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考察时强调，要抓住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赋予的际遇，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扩大有效投资的重点之一为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何为“新基建”？日前，国家发改委明确范围，新基建是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科技创新为驱动，以信息网络为基础，面向高质量发展需要，提供数字转型、职能升级、融合创新等服务的基础设施体系，具体包括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创新基础设施等三个方面。

（摘自韩鑫《新基建如何加速落地》，《人民日报》2020年6月7日）

材料二：

近年来，我国一直致力于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机遇，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推动产业化升级，新基建的谋划布局早已展开，为何要选择此时按下“快进键”？

这一决策既是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的客观需要，更是在深刻洞察和把握世界科技与产业变迁大趋势基础上作出的战略抉择。面对经济下行压力、传统基建投资边际效益下降和产业渗透率下降的挑战，推进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是我国对冲疫情影响、优化投资结构、刺激经济增长的有效方法。疫情期间线上需求的集中爆发，展现了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兴技术带动社会经济整体发展的潜力，客观上也打开了新基建的窗口期。

随着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原有基础设施体系的不适应问题更加凸显，基于新时代新使命，基础设施体系也必然要进行战略性调整。加速推动新基建，价值不仅在眼前。5G、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等领域具有一定超前性，投资新基建，实际上是投资未来，服务长远。新基建是围绕科技这一经济新硬核掀起的基础建设浪潮，是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注入强大“数字动力”，为高质量发展蓄能。

（摘编自吴月辉等《为新基建注入强动力》，《人民日报》2020年6月8日）

材料三：

中国出台经济扶持计划，以帮助国家摆脱疫情引发的危机。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表示，中央预算内投资安排6000亿元，重点支持既促消费惠民生又调结构增后劲的“两新一重”建设。

这一金额看上去是天文数字，但以中国的标准而言不足为奇，这表现出的更多是审慎。考虑到至少最近一年经济形势和疫情的不确定性，中国政府没有匆忙将资金注入经济。他们从2008年到2009年的全球经济危机中吸取了这一教训。

在一揽子应对危机的措施中，很大一部分将用于扶持提供了超过70%城市就业的中小企业，为此中央政府将向税收优惠、贷款利率和自然垄断产业关税补贴投入资金。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中国没有宣布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目标。

大部分投资不会用于道路和桥梁，而是用于被中国理解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新一代信息网络、5G应用、数据中心、充电桩、换电站等设施。中国将力求借这一机会，建成向“工业革命4.0”过渡的基础设施。

（摘编自《俄媒关注：中国“新基建”助力“工业革命4.0”》，《参考消息》2020年6月6日）

材料一：新冠肺炎疫情已经成为一种全球性现象，是全世界共同面临的首要问题。新冠肺炎疫情“毒害”了全球关系并加剧了紧张。这是我们思考新冠疫情影响的第一点。那么原因何在呢？

主要原因在于中美之间日趋恶化的双边关系。从一开始，中国就遭到西方媒体以及一些西方政客恶意并且令人惊讶的攻击。尤其在一些西方国家，它对那些国家民众对于中国的态度产生了负面影响。尽管现在谩骂的海啸已经逐渐退却，但全球抗疫合作的前景却因此遭到了严重损害。

新冠疫情对全球治理造成负面影响的第二个原因是，它带来的威胁如此之大，以至于引发了社会所有阶层的担忧和恐惧。这场危机远没有使各个国家和社会变得更加紧密，相反却倾向于将它们彼此分离开来。它被一些国家视为一场国家性而非国际性危机，结果大家就在抗疫中各自为战。有关新冠疫情影响的第二点思考是，抗疫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治理能力的一场巨大测试。面对疫情，世界各国的应对总体上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是在中国、韩国、越南和日本等东亚国家和地区。它们的抗疫方式当然存在重要差异，但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相似之处：在这些国家和地区，抗疫的目标都是遏制和根除病毒，而非简单地控制。这被视为经济复苏的前提。它们在抗击疫情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功。考虑到中国的规模，它的表现尤其突出。第二种应对方式是西欧国家，它们一直在试图控制而非彻底消灭病毒，这些国家做得远没有东亚地区成功。第三种应对方式就是美国和巴西，那简直是场灾难，因为抗击病毒一直被认为是次要甚至被嫌弃的工作事项，而非根本要务。这些不同类型抗疫方式带来的后果将会影响深远。

