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汉字是方块字，这个问题虽然没有明确的考证，但从古人观察世界的方式中便可窥见一斑。《淮南子》说：“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在古人心目中，“天圆地方”，地是方形的，而且在这四方形地的尽头，还有撑着的柱子。从甲骨文可以看出，汉字基本上是方形。到了西周末年，汉字一字一方格的特点已经完全成形了。此后，春秋战国时从篆书到隶书，汉字完成了一次飞跃，表现在字形上，就是从以前的圆润瘦长变成了方方正正的方块字。这种方方正正的写法，体现了中国古人所追求的客观美——稳重、端庄、平衡对称，有一种周正之美。

   虽然后来有了“龙飞凤舞”的草书，但每个朝代的正体字，仍然沿袭着工整的书写模样。最早的金文，即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都写得规规矩矩，在当时写字是件极其庄重严肃的事。到了周朝后期，各国纷争，文字异性，但距离周国最近的秦国，其正体字仍然是规正的篆体字。秦国灭六国，建立秦朝之后，正式立小篆为正体字。但在官方规定的正体字之外，秦简上还出现了一种辅助性书体，即后来的隶书，到汉代汉武帝年间，隶书逐步取代篆书成为正体字。此后，在魏晋南北朝年间，楷书盛行，成为官方认可的正体字，一直流传至今。

   虽然书写方式不同，但对平衡对称、周正之美的追求却一直没变。唐朝时用科举制选拔人才，开了各种考试科目，书法就是其中一科。但是，不管是考哪一科，都要求“楷书字体，皆得正详”，文字与书写并重。因为文字书法的优劣关系到个人的功名和人生出路，所谓“升沉是系”，所以仕进者非常重视。当时颜元孙《干禄字书》的影响很大，这本字书是在颜师古的“颜氏字样”的基础上完成的，字分俗体、通体、正体三种写法。科举考试，官府文书，写字必遵正体。后来颜元孙的侄子颜真卿在湖州做官，将《干禄字书》书写上石。要想通过科举求仕进，就必须学习这样的干禄字。之后，端正秀丽的干禄字楷书成了一种程式化的写法，千字雷同，明朝时，为皇帝书写诏诰的宫廷书家，以沈度最著名，都擅长一笔这样的字，人称“台阁体”，清朝叫“馆阁体”。

   不过，这样过分求统一的书写方式却破坏了书法的灵魂——对“势”的追求。古人写字，讲求一个“势”字，不仅指通篇的气势，更指每一笔的手势动作。把字写“活”，就是这个道理，有口气顶着，才能透出字里的精气神，这便是“见字如见人”的所指。书写动作连贯，做到下笔不悔，一气呵成，才能气韵生动。而要达成这样的功力，日积月累的训练便不可缺少，使肌肉也形成记忆。这种日复一日的临摹、书写，培育了中国古人最早的美学情趣，甚至成为一种人格训练。所谓“字如其人”，虽然后来多从道德层面解读，但其本意仍是强调一种认真的精神，写字如是，做人亦如是。

(节选自《汉字为什么是方块字》有删改)

礼的毁灭、改良与重生

    在远古时代，基本不能理解一切带有灾害性质自然现象的人，相信在天地之间，除了有超越自然的神掌管着世间万物与人之命运，还有形形色色的鬼在作祟。而没有任何超自然能力的人，只能以虔诚的态度，用各种形式向神鬼跪拜敬礼，祈求祥福。所以在远古时代，人们“行礼”的对象主要为神鬼，并在长期持续的祭拜活动中，将各种程序与形式逐渐完善与固定下来，形成了最初的礼仪。

    在私有制与阶级、国家等制度出现之后，奴隶社会取代了原始社会，人类文明开始出现，礼仪也随之从原始性的敬神仪式，发展至以阶级为基准的伦理道德观念。诸位神明变成了一种精神寄托，奴隶主贵族则取而代之，成为具有绝对权威的“行礼对象”。也正是在这个社会阶段，古代华夏族以丰富的礼仪文化成为“礼仪之邦”，并有“夏礼、殷礼、周礼”三代之礼。西周时代更是中国的“礼治”时代，由周公主持定下的《周礼》更是成为中国最早和最为重要的礼仪论著。

    随着人类文明的进一步发展，进入封建社会后，礼具有了严格的阶级属性，主要作用变为维护封建社会的等级秩序。《周礼》、《仪礼》和《礼记》成为了封建社会的礼制经典，从唐朝开始即被定为科举考试的基本科目，位列九经中的三篇。宋朝之后，朱熹将解说《周礼》与《仪礼》的《礼记》重新编撰，并将其列为儒家五经之一，进入科举考试科目。封建时代的礼更像是一门“人治之法”，能够通过礼稳固世袭的阶级结构，在保证整个封建社会的稳定发展与交替的同时，在人与人之间建立为人处世的良性规范。

