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勃·迪伦：迷人之谜

柏琳

    鲍勃·迪伦是谁？

    1985年，电影导演斯科特·科恩采访鲍勃·迪伦时这样描述他：桂冠诗人，身穿摩托夹克的先知，神秘的游民，衣衫褴褛的拿破仑，一个犹太人，一个基督徒，无数的矛盾集合体。完全不为人所知，像一块滚石。他曾经被分析、定级、分类，钉在十字架上，定义、剖析、调查、检验、拒绝；但是从来没有被弄明白过。

    1941年5月24日，迪伦出生于美国明尼苏达州，原名罗伯特·艾伦·齐默曼。少年时他便显示出音乐天赋，10岁自学了吉他、钢琴、口琴等乐器。高中时，他就加入了一个小型摇滚乐队。

    1959年，他进入明尼苏达大学。同年，他读到杰克·凯鲁亚克的《在路上》，也读到另一本“垮掉的一代”的著作《裸体午餐》。他说：“我完全爱上垮掉的一代、波希米亚、咆哮那群人、凯鲁亚克、金斯堡、柯索、费林格提……他们对我的影响就如同猫王对我的影响一样。”也许是受到某种感召，这个少年在刚满20岁时从大学辍学，孤身一人来到纽约，即将开始一段美国民谣的传奇。去纽约之前，他给自己起了“迪伦”的艺名。

    1962年，他发行处女专辑《鲍勃·迪伦》。1963年，他第二张专辑中的《答案在风中飘》成为20世纪中下叶美国民权运动和反战运动的“圣歌”。

    1964年，《时代变了》发行，被认为是迪伦的“抗议专辑”。他的朋友艾伦·金斯堡在听到那首《暴雨将至》时号啕大哭，“薪火传承到了新的一代，从早期的波西米亚和垮掉的一代，到寻找光明和自我激励的这批年轻人。这些诗词简直就像《圣经》箴言一样，撼动人心。”《答案在风中飘》和《暴雨将至》等作品，使他迅速成为民权运动的音乐代言人。这些表达对核武器军备赛的担忧，以及有关贫困、种族歧视、监狱、沙文主义、战争、反思原教旨主义等内容的歌曲，迪伦只花了20个月就全部写完了。

    此后，他对于加之于身的各种标签都感到厌倦，刻意要与60年代轰轰烈烈的反叛文化运动保持距离，他说：“我不想再为任何人写歌，不想成为什么代言人，我只想从我的内在出发来创作音乐。”1964年另一张专辑《鲍勃·迪伦的另一面》中，已经不见抗议歌曲的影子。

    “我不是任何一代人的宴会司仪”，当人们期待迪伦能成为民权运动的旗帜时，他这样回答。他走了另一个极端——1965年的新港音乐节上，鲍勃·迪伦给民谣音乐插上了电。1965年美国迎来了抗议运动的高潮，迪伦却带上一把电吉他，给一个彷徨的时代诊断了病症：“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你孑然一身，你无家可归，你默默无闻，像一颗滚石。”这首收录在专辑《重返61号公路》里的摇滚乐，叫做《像一块滚石》，几十年后被《滚石》杂志评为500年来最佳歌曲的第一名。当时，迪伦不仅在政治上被视为脱逃的懦夫，也被视为民谣的叛徒。但对迪伦来说，这首歌不仅意味着他找到了文学和音乐间的通道，更意味着一场挣脱——从一个“抗议歌手”的躯壳逃往自己灵魂深处。此时，他的兴趣转移到了诗歌和小说上，因为这不受歌词长度限制。他呆在纽约的公寓里，埋首大堆书籍，陷入了疯狂的诗歌阅读中，读兰波也读布莱希特，喜欢艾略特，还曾为爱伦·坡的《钟》谱上吉他曲。“我就这样训练自己的思维，丢掉不好的习惯，并学着让自己沉静下来。我读了整本的拜伦的《唐璜》，从开始到结束都集中精神，同时还有柯勒律治的《忽必烈汗》。”

    70年代末，当嬉皮士文化与政治风潮过去后，人们更关注他的诗歌天赋。

    1996年鲍勃·迪伦正式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垮掉的一代”中最杰出的作家艾伦·金斯堡在推荐信中写道：“他的作品帮我们恢复了音乐与诗歌之间至关重要的联系。”