对于新冠疫情影响的第三点思考，涉及后疫情时代的全球治理和国际秩序。情况很难让人乐观。当前阶段的中美关系比年初时进一步割裂了。这会削弱全球治理的可能性。一个最明显的例子便是美国退出世卫组织和缩减资金支持。因为美国的态度，世贸组织的未来也遭遇威胁，短期内不大可能正常运转。在可预见的未来，全球治理的进展更可能会出现在地区层面。长远来看，新冠肺炎疫情也可能会带来更广泛形式的合作。东亚地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好于其他国家的原因之一，在于他们有应对“非典”的经验。假以时日，世卫组织将会得到加强，希望也是如此。

（摘编自马丁·雅克《新冠疫情如何影响全球治理》）

材料二：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及其国际化，对于中国大国形象塑造产生巨大挑战，也蕴藏着重要机遇。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谣言四起，恐慌加剧。中国政府及时发声，庄严承诺有能力、有把握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稳定了国内疫情防控大局，向世界表达了中国是文明大国、东方大国、负责任大国、社会主义大国的重大信号。

文明大国形象定位，彰显疫情防控的中国精神。中华民族是历经磨难、百折不挠的民族，困难和挑战越大，凝聚力和战斗力就越强。中华民族拥有战胜疫情的强大文化基因、丰富经验、强大心理承受能力和战胜疫情的勇气决心。中国政府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全球疫情防控分享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东方大国形象定位，彰显疫情防控的中国气魄。中国充分发挥独特的制度优势、应对“非典”疫情和重大灾情的丰富经验、先进的防疫和治疗手段，展现出打赢疫情防控全民战争的信心、能力和把握。疫情爆发后，中国政府迅速反应，举全国之力开展疫情防控。中国人民团结一致，众志成城，开启全民隔离模式；中国政府聚焦联防联控，科学、有序推进以武汉市及湖北省为重点、从中央到地方覆盖全国的全方位、多层次防控体系建设，“本着对中国人民和国际社会高度负责的态度，采取了最全面、最严格、最彻底的防控举措”，确保疫情可防、可控、可治，有效维护经济社会稳定。

负责任大国形象定位，彰显疫情防控的中国风范。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同国际社会加强合作，共同开展疫情防控。全力抢救受到病毒侵害的所有生命，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为世界疫情防控贡献力量，为全球公共卫生事业尽责。在当前全球疫情大流行风险加剧之时，中国表达了与世界卫生组织和各国政府保持紧密合作的意愿。

社会主义大国形象定位，彰显疫情防控的中国前景。中国政府拥有强大的领导力，全民众志成城战疫，依法开展疫情防控，充分保证治理效能最大化，彰显了中国制度的独特优势和旺盛活力。同时，中国拥有自我完善的勇气和决心，及时纠错、补齐制度短板和不足，将有效的政策和做法逐渐规范化、制度化和机制化，加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彰显了中国制度强大的自我更新完善能力。

（摘编自肖晞、宋国新《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与中国大国形象塑造》）

材料一：

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必然为世界注入一股强大的力量，在中国推进现代化，正像是给世界经.济发展的航船加注“压舱石”、增添“稳定器”、装上“发动机”。

近年来，中国出台外商投资法实施条例，持续放宽外资市场准入，金融等服务业开放水平不断提升，还举办了服贸会、进博会、消博会等一系列国际经贸盛会。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环境越来越好、服务越来越优，展现大国开放融通的广阔胸怀。今天的中国，与世界融合的深度前所未有；今天的中国，更深度地嵌入全球供应链；今天的中国，不仅是“世界工厂”，更是各国青睐的“世界市场”。

《拥抱绿色发展新范式——中国碳中和政策框架研究报告》合著者之一，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副总裁朱民表示，对于全球而言，之所以中国经验非常重要，是因为中国依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一个身处工业化过程当中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仍然拥有很大比重的重工业，第三产业占比仅为54%。在这样一种范式下，一个国家经济的绿色转型其实是面对着巨大挑战的。这个挑战属于中国，同样属于很多低收入国家、新兴市场。而发达国家进入到碳达峰碳中和时；其服务业可能占到84%，增长在1. 5%至2%之间。“这种范式是完全不一样的，中国会用一种绿色转型的模型给世界做出贡献，这当然是一个正面积极的贡献。”

事实证明，中国的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有利于贸易伙伴国的经济、科技、生态全方位发展。

