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夕雪

    除夕夜，雪还在下着，对面的山已经成了刚出笼的白面馒头，被霭霭的暮色笼罩着。咔嚓”一声，一棵枝桠在雪的重压之下，带着雪沫扑簌簌地落了下来。然后就是静寂，无边无际的静寂。

    一个亮着晕黄的灯光的草屋下，几个孩子倦倦地偎在炭烧火桶边，旁边一只烧煤的炉子，放着一只铝锅，里面“突突”地冒着热气，孩子们眼巴巴的望着。

    屋外传来“咯吱咯吱”的响声，老大飞快地拉开木门，门像老牛一般哼唧着，光亮由一根木棍被拉宽，像面镜子躺在雪地里，她喊道：“妈!”

    母亲挑着两担雪，拖着一地水迹走了进来，老二老三也都一起站到了地上，眼巴巴地看着母亲。

    母亲摘下头上的围巾，脸颊冻得通红，说：“原以为有最后一班公交，没想到今天三十，中午就没了──”母亲一早就出门卖菜了。

    拨开筐子里的积雪，母亲扒拉出三棵大白菜，老二失望的眼神垂了下来，老三委屈地瘪嘴，眼圈泛红，老大瞪了他们一眼，就去拎起炉上的锅灌水。

    母亲剥去了身上的军大衣，那还是父亲留下的，抻了抻衣袖，看着这三个瘦骨伶仃的儿女，眨眨眼说：“今天过年我们吃元宝吧。”

    “元宝?”几乎是异口同声，目光也聚光灯般投向了母亲，老三吧嗒着满嘴的口水。

    母亲点头，指挥道：“老大，你把这几棵白菜洗洗!”

    “老二，去把床下的粉丝拿出来!”

    老三才五岁，睁着透亮的黑眼珠注视着母亲，母亲说：“你给我准备一瓢水。”

    母亲舀了几碗白面在盆里，吩咐道：“加水!”

    老三两只手颤巍巍地端着水瓢，滴了两滴，“不够!”母亲说。又加了一点，母亲直接从老三手里夺过水瓢，“哗”的一声，水冲到面里，隐了身，母亲操手搓揉了起来，面团像雪球一般滚大，圆滚滚的像个白胖子，母亲安慰般拍打着面团。

    洗净的白菜从热水里捞起，切碎，放到摊开的纱布里拧干，粉丝同样烫软，一起切碎，放在一个盆子里搅拌，加盐，又一通拌着，白菜也慢慢泛着喜色。

    母亲把擀面杖直接压在了面团上，横一道竖一道，胖子被压扁，抻长。直到一张大面皮摊在桌上，又找来一个罐头瓶子，压在面皮上，一个圆形的面皮就出来了。

    “饺子!”老二惊呼道，自从父亲去世后，就一直没有包过饺子，父亲擀面皮是掐一小块面剂，擀面杖搓动两下，一块面皮就飞了出来。不像母亲这样费劲。饺子七零八落地散在桌上，像一群咧嘴的大肚汉。母亲对老二说：“去烧水吧!”老三在一旁不安分地用手揉揉捏捏，被母亲拍落了，老三噘着嘴，老大在一旁安静地包着饺子。

    当水汽弥漫着整个屋子，一只只水饺“扑通通”地跳下水，沉到锅底，母亲掂着锅铲说：“你们三个把对联贴上!”

    等三个孩子回到了屋里，三碗热气腾腾的水饺就端到了桌上。母亲颇为神秘地说：“这里面有惊喜，你们谁吃到了，谁明年就有好运哟!”

    老二咬了一口，惊叫道：“我吃到了!”就吐出一枚硬币，摊开手掌，熠熠生辉。

    老三有些着急，吞了几口溜光水滑的饺子，停了下来，翻着白眼看着老二，母亲吃了一个饺子，鼓励说：“三子，吃啊!”

    老三眉头锁住，又解开，叫道：“我也吃到了!”从嘴里就吐出了硬币，在手里扬了扬，那样子比吃了开心果还兴奋。

    老大看着母亲，说：“我吃撑了!”就把碗里两个饺子拨到了母亲的碗里，赶紧把碗抽走。母亲牙齿“咯噔”了一声，蹙眉，老三叫道：“妈也吃到了!”