    迪伦的文学传统是深厚的。2000年，曾被誉为“每个诗人梦寐以求的评论家”的克里斯朵夫·瑞克斯曾在迪伦演出后台问他最近读什么书，迪伦脱口而出：莎士比亚。瑞克斯后来撰写了《迪伦对原罪的先见之明》，将迪伦称为“当代美国最好的用词专家”。

    80年代至今，迪伦逐渐减少了发行唱片的数量，他全身心爱上了巡回演出，重新回到了行吟歌手的传统。怀旧者鲍勃·迪伦，用巡演的方式，做回了一个吟游诗人。事实上，这才是伟大文学的源头所在——无论是西方的《荷马史诗》还是东方的《诗经》，文学最初是用来歌唱的。

歌唱者本就是诗人，而诗人鲍勃·迪伦的灵魂，也是文学的灵魂。

（选自2016年10月15日《新京报·书评周刊》，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在诺奖历史上，曾数次把奖项授予“非文学”人士，最出名的当属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1950年）和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1953年），而2015年的诺奖得主阿列克谢耶维奇，严格意义上也是一个记者，并非作家。但是，把文学奖颁给一个歌手，却是头一次。2016年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给予鲍勃·迪伦的颁奖辞是：“在伟大的美国歌曲传统中创造了新的诗歌形式。”②鲍勃·迪伦的传记作者戴维·道尔顿称他为“最多变的灵魂”，但迪伦认为：“我确实从来都只是我自己：一个民谣音乐家，用噙着泪水的眼睛注视灰色的烟雾，写一些在朦胧光亮中漂浮的歌谣。”

东北易帜

张学良（口述）

    我有一首诗，倒是想要告诉你﹣﹣《谒延平王（郑成功）祠》：“逆子孤臣一稚儒，填膺大义抗强胡。”我最得意后头两句，“丰功岂在尊明朔，确保台湾入版图。”你看出我这诗有什么意思在里头？我是在讲我自己呢。假如我不是这样，东北不是就没有了吗？我和日本一合作，我就是东北的皇帝呀！日本人真请我当皇帝了，真请过我，跟我声明了，做皇帝！谁干的呢？就是土肥原呐。他是王道论呐。话儿都说明了，我就因为这个跟土肥原说崩了，我就知道东北不得了了。他一直不死心，那个时候他不让我跟中央合作：你当东北的皇帝，我日本捧你。我为这事情跟他火了！

    那时候，因为东北的大连、旅顺条约要满了，我那个时候就想收回，那个日本强硬派的武官就跟我讲，他说我们日本有句话，那个城是用箭射回来的，你搁箭射回它去。我对他们说，大连、旅顺名义上是我们的，事实上我们是收不回来的，我们没有这个能力收回来，我们名义上收，大连、旅顺都是你们日本人的，只不过说主权是我们的，事实上还是你们管。我们用一种选举的办法，让地方选举，用选举的办法选举谁当权，就由谁来管理。名义上是我们中国收回，但是大连、旅顺就像成为一个公共集市一样。

    下面说说易帜这事儿。

    所有各省都挂起来了，这个旗呀，是我们被服厂一夜两天秘密做出来的，我们把旗发出去，所有的旗都挂出来，日本人居然不知道，我就讲这段事情。曲折？没有什么曲折，就是他们逼我们不许挂，不要跟南京走。我跟你讲过，那个人我佩服他到万分，就是田中派来的特使﹣﹣林权助。这个人，那真是外交天才。他本来是谁呀？他是皇太子﹣﹣就是日本后来的皇帝的老师呀。哎呀，这个人可会讲极了，那他把我讲得呀，劝说我好多的话，方方面面都替我想到了。我总是不给他一个明确答复。到最后呀，他要走，回日本去。我请他吃饭，他再三逼我。我说，不过有一件事情，你没替我想到。他说哪件事情？我很愿意知道。我说，你忘记了我是中国人。他不讲话了。所以我知道我失言了。有人说我不易帜，自己独立的话，东北可能可以保下来。那我就变成日本的傀儡了。那东北是大呀，你大概不知道，可是我们完全在日本人手里，日本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呀！

