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训文化的发展历程

    中国的家训文化，可分为萌芽期、发展期、成熟期、衰败期、蜕变期，但不管是在哪一个时期，家训都离不开对子女的教育。

    中国的家训文化可谓源远流长。家训最早是通过父母对子女的当面训诫来体现的。据《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西周政权建立以后，遍封功臣，建立诸侯国。周武王之弟周公旦，受封于鲁国。周公旦由于要留在京城辅佐侄子周成王，不能就封，就让自己的儿子伯禽就封于鲁。伯禽临行之前，“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于天下亦不贱矣。然我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子之鲁，慎无以国骄人。’”周公训子，是一段关于中国家训文化、最早又最可信的记载。

    父母对子女面对面的训诫，用文雅的词来说，就是“庭训”。“庭训”典出《论语·季氏》，讲的是孔子当面训诫儿子孔鲤的故事。由此，“趋庭”、“鲤对”、“庭对”也成为中国家训文化的代名词。后来，中国的家训通过书信、训词和遗嘱等形式传递；再后来，家训又通过制定完整的家规、家约、家范来体现，形成了家庭内部所有成员的行为准则。家训的形式日益丰富。

    中国的家训内容十分广泛，包括伦理道德的要求、文化知识的教育、谋生技能的传授、为人处世的告诫等，几乎涉及个人、家庭、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国的家训文化从一开始就有着明确的指向。

    一是训导教育子女成人成才。这是家训最基本的一个功能。前文说到周公戒子、孔子庭训，都体现了这一点。中国的家训文化，可分为萌芽期、发展期、成熟期、衰败期、蜕变期，但不管是在哪一个时期，家训都离不开对子女的教育。

    二是实行家庭的自我控制。任何一个家庭都不是孤立的。它作为社会细胞、社会的基本单位，必须接受来自外在的社会控制。这种社会控制包括法律控制、行政控制、道德控制以及习俗控制。同时，为了维护家庭内部的稳定，调整和处理好家庭内部关系，将子女培养成人，使家庭得以承继和绵延，还必须要有家庭的内在控制及家庭的自我控制。这种自我控制的一个主要方面，就是通过口头或书面的各种形式的家训来体现，从而起到对子女、对全体家庭成员的教育、引导和约束作用。

    三是确立良好的家风。家风是指一个家庭的传统风习，是人们在长期的家庭生活中逐渐形成和世代言传下来的生活作风、生活习惯、生活方式的总和。家风的形成，是家庭长辈和主要成员潜移默化的影响和教诲的结果，而家训和家风有着密切的联系。隋朝初年的颜之推在《颜氏家训·治家篇》中说过这样一段话：“夫风化者，自上而行于下者也，自先而施于后者也。是以父不慈则子不孝，兄不友则弟不恭，夫不义则妇不顺矣。父慈而子逆，兄友而弟傲，夫义而妇陵，则天之凶民，乃刑戮之所摄，非训导之所移也。”在这里，作者强调了家风引导和家庭中长者、尊者的表率作用的重要性。在近现代，江南钱姓家族人才辈出，若星汉灿烂。这和其先祖制定了《钱氏家训》，钱氏子孙代代相传、恪守不移、形成良好的家风是分不开的。（选自胡申生的《中国家训家风中的文化传承》，有删改）

     “中庸”思想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和”。“和”不是简单的折中、调和，而是事物的各个部分、各个方面都能适度，达到一种和谐与统一。

    以此观中国传统绘画，“和”的思想在其中的印迹俯拾皆是。从笔法看，有藏锋、露锋、中锋、侧锋。一幅画全用藏锋、中锋，则画面呆板；若全用露锋、侧锋，则不够含蓄。从线条看，过细过圆，则柔弱无骨；过粗过重，则显压抑。从用墨看，有浓、淡、干、湿。过浓画面沉闷，过淡画面苍白，过干则失气韵，过湿则失刚劲。因此，作画时要藏锋、露锋、中锋、侧锋并用，线条要刚柔并济、时轻时重，墨色要浓淡相间、干湿互补。当然，所有这些对立要素并非各占一半，而是运用适度。这便是“和”，是一种互补的和谐。

    在造型和构图方面，中国传统绘画也处处讲求“和”，讲求“和而不同”。画树，不能画出完全平行的枝；画山石，要大小相间；画鸟，常是一栖一飞，或一只闭嘴一只鸣叫；画人物则要求有动有静，衣纹不能完全平行。中国传统绘画在构图方面十分讲究，奇正、开合、主次、虚实都是一些基本要求。要求布局严整，但不是要求画得四平八稳，而是奇中求正，险中见稳。讲究对称开合就体现了对称，但不能把相对的两部分画得一模一样。注重主次，主要对象细细刻画或放在突出位置，陪衬对象寥寥数笔一带而过，虚实更是中国传统绘画的一大特色。天空常常不染色，只是一片空白，远山也是似有似无。虚实对照，既突出了主要对象，又给人留下了广阔的想象空间。画面上一叶扁舟，不画水波纹，你会想到这是一个风平浪静的湖；山上悬瀑，下面是一片空白，你会想象到山脚的清溪。