(摘编自刘迪《听!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回响》

材料二：

处于相对分散状态的古代世界，各个地区虽然在生活环境、宗教信仰、文化背景上各不相同，但都有探究“世界”探寻“全球”的愿望。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历史》就是对已知世界的记录与深寻，几乎涉及古代希腊人所知道的整个地中海世界。罗马时代的波里比阿用联系的眼光看待历史和当时所知的世界，不但记录了罗马世界，而且对罗马边界以外的世界感兴趣，他认为“在这之前，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几乎都是零星的，因为每一个事件从开始到结束，都是针对世界上发生的那个地方的。但从那时起，历史就像一个整体，因为在意大利、利比亚、亚洲和希腊发生的事件都是相互关联的，一切都趋向于一个单一结果。”司马迁的《史记》更是涵盖了从已知最早时代到他自己时代近三千年的中国历史，其中的《大宛列传》是中国最早的边疆和域外地理记载。虽然这些历史记述的目的各不相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性，那就是能超越地方偏见和狭隘认识，从更广阔的角度理解人类彼此之间的联系。

1500年以前，世界各地都沿着自己的道路发展，彼此虽有各种有形无形的联系，但并没有世界范围的压倒性的殖民与霸权。伴随着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而来的是西欧的扩张时代。新航路的开辟、地理大发现加速“西欧世界”成为“西方世界”：产生了跨洲或跨区域的活动；科学和技术的创新开始在全球范围内传播；跨洲的权力流动日益加强并形成权力网络；全球性的货物、资本、人员、观念、思想的流通越来越频繁，人们的日常生活日益成为全球化的组成部分。人类历史上真正的全球化时代已经到来，中国也不能例外。钱穆先生那种中国文化可以按照自身节奏发展下去的观念：“若照中国文化的自然趋向，继续向前，没有外力摧残阻抑，他的前程是很鲜明的，他将不会有崇尚权力的独裁与专制的政府，他将不会有资本主义的经济上之畸形发展。他将没有民族界线与国际斗争，他将没有宗教信仰上不相容忍之冲突与现世厌倦。他将是一个现实人生之继续扩大与终极融和。”——毕竟是夫子自道式的乌托邦。 中国文化改变世界，也在被世界改变。

人们对于全球化有多重不同的理解。有人认为全球化体现了远近地区的相互联系，使社会活动和权力网络的范围大大扩展；有人认为全球化是世界范围内社会关系的强化，在这种强化的关系中，本地事件被远方事件影响；有人认为全球化一词既表示世界的压缩，也表示世界作为一个实体的更大存在。但无论如何界定，全球化的核心都是人与物之间超越时空的相互联系、相互交流。且具有超越领土、超越民族、超越国家的特性。全球化可以被定义为社会关系在空间上的延展和时间上的延伸，是全世界的个人、组织、民族、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变得越来越紧密并相互依赖的过程。“二战”后尤其是进入新世纪后，国际通信网络、商业交易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的一体化使全球化的步伐加快、密度加大.程度加深。如文化的全球化，即被认为是不同文化背景人口的流动、文化产品的商业化、大众旅游的兴起和消费主义的全球传播的结果，这些都有着取代或补充更多本地文化的效果。如此现实之下，我们能回避全球意识的培养吗?能回避全球史教育吗?能回避全球化的历史吗?

全球化影响范围之广，涵盖领域之多，嵌入生活之深，使得我们必须认真对待全球史教育。

全球史教育，既是历史教育，也是文化教育，更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下认识自我与他者、个体与群体、中国与世界的新视野、新路径。早在16世纪，即决心要成为一名“世界公民”的荷兰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Erasmus， 1466 - 1536 年)在《论基督君主的教育》中表示，要塑造一位良君，最重要的就是人文的教育，因为广泛的人文教育有利于培养对人类事务的敏感性和理解。可见，理解世界就是理解自身，创造自身就是创造世界。

(摘编自陈恒《在世界的多样性中理解科学与人文》)

自媒体时代最显著的两个特征是，信息生产量巨大和信息传播速度快、获取便捷。面对铺天盖地而来的信息，读者毫无抵抗力，因为信息包含了吸引我们注意力的全部内容，诸如经验、知识、故事、传奇等。而小说从本质上说也是一种信息的传递，只不过是小说家对信息艺术化、个人化处理之后以艺术作品之名进行的传递。那么，在时代与小说之间就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信息落差”，当读者在自媒体的无数信息中轻而易举地就能得到精神启蒙和精神满足时，如果当前小说没有超越这些信息的优势——足够的叙事吸引力和精神震撼力，那么读者势必将会远离当前小说，小说的艺术创造活力也势必随之而衰。