    老二拍着巴掌说：“大姐，就你没有吃到了!”

    老大鼓起嘴咽着一口，瞪大眼说：“不好，我吞到肚子里了!”

    欢乐的笑声爆起，冲破除夕夜白雪皑皑的屋顶张扬开来。母亲转头望向墙上丈夫的照片，嘴咧开，眼圈却已经红了……

（摘编自《小小说月刊》2016年12期）

【甲】

    我清楚地记得：有一天，我把幼小的脚伸到他跟前时，羞怯地问道：“格斯拉先生，做靴子是不是很难的事呢？”他回答说：“这是一种手艺。”从他的含讽带刺的红胡根上，突然露出了一丝的微笑。

    他本人有点儿像皮革制成的人：脸庞黄皱皱的，头发和胡子是微红和鬈曲的，双颊和嘴角间斜挂着一些整齐的皱纹，话音很单调，喉音很重；因为皮革是一种死板板的物品，本来就有点僵硬和迟钝。这正是他的面孔的特征，只有他的蓝灰眼睛含蓄着朴实严肃的风度，好像在迷恋着理想。他哥哥虽然由于勤苦在各方面都显得更瘦弱、更苍白，但是他们两兄弟却很相像，所以我在早年有时候要等到跟他们定好靴子的时候，才能确定他们到底谁是谁。后来我搞清楚了：如果没有说“我要问问我的兄弟”，那就是他本人；如果说了这句话，那就是他哥哥了。

（节选自《品质》）

【乙】

    烤肉刘早就不卖烤肉了，不过虎坊桥一带的人都还叫它烤肉刘。这是一家平民化的回民馆子，地方不小，东西实惠，卖大锅菜。便宜的如炒辣豆腐，比较贵一点是黄焖羊肉。夏天，烙饼的炉紧贴着门脸儿，一进门就听到饼铛里的油吱吱喳喳地响，饼香扑鼻，很诱人。

    烤肉刘的买卖不错，一到饭口，尤其是中午，人总是满的。附近有几个小工厂，厂里没有食堂，烤肉刘就是他们的食堂。男工人能吃，馅饼至少得来五个（半斤），一瓶啤酒，二两白的。女工们则多半是拿一个饭盒来，买馅饼，或炒豆腐、花卷，带到车间里去吃。退休的文质彬彬的会计，每天两块钱的“挑费”都扔在这儿。而煤站的副经理，他在烤肉刘吃了十来年了。有炮肉，他总是来一盘炮肉，仨烧饼，二两酒。给他炮的这一盘肉，够别人的两盘，因为烤肉刘指着他保证用煤。

    有一个人是每天必到的，午晚两餐，都在这里。这条街上的人都认识他，是个捡烂纸的。他穿得很破烂，总是一件油乎乎的烂棉袄，腰里系一根烂麻绳，没有衬衣。脸上说不清是什么颜色，好像是浅黄的。说不清有多大岁数，六十几？七十几？一嘴牙七长八短，残缺不全。你吃点儿软和的花卷、面条，不好么？不，他总是要三个烧饼，歪着脑袋努力地啃噬。烧饼吃完，站起身子，找一个别人用过的碗，自言自语（他可不在乎这个）：“跟他们寻一口面汤。”喝了面汤：“回见。”没人理他，因为不知道他是向谁说的。

    一天，他和几个小伙子一桌，一个小伙子看了他一眼，跟同伴小声说了句什么。他多了心：“你说谁哪？”小伙子没有理他，他放下烧饼，跑到店堂当间：“出来！出来！”这是要打架。北京人过去打架，都到当街去打，不在店铺里打，免得损坏人家的东西搅了人家的买卖。“出来！出来！”是叫阵，没人劝。压根儿就没人注意他。打架？这么个糟老头子？这老头可真是糟，从里糟到外。这几个小伙子，随便哪一个，出去一拳准把他揍趴下。小伙子们看看他，不理他。

    这么个糟老头子想打架，是真的吗？他会打架吗？年轻的时候打过架吗？看样子，他没打过架，他哪里是耍胳膊的人哪！他这是干什么？虚张声势？也说不上，无声势可言。没有人把他当一回事。

    没人理他，他悻悻地回到座位上，把没吃完的烧饼很费劲地啃完了。情绪已经平复下来——本来也没有多大情绪。“跟他们寻口汤去。”喝了两口面汤：“回见！”

