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公民高度认同我国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取得的成绩，66.88%的受访者在近半年内讨论过“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等生态文明理念。

    71.97%的受访者在购买家电时，每次都会或者经常会选择节能家电；69.04%的受访者经常会优先选择公交、自行车或顺路拼车等绿色出行方式；55.83%的受访者在购物时经常会自带手提袭或购物袋；72.70%的受访者能够做到适度消费，减少购买非必需品。

    在家庭场所，公民环保行为实践的比例为74.90%。调查表明84.19%的受访者能做到“人走关灯”，79.85%的受访者能够准确识别生活垃圾分类标志。在公共场所，公民践行环保行为的比例为64.02%。调查表明80.88%的受访者能够做到不随手乱扔垃圾，70.25%的受访者能够做到外出用餐“光盘”。在工作场所，公民践行环保行为的比例为53.67%。调查表明56.81%的受访者能够做到“双面打印”。

    虽然有39.85%的受访者在近半年内关注过与生态环境保护有关的新闻报道，但近半年内参加环保志愿活动和捐助环保项目的受访者比例仅分别为24.48%和22.51%。28.40%的受访者能在日常生活中做到保护野生动物，34.84%的受访者能够做到保护饮用水源，在发现周围有人使用野生动物制品或者食用野生动物时，只有25.00%的受访者会加以劝阻或通知有关部门。

    调查发现，不论在家庭、公共场所还是工作学习中，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公民环保行为实践的影响正在逐渐减弱，而文化水平与公民参与环保行为的深度存在关联。52.06%的硕士及以上学历的受访者近半年内关注过生态环境新闻，而小学及以下学历的受访者中仅有27.78%关注过；77.53%的硕士及以上学历的受访者捐助过环保项目，而高中或中专学历的受访者中仅有59.29%捐助过；40.45%的硕士及以上学历的受访者投诉过企业污染情况，而高中或中专学历的受访者中仅有33.56%投诉过。

    大部分受访者将自身生态环境行为实践的原因归结于“社会责任感”和“大家怎么做，我就怎么做”，这两项分别占比51.18%和25.58%。

公民选择环保科普形式调查统计表（多选）

（摘自《公民环保行为调查报告》）

材料二：

    随着基本环保知识的科普和媒体宣传力度的增强，我国城市居民对于基本环保知识的认知明显提高。以此挺调查反映的民众对PM2.5和气候变暖的认知程度为例，54.2%的民众表示对于PM2.5有一定程度的认知，40.4%民众认为个人日常行为将影响气候变暖，这两项占比均较前两轮调查有大幅提升。

    调查同时显示，越来越多的民众意识到个人行为将会对环境保护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民众的环保意识普遍较强。调查发现，对于环保贡献、垃圾分类、自带购物袋购物等问题均给出高度肯定回答，分别是75%、90.3%、81.3%；对于为环保组织捐款、做环保义工等问题，民众的回答也比较乐观，71.1%的民众表示愿意捐款，78.7%的民众表示愿意为环保做义工。对于“政府春节期间是否应该禁止放鞭炮和焰火”问题，80.8%的民众认为应该禁止。与2015年相比，民众在上述几个方面的意识均有了较大提高。另外对于政府解决交通拥堵问题的措施，高达69.8%的民众支持采取汽车限号政策。

（摘编自《<中国城市居民环保意识调查>报告发布》）

材料三：

    据媒体报道，最早发现华北超大污水渗坑的是重庆一家环保公益组织。从环保实践来看，环保公益组织、环保公益基金等社会力量是行政力量的重要补充。我国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经验，如中国近百名知名企业家出责成立的环境保护组织——阿拉善生态协会，不但有力改善和恢复了内蒙古阿拉善地区的生态环境，减缓乃至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沙尘暴的发生，而且增强了企业家的环保社会责任感和公众的环保意识。