在口头传播时代和书籍报纸时代，读者和小说家之间几乎不存在“信息落差”，甚至小说家的信息量大于读者；而到了电视时代，这种“信息落差”出现了，但缝隙不大，所以本雅明感叹“小说作为讲故事这门古老的手艺衰落了”；在前两个时代，一个聪明的小说家尚能弥补这种“信息落差”，但是如今，一个小说家如果不是足够聪明或者伟大，他将很难填补这种“信息落差”。毫无疑问，信息的爆炸现场对小说写作造成了重大挑战甚至威胁，读者的逃离是挑战和威胁之一，而真正的挑战和威胁来自小说家的无奈——“想象力已经落后于极端的花哨现实”（乔治·斯坦纳语）以及无法创造艺术的征服力去弥补“信息落差”。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当无数的光怪陆离的信息和现实奔涌到小说家面前时，是否为小说家打开了一扇巨大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素材之门呢？当然是。所以，找到处理信息的原则和方式，将信息进行艺术的转化成为关键。

如果我们将信息分为日常生活和传奇经验两种，我们会发现，小说艺术的呈现大致遵循了这样一个原则或理论：如果我们写的是一个日常生活故事，那么我们就得写出它的传奇性；如果我们写的是一个传奇经验或故事，那么我们就得写出它的日常性。日常生活的传奇性和传奇经验的日常性，这二者的平衡处理，实质上是在独特、生动的“个”和普遍、宽阔的“类”之间展开，最终做到“个”中有“类”，“类”中有“个”，如黑格尔所说“艺术不应该只以它的普遍性出现，这普遍性必须经过明晰的个性化，化成个别的感性东西”。

“日常生活是一种空间性的存在，却展示了时间的内涵”“它是一切，包围着我们”“但像时间一样，不知它从哪儿来，到哪儿去”——学者徐前进如是形而上概括。日常生活的特点注定了当我们把日常生活原封不动搬进小说时，因其无限重复、缺乏奇异、丧失意义感，它不仅摧毁读者的阅读耐心，也难以迈入艺术的层面。所以，要超越日常生活的重复、狭隘与功利，就必须将日常生活审美化、艺术化，即写出它的传奇性——赋予日常生活断裂、惊奇和伟大。小说艺术也正是在日常生活这种传奇性的转化中完成的。写出日常生活的传奇性是完成信息到艺术转换的途径之一，反之，还有另外一条途径是写出传奇故事的日常性。

随着自媒体时代的降临，制造传奇和讲述传奇如更大的旋风一般席卷我们的世界。只要打开网络热搜或进入短视频平台，千奇百怪的信息和传奇经验或故事层出不穷地冒出来，令人目不暇接，这些“极端的花哨现实”在各个数字终端被观看、被消费，甚至被轻而易举地添油加醋地“创作”之后再一次被传播，数不尽的传奇故事因此而诞生。制造、讲述、消费传奇在今日自媒体时代俨然已成为一桩全体网民参与的大生意，大受平台和资本青睐。

毫无疑问，这些传奇信息或故事不仅对普通网民具有难以抗拒的吸引力，对小说家们也是如此，这是他们单调匮乏的日常生活和书斋经验之外写作素材重要的来源和补充。但是，当小说家把目光投向这些传奇经验或故事，借助想象力和虚构把它们变成自己的小说时，我们看到了传奇经验或故事转换为小说的种种遗憾。有些小说只是传奇经验或故事的扩展版，如啰嗦的新闻事件；有些小说描摹的人物大起大落，多写的是时代热门之事，如社会变革“大事记”……这类小说在艺术上是失败的。对传奇经验或故事的处理丧失了想象和虚构的能力，导致了这类小说出现了一个新的叙事美学偏向，用张爱玲的话来说是：“许多作品里力的成分大于美的成分。”

如何从传奇经验或故事的“力”中呈现出“美”来，有一策略：便是写出它的日常性来，即写出“飞扬”中的“安稳”来。传奇经验的“这一个”与日常性的“这一类”在小说中相遇的瞬间，艺术的化学反应随之发生，传奇经验的“力”被普遍性的日常伦理削弱，而表现出小说的“美”来，诸如那种人类的普遍关切、情感以及认知等。