    有几天没看见捡烂纸的老头了，听煤站的副经理说，他死了。死后，在他的破席子底下发现了八千多块钱，一沓一沓，用麻筋捆得很整齐。

他攒下这些钱干什么？

（节选自汪曾祺《捡烂纸的老头》，有改动）

羊吃草

西西

    在吐鲁番，我看见羊吃草。以前，我并没有仔细地看过羊吃草，也不晓得它们吃的是怎么样的草。我见过马吃草、牛吃草、驴子吃草。它们总是低下头来，伸长了脖子，把嘴嗅到地面的草上，一面咬住草茎，一面撒撒地撕裂草梗，或者拔菜也似的把草连根拔起。牛、马和驴大概要一口气拔很多草，才闭上嘴巴，磨碾一阵牙齿，慢慢咀嚼，然后吞下肚子，让胃去消化和反刍。我看见牛和马吃的草，都是普通草地上的青草——那种短矮的、匍伏在地面上攀爬的青草。有时候，我也看见驴子停在一辆木头车边吃车上堆着的草，那是人们割下来的像葱条一般细长的草。

    我们在吐鲁番参观了坎儿井地下水和防风林。在防风林的附近，有一座特别的沙丘，是一座馒头也似的黑色山阜，在阳光底下闪着沉默的光，仿佛一座乌金矿。沙丘上有许多人把半截身子埋在沙底下，露出剩下的身躯和头颅，以及他们民族色彩的鲜艳衣饰，这些人，都到沙丘来医治关节炎。

    我并没有跑上沙丘，因为我看见一个男孩赶着一群羊来了。男孩穿着藏青的汗背心、炭黑的长布裤、灰尘仆仆的白运动鞋，头上戴了一顶纯白的维吾尔族小圆帽。他赶着数约二三十只羊，其中有黑山羊，也有白绵羊，羊们在沙地上散开，各自低头吃草。沙丘上面没有草，沙丘底下的四周，仍是一片灰泥色的细沙，仿佛戈壁滩到了这里，碎得如粉了。但在这片沙地上，却长满了丛生的矮草，展散了延蔓的枝条。羊看见了草，纷纷风卷残云似地舐啮起来。我想引一头小羊走来这边，于是蹲下来，伸手去拔取草叶。

    我哪里是在拔草呢，我那时的感觉是，我采拔的大概是荆棘，因为我一把抓到手里的竟是满掌的芒刺，好像握着一堆铁蒺藜。我迅速缩回手，手指都火辣辣地像中了蜜蜂的针，无数的针。我看看面前这纤细瘦削的蔓草，难道它们是箭猪和刺猬？

    我一直以为，羊和牛、马或驴子一样，吃的都是贴近地面生长的那种软嫩的短草，这时才知道，吃的竟是像玫瑰花茎那般多刺的植物。我看见它们愉快地吃着，像部锋利的剪草机，沙沙沙，草都吃进嘴巴去了，多么丰富的一顿下午茶。我还看见羊只在草丛中走来走去，仿佛它们四周的植物不是尖锐的芒刺，而是如絮的棉花。它们真使我惊异呢。它们有一张怎么样的嘴，是钢铁的唇舌、上下颚和口腔？为什么可以吞啮针似的草茎而不受伤？肥胖的绵羊，满身是浓厚的卷曲羊毛，走在草丛中也许能够无视草叶的利刺，可是山羊只有短而薄的披毛，但它们在丛草间穿插，同样仿佛经过的是一片秧田。羊们真令我惊异呢。

    南山牧场是真正的“乌鲁木齐”，因为乌鲁木齐的意思就是美丽的牧场。我们站在公路上，面对漫山遍野苍绿的松树，深深地呼吸。这草原一片芬芳，充满泥土和花朵的甜味，我还以为自己忽然到了阿尔卑斯山。但远方积雪的峰峦是天山，融化了的冰块，汇成河道在我们面前的山坡下流过，许多人都奔跑到水边去了。过了很久，他们才一一回来，但都雪雪呼痛，说是有一种草，把他们刺得跳起来。他们之中不乏穿着坚厚的牛仔裤的人，但在草丛中跑过，仿佛有千千万万的芒针插在腿脚上。