（摘编自盘和林《激活环保微力量》）

材料一：

    走进天津滨海新区图书馆，迎面而来的仿佛是一个科幻感十足的“未来世界”——一座长方体建筑被一个椭圆形的开口直接穿过。建筑内部，一个巨大的球形报告厅占据了大厅的中央位置，如同“天眼”凝视外界。环视四周，围绕报告厅逐级上升的阶梯与高挑的空间创造出丰富的层次感，带来如同海浪起伏般的景观效果……近日，几张天津滨海新区图书馆的照片在网上迅速“爆红”，吸引了来自世界的目光。

    “这座图书馆别具一格之处在于它用现代建筑理念和方法创造了一个科技感和美感十足的巨型中厅，让读者拥有极大的阅读、交流以及想象的空间。”滨海新区宣传部副部长、文化广播电视局局长宋俊生介绍，“我始终认为，图书馆并非一个简单的陈列空间。它以丰富多样的、多载体形式的、经过精心挑选的、长期积累的文献信息为基础，是知识与信息的集散地，也是人类文化的传播地。它囊括中外，兼及古今，能够对人们的思想道德、文化科学、体育艺术素养进行全方位的熏陶。它们或历史悠久庄严肃穆，或年轻灵动充满生机，不应该都长着相似的面孔。”

（摘编自2017年12月21日《光明日报》陈建强等《用书藉涵养一座城市的品格》）

材料二：

有学者做调研显示：我国城镇居民超过60%的人从来没有去过图书馆，城镇居民中有接近40%的中小学生，在上大学之前没有去过图书馆，有超过20%的居民不知道本地公共图书馆，仅有4%的中小城市有图书馆的道路标识。国家图书馆研究院2014年9月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国民公共图书馆利用率很低：2013年我国公民图书馆持证率只有2.5%，而美国是68%，英国是58%。2013年，我国公共图书馆人均到馆0.36次，美国人均到馆5.1次。

（摘编自2017年第1期《图书馆工作》柴林红《探究基层公共图书馆建设“书香社会”的对策》）

材料三：2010—2013年江西各级公共图书馆财政拨款及购书经费统计表

【注】本表数据根据《中国文化文物统计年鉴》（2011—2014年）统计得出。

材料四：

    在河南许昌市鹿呜湖畔的一座钢构玻璃房内，一名年轻女孩正聚精会神地看着书，手边放着刚从超市提回来的购物袋。她说，这里环境好，隔着玻璃就能看到湖，而且借阅方便，离家也近，哪怕是买菜的间隙，她都会进来坐一坐。

    这座玻璃房便是今年9月正式对公众免费开放、并被当地人津津乐道的“24小时智慧阅读空间”。它是融智慧图书馆、便氏志愿服务站为一体的一站式公共文化服务空间，许昌在人流密集、交通便利的路段共建成了12座这样的玻璃房。

    随意走进一间50平方米左右的玻璃房，通透宽敞，布置整齐。大书架上，各类图书琳琅满目。阅览桌椅旁摆放着自助办证机、电子图书借阅机、自助借还书机等。此外，玻璃房内还设有应急小药箱、针线包、雨伞架等便民服务设施。

    当阅读逐渐实现“零门槛”，氤氲的书香将成为城市最有朝气的文化标签。这些“家门口的图书馆”，如今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市民前来阅读，藏于图书馆的书变成了市民的手边书和案头书。

（摘编自2017年11月10日新华社记者史林静《“家门口的图书馆”构筑24小时智慧阅读空间》）

材料一：

    当前，我国数字化教学仍然以PPT演示、网络资源搜索、在线讨论测试等形式为主。教师仍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来设计教学、频繁操作设备、组织课堂活动、批改作业、进行网络互动等，这与传统教学差别不大。师生间、生生间缺乏深度互动，学生的参与度较低，教学效果难以保证，教学观念并无更新。智慧教学是数字化教育发展的高级阶段，与数字化教学相比，教学环境由传统教室向智慧学习环境转型，教学观念也从“标准化生产”向个性化学习转变。智慧教学平台能自动向教师推送备课素材，引入外部优质的开放教育资源，帮助教师及时了解每个学生的学情、开展个性化指导，自动分析学生作业成绩，等等。师生间实现课内外、校内外、线上线下的多类型、多层次交流。