    中国传统绘画正是通过这些对立要素和对立概念的互补而达到的和谐，才具有了一种韵味独特的形式美。

中国古代很早就形成了一种整体观念。这种整体观念既是一种哲学思想，也是一种思维方式。它对中国传统绘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虽然在中国传统绘画中有线条、水墨、造型、构图的种种对立要素和各种要求，但在一幅画中只要运用其中一部分要素，满足某些要求从而达到某一种统一的效果，即显现出独特的风格。例如，有的画偏重于精细，有的画偏重于简约，有的雄浑，有的清奇，有的恬静，有的飘逸。为表现某种风格或特点，画家在笔墨运用、造型构图上就有所侧重。画家们常常采用夸张手法，以突出其特色，与这种特色不协调的东西就大胆舍弃。为了追求这种统一性，画家常对次要的、细小的情节省略或简单概括。我们有时看到一幅画的细节似乎很粗糙、很随意，可是当观看整幅画时，立时感受到它的确气韵不凡。这正是中国传统绘画所追求的整体美。

    和谐与统一在中国传统绘画中是有机结合的。只有和谐，才能真正达到统一；而统一也不是毫无差别、毫无变化的同一，而是建立在和谐基础上的统一。中国传统绘画由于融入了和谐与统一的哲学思想，因此它不仅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同时也具有了深刻的思想内涵。 

（节选自颜锋《中国绘画传统与人文精神初探》有删改）

谁来加厚信息时代的文化土层

    打开微信“朋友圈”，就能看到一个完整的文化微缩景观：既有“小清新”，也有“情怀党”； 既能看到古典乐迷的“高大上”，也能看到各种“非主流”每个人都有着不同的价值偏好和 审美趣味，他们是文化景观的观看者，也是文化风尚的制造者。

    然而，新技术的生死时速，是否也会纵容“所见即所得”的肤浅，带来“既得繁花，亦生野稗”的乱象？已经有人痛心于文化空气的日益稀薄，甚至认为中国正在进入文化上的“小时代”。

图书馆修得越来越好，好书和读书人却越来越少。难怪有人疾呼，从电脑和手机中拯救我们的阅读吧！甚至有人说，拔掉网线，关闭手机，才能回到真正的文化生活。 事实上，翻阅近几个世纪的文化史，几乎每一次技术手段的升级，都会引起人们的文化焦虑。

    海德格尔以哲人姿态发问：技术化的时代文明千篇一律，是否还有精神家园？美国学者罗斯扎克更是一针见血：相比在黄昏时分去附近的咖啡馆，网络真的能更有效地交流思想吗？哲人的忧思，倒是从另一个角度给出了历史的惯例：越是缺少文化话语权的草根，越能更早地拥抱新的文化场；越是在原有格局中掌握话语权的精英，越是更晚地接受新事物。看看我们的互联网，微博是近6亿网友鼎力支撑的舆论广场，微信是无数中产白领激情互动的文化领地。在抱怨新技术让信息碎片化、文化浅表化的同时，谁愿用理性的思维、专业的智识、人文的情怀，主动涵养席卷天下的 网络文化？文化之河能否源远流长，乃是取决于“最低水位”，谁来为时代的文化河床筑土培基， 加厚信息时代的文化土层？

标榜自我，而是更应该防止文化上的劣币驱逐良币，为整个社会的文化水位划定警戒线，并担任守护者。“士志于道”曾经是中国文化和中国文人的光辉传统，一代代士人无不“以天下风教是 非为己任”，为时代的文化河床筑土培基，理应是当代文化人的历史使命。

    古人云，“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不论时代如何变迁，技术条件如何升级，人心向善向美的文化情怀不会改变。我们要做的，就是以更积极的态度、包容的气度、渊博的深度， 加厚信息时代的文化土层。通过“各美其美，美人之美”，最终走向“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 文化中国。 （摘自 2014 年 01 月 06 日《人民日报》，有删改）

中国笔墨

    中国笔墨里有玄之又玄的东西，这是道家“冲虚”要义决定的。《老庄》之前的文章，譬如甲骨文的卜辞与《尚书》之类，一味写实。写实是中国笔墨的基础。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可以说是中国文章里第一次出现游戏笔法。写实与游戏，是中国文章的阴阳决，我们可以用墨戏两个字来说中国文章。