    草原上除了地毡也似的青草外，到处都是小花，有的白，有的紫，有的怯怯地嫣红，夹杂在各种高高低低的植物之中，我们看见一种尺来高的植物，没有花，叶子细小狭短，茎枝上布满星形放射走向的小针叶，于是有人喊起来：是这种草了，是这种草了。连那么厚的牛仔裤也能透过，叫我们惊跳起来。我仔细看看那草，并不认识这种草的名字，以前也没有见过，但我记得，这草就是沙丘底下羊们觅食的点心。一位陪我们到处逛的田老师说：这些草，羊最喜欢了。

    在乌鲁木齐，我也看见了羊吃草。那时候，我们坐在天池上的游艇里，两岸是层层叠叠的山和松树，在向阳的山坡上，遍山隐隐地点缀着一点一点的白花，并且弯弯曲曲的，在山坡上呈现一个“之”字形。偶然，白花缓缓地移动起来，这时候，我们才知道，山坡上的白点子不是花朵，而是放牧的羊群。带头的羊走在前面，横越过山腰，随后的羊都跟着那道白色的虚线朝更高的山顶攀登。羊们居然能够爬上那么高的山，仿佛它们不是羊，是鹰。

    对于天山的风景，我们感到失望，天池是一座水库，但环境遭受污染的程度，令我们沮丧：到处是故意摔破的玻璃瓶，花衬衫的游民提着声浪袭人的收音机。或者，关于天山，我们其实又认识多少呢？我们不过到达天池旁边的一个小角落，看见的也只是供游客驻足一阵的名胜，我们可曾攀过雪线，自己去寻找天山冰洁的雪莲？

    为了寻求更丰盛的草原，羊们攀到了山的极高处，当我们抬头仰望，山坡上的动物，竟是我们心目中柔弱的羊吗？天池的水寒澈入骨，天池的风凉冷如冰，带备衣衫来的人纷纷披上了风衣或毛线衣。山坡上的羊没有加衣，在这充满荆棘的世界上，它们不必穿戴甲胄，不必练就一身铜皮铁骨，但见它们摇摇摆摆、晃晃荡荡，以一个个软绵绵的身躯，在芒剌间悠然步行，安然度过。

一九八一年十月

砷

（意大利）普·莱维

    作为顾客，他那副样子有点非同寻常。我们这个化验室设备简陋，但雄心勃勃。带着各种物品来化验的人很多，有男有女，有老有少，看样子都在诡计多端、尔虞我诈的大商业网里工作。经营买卖的人一眼就能认出来：他们目光敏锐，面容严峻；自己怕上当，但又千方百计让别人上当；他们时刻保持戒备，就像晚间的猫一样。

    我接待了他。他也许是位农民哲学家，尽管已经上了年纪，但体格仍然很健壮，脸色十分红润。他的双手强劲有力，虽然由于干活和患有关节炎而变了形。眼眶下垂着两个松懈的肉袋，但目光清澈，眼神活跃，颇有生气。他穿着西装背心，小口袋上搭拉着一根表链。他带着极重阿斯蒂口音，用无懈可击的皮埃蒙特方言对我说：他带来一包白糖要化验，想知道白糖是不是纯净，里面是否混有别的乱七八糟的东西。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我告诉他，如果他能把他的怀疑明明白白地告诉我，那会大大有助于我的化验；但他回答说他不想使我有先入之见，希望我尽可能化验得准确一些，至于他的怀疑，以后会跟我讲的。他递给我一包糖，足有半公斤，同时对我说，他第二天来看结果。他跟我告别后径自走了：没乘电梯，而是不紧不慢地走下四道楼梯。他大概是个无忧无虑、从容自若的人。

    我取出一点溶化在蒸馏水里，溶液呈浑浊状——肯定有问题。我把溶液过滤一番，滴几滴酸液，倒进基普瓶，注入硫化氢。黄色的沉淀出现了：是三氧化二砷，俗称砒霜，就是那种使米特里达梯和包法利夫人丧命的东西。

    接下来我一面制取丙酮酸，一面思忖着老头和白糖。我认为老头是不会图谋向人投毒的，别人大概也不会以这种方式来暗算他。我百思不得其解。

    第二天老头又来了。他没等知道化验结果就坚持要付化验费。我把结果告诉了他，他的眼睛一眯，脸上浮现出一个表情复杂的微笑。他对我说：“我真高兴。我早就说过，最后会是这样的。”显然，只要我稍微鼓励他讲下去，他就会把事情的始末和盘托出，而他正盼着这样。我没让他失望，他便讲了下面这件事。