（摘编自杨现民《论我国数字化教育的转型升级》，《教育研究》2014年5期）

材料二：

    教学资源库建设中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花了大价钱、大功夫建起一个“大而全”的教育资源“杂货铺”，为何成了好看不好用的摆设，使用的人少之又少？要破解这个难题，可以参照金融专业国家教学资源库建设的例子。一是走产教融合之路。主持院校联合了全国3个行业协会、45所院校和50家企业进行数字化教学资源设计整合，率先实现全国金融专业群（包括院校学生及社会学习者等）数字化教学资源的开放共享，有效解决了优质教学资源“怎么建”的问题。二是更新教学模式。运用虚拟现实、云计算等技术，将金融运营等工作场景转化为数字化模拟应用场景，尝试混合式教学、情境教学、翻转课堂等，大大激发教与学的活力，解决了优质教学资源“怎么用”的问题。三是实行多元评价。设置校企“在线双导师”，支持教师应用网络空间进行在线点评与在线实训指导，从而改变了传统教学中以一次性终结性评价为主的模式，提高了过程性评价的比重，解决了资源库应用效果“怎么评”的问题。

（摘编自《数字化教学资源库，建好还得用好》，《光明日报》2018年5月25日）

材料三：

    法国和挪威等国家开始将提高学生的数字素养作为核心课程的重要部分，英国、爱沙尼亚、芬兰等也正计划改变传统课程的构建方式，使得学习者能够使用快速变化的技术来驾驭世界。但他们坚决反对以数字化技术来代替教学，强调用数字化技术来促进学生“深度学习”。深度学习是指学生不仅需要学习主题内容领域的知识与技能，而且还要学习如何将所学的知识与技能应用于生活。数字化技术向学习者提供模拟环境，可以帮助他们应用知识或技能并展开交流合作，从而促进学生的深度学习。这一过程中，教师角色的转变也至关重要。教师要从知识提供者转变为教练，集中精力指导与训练学生开展学习，而不是提供信息。这些做法对于我们在数字化教育中的“思想纠偏”很有借鉴意义。

（摘编自余胜泉《欧洲数字化教育发展现状与启迪》，《国外社会科学文摘》2018年1月）

材料四：

    数字化教育过程中容易出现人文意蕴缺失的问题。由于教育者与学习者置身虚拟的教学环境之中，数字化教育缺乏现实情境中面对面的语言交流、情感交流和对学习者的情感关怀，这极易造成学习者的情感冷漠及交往能力退化。数字化环境不必考虑现实社会的利益关系、规范约束，在这样自由的环境中，学生易发生违反道德和法律的行为。数字化教育为学习者提供的海量信息资源，尤其是可带来强烈刺激的图片、视频，使学生更倾向于回避独立思考、探索问题，有的学生甚至成为网络游戏的奴隶，身心发展严重受损。

（摘编自王森《数字化教育人文意蕴的缺失与回归》，《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19年1期）

树影下的家族（有删改）

朱以撒

①生前寂寞身后名，可以作为众多贤人的注解。孔子也不例外，他的行踪，实在是很可以给后人一些警策的。尽管他的身影已意象化，如一道遥远的风景。

②他活着的时候，美风良俗“礼崩乐坏”，物欲横流，生灵涂炭。在严酷的现实面前，孔子不是躲在他的三间故宅里，作高头讲章，而是坚决地干预现实生活。如任鲁国大司寇时，见鲁定公喜爱淫歌妖舞，迷恋于齐国送来的八十名美女歌妓，便心急如焚。当劝谏无效时，他的文人脾性就上来了，辞去大司寇的职务，开始他颠沛流离的生活。

③他的漂泊，是以自己的身体语言在奋力抗争，阳光普照也罢，风寒霜雪也罢。只是在过于雄大磅礴的苍凉空间下，他觉得自己有些力不从心了。尤其是周游卫、陈、蔡、楚后，他的主张“终无任用”，这是多么大的打击啊。他的心一定在疲惫中触及到寂寞的苍凉了。夜间听漏，漏尽更残，失意仿佛没有尽头，氤氲迷雾中不见曙色。他的出行，在后人看来是一种象征，在当时却是怎样一种痛苦——他那摇摇晃晃却执着朝前的身影，成了思想史长廊里不朽的雕像。