    如果说中国封建社会之礼是建立在君权和父权的基础之上，那么西方封建社会之礼则建立在君权和神权的基础之上。而这两者也因为“君权神授”的观点有所关联。

    在封建社会式微、新兴资产阶级兴起时，西方掀起文艺复兴运动，将在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以神为本”转换成“以人为本”。以出生定阶级、以阶级定行事标准的礼仪系统，以及贵族与仆役之间不相容亦不平等的“互相对立”的人际关系，在文艺复兴时代均被重新审视。贵族并不天生高人一等，仆役亦有权选择学习与实现阶级上升。属于封建社会的“阶级式礼仪标准”，被逐渐转换成为“人人平等式礼仪标准”。

    进入西方资本主义萌芽时期之后，新兴资产阶级在经济领域充分继承了封建君主的“征服”美德——大批海外殖民地的开拓、与老钱阶级相对应的new money（暴发户）群体的出现，使得看似“人人平等、自我实现”的资产阶级式处世之礼有了变化：在英国与法国，出现了一批用钱买贵族名头的“伪雅族”，在美国，出现了用不同价钱隔离不同收入人群的商业形式。虽然一度只为特权阶层服务的奢侈品产业，在根据“人人平等”的原则进行了大规模的阶层下放，但它也同时转换成为了“有钱才能买到”的新式礼仪准则：财富取代了阶层，成为新的“敬仰”对象。

    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经济的盛行，使人类社会进入了新的阶段：消费主义社会。在这个神权不存在、阶级被消灭、人本主义盛行的阶段之中，无处不在的商品造就了以金钱为基准的新式社会阶层：贫穷阶层，中产阶层，以及富人阶层。而因经济危机与抢夺资源催生的两次世界大战，则让人们开始反思以金钱为本的社会体系之中，曾经被神权与阶级所压制的人权是否又陷入了对于人性新的压制怪圈：消费至上。

    两次世界大战与战后时期，消费主义与反消费主义同时盛行，精英团体与嬉皮士团体相安无事。在经历无数次的社会与文化解构之后，需要正装出席的礼仪场合依然存在，只是“正装”的概念变得五花八门——你当然可以穿着三件套配双运动鞋，也可以套着华美长裙外搭一件朋克小皮衣。多形式的生存理念、多方式的生活选择，都被逐渐的尊重和扶持起来——在这个时代，礼所构建的基础并非社会付诸与人的一切名头与称号，而是人类彼此之间所天然拥有的尊重、理解与相互独立。

    从人类文明发展的不同阶段我们可以看到，“礼仪”的养成永远与一个时代的气质与变迁有关。奴隶时代的敬神礼仪被封建时代毁灭，并建立一套以人之阶级为重心的礼仪系统。封建时代的等级礼仪被资产阶级毁灭，在保留王室的基础上进行了看似“人人平等”其实“尊重资本”的新式礼仪系统。两次世界大战又让人们全面反思资本对于人性的毁灭，重新建立一套以尊重他人为基础的礼仪（日常礼貌）系统。不同时代，“礼”所需要尊敬的对象、“礼”的概念的构成也有所不同。但它永远是人类的执念。

阅读是一个民族持久的功课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原副局长邬书林访谈录

记者：全民阅读今天已经成为一股热潮。从2006年中宣部等八部委提出开展全民阅读活动至今已近10年。今天回过头来看，您认为我们做得怎么样？

邬书林：我认为现在态势很好，中央重视、社会认同、民众参与、活动健全，经过10年努力，全民阅读有了非常坚实的基础。现在全国31个省700多个市都已开展了形式多样、民众广泛参与的阅读活动。阅读不仅仅是个人的事，阅读已经走进学校、社区、军营、农村甚至高墙。江苏、湖北、深圳、辽宁等地先后完成了全民阅读的地方立法工作，确定了全民阅读在建设学习型社会中的法律地位，把全民阅读上升为法律法规，我认为这是一个标志性的重大进展。对一个民族而言，阅读是一项长久的文化工作，绝不是一时的。如何把全民阅读作为一项基础性的长期性的工作持之以恒地开展下去，需要好好总结前10年的经验。