    “我是鞋匠，以修鞋为生。如果从年轻时干起，这不是一个坏行业。坐着，活儿不累，可以跟人打打交道，聊聊天。当然挣不了大钱，得整天把别人的鞋子拿在手里，不过很快就会习惯，旧皮革的气味也会闻惯的。我的鞋店在焦贝尔蒂路和帕斯特伦葛路相交的地方，我在那儿当鞋匠已经三十年。我熟悉每一双畸形的脚。我只要一把小榔头和一根麻绳就能干活。嗯，不久来了一个小伙子，不是本地人，脸蛋很俊，野心勃勃，在离我的鞋店一箭之远的地方开了一爿店，安上了各种机器：撑鞋帮机，扩鞋帮机，缝鞋机，绱鞋底机等等，有的机器我连名字也叫不上来。我没上他那儿亲眼看过，是别人告诉我的。他把自己的地址和电话号码写在小纸片上，塞进附近每家的信箱里。对，他装了电话，连接生婆家里还没装电话呐。

    你大概以为，他开张大吉，生意兴隆吧？头几个月倒真是这样，有的人出于好奇，有的人要让我们竞争，还有的人上他那儿去是因为他开头要价很低。后来他发现老赔本，便不得不提价。您要知道，我把这些事情讲给您听并不是想说他的坏话。我见过很多像他这样的人，开始时一帆风顺，后来却碰得头破血流，其中有鞋匠，也有干其他手艺的人。

    他恨我，到处造谣，散布流言蜚语，说什么我用硬纸片当鞋底，每天晚上都喝得烂醉，为了得到保险金而逼死了我老婆，甚至说我的一个顾客被鞋底上的一枚钉子扎了脚，得破伤风死了。正因为事情都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所以一天上午，当我在当天要修的鞋子中间发现了这包糖的时候，才没有大惊小怪。我马上便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但我想得到证实。于是我让小猫尝了一点，两小时后它走到角落里呕吐起来。我往糖罐里搁了一点，昨天我女儿和我往咖啡里加了一些，过了两个钟头，我俩都呕吐了。现在我又有了您的证实。我满足了。”

    “您想控告他吗？想要一张化验单吗？”

    “不，不。我刚才跟您讲过了，他只是一个可怜虫，我不想毁掉他。世界很大，同行不是冤家，人人都有权利得到自己的一席之地：他不明白这个道理，但我明白。”

    “那您怎么办？”

    “明天我给他写一封信，连同这包糖，请一位老太太给他捎回去。不，还是我自己给他送去吧，看他脸上会有什么表情，我还可以当面向他解释两句。”他环视四周，如同一个人进了博物馆，然后说道：“你们的职业也不错，但需要有眼力和耐心。谁没有这两样东西，最好另找出路。”

    他跟我告别，拿起那包糖，没乘电梯，带着他特有的那种不紧不慢的高贵气派，步行下楼了。

    然而我的惊惶却不过暂时的事，随着就觉得要来的事，已经过去，并不必仰仗我自己的“说不清”和他之所谓“穷死的”的宽慰，心地已经渐渐轻松；不过偶然之间，还似乎有些负疚。晚饭摆出来了，四叔俨然的陪着。我也还想打听些关于祥林嫂的消息，但知道他虽然读过“鬼神者二气之良能也”，而忌讳仍然极多，当临近祝福时候，是万不可提起死亡疾病之类的话的；倘不得已，就该用一种替代的隐语，可惜我又不知道，因此屡次想问，而终于中止了。我从他俨然的脸色上，又忽而疑他正以为我不早不迟，偏要在这时候来打搅他，也是一个谬种，便立刻告诉他明天要离开鲁镇，进城去，趁早放宽了他的心。他也不很留。这样闷闷的吃完了一餐饭。

