQ（智商），还开始具有EQ（情商），并且其“创作”开始基于情感激发。这个模型有这样非常鲜明的特点：会大量使用诱发源，不是让机器把一种已有的视觉元素进行复制，拼接，再转成另外一种风格重新生成，而是要求在诱发源的帮助下，激发人工智能进行独立创作。该模型通过对过往400年艺术史上236位人类画家画作的学习，已能独立完成100%原创的绘画作品。

    此前世界上大多数人工智能的开发都是围绕着任务驱动型、知识型的路线来架构。但近些年，各大科技公司越来越重视对人工智能EQ（情商）的开发。除了微软的小冰，亚马逊开始希望Alexa能够有同理心，百度也提出“智能体”的概念，要求人工智能更加有个性，更加有“人设”。人工智能的构建已经从单纯的IQ开始向“IQ+EQ”演变。长此以往，人工智能将不仅具备人类的智慧，或许还将拥有人类的情感。艺术是人类情感符号化的表现形式，当人工智能拥有情感，并且能够依靠情感激发来进行文艺创作，那人类独有的文艺创作能力的确会受到极大的挑战。

    材料二

    无论是专家学者，还是艺术家，大部分人都不认可人工智能机器人写的诗、画的画、作的曲是艺术品。因为艺术被认为是创作者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是其主观情感的呈现，而艺术活动更是一种创造的过程，它充满感性色彩，人类艺术创造最大的特征就是情感化。而人工智能是理性的，它的整套艺术生产逻辑是基于数据，即便人工智能的文艺创作开始加入情感激发和随机化模块，但创作的内容仍然是从大量作品中提取、分解、组合而成，这种重组方式不能称为情感化的艺术创作。

    人类对人工智能文艺创作能力的抗拒和排斥，一方面基于主观情感上的“一时难以接受”，因为在人工智能时代，文学艺术可能会是人工智能机器人留给人类的最后一片施展才华的乐园；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在文艺方面的“造诣”尚处在“低幼”阶段，离人类的文艺创作水平还差很远，并且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仍然难以跟人类匹敌。

    以小冰的绘画作品为例，乍一看，颇具“艺术色彩”，但仔细观察会发现，那些作品仍然难以摆脱元素堆砌的痕迹。就像“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这个主题，小冰所画的内容基本上都在“建筑”“人”“家具”这几个模棱两可的元素上来回重复。而即便是输入“城市”这个关键词，小冰依旧会把城市跟椅子、时钟这类元素联系到一起，画作也不算完整，甚至过于抽象。

    目前来看，人工智能对人类艺术的冲击，大部分还是体现在心理层面。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人工智能还是很难接替艺术家的创作，即便这些智能机器人创造出一些被人类认可的“艺术品”，那也是基于人的参与设计。人们需要通过了解创作者的人生经历、社会背景、内心情感，才能试图揣测一件艺术作品的深意，而人工智能机器人的“文艺创作”，整体上还难以使其“作品”充满这种感性的色彩。

    材料三

    人工智能对于人类生存现实基础的改变，迫使人们不得不重新思考艺术与现实的关系、作家和艺术家在艺术活动中的地位、艺术存在的意义及其终极走向等一系列问题。正如艺术批评家李心沫所言，当人类的绘画作品和运用人工智能程序绘制的作品，已经很难被人区分的今天，我们已经无法对人工智能视而不见，一味地唯我独尊或排斥是没有意义的。

    从积极的角度看，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虽然给文学艺术的发展带来了空前的挑战，但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人类从现在开始就可以很好地利用人工智能来丰富自己的文艺创作。李开复在《人工智能》一书中就指出，人工智能时代，程式化的、重复性的、仅依靠记忆与练习就可以掌握的技能将是最没有价值的，基本可以由机器完成。最体现人的综合素质的技能，比如人对于复杂系统的综合分析、决策能力，文化艺术的审美和创造性思维，基于爱、恨等情感与他人互动的能力，则在人工智能时代最有价值，也是最不容易被替代的。

    对文艺家而言，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助其一臂之力，帮助他们提高学习效率，在极短的时间内阅遍人间所有的艺术精华，达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效果。人工智能机器人还可以为艺术家锦上添花，分析素材，丰富艺术表现手法，让他们的艺术创作更上一层楼，给人类文学艺术世界增添更加绚丽的色彩，让文化消费者能体味更为赏心悦目的艺术之美。

    比如，小冰的绘画技能应用的领域是服装面料的图案设计。李笛介绍，以小冰人工智能框架为基础，微软已经同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以及几家最大的纺织面料企业合作开发了人工智能纺织服装面料图案设计平台。该平台可以设计出1026种服装面料纹样和插画。另外，小冰也参与到了广播电视节目的制作中，截至目前小冰已经为许多家电台和电视台生产了2800多小时的节目。

（取材于《光明日报》2019年06月12日13版）

材料一：

近十余年来，人文地理学者对于“意象”问题颇为关注。地理学者考虑“意象”没有文学史家那么麻烦，只是将它理解为客观事物在人类主观世界中的反映。既如此，地理学者不再刻意强调“意象”是否经过某种“加工”，因为环境感知必然受到文化价值取向、知识背景的制约。就是说，凡进入观念世界的客观物象其实都已经过了主观选择。