（摘编自石华鹏《在日常与传奇之间——自媒体时代小说写作的两种叙事策略》）

迟子建访谈录

记者：评论界有人认为你的小说是“本色写作”，你是一个人如其文和文如其人的“本色作家“。你认同这样的评价吗？

迟子建：（笑）不太认同。小说其实是用文字搭建的想象的世界，而作家是会思考的人。他们的内心世界可以说既复杂又单纯，用文字反映出来的世界便既客观又离奇。这在某一程度上透露了作家的性情，却不可能完全浸透作家所有的情感。所以说，一个作家不可能完全做到“本色写作“，或者说，用“本色写作”来概括作家的写作风格不够准确。每个作家都有丰富的内心世界，而这不可能通过作品完全展现出来。

记者：还有评论家说，你的小说都是在向追寻人类的精神家园，是一个在追忆中怀想的“逆行的精灵”。你觉得这种评判恰当吗？

迟子建：这篇评论我看过。应该说，评论家写这样的评论是有他自己的道理的，也是有根据的。也许，“逆行的精灵”这一评价在文学审美上是中肯的。可能每个人对历史的理解有所偏差。我的小说是写到历史，但并不是向后看。其实，我们所经历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在不断地逝去，不断地成为当下的历史。昨天的事是历史，即使我的作品在关注当下，完成时也变成了关注历史。只不过我对远的历史比对近的历史更感兴趣，因为我认为距离产生美，有距离的历史可以让人看得更客观；而在写近的历史时，历史的客观性受到各种主观因素的影响。

记都：其实，你的很多中短篇都是在关注当下。

迟子建：是的。这个评论家说我在向后追寻，是国为大家对历史出发点的判断不一样，在理解上有偏差。当然，也可能是我作品的气息让他得出这样的结论。

记者：你的小说多以故乡东北为故事背景，你也曾经说过，故乡是你最大的创作源泉，你的创作始终不会离开故乡的那片土地。在中国的当代作家中，你和莫言是把这个特点表现得最为突出的两位。不知道在你以后的创作中，你是否会固守在故乡的土地上？是否会有其他的尝试？

迟子建：一个作家，如果能把自己熟悉的地方写深写透，写到八十岁能写完就很不错了。很多作家在评论家的影响之下，总想求大求全，多方突围，到头来可能反而没有一样能做得好。而评论家也常担心作家总是以某个固定的地方为写作背景，文思是否会枯竭。我觉得，完全不必有这种担心。这就像挖一口深井，当井水源源不断地冒出来之后，它就永远都不会枯竭。所以能够打深一口井，是一种福气。

我的作品并非只限于写故乡，但如果评论家把我的所有作品都归入与故土有关的写作，我也不否认。其实，评论家与作家是两个不同的行当，我比评论家更了解自己。我的写作会有渐变的过程，不同的作品会呈现不同的风貌，但不会刻意求变，更不会脱离我的故土去写作。就像我曾经说过的，我的写作不可能一成不变，不同时期的作品会有不同时期的特点，但从总体来说，我的写作永远都不会背离我所熟悉的那一片土地。

记者：无论是在你的小说中还是散文中，都可以看到你作为一个女性作家的独特的感受，对大自然、对生活甚至对世间万物的心灵感受，那种敏锐非一般人能比。这是不是你可以一直保持高产写作的原因？

迟子建：有一定的关系吧。文学写作是一种安慰心灵的方式，也是一种对内心感受的推动。写作和感受是相辅相成的。这种感受是与生俱来的。我从小就对万事万物、大地四季的变化特别敏感。这种能力，应该是无法拷贝的。

记者：你的小说，总是由小人物的具体生活构成，即使是《伪满洲国》这样以一段历史为题材的长篇，也坚持“以日常生活去展现历史”。但到了《额尔古纳河右岸》，虽然你并未放弃过去的风格，却讲述了鄂温克民族上百年的兴衰史。它触及的是民族文化的题材，也可以说是宏大题材，你是有意向宏大题材靠拢吗？这是不是你今后写作的一个方向？

迟子建：其实，我个人认为，《伪满洲国》才是宏大题材，而《额尔古纳河右岸》写的是一个弱小民族。很多读者写信告诉我，在这之前他们压根没听说过这个民族。我之所以选择了这个题材，是因为我熟悉这个民族的一切。在我目睹的事实中，我深切地感受到，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某些文化和原始的东西正在丧失，一些有味道的东西被人以文明的名义扼杀掉了。因此，我特别想把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写下来。在一百年的历史中，我感受到苍凉和悲凉。历史不是断裂的，一百年前的生活，依然还在延续下去，没有被割断。虽然它在现实中退缩，但历史和现实并没有严格地分割。评论家把它看作一个宏大题材，或许是一种误解。其实，一百年并不一定就宏大，而一天也可能是宏大的。正如我在这本书的后记中所说，我讲述的是这支部落式微的过程，而这本书是一首挽歌。

（原文有删改）

寂寞出学问

《解放周末》对话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秦绍德教授。昨天是第25个教师节。复旦大学向全体教师发出致谢和倡议，感谢在学术领域中默默耕耘多年的教师们，并倡导一种甘坐“冷板凳”的治学精神这种倡导，关乎复旦，又不止于复旦；关乎教师，也不止于教师。下面是记者对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秦绍德教授的专访。

记者：在教师节这一天，复旦大学为何向全体教师发出这样的致谢?