    我在东北的家产都扔给日本人了，我给你讲过这事儿没有？你要知道我在东北的家产有多大？我没讲过，我在那个时候的钱，虽然不能说称亿吧，反正我有五六千万家产。日本人把我的家产都要还我呀，“九一八”以后要还我呀，他们弄了三列火车把我的东西都送来了，我那画都很值钱呀。我跟本庄繁是好朋友，很好的朋友，我上日本也是他陪我去的。他给我写封信，说你那东西是我花钱给你包上的，都包得很好，三列火车，送到北京正阳门外车站。他还派来一个人，还写封信给我。我大火呀，我说你这是在羞辱我呀，我是地方长官呀，我决不拿我自己的东西，要还，你把东三省还给国家！我火就火在这儿，我说我是封疆大吏，我将疆土丢掉了，你送还我的东西，你是给我羞辱！我的东西照样给我拿回去，原来摆在哪儿你给我摆在哪儿。这样就又拉回去了，他就都拍卖了。

【编者注】东北易帜是指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拥护南京中央政府。

（摘编自唐德刚《张学良口述历史》）

【相关链接】①口述历史，简单地说，就是通过传统的笔录、录音、录影等现代技术手段，记录历史事件当事人或者目击者的回忆而保存的口述凭证。口述史并不是像有的人所理解的那样，就是一人说，一人记。而是一种将记录、发掘和认识历史相结合的史学形式。即通过调查访问，用录音设备收集当事人或知情者的口头资料，然后与文字档案核实，整理成文字稿。②张学良（1901年6月3日﹣2001年10月14日），字汉卿，号毅庵，乳名双喜、小六子。汉族，生于辽宁省鄂家村张家窝堡屯（旧称桑子林詹家窝铺）。国民革命军将领，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的长子，中国近代著名爱国将领。

散尽千金济英才

﹣﹣追忆邵逸夫先生

    1月7日中午，站在写有“逸夫楼”三个字的大楼前，四川省雅安市芦山县龙门乡晨阳希望学校校长乐平海心中感慨万千：“多亏了邵逸夫先生捐建的教学楼，经受住了芦山强烈地震的考验。”这一天，著名的爱国人士、香港知名实业家、慈善家邵逸夫先生，在香港逝世，享年107岁。

“逸夫楼”见证慈善一生

    虽然很多人可能不知道邵逸夫的长相与生平，但或多或少都听过或见过“逸夫小学”、“逸夫楼”等由他捐助的设施，这些见证了邵逸夫慈善为怀的一生。

    苏州大学姜礼尚教授曾与邵逸夫先生有一面之缘。时任苏州大学校长的姜礼尚教授回忆说，1992年自己随受捐赠学校代表团前往香港参加捐赠仪式，和邵逸夫有了一面之缘。“邵逸夫先生虽然做了这么多慈善，也有很高的社会威望，但为人十分低调。”姜礼尚说，但邵逸夫先生的亲和力很强，在晚宴上主动与代表团代表们合影。

    邵逸夫先生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支持内地教育、医疗事业的发展。据教育部消息，自1985年以来，邵逸夫先生通过邵逸夫基金，与教育部合作，连年向内地教育捐赠巨款建设教育教学设施，迄今赠款金额近47.5亿元港币，建设各类项目6013个，为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宝贵的贡献。

“邵逸夫奖”媲美诺贝尔奖

    邵夫先生长期支持中国内地和香港的教育科研发展，也关注人类科学进步，创举之一是设立了被誉为“东方诺贝尔奖”的“邵逸夫奖”。该奖项成立于2002年，设有天文学、生命科学与医学以及数学科学三大奖项，单项奖金高达100万美元，足以媲美诺贝尔奖。一年一度的“邵逸夫奖”自2004年起已颁奖10次。有人拿了“邵逸夫奖”之后就拿了诺贝尔奖。南开大学数学研究所原所长陈省身先生于2004获得首届“邵逸夫数学奖”。1990年，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将中国发现的2899号小行星命名为“邵逸夫星”。

与高校合办艺员培训中心

    上世纪90年代初，邵逸夫先生向当时的国家教委提出，希望在内地选择一所大学创办电演员艺训班，吸收内地人才，进行培训后进入香港无线电视（TVB）工作两年。这一设想得到国家教委的支持，最终将合作点定在了邵逸夫先生曾经捐赠过的华南理工大学。