    冬季日短，又是雪天，夜色早已笼罩了全市镇。人们都在灯下匆忙，但窗外很寂静。雪花落在积得厚厚的雪褥上面，听去似乎瑟瑟有声，使人更加感得沉寂。我独坐在发出黄光的菜油灯下，想，这百无聊赖的祥林嫂，被人们弃在尘芥堆中的，看得厌倦了的陈旧的玩物，先前还将形骸露在尘芥里，从活得有趣的人们看来，恐怕要怪讶她何以还要存在，现在总算被无常打扫得干干净净了。魂灵的有无，我不知道；然而在现世，则无聊生者不生，即使厌见者不见，为人为己，也还都不错。我静听着窗外似乎瑟瑟作响的雪花声，一面想，反而渐渐的舒畅起来。

    然而先前所见所闻的她的半生事迹的断片，至此也联成一片了。

（节选自鲁迅《祝福》）

照章办事

[德]拉里夫·维内尔

深夜，我走进车站理发店。

“非常抱歉，”理发师殷勤可亲地微笑着，“按照规定，我只能为手里有车票的旅客服务。”

“反正现在你们店里连一个顾客也没有，”我试着提出异议，“既然如此，是不是可以来个例外……”

理发师朝我这边稍稍转过脸：

“尊敬的先生，要知道现在是夜里，我们得遵守规定。一切都应照章行事。只有旅客才能在这儿刮脸、理发。”说完，他又把脸扭过去了。

于是我走到售票窗口。

“请给我一张火车票。”

“您上哪儿？”

“哪儿都行，反正对我都一样。”

“别装疯卖傻了！”

年轻的女售票员发火了。

“我一点儿也没装疯卖傻，”我平心静气地说，“您只要卖给我一张离本站最近的那一站的票就行了。”

“您指的哪一站？”

“可爱的姑娘，我已经说过了，随便哪一站都行。”

女售票员显然焦躁不安了：

“您起码应当知道要上哪儿去呀？”

“我根本不打算上任何地方去。”

女售票员十分好奇：

“既然您不打算上任何地方，干吗买票呀？”

“我想理个发。”

砰的一声，小窗子关上。我等了一会儿，又小心翼翼地敲了敲窗玻璃。

“姑娘，”我竭力使自己的语气和缓一些，“好了，请给我买张票吧。”

她像瞅一个疯子似的打量着我。然后开始翻一本书。

“是理发店问我要车票！”我朝紧闭的小窗子喊起来。

女售票员把窗子打开了一条缝：

“理发师要什么？”

“他要车票。他只给有车票的旅客刮脸。”我重复道。直到这时，女售票员似乎才弄清楚是怎么回事。

“好吧，卖给您一张去莱布尼茨车站的票。您付1欧元吧。”

我手里攥着买到的火车票，第二次走进理发店：

“请看，这是我的车票。现在我想刮一下脸。”

然而，理发师的头脑并不那样简单。

“您不打算乘车上路？”他问。

“可我已经给您看过这张到莱布尼茨的车票了呀，难道这还不够吗？”

“非常抱歉，”理发师把双手交叉在胸前，“如果您只是为了刮脸才买车票，那么在我们理发店您就难以达到自己的目的，我们这儿只为有车票的乘客服务。”

我艰难地喘了一大口气。

“可是劳驾！”我大喊起来，“我只要有这张车票，就可以上莱布尼茨去。在这种情况下，我就是乘客！”

“但是您并不打算上任何地方去，”理发师冷淡而有礼貌地反驳着，“这样一来，尽管您手里有车票，也不能算是乘客。因此，我劝您放弃这种打算吧！”

我只好又来到售票窗。

“姑娘，”我对女售票员说，“车票也不顶事，请给我退掉吧。

“不能退，”她遗憾地把两只手一摊。

“为什么？我还没有用它乘车旅行啊！”

“如果您是为旅行而买的车票，结果没有乘车，我可以把票钱退给您。”女售票员笑容可掬地解释，“一切都应照章办事。刚才一开始您宣称并不打算旅行，因此您就无权退票。您是不是再找一下那个理发师？要知道您是为了他才买的车票……”

“也许您能代我为这张票解释？”我又找到了那位和蔼可亲的理发师。

“请等一下。”理发师放下手里的报纸说道，然后拿起桌上的电话。“好了，”打完电话，他说，“您现在可以刮脸了……”

“总算可以了！”我高兴地喊出了声。

“……不过，不是在这儿，”理发师说，“而是在那儿——在莱布尼茨车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