记者：您认为有哪些经验值得总结？

邬书林：把全民阅读作为中华民族提升整体国民素质的重要工作长期不懈地抓下去，需要总结过去10年的经验。我认为，首先要提高认识，要对阅读的功能、意义，阅读的本质给予进一步的认识。阅读的本质是通过阅读去借鉴、吸收和掌握前人已有的知识、经验与智慧。现在有很多人认为阅读主要是用来提升修养，我觉得这不是阅读行为的本质。阅读的本质是要获取知识，在获取知识的基础之上有了生产生活科学研究的能力，同时再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这两者并行不悖。对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而言，全民阅读还具有特殊重要的使命。我们说中国地大物博，但平均到每个人，资源就不多了。中国最丰富的资源不是物质资源，而是人。把人的素质提高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才有了最重要的资源。你看世界各国，凡是那些善于读书的民族，会读书的民族，重视读书的民族，都是经济科技文化发达的国家。最典型的是以色列，一个那么贫瘠的国家，没什么资源，可这个民族数千年来坚持的阅读传统，使犹太民族成为世界上不得不公认的伟大民族。同样，俄罗斯、德国也都是阅读大国。中华民族历史上能创造那么繁荣辉煌的成就，和我们重视阅读的传统大有关系。所以，今天我们要很好地用阅读这个工具来提升国民素质，用全人类的图书把中华民族武装起来，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打下坚实的文化基础、知识基础。

记者：对于全民阅读重要意义，现在社会和民众已有共识，那么国家、政府层面还需要做好哪些工作？

邬书林：我们不是一般地提倡全民阅读，而是要把全民阅读持久深入、实打实地推进下去，这就需要做很多工作。这几年的两会，我都联合政协委员上交关于尽快出台《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提案，以法律法规的形式将推动全民阅读工作纳入法制化轨道。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应进一步加大公共图书馆和农家书屋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另外，养成阅读习惯是一门科学，0到6岁是阅读的启蒙阶段，使儿童通过阅读养成阅读兴趣，从阅读中找到快乐；6到12岁小学教育阶段是非常重要的环节，使孩子基本掌握阅读的方法；12到18岁是巩固阅读习惯，提升阅读水平的关键阶段。打好这三个基础，终身阅读才有可能，活到老、学到老才有坚实的阅读习惯基础。专家学者要为整个国家提升阅读水平做好表率，同时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

记者：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李克强总理说到中国人阅读量不足有些国家的1/10。从近年调查情况来看，国民阅读率虽然在上升，但速度比较慢。您如何看待中国国民阅读率低的问题？

邬书林：对这个问题要实事求是地看。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国家的文盲率是80%，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文盲率是34%，最近这次人口普查统计显示文盲率是4%。解决阅读问题首先要解决文盲，我国的文盲问题才刚刚解决，国民阅读率不可能有多高。我坚信孩子的阅读率会越来越高。其次，现有的阅读率的统计指标还要进一步完善。要把图书馆的数据和其他形式的阅读数据也纳入其中。第三，我国的国民阅读率的确亟待提升。

不过，现在信息技术的进步，特别是移动互联网技术为我们阅读提供了非常好的工具，通过手机、平板电脑等设备阅读的人数大增。我最近反复强调这个观点，不要以为通过手机阅读就不是阅读，不要以为通过电子阅读器阅读就不好。相反，新技术极大提升了阅读效能。根据美国所做的一项统计，网络时代科学家的阅读量比原来增长了25%，普通民众也增加了5%。因为不需要跑图书馆了，买书便宜了，看书更方便了。所以，既要重视传统阅读，更要关注现在信息技术条件下的阅读，两者并行不悖。我相信，随着阅读意识的提高，阅读设施的完善，阅读氛围的浓厚，我国国民阅读率一定会赶上先进国家的。

（选自《人民日报》，有删改）

文学与治疗

    中国文学史上以文学接受来医病的最早记载，见于枚乘《七发》一文。文章称楚太子有病，吴客往问之，“说七事以启发太子”。所说七事分别为：音乐、饮食、车马、游观、田猎、观涛以及要言妙道。前六件事为生理感官的刺激，但对太子疾病并没有起到治疗效果。吴客最后祭出要言妙道的法宝，“若庄周、魏牟、杨朱、墨翟、便蜎、詹何之伦，使之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孔老览观，孟子筹之，万不失一。”没料到一听圣人辩士之言，楚太子“涩然汗出，霍然病已”。

    假如说这只是文学虚构，尚不足为凭的话，那么再来看看正史中的记载。《汉书》中说太子刘奭身体欠安，“苦忽忽善忘，不乐”，于是汉宣帝“诏使褒等皆之太子宫虞侍太子，朝夕诵读奇文及所自造作。疾平复，乃归”。王褒以诵读他人和自己的佳作的方式治好了太子的病，应该信而有征。