    据参与该项合作的鄢秋萍老师回忆，艺员培训中心面向内地招生，由香港无线电视提供资金支持，在华南理工大学校内授课，双方邀请艺术专家对学员进行授课与培训，经过培训的艺术人才以及电视技术人员可以进入TVB工作。一直到1996年共举办了近10期培训班，培养出邵兵等一大批演艺人才。

逸夫先生一路走好

    邵逸夫逝世的消息传到邵先生在故乡浙江多次捐助过的浙江大学，许多师生和校友纷纷用微博、微信等方式表示哀悼和敬意。浙江大学新闻传媒与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韦路说：“邵逸夫的名字早已融入人们的生活，向邵老致敬！”

    淮阴师范学院宣传部部长朱延华翻出了一份20年前的校报，上面在显眼的位置刊登了一则消息﹣﹣《我校“逸夫图书馆”落成》，编辑是朱延华。朱延华说：“‘逸夫图书馆’建成，从校长到学生精神都为之一振，这将成为我们心中永远的丰碑。”

    东南大学宣传部副部长李小男表示，斯人已逝，福泽后人，东南大学师生将永远感念这位致力于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慈善家。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吴景泰教授说：“2007年，我亲自参与了逸夫基金投资我校300万元港币的项目，航师生会永远铭记这个名字。”

    同济大学档案馆馆长朱大章说：“近20年来，‘逸夫楼’一直是同济利用率最高的建筑之一。”网友“啖月忽律”说：“我在‘逸夫楼’里扯过皮，拿过奖，看过毕业典礼，读过书。愿老人家走好！”

    “我们会永远感谢邵先生捐资助教的千秋功业，勤勉求是，严谨治学，为国为民，前行不辍。”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副秘书长顾玉林说。

周有光传

    资中筠先生说，周有光先生在民国时代受到了最好的教育，为他的人生打下了最好的底色。他17岁从常州中学毕业，阅读英文已无障碍。而考上圣约翰大学，无疑是他最珍视的经历，他因此从一个江南小城市来到风云际会的上海，眼界由此大为开阔。五卅运动后，周有光转入光华大学继续学习。

    三十年代以后，周有光接触的社会，已经远远超出了早年那个以教育、金融为核心的银行圈子。他在章乃器的提议下加入了救国会，与“七君子”这样一大批有识之士有或近或远的交往。但他显然不像那些一心投入救国运动的政治家、社会活动家、学者，他参与的进步工作更多是利用自己并不引人注目的政治色彩和比较自由的身份，为那些正在与延安和共产党联络并组织各种政治活动的人提供便利。有时候他也写文章，宣传抗日救国的方针大略，这是知识分子的共同心声。

    1952年周有光先生把自己文字研究方面的文章结集起来，发表了《中国拼音文字研究》。这些工作虽然在业余时间完成，但周有光的研究很快在文字改革领域受到关注，被邀请参加1955年在北京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文字改革会议”。这次会议以后，周有光实际上就转向文改会的工作，无意中或许也是本能地避开了接踵而来的、更为激烈的政治斗争的影响。

    周有光在加入语言文字改革委员会后的主要工作是如何建立一个以26个罗马字母为核心、适应所有汉字的拼音体系。这时周有光发现汉语拉丁化的方案五花八门，需要有一个统一并可行的方案。周有光为此提出了汉语拼音方案三原则，明确指出拼音是规范化的普通话，否决了搞一套能拼各种方言的方案，以便真正实现语言文字的改革。他和他的同事最终一起促成了这个今天看来仍然是成功的方案。从1955年到1958年，这三年潜心的工作，或许暂时排除了周有光心头的忧患，当他大部分从事经济研究的旧日同事被打成右派甚至自杀时，他没有被席卷进去，而且工作成就卓著。

    这个时期恰逢中国需要大规模开展扫盲运动，这个运动想要成功就必须有更简易的汉字学习方法。当政者未见得希望人们识字以后有更独立的思想，但他们希望人民接受社会主义观念的想法一定十分迫切。因为这个时候他们觉得知识分子是不可靠的，他们需要更多工人、农民的支持，这样推广汉语拼音方案成为国策大计。如今看来，不得不承认这是一项成功地推进社会进步的策略。