秦：我们向辛勤工作一年的教师致敬，不仅尊重教师的一般性劳动，还特别强调一个重点：不能遗忘在学术领域耕耘多年、默默无闻的教师们。这些教师没有受到媒体的过分关注一被媒体过分关注恰恰做不出学问一 因此，容易被遗忘。在这一时刻表达对他们的由衷感谢和深深敬意，是非常必要的。

记者：钱穆先生说过，做好学问，要“潜心十年”。

秦：是的，类似的说法不少。20世纪50年代，南京大学韩儒林先生就把范文澜先生的治学精神概括为两句话：“板凳需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这种甘作“冷板凳”的精神，就是坚守学术的精神一无论外面发生了如何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攀登学术高峰的路途中，一定要坚守学术。在这个方面，我颇为自豪，因为在复旦大学的历史上，不乏甘坐“冷板凳”、作出卓越成就的学者，他们的精神，是复旦重要的精神遗产之一。

记者：这种精神的确是宝贵的，但是，是否非得寂寞才能出学问？不甘寂寞就不能出学问吗？

秦：这个疑问可能来自现在一种有目共睹的现象：学术考核时，不少教师拿出了一大摞成果，十几篇论文、好几部大书，都是在有限的几年内写成的。但是，真正在学术界的人都知道，即使是一篇有真知灼见的论文，恐怕也不是一年半载就可以完成的。“著作等身”只有在个别天才身上才能发生。我认为，在现行的考评体制下出现了那么多的“硕果累累”“著作等身”是不符合学术规律的。记者：也就是说，做学问来不得半点浮躁，必须静心求实。其实，“寂寞出学问”也是中国学界长期以来形成的优秀传统。那么，您认为怎样才能真正耐得住寂寞?

秦：在这方面，很多学者都有经验和教诲。做学问，首要的是要有兴趣，要有对学问的热爱。比如，陈尚君教授用了20年的功夫做了《全唐文补编》《全唐诗补编》，他做的工作大部分是辑录、校勘、订正，是非常细致认真的学问。当年陈先生住房不宽裕，在出版社借了20平方米的房间，夏天没有空调，但他又不敢开电风扇，怕吹乱纸页，只能打着赤膊，挥汗如雨地工作，多少年如一日地坚持下来。很多人说，这多苦啊，我才不吃这个苦呢。实际上陈先生是苦中有乐，这种乐趣，是别人难以体会的。真正热爱学问的人，即使是在艰苦和寂寞的环境中，内心也并不孤单，相反，很充实，很幸福。

记者：您倡导学者要甘坐“冷板凳”，显然与当前浮躁的学术环境和文化氛围有关，不少人认为，这不仅仅是学术问题，而且是整个文化和社会的问题。在这其中，媒体似乎也起了不少的作用。那么，您认为，在当今的时代，学者和媒体之间应形成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秦：应形成良性关系。媒体要着重宣传学者的学术精神，恰当宣传他们取得的学术成果，而不要去追逐学者的私人生活，不要过度把学者放置在社会热点中。媒体的过度关注会损害学者。

记者：有不少学者甘心埋首做学问，也有学者以走出象牙塔、主动参与公共空间为己任。

秦：确实有好多真正做学问的学者是不发言的。我们的态度是，鼓励学者利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和学识在媒体上讲点话，关键是要有真知灼见。知识分子提出一些意见，对守住社会的良心、主张社会公正，绝对是有好处的。但是，学者在和媒体互动中，要守住学术界限。学者可以通过媒体适当传播学术成果，但一定不要把名利和传播挂起钩来，不要使自己成为“媒体学者”。学者不要以为通过在媒体上的频频亮相，自己就可以变成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对任何事情都能发表看法的“全才”。这实际上是在降低学术的影响，也是在暴露自身的不足。

（原载《解放日报》2009年9月11日第17、18版，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