    陈寿在《三国志》中引《典略》道：“（陈）琳作诸书及檄，草成呈太祖。太祖先苦头风，是日疾发，卧读琳所作，翕然而起曰：‘此愈我病。’数加厚赐。”需要说明的是，《三国志》虽然是正史，但是《典略》一书却是魏人鱼豢所著的野史，所以《三国志》所引内容难免有误。真实的情况是：陈琳当时正事奉袁绍，写了《为袁绍檄豫州文》，胪列了曹操诸多罪状，痛骂了曹家祖宗三代。曹操当时正患头风病，读后惊出一身冷汗，头风病便好了。陈琳这篇檄文的效果匪夷所思，无愧于“壮有骨鲠”的称誉。

    文学接受治疗头风病经过历史积淀便成了一种母题，后来的文人对此多有书写。元稹说：“顿愈头风疾，因吟口号诗。”白居易说：“头风若见诗应愈，齿折仍夸笑不妨。”毛滂也说过：“多病未须求茗草，此诗浑欲愈头风。”王之望则说：“珠玉忽收千里赠，尘埃顿洗一襟空。病余快觉心情爽，愈却头风耳不聋。”王之望的说法颇为夸张——读了远方寄来的诗歌，胸襟受到荡涤，不仅治好了头风病，甚至连耳聋病也治好了。而贾岛则说：“一吟动狂机，万疾辞顽躬。”这是《投孟郊》一诗中的两句，贾岛称读了孟郊的诗歌之后，百病皆愈，身体康泰。因为诗歌是呈给孟郊的，除了夸张之外，其中的趋承取悦也隐约可见。

    当然，对文学接受可以治愈头风病提出质疑的也不乏其人。唐人李縠有诗道：“岂有头风笔下痊，浪成蛮语向初筵。”李縠的质疑，恰证明诗文治愈头风病业已成为了流行的说法；李縠质疑的目的，只不过是想做翻案文章而已。

    文学医病，和文学的审美功能有关。美国评论家苏珊·桑塔格曾经指出，“每个降临世间的人都拥有双重公民身份，其一属于健康王国，另一则属于疾病王国。尽管我们都只乐于使用健康王国的护照，但或迟或早，至少会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们每个人都被迫承认我们也是另一王国的公民。”被打入疾病王国的另册之后，难免会遭受歧视，而接受文学治疗便可以重返健康，岂不快哉？所以孔子倡导“游于艺”，何尝不是生命通过文艺自救的一种方式。

（作者：朱美禄 选自《光明日报》2018年08月10日16版）

材料一：

    近日有网友发帖，直指西安图书馆存在的诸多问题，比如阅览室上演“空城计”，培训班“抢地盘”，三年没有任命馆长，甚至利用场地进行收费培训等。

    全国的市级图书馆中遭遇类似尴尬的，并非西安图书馆一家。当下社会变革日新月异，获取信息的渠道多样，数字阅读、网络阅读方兴未艾，图书馆的传统职能逐渐失去吸引力，“立身之本”受到猛烈冲击；与此同时，部分图书馆或多或少存在人浮于事、功能单一、馆藏陈旧、效率低下等问题，可谓充满内忧外患。

    面临着困境，许多市级图书馆开始寻求突围之道。许多图书馆开始不仅在提高藏书质量、提供信息共享方面做出努力，而且在社区教育和文化塑造方面的介入也日益紧密。

（摘编自2010年11月4日“人民网”《网络调查图书馆生存状况：陷入转型之困》）

材料二：

（资料来源于“人民网”）

材料三：

    社区图书馆覆盖率达90%，部分却“根本无法坐下来看书”。

    记者来到成都市岳府社区，一位工作人员打开了图书馆：不足10平方米，贴墙放着两排书，多半是历史、养生类等。空间逼仄，环境脏乱，根本无法坐下来看书。“图书室主要针对社区成年人，但很少有人来借书。”

    浙江省图书馆副馆长刘晓清认为：长久以来，社区图书馆缺乏主动宣传的意识；政府的鼓励与扶持未能形成长期的制度保障，一些社区图书馆也因此无力自我更新和完善；缺乏专业的管理人员，影响了社区图书馆的正常运行，让其流于“阅览室”的浅层职能；图书馆的服务意识有待加强，居民的阅读意识也需要提升；社区图书馆的业务还相对单一，很多社区图书馆还仅仅停留在书籍借还这一项业务上。