    1966年一场更为持久的革命运动开始了。这一次，已经60岁的周有光也不能幸免了。1969年他去了宁夏五七干校，在那里呆了将近三年。

    置身于荒漠，研究工作中止，周有光的兴趣又回到了经济上。他研究黄瓜为什么可以在宁夏长得比北京还好，研究宁夏煤炭等资源的利用。他仿佛又成为了经济学家，他甚至设想如果有好的政策，宁夏也可以成为瑞士一样的好地方。文革后期，他在这方面的想法还被当地所重视。

    周有光的人生留下的故事，是经过他的记忆筛选的，通常是习惯性地过滤掉大量悲剧性的因子，留下最活泼和幽默的部分。一个人活得久长，经历的事情就多，如果沉淀下来的都是怨恨，创造力也很难持续。他曾经回忆说：“1960—1963年经济困难时期，食物极度缺乏。我参加的学习小组，由于营养不足，人人身体软弱，学习一会儿就彼此轮流打哈欠，精神疲乏。这时候，有人回想起曾经品尝过的佳肴，不由自主地谈起美食来。一个人开了头，其余的人都跟上来，越谈越起劲，好像面前桌上的学习材料变成了一碟碟可口的美味饭菜，大家口舌留香，精神振作，不再感觉疲乏了。这是精神会餐。”

    周有光先生做研究工作，与其他学者尤其是学院派学者不同的是，他的研究具有的重要功能是为普通大众服务的，就如拼音方案的制定等，就像他在宁夏五七干校，考虑的是实用型的适合宁夏的经济发展模式。

    包括他早期的《汉字改革概论》等著作在内，他所要完成的工作是推进中国的语文现代化，语文现代化为中国实现现代化提供了必要的语言条件。语文现代化既包含了全民具有文字阅读能力，同时还包括一个更深层次的意义，即语文表达和思想意识的现代化。为此，周有光开始了他退休以后思想文化领域的拓展工作，这些工作与他前期的语言文字研究一样，始终带有普及常识和提高文化水平的意义。

（摘编自叶芳《有光一生 一生有光：中国最高龄知识分子的百年历程》）

相关链接：周有光（1906—2017），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语言学家。他的一生分了几个阶段：50岁以前是银行家；50岁到85岁，是语言文字学家，精力都倾注在语言文字领域；85岁开始写文章，广泛探讨诸如全球化、中东局势、公民意识等问题，成为公共知识分子。

作为“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的最大功绩是创立了汉语拼音系统。1955年以后，根据国家需要，他专职从事语言文字工作，研究文字改革和汉语拼音问题，主持和拟定了《汉语拼音方案》，主导和建立了汉语拼音系统。1961年出版著作《汉字改革概论》，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我国文字改革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此后他还陆续出版了《世界文字发展史》《比较文字学初探》《朝闻道集》等30余部重要著作。

鲍勃．迪伦：迷人之谜

柏琳

    鲍勃．迪伦是谁？

    1985年，电影导演斯科特·科恩采访鲍勃·迪伦时这样描述他：桂冠诗人，身穿摩托夹克的先知，神秘的游民，衣衫褴褛的拿破仑，一个犹太人，一个基督徒，无数的矛盾集合体。完全不为人所知，像一块滚石。他曾经被分析、定级、分类，钉在十字架上，定义、剖析、调查、检验、拒绝；但是从来没有被弄明白过。

    1941年5月24日，迪伦出生于美国明尼苏达州，原名罗伯特·艾伦·齐默曼。少年时他便显示出音乐天赋，10岁自学了吉他、钢琴、口琴等乐器。高中时，他就加入了一个小型摇滚乐队。

    1959年，他进入明尼苏达大学。同年，他读到杰克·凯鲁亚克的《在路上》，也读到另一本“垮掉的一代”的著作《裸体午餐》。他说：“我完全爱上垮掉的一代、波希米亚、咆哮那群人、凯鲁亚克、金斯堡、柯索、费林格提……他们对我的影响就如同猫王对我的影响一样。”也许是受到某种感召，这个少年在刚满20岁时从大学辍学，孤身一人来到纽约，即将开始一段美国民谣的传奇。去纽约之前，他给自己起了“迪伦”的艺名。