④孔子是很讲“正名”的，讲究雍容之礼乐。但他却面对着扇自己耳光的窘境；周游列国时，那段“累累如丧家之犬”的日子；置身星空下，那种孤独而凄冷的仰望；逃离险境时，生命河床中无数的坎坷不平……此情此境，该如何为这种非雍容的狼狈“正名”？换了人，恐怕只有仰天长叹。孔子却是自由的，他从精神层面，消解了诸多污泥，包括浸入身边的冷落和嘲笑。用精神武器，孔子给我们展现了世间最绚烂的美丽、雍容和华贵，高洁和清贫就这么融洽地得以正名！

⑤怀想着几千年的事迹，我花了大半天的时间在幽深的孔府里穿行。我在孔府的树影下变得那般弱小。古老的树影使我的呼吸变得滞重，树影上布满了阳光的符号和思念的语言。尽管我和孔府相处是如此的短暂，寒冷却一直扑击着我。

⑥孔子生前的执着和忧郁，他的后人没有体验，不能细品，却享用了名噪古今的荣华。一顶顶光焰四射的桂冠飞临，使孔府光芒万丈。声名的显赫对于前人来说，是一种肯定，一种精神上的追补，而对于后人来说，荣耀的同时也万般沉重。他们不能过普通人那般轻轻松松的寻常日子了，动不动就被称为多少代“衍圣公”，一举手一投足必然要有衍圣公那架式。除了给予孔子后人优渥的生活条件外，又增加了多少文化品位、美学价值于其中呢？就是那些封给孔子一顶顶桂冠的帝王们，好像尊孔得很，卫道得很，对儒家学说膜拜之至，可结果呢，看看宫廷内演出的一幕幕丑剧，尊孔只不过是骗人的幌子罢了。

⑦孔家的人早已不在高墙内树影下生活了，进入树影下的反倒是那些怀着各种各样心理的旅行者、朝拜者，和孔氏毫无瓜葛。我好几次抬起头，试图透过树影窥见头顶的青天，可是孔府接收阳光是那么的有限。这在我后来匆匆穿过孔庙的神秘和森严、孔林的枯寂和荒芜，目击那十万余树影下密集的坟茔时，我终于明白过来，是什么汇聚在树影之下。我还看见了那些风雨中面容残沥的翁仲，或蹲或倒的石兽，岿然不动，它们是在回望过去的鼎盛吧？

材料一

《功效主义》认为：“反思伦理生活，不妨从功效主义开始”“功效主义的理论是后果论的：某一行为是否善好，要看这个行为带来什么后果”。“依这种理论，最重要的不是这一个人或哪一个人的幸福，而是人类幸福总量”。

材料二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指出：“从社会观点说，道德是社会对个人行为的制裁力，使他们合于规定下的形式行事……”“道德是社会舆论所维持的，做了不道德的事，见不得人，那是不好；受人吐弃，是耻”。

本文第⑥段中描写了“我”偷苹果后的心理。请综合运用材料一或材料二（或《乡土中国》中的其他观点），阐释这种心理的成因。

材料一：

家国天下是中华文化无论走向何方都割舍不了的道德前提和伦理情结。它指涉三种伦理实体：家是本源而直接的伦理实体，是最小的共同体；天下是普遍而抽象的伦理实体，是最大的共同体；国作为现实的伦理实体，既是家的扩展，又关联着天下之想象。家国天下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道德诠释的中心，它使中国人在不同的实践境域中，无论是作为家人、国人还是作为天下人，都与其所在的世界结成唇齿相依的关联。

中华文化中各种共同体的道德前提离不开家国天下的伦理情结。以此观家、观国、观天下，就是用一种关联性思维把个体与整体相贯通的家国天下的伦理观。用这种伦理观看待家国天下，则一切共同体都是相互关联的命运共同体。从家国天下到命运共同体的内在延展看，中华文化作为世界文明体系的一部分，内蕴着一种走向世界的伦理情结，并由此预设了中华文化走出去的精神轨迹。