    社区图书馆是图书馆服务体系的末端神经，如果仅靠自给自足，显然无法满足社区居民的多元需求。从2003年起，在杭州图书馆馆长褚树青的推动下，一张囊括市图书馆、区县图书馆、社区图书馆的“大网”逐步建立。通过杭州图书馆的“一证通”体系，只需登陆杭州图书馆的系统，就可以借到这个城市任何一个纳入体系的图书馆的书。点击“预约”，需要的书籍就会在3天内到达距离读者最近的社区图书馆。

(摘编自《社区图书馆可别成摆设》，原载2013年7月25日《人民日报》)

材料四：

    几年前，李岩为追求理想，在北京海淀区创办了自己的私人社区图书馆——“第二书房”。今年7月，第二书房被评为北京市“十大阅读示范社区”。

    “能支撑多久？是否可以长期做下去？”李岩一直在问自己。他的头等大事就是寻找复制模式，“只有连锁，才能活下去。”“第二书房”目前的运营方式是会员制，888元/半年。“如今已有100 多位会员，这是目前书房唯一的收入。”很明显在房租达到5万元/月的橡树湾社区，会费收入不足以支付房租。除了房租，还有购书经费和员工工资在等待着李岩解决。

    对于私人图书馆遭遇的系列难题，中国图书馆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柯平教授认为，从政府层面，应该对私人图书馆实行宏观管理、政策支持，发放文化经营许可证并实行减免税收的政策。

(摘编自《私人图书馆成长多烦恼》，原载2013年12月16日《工人日报》)

    “知识就是力量。”培根如是说。

    的确，知识是重要的；但是，人类如果仅仅拥有知识是不够的，还必须有思想。知识，经验，都必须转化为思想。即如培根，他的代表性著作《新工具论》所给予我们的，就不是单纯的知识，而是掌握和运用知识的新方法，新工具；我们凭借这工具，可以更便捷地打开思想之门。其实，方法论本身又何尝不是思想！思想产生于知识是一个事实，可是，知识是决不可能囊括思想和代替思想的。正因为如此，才有人申论学者的无知。用赫尔岑的说法，那些不带思想的学者，其实处于反刍动物的第二胃的地位，他们咀嚼着被反复咀嚼过的食物，惟是爱好咀嚼而已。

    思想何为？思想是以人类的生命热情，生活体验所消融了的知识。它是被激活了的，炽烈的，深邃的，流动的，也许博大，也许精微，却都同样含有毁灭性物质；但是，它在走向生成，因而不致僵化，凝固和死寂。没有已故的思想。已故的思想只是知识。真正的思想，活在知识与自我的关系之中，是彼此的互动与重塑。对于自我而言，思想是吸纳的，又是敞开的，无论面对社会权力还是知识权力，则都是独立的。可以肯定，思想与标本之类无缘，是对范式的超越。它处在现实的维度上，即使用古远的材料构成，仍然显示着当下的指向。但是，它又不为现实所羁，它将焚毁既定的因而是“合理”的桎梏；在它的光焰中，有着未来世界的生动影像。洞穴里的哲学家常常瞥见这种影像。在古希腊，哲学家被称作“爱智者”，其实，智慧仍然是不能混同于思想的。智慧是磷火，不是石火和薪火，无须摩擦，撞击，自然也无须点燃。形而上学家的智慧，大抵用于建造空中楼阁，而思想是大地的。

    任何时代都需要思想，生气勃勃的思想，何况是方死方生的大时代！

    当我们把一些富于思想或同思想有关的文字，从报刊和书籍中采集起来，编成眼下这样一种名为《读书之旅》的东西，本意就不是为了知识的重现，炫耀珍奇，培养趣味，而是专一期待着读者，从阅读——一种热烈的接触——中间，让思想得以持续地燃烧！

    卡代尔神父在讲说颜色的光学时说：“绘画中的黑色往往是火所致，火总是在接受它强烈印象的物体中留下某种腐蚀性和发烫的东西。”于是我们看到，一些人老是在灰烬和烟雾中辨认火，把这些看作是火的本质部分。他们念念不忘火的毁灭性倾向，惟独忽略生机。有谁会从绿色想到火的呢？有谁会从健康的肌体想到火的呢？虽然关于刀耕火种的传说，以及以火治疗的故事尚未失传，但也算不得真确的知识；在乡居的日子里，我却是无数次亲见了烧荒的大火的。那是何等气派的火焰，美丽的火焰呵！由是我被告知，火是与小百姓的生存有关的，放火当然也就不是秦始皇、希特勒一类名人的专利——把火把举起来！

（选自林贤治《旷代的忧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