    1962年，他发行处女专辑《鲍勃·迪伦》。1963年，他第二张专辑中的《答案在风中飘》成为20世纪中下叶美国民权运动和反战运动的“圣歌”。

    1964年，《时代变了》发行，被认为是迪伦的“抗议专辑”。他的朋友艾伦·金斯堡在听到那首《暴雨将至》时号啕大哭，“薪火传承到了新的一代，从早期的波西米亚和垮掉的一代，到寻找光明和自我激励的这批年轻人。这些诗词简直就像《圣经》箴言一样，撼动人心。”《答案在风中飘》和《暴雨将至》等作品，使他迅速成为民权运动的音乐代言人。这些表达对核武器军备赛的担忧，以及有关贫困、种族歧视、监狱、沙文主义、战争、反思原教旨主义等内容的歌曲，迪伦只花了20个月就全部写完了。

    此后，他对于加之于身的各种标签都感到厌倦，刻意要与60年代轰轰烈烈的反叛文化运动保持距离，他说：“我不想再为任何人写歌，不想成为什么代言人，我只想从我的内在出发来创作音乐。”1964年另一张专辑《鲍勃·迪伦的另一面》中，已经不见抗议歌曲的影子。

    “我不是任何一代人的宴会司仪”，当人们期待迪伦能成为民权运动的旗帜时，他这样回答。他走了另一个极端——1965年的新港音乐节上，鲍勃·迪伦给民谣音乐插上了电。1965年美国迎来了抗议运动的高潮，迪伦却带上一把电吉他，给一个彷徨的时代诊断了病症：“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你孑然一身，你无家可归，你默默无闻，像一颗滚石。”这首收录在专辑《重返61号公路》里的摇滚乐，叫做《像一块滚石》，几十年后被《滚石》杂志评为500年来最佳歌曲的第一名。当时，迪伦不仅在政治上被视为脱逃的懦夫，也被视为民谣的叛徒。但对迪伦来说，这首歌不仅意味着他找到了文学和音乐间的通道，更意味着一场挣脱——从一个“抗议歌手”的躯壳逃往自己灵魂深处。此时，他的兴趣转移到了诗歌和小说上，因为这不受歌词长度限制。他呆在纽约的公寓里，埋首大堆书籍，陷入了疯狂的诗歌阅读中，读兰波也读布莱希特，喜欢艾略特，还曾为爱伦·坡的《钟》谱上吉他曲。“我就这样训练自己的思维，丢掉不好的习惯，并学着让自己沉静下来。我读了整本的拜伦的《唐璜》，从开始到结束都集中精神，同时还有柯勒律治的《忽必烈汗》。”70年代末，当嬉皮士文化与政治风潮过去后，人们更关注他的诗歌天赋。

    1996年鲍勃·迪伦正式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垮掉的一代”中最杰出的作家艾伦·金斯堡在推荐信中写道：“他的作品帮我们恢复了音乐与诗歌之间至关重要的联系。”

    迪伦的文学传统是深厚的。2000年，曾被誉为“每个诗人梦寐以求的评论家”的克里斯朵夫·瑞克斯曾在迪伦演出后台问他最近读什么书，迪伦脱口而出：莎士比亚。瑞克斯后来撰写了《迪伦对原罪的先见之明》，将迪伦称为“当代美国最好的用词专家”。

    80年代至今，迪伦逐渐减少了发行唱片的数量，他全身心爱上了巡回演出，重新回到了行吟歌手的传统。怀旧者鲍勃·迪伦，用巡演的方式，做回了一个吟游诗人。事实上，这才是伟大文学的源头所在——无论是西方的《荷马史诗》还是东方的《诗经》，文学最初是用来歌唱的。

    歌唱者本就是诗人，而诗人鲍勃·迪伦的灵魂，也是文学的灵魂。

（选自2016年10月15日《新京报·书评周刊》，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在诺奖历史上，曾数次把奖项授予“非文学”人士，最出名的当属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1950年）和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1953年），而2015年的诺奖得主阿列克谢耶维奇，严格意义上也是一个记者，并非作家。但是，把文学奖颁给一个歌手，却是头一次。2016年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给予鲍勃·迪伦的颁奖辞是：“在伟大的美国歌曲传统中创造了新的诗歌形式。”②鲍勃·迪伦的传记作者戴维·道尔顿称他为“最多变的灵魂”，但迪伦认为：“我确实从来都只是我自己：一个民谣音乐家，用噙着泪水的眼睛注视灰色的烟雾，写一些在朦胧光亮中漂浮的歌谣。”