    虚与实的结合让中国文章有了风致。好的文章不过一段风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思无邪正是风致。不轻佻浮浪，不正襟危坐，便是风致之美。风是风容，致是举止，好的文章，风容卓绝，举止从容。

《老子》第一次让中国笔墨走到一个极致。中国文章是有颜色的，墨分五色，焦、浓、重、淡、清。以先秦文章为例，《老子》是焦墨，间或用浓淡之墨；庄子是清墨，间或用焦重之墨；孔孟是浓墨，偶尔有清淡处，“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此处便是；韩非子与墨子是重墨，焦墨与重墨也夹杂其中；《诗经》是淡墨，也并非一淡到底，沉痛之陈，笔力下得深下得重。

    司马迁写《史记》，焦浓重淡清，五墨共舞。笔墨中兀自有游戏笔法。篇篇《本纪》，左右逢源，自有一股风流。

    游戏笔法是不是小说家言？司马迁是中国第一个伟大的小说家，左丘明是靠在先秦槐树下解衣盘礴的说书人，将《左传》当小说读，更有意味，也更懂中国笔墨。先秦诸子都有小说家面目，庄子、韩非子、列子，他们的寓言谆谆之心兔起鹘落。谆谆之心可谓中国笔墨的暗纹，即便是《战国策》。

    《左传》的笔墨是跳跃的，或者说是雪地上的足迹。北方平原雪地上的足迹，伸得远，凌乱且有章法。《史记》是楷书法则，《左传》大量留白，介于行草与狂草之间。《史记》的笔法绵延不绝，后世文士时有所宗。《左传》用笔险，如短兵相接，赤膊上阵，非勇士莫能为也。除了王安石、陆游几个人外，中国的文章家没有承接《左传》的文脉，实为极其可惜。

    汉赋几乎字字浓墨，仿佛金农的漆书。金农用墨自己特制，写出来的字黑极，且格外润泽。中国古代书家，自己制墨的大有人在，中国笔墨最重自己的话自己的面目。汉赋最为人诟病的正是缺乏自己面目。汉赋浓墨重写，字字斟酌便句句游戏。汉赋的刻意铺排，就是文人的游戏。好像大家在公共场所赋诗饮酒一般，手脚放不开，写来写去，都是应酬之作。汉赋是种名气很大的文体，读它的人却不多，因为空洞无物，让文章少了落脚点。

    班固、杨雄他们的赋文，雄浑磅礴，但没有后来魏晋人下笔美丽，说到底还是汉朝文章墨色单一了。

    汉赋太过于苦心经营，一到魏晋，中国文字之狡兔逃出牢笼，撒腿就跑，所谓动若脱兔。庾信《行雨山铭》四句：“树入床头，花来镜里，草绿衫同，花红面似。”周作人说：“他们写文章是乱写的，四句里头两个花字。”

    中国文章，以六朝人文章最不可及，所谓生香真色人难学也。六朝文章，好在抒情。建安年间，曹丕兄弟的书札，忆宴游的愉乐，悼友朋的长逝，悱恻缠绵，无不胜情，开了六朝文的先路。六朝人崇尚清谈，五胡之乱后，士族避地江南，江南山水秀丽，贯之中国笔墨，增进了文辞的隽永，中国笔墨充满了微茫的情绪。微茫的情绪是中国笔墨的倒影。

    苏东坡的《赤壁赋》深得中国笔墨的笔法墨法。中国笔墨的笔法墨法玄之又玄，但却是众妙之门。《赤壁赋》的出现，让中国文章多了厌世的笔墨。但厌世不轻生，苏东坡如果不是受了一点佛教影响，他的文章里恐怕要损失些好看的字面，也会多一些韩愈、王安石的东西。《赤壁赋》的意义，让中国笔墨多了山水韵与水墨味。我不说之前的中国文章缺乏山水韵、水墨味。汉赋有山水韵，缺乏水墨味。六朝文章有水墨味，缺乏山水韵。

（选自胡文峰《散文选刊》2014年第12期。有删改）

一直以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从时间上说，是在明朝之前的。明朝之前，占据社会主流的，是清明理性的孔孟之道。崇尚自然、游离社会的道学，作为主流思想的补充，与儒学一起“相辅相成”、“一阴一阳”，使得社会主流思想具有强大活力。从总体上来说，中国文化的源头，无论是周公、老子、孔子，还是后来的诸子百家，都对人生保持清醒冷静的理性态受，保持孔子学说实践理性的基本精神。