意象的表达自来以文学语域为其胜场。因而人文地理学者在研究地理意象时，少不得须取材于文学作品。从地理本位看，比较重要的是两个方面。

一是利用历史地理的知识背景对古典文学中的类型化意象进行探讨。中国古典诗词中的地理意象，类型化的趋势非常突出。例如，中古乐府中的“巫山高”“陇头水”，唐人吟咏中经常出现的“淮南落木”，以及唐宋词牌中的“望江南”“八声甘州”等等，各自包含了独特的意蕴。

毫无疑问这种探讨属于文学地理的题中应有之义，甚至不妨说是其中的核心内容。近年来文学地理的研究引人注目，特别在文学史界，出现了若干种专著。但那些研究一般都是对作家和作品进行一些统计分析，因而其中所谓“地理”往往只表现为平面的分布态势，或者是作为背景的人文社会环境。事实上，地理因素完全可以参与文学创作过程。它可以点燃诗人的激情，成为作家发挥想象力的凭据，从而形成一些具有独特文化内涵的语料，寄托某些特定的思想情感。也有人从文学角度对一些地理意象进行过探讨。例如，唐宋文艺作品中的“潇湘”，近年来艺术史、文学史学者对此给予了高度关注。台湾学者衣若芬女士认为，“潇湘”的意蕴有恨别思归、愁苦闲适之类。地理学者出于自身的敏感，对此更关注的是其中的“象”，即作为一个地理实体而给人留下的空间感、场景感。这种空间感不是哲学、社会学意义上用以形容“公共领域”的“空间”，而是有长宽高、有声光色的物理空间给人的感觉。在这里可以看出视野的分殊。

二是文学作品中的空间逻辑。地名是对文学作品进行空间定位（往往同时也是时间定位）的坐标。事实上，它还有更深一层意义。因为地名所代表的不只是孤立的点、线、面，它们之间还存在着内在联系，有一种不以作者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空间逻辑。无论作品中的文学世界与客观的物质世界之间存在着一种怎样的关系，忠实反映也好，抽象折射也罢，其空间逻辑都应该是清晰有序的，而不应该是混乱、胡来的。因此，空间逻辑往往可以为古代文学作品的考订提供一种坚实的客观参照。

文学史家对于历史地名向来很重视。但由于其目标只在于理顺作品，带有很强的实用倾向，因而他们所做的地名考释往往只强调具体语境，而不关心普遍情形。这就比较难以掌握历史地名运作的通则。例如，他们见到杜甫在某首诗中用“江汉”包举巴蜀，便以为“江汉”这一地名中本来就有“指巴蜀”这么一个义项。一个有丰富历史文化内涵的地名，活生生被他们硬劈成两个。

更要命的是，他们还会从个人的想象出发，对历史地名做出一些纯逻辑的推论。例如，他们注意到三国时孙吴曾领有今湖南省境，便断定今湖南在历史上亦可称“吴”，全然不顾“吴”这个地名在历史上的实际使用情况。这从实质上已不是在研究历史，而是在创造历史了。要研究历史，这样做演绎是不行的，得做归纳，得从古人对某地名的具体用例中，找出其得名的确切依据，以及其使用的实际情形。那样的结论才是科学、合理、可信的。

（摘编自张伟然《中古文学的地理意象》）

材料二：

地理意象是一个文化聚合体。从历时性来说，地理意象因为具有鲜明显著的地理因素和地域特色，展示着不同时代地域的创作、接受心理和文学变迁的内在动因及表现形态。地理意象即在时空两个维度上参与文学文本全方位、立体性构建，进而观察出特定群体的精神气质和生存状态。如在宋玉辞赋中的“高唐神女”完全是独特地理环境和荆楚之地风情文化复合的产物。川东与鄂西一带地貌奇特怪石嶙峋、山间气候风云变幻山雨颇多且急，而且楚人重巫善想象，故而衍生出“神女”意象。闻一多就认为“巫山朝云”与《诗经》“南山朝隋”几乎一体、“高唐”即楚地“高谋”，陈梦家更是直言神女为“帝之季女”的“巫儿”，认为这些都与荆楚之地巫祭之风盛行、民风淳朴、青年男女奔放热烈的爱情观有关，故而“高唐神女”也是典型的具有独特地域特色的文化贮存器。

（摘编自刘洁《地理意象的构成及其审美价值》）

材料一：

文字发生之初是“结绳记事”，需要结绳来记事是因为在空间和时间中人和人的接触发生了阻碍。不能当面讲话，才需要找一些东西来代话。比如“文字”，一种双方约好代表一种意义的记号。如果是面对面可以直接说话，这种被预先约好的意义所拘束的记号，不但多余，而且有时会词不达意引起误会。在面对面社群里，连语言本身都是不得已而采取的工具，表情、动作有时比声音更容易传情达意。所以提倡文字下乡的人，必须先考虑到文字和语言的基础，否则开几个乡村学校和使乡下人多识几个字，也许并不能使乡下人“聪明”起来。