艾青评传(节选)

杨匡汉

    年近古稀的艾青，在回顾自己五十年的创作生涯时，常常不无感慨地对人说：“想想我这一辈子，也只是写了几首人们还记得的诗。人民是最公平的。一个人写了点东西，人民总会记得他的。我也是想也不敢想到有今天……”

    是的，人民会记得艾青的贡献，承认艾青的成就。他是我国新诗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具有独特风格的现实主义大诗人之一。

    艾青的诗，较多地将个人的悲欢融入到时代的悲欢里，反映着自己的民族和人民的苦难与命运，反映着现实的生活和斗争，并由此传达出时代的呼唤和人民的心声。在早年的成名作《大堰河——我的保姆》中，诗人以真挚虔诚的赤子之心，赞美养育了自己的保姆，为她受尽黑暗年代人世间凌辱的凄苦命运抒发着悲愤、哀恸与不平；它同时也表达了诗人对中国广大农民的遭际的同情与关切。诗人在另一首名篇《我爱这土地》中发出的“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的倾诉，更是把个人的情感、命运都赋予时代、人民、祖国和土地的明证。

    在中国广大读者心目中，艾青诗作中的深沉感情，突出表现为对光明的热烈向往、追求和讴歌。太阳、火把、春天、黎明、生命、火焰，不但出现在他许多作品中，更是他不少篇章集中讴歌的主题，且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以不同的新意竞放异彩。在《太阳》《春》《黎明》《煤的对话》等早期作品中，诗人“在东方深黑的夜里”，朦胧又强烈地发出了对光明、对春天、对火焰的热切呼唤。抗日烽火燃遍中华大地后，诗人从浴血奋战的人民中找到光明之所在，创作了充满热情、乐观和希望的长诗《向太阳》及其姊妹篇《火把》。这两首喷射着激情火花和理想光芒的名篇曾鼓舞过不少青年走上革命之路。

    艾青曾写道：“一首诗的胜利，不仅是那诗所表现的思想的胜利，同时也是那诗的美学的胜利。——而后者，竟常被理论家们所忽略。”在他的诗歌中，尽管不乏某些或过于切近时事或过于凌虚的篇什，但作为代表他主要成就的诗篇，往往不拘泥于直接地如实地反映生活，那种饱满的进取精神和丰富的生活经验，总是伴着新奇的联想、想象而来，组成鲜明的形象并给读者一定的暗示与启迪。他在抗战前夜作的《太阳》一诗中写道：“从远古的墓茔/从黑暗的年代/从人类死亡之流的那边/震惊沉睡的山脉/若火轮飞旋于沙丘之上/太阳向我滚来……”这融进了诗人深刻的感受和想象，使形象充满血肉，更深刻地显示着光明来自黑暗，需通过流血死亡的代价去换取的生活真谛。此外，艾青还善于从绘画、雕塑、音乐等多种艺术样式以及中外诸多艺术流派中吸取有益的养料，转化为自己诗篇中的艺术细胞。

    艾青的诗歌，艾青的名字，在中国当代人的精神生活中扎了根，也在全世界赢得了声誉。美国的学者把艾青和希克梅特、聂鲁达并列为现代世界三位最伟大的人民诗人。

    在中国现代诗歌发展史上，艾青是继郭沫若、闻一多等之后推动一代诗风的重要诗人。他对中国新诗艺术的贡献在于：以对现实生活的深入观察和对人民命运的深切关注，加强了新诗的时代感和现实性；以来自生活又经提炼而成的丰富、变化、新鲜的语言，增强了新诗的表现力；以在一定规律里奔放的、具有“散文美”的内在韵律的自由诗形式的创造，和众多的新诗人们一起，巩固了自由诗在我国现代诗歌中的地位。艾青还是在艺术上沟通中外诗歌的桥梁之一，他的诗能面对世界发言，他被一些外国学者认为在诗歌难于翻译的情况下最易译介的中国现代诗人。

    艾青说：“我的一生都在探索。”在漫长的道路上坚持探索、吹号行进的诗人与作品，尽管常常会几经斫丧，但终将显示其旺盛的活力——因为对于艾青来说，太阳、火把、诗和他同在！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