中国文化在明朝之前，占据社会主流的，是高路的士大夫精神。最显著的表现在于：人们崇尚天地人伦之间的道德，有高远的理想，讲究人格的修炼，反对人生世俗化，鄙视犬儒的人格特征。从春秋时代起，中国知识分子一直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人生使命，以追求道德、知识和审美为人生归宿。比如说孔子，从他的言语来看，更像是倡导一种人生价值观，追求人生的美学意义。又比如说庄子，他的学说，不像是哲学，更像是一种生活美学：道是无情却有情，看似说了很多超脱、冷酷的话，实际上透露出对于生命、本真的眷恋和爱护，要求对整体人生采取审美观照态度，不计功利是非，忘乎物我、主客、人己，以达到安详和宁静，让自我与整个宇宙合为一体。这就是中国历代士大夫知识分子一以贯之的艺术清洁精神。

英国大哲学家罗素曾经说：“在艺术上，他们(中国人)追求精美，在生活上，他们追求情理。”这是说到关键了。

中国人的生活哲学就是如此，一方面高旷而幽远，另一方面也连着“地气”，是自发的浪漫主义和自发的经典主义的结合。道家是中国人思想的浪漫派，儒家是思想的经典派。当东汉年间佛教传入之后，这种以出世和解脱为目的的宗教体系遭到了儒学和道教的抵抗，从而消解了印度佛教中很多寡凉的成分，经过“中庸之道”的过滤，其中极端的成分得到了淡化，避免了理论或实践上的过火行为，也因此，一种中国特色的佛教观产生了，佛教在中国更多变身为“生活禅”，变成一种热爱生活创造人生的方式。中国人一方面避免了极端的“出世”之路，另一方面、由于心灵的滋养、美智的开发，使得东汉魏晋，包括后来的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以及唐宋元产生了很多高妙的艺术，“艺术人生”的观念也随之如植物一样葳蕤生长，很多艺术种类都在这个阶段达到了高峰，比如说唐诗，宋词，元曲、书法、绘画、音乐、舞蹈等等，它们洋溢着一种高蹈的精神追求，境界高远，洁净空旷，如清风明月，如古松苍翠。

中国的艺术精神到了明清之后，有低矮化的倾向，明清以后，由于社会形态的变化，专制制度进一步严酷；加上统治者出身和教育的局限，以及愚民政策的目的，整体文化和审美呈低俗化的倾向。随着“程朱理学”和科举制度的推行，人们的想象力、创造力被扼制，审美弱化，艺术更趋“侏儒化”、“弱智化”，大众普罗的喜好抬头，刚正不阿的风骨软化，崇尚自由、自然、提升的审美精神也在丧失。不过尽管如此，在明清时代的中晚期，那种崇尚自然，物我两忘的高贵精神仍时有抬头，一批有着真正艺术精神的独立艺术作品或有出现尽管如此，士大夫精神已不是艺术美和生活美的主旋律，它只是一种空谷幽兰的生命绝响。

(节选自 赵焰 《美的背后》，有删减)

    中国古人认知世界尽管有视野局限，却并不妨碍他们涵养天下观念、天下格局、天下气度。先贤居一国之内而能孕育出以整个世界为思考对象的政治意识，淬炼关于世界治理的文化体系，这种“天下观”是中国古人卓越的文化创造，是中华文化最有气象、最具格局的文化建构，亦是今天全球治理的中国智慧、中国主张、中国方案最深厚的文化渊源。

    在古人眼里，“天下”不只是地理概念，更是一个政治概念。古人很早就确立“天下为公”的观念，同时认为“天下”可以建构为一个理想世界。如《吕氏春秋》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阴阳之和，不长一类；甘露时雨，不私一物；万民之主，不阿一人。”这种“天下为公”的认知，成为中华文化“天下观”一大基石。

    以“天下为公”构建理想世界，就是“大同”。《礼记·礼运》谓：“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描绘了人类理想的生活与秩序图景。

    如何与天下共处？古人观念是“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把全人类看成一个大家庭。如梁漱溟所言：“中国人是富于世界观念的，狭隘的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在中国都没有，中国人对于世界向来是一视同仁。”当代学者赵汀阳认为，中国人的天下观念从逻辑上“排除了不可化解的死敌、绝对异己或者精神敌人的概念”“任何具有外部性的存在都是需要化解的问题而不是征服的对象”。这样的天下观，显然超越国家观，其视野、境界与气象自非寻常可比，决定我们解决国际问题的思维与方法，着眼的都不是战胜征服，而是合作共赢。

    如何建构这样的理想世界？古人的理念是“行大道”。如儒家“以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等观念，道家“抱一为天下式”等主张，法家“为天下治天下”等观点，墨家“一同天下之义”等思想，莫不以治天下为对象来构建学说，为实现天下“太平”“大同”了提供文化理论支持。

    发掘分析中华文化天下观，目的是为全球治理贡献更多中国智慧。有人借此以为中国要领导世界，便渲染“中国威胁论”，恰恰是没有读懂中华文化天下观的意涵，没有把握中华文化的内质。

（节选自陈家兴《传承中华文化“天下观”》，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