从时间方面而言，文字的目的是帮助人的记忆。在常常变动的环境中，记忆力不够时就需要这些外在的象征。从语言变到文字，也就是从用声音来说词，变到用绳打结，用刀刻图，用笔写字，是出于我们生活从定型到不定型的过程中。在都市中生活，整天接触着陌生面孔的人才需要姓名录、通信簿。乡土社会是一个生活很安定的社会，人在熟人和熟悉的地方中长大。祖先们在这地方混熟了，他们的经验也必然就是子孙们所会得到的经验。在这种社会里，语言足够传递世代间的经验了。当一个人碰着生活上的问题时，他必然能在一个比他年长的人那里问得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哪里用得着文字？时间里没有阻隔，全部文化可以在亲子之间传授无缺。

由此可见，中国社会从基层上看去是乡土性，中国的文字并不是在基层上发生。不论在空间和时间的格局上，这种乡土社会，在面对面的亲密接触中，在反复地在同一生活定型中生活的人们，并不是愚到字都不认得；而是没有用字帮助他们在社会中生活的需要。如果中国社会乡土性的基层发生了变化，也只有发生了变化之后，文字才能下乡。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

材料二：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也是脱贫攻坚任务进入“最后一公里”的决胜时刻。在这项伟大斗争、伟大工程面前，文学没有缺席，也不能缺席。如何完成新时代乡土中国书写，是摆在作家面前的重要课题。

费孝通先生在论述“文学下乡”的问题时说：“如果中国社会乡土性的基层发生了变化，也只有发生了变化之后，文字才能下乡。”显然，当下的中国社会乡土性的基层早已发生了深刻变化。费孝通先生笔下那个“乡土中国”早已成为历史。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细化，离开村庄的人群增多，家庭成员之间的地理距离较远，形成了“半主体熟人社会”甚或“无主体熟人社会”。村民的流动也削弱了传统聚落的凝聚力，接受新思想、新文化的农民开始排斥传统束缚。新时代的中国，已经不再是“文字下乡”的问题，而是要解决如何从历史的视野完成新时代乡土中国书写，可谓是“文学下乡”的问题。

身处伟大的新时代，要讲好当代乡土中国故事，真实呈现新乡村的发展变化，文学，必须紧紧抓住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作家要以人民为中心，深入生活、扎根人民，通过调查研究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来寻找答案，以文学观照现实，照亮生活。社会主要矛盾是社会发展进步的坐标原点，也是考察乡土中国的晴雨表。实施精准扶贫，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正是解决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方略之一。革命老区和老区人民为中国革命曾作出巨大牺牲和贡献，是我们的“精神高地”，但他们的经济生活也曾长期处于“洼地”。如何描写和叙述这个反差，解析它的历史原因、过程和结果，准确阐释今昔、世代之间的发展背景、进程和方向，探析新乡村的历史性巨变，正是文学需要着力开掘的地方。

脱贫攻坚让乡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呈现出欢天喜地的新气象、新风尚、新人物。因此，新时代乡土中国书写，要看到人民群众在摆脱贫困的伟大实践中，不仅“口袋富起来”了，而且“脑袋富起来“了。现在正处于从脱贫攻坚迈向乡村振兴的过渡期，在这个崭新的历史现场，我们要用文学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现崭新的线索、塑造崭新的人物、记录崭新的实践、讲述崭新的故事，引导新乡村不断向善、向上、向好发展，丰富人民的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的精神力量。

新时代的文学，是社会主义文学，是人民的文学。近年来，乡村叙事比较流行。但值得警惕的是，中国当代文学受西方文学和西方价值观的影响．热衷于小我情调、沉醉于私人经验、泛滥于欲望消费、自卑于微观叙事、沉沦于历史虚无，近乎失去了标准、体统、深邃和辽阔。一些作家的乡土中国书写沉浸于顾影自怜、无病呻吟，甚至打着非虚构的幌子贩卖营销其虚构的乡土之作。他们或以微观叙事、口述史的名义，编造行政区划根本找不到的村庄或者子虚乌有的人物，夸大农村发展中出现的一些阶段性问题；或念叨着西方确立的一套所谓的“标准”，把“别人的故事”移花接木为“我的世界”，再用显微镜放大乡村存在的非主流东西；或把琐碎、落后的个案典型化，别有用心地遮蔽、忽略乡村的发展进步和整体的真善美。有的作品中弥漫的“乡愁”，聚焦于乡土的破败和迷失，以及人性的弱点和暗处，带着戾气、怨气、娇气、十分矫情。而父老乡亲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奔小康道路上奋斗的身影，他们却选择视而不见。

当然，对于新乡村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必须要正视，就像需要正视阳光下的阴影一样。因此，新时代乡土中国书写应该像费先生所说的那样，“我们不但要在个人的今昔之间筑通桥梁，而且在社会的世代之间也得筑通桥梁，不然就没有了文化，也就没有了我们现在所能享受的生活”。

（摘编自丁晓平《从“文字下乡”到“文学下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