共同体的想象是中华文化礼治德治之本和文明教化之根。它从历史深处走来，构成了中华文化将个人命运与共同体整体命运相融贯的伦理型文化特质。中华文化的根脉深植于共同体之中。所谓家国同构，移家为国，移孝为忠，进而在家国之上，扩展为一种公天下的世界意识。这使中国人的世界观或天下观成为一种本于家国同时又大于家国或高于家国的世界意识，使得中国人的价值观内蕴着一种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伦理自觉。

(节选自田海平《从家国天下到命运共同体》)

材料二：

中华民族的家国情怀指向“天下情怀”。在谈到“天下”的时候，中国古代总是将它和“公”与“太平”联系在一起，表现出非常可贵的平等、友爱、和平理念。《老子》说：“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认为只有以天下为怀，其德才能称得上“普”。《管子》云：“以家为家，以乡为乡，以国为国，以天下为天下。”他的意思是，处理不同的事，要有不同的胸怀，处理到天下事，要有天下胸怀。《礼记》引录孔子的话——“天下为公”。“公”可以理解为公正、公平、合理，强调人与人之间、诸侯国与诸侯国之间、诸侯国与中央政权之间的相处，要友爱，要互利，要公平。

宋代大儒张载则提出“为万世开太平”。天下太平是天下公平基础上的提升。太平有两义：一是人与自然之间和谐，这中间含有生态平衡之义；二是人与人之间和谐，由于“太平”概念视界阔大，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主要指国与国之间的友好相处，这种友好相处就是没有战争。张载提出的“为万世开太平”的理念，最重要的意义不在于提出了“太平”的理念，而在于这一理念认为，这种太平不能只是一时的，而应是“万世”的。换句话说，张载要的是永久的太平。这万世的太平、永久的太平如何来？张载提出“开”这一重要理念。既然是“开”就不能靠等，靠恩赐，事实是太平等不来，也没有谁能恩赐。“开”，就是开拓、开发、开创。它需要最大的努力、最高的智慧，必要时也会有最大的牺牲。

家国情怀以及家国情怀的放大版——天下情怀，是中华美学精神的内核。这一精神在范仲淹的名文《岳阳楼记》里得到彰显。在同一个时期，张载倡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而曾让张载师事之的范仲淹则高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由于种种原因，张载、范仲淹的愿望也都只能体现在有限的实践中，而绝大部分只是作为一种梦想而存在。

然而，在今天，时代不同了。中华民族遇到了从来没有过的历史机遇。振兴中华不再只是梦，而是正在真正化为现实。在举国上下都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砥砺奋斗的今天，我们的诗人、作家、艺术家、美学家是不是应该有不负时代的新作为新创造呢？回答无疑是肯定的。

(节选自陈望衡《中国美学的“家国情怀”》)

材料三：

家族观念基于血缘的原初信赖关系，安土重迁的中国农耕文明进一步充实了家族的机能。人伦情感亦因血缘而来，在情感依托的层面上，家的意义超越任何经济的“成本——收益”分析。现代社会主张的公共精神与家庭伦理的建设并不矛盾。正如搬用熟人社会的伦理原则到陌生人社会是不合理的，反过来将陌生人社会的规则搬用到家庭也是不合理的。关键是如何能够在不同的关系当中正确切换。在现代化生产和协作上依照公共理性、法制精神；在家庭与私人领域，弘扬孝悌之道，忠恕相待，爱敬相与。这要求对家庭伦理和孝道进行理性的阐发和合理的引导，使得家庭伦理与公共理性彼此呼应。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家与国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家是社会的细胞，国是维护家的外部屏障，家国的良性互动与发展有利于促进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协调。儒家家国天下的教化传统历史地塑造了中国人的内在人格与精神世界，《中庸》的“修齐治平”深入到一代代中国人的内心世界，内化为热爱祖国与家园的担当精神。在今天，心怀家国天下便是个体对国家和人民的热爱与忧患意识，是主动追求民族统一、国富民强的精神，也是国家认同感和责任意识的来源。

(节选自金香花《“家国天下”观念的历史形成及其现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