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肃：把灵魂融入艺术

    1930年，阎肃出生于河北保定，1953年4月入党，1953年6月入伍，曾创作1000多部（首）作品，参与策划100多台重大文艺活动，获国家和军队大奖100余项。

    1962年，阎肃从当时风行全国的小说《红岩》中得到灵感，决定以小说中的主人公江姐为主线，创作一部歌剧，反映共产党人的坚定信念和忠贞气节，为刚刚经过三年困难时期的国民鼓劲。

    在探亲的假期中，阎肃思绪像奔涌的泉水，像爆发的火山，从笔端、从心中倾泻而出，整整写了18天，歌剧《江姐》的剧本初稿一气呵成。

    剧本写作仅18天，而打磨、谱曲、排演却用了近3年。1964年9月，由阎肃作词，金砂、姜春阳、羊鸣作曲的歌剧《江姐》公演，旋即引起轰动，创造了中国歌剧史上5次复排、演出1000多场的奇迹，“雪压不弯、风吹不倒，信念不变、矢志不移”的“红梅精神”，影响和教育了一代又一代人。

    1991年，阎肃创作歌剧《党的女儿》。其时，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国际风云变幻，而在世界东方，迎来70岁生日的中国共产党正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坚定前行。

    又是一个18天，他3天写一场戏，与作曲家和演员们合作，很快完成了整部戏的创作排练。作曲家王祖皆说：“耳顺之年，三天一场戏，没有坚定的信念，没有饱满的热情，是完成不了的。”而阎肃说：“当时，我的脑子里没想别的，就想告诉人们什么叫共产党、共产党在哪儿、共产党员是什么样。”歌剧《党的女儿》登上献礼中国共产党建党70周年的舞台，又一次盛况空前，引起轰动。

    “作为一名文艺工作者，应该经常反思自己的作品是不是走在时代前面，是不是符合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这是阎肃艺术生涯的真诚告白。

    当年为了在歌剧《江姐》基础上改编京剧《红岩》，阎肃主动提出去曾经关押过江姐的渣滓洞体验生活，把手反铐上，戴上脚镣，脚镣很重，碰到踝骨那是钻心的疼，吃饭、睡觉都不解开。那七天七夜，他感受到了铁窗内失去自由的痛苦，他看到了国民党特务用来折磨革命者的各种刑具。为了体验上大刑，他还真的上了一回“老虎凳”，当捆绑的脚下加到第二块砖时，他两条腿的筋都快要绷断了……

    那种刻入骨髓的“炼狱”生活，使他在进行创作时，一次又一次无法控制住自己的感情，他笔下流出的，字字是泪、句句是血，活生生的江姐就这样被他搬上了舞台。“几度墨汁干，木凳欲坐穿。望水想川江，梦里登红岩。”经过两年锤炼，他对剧本和曲谱从头到尾整整修改了几十次，反复排练修改，最后连食堂的大师傅，听着排练厅传来的声音，一边和面，一边哼唱，也一边感动得流下眼泪。

    阎肃的创作从未离开过人民和生活，他说：“一旦确定干什么，就要学会‘扎猛子’，往根上去。”65年来，他几乎跑遍了空军所有的部队，机场、阵地、边防哨所，处处留下了足迹和歌声。65年来，他为部队写了多少军歌、师歌、团歌、连歌，他自己都数不清了。

    凡作传世之文者，必先有可以传世之心。阎肃说：“人年轻要多干、少争、少斗，多学别人的长处；人老了，尤其注重立德，要把名利看得很淡。”

    作为文艺界的“常青树”，阎肃在拉大幕中开始了自己的艺术道路。在西南军区文工团时，阎肃被编入合唱队。那时候，要求演员“一专三会八能”，拉大幕、管汽灯、演出催场，阎肃什么都干。从拉大幕开始的艺术道路，到被称为文艺界的“词坛泰斗”“国宝级艺术家”，阎肃说：“我感觉自己没做什么，怎么就有了这么高的评价。我唯一承认的，就是我很勤奋，我认真对待每一分钟。”和阎肃合作创作了《江姐》等多部作品的作曲家羊鸣说：“阎肃不怕困难，年轻的时候，你只要提，他就干，对工作毫不挑剔，广种多收。再就是爱学习。”

（选自《中国文化报》，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阎肃创作了许许多多被人们传唱的歌词，包括首经风靡一时的京腔京韵京曲。这些歌唱醉了听众，唱红了歌星，他也成了词坛上公认的“大腕”。（《走近阎肃》）②阎肃认为，好歌不是凭空造的，它来自几十年的生活积累，同时也植根于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中。（《阎肃：在“风花雪月”中为兵服务一辈子》）③阎肃老师不管在什么岗位上，都兢兢业业地履行自己的职责．满怀激情地创作，脑子里永远有最新鲜、最时尚的东西，他从不排斥新事物，时刻表现出“执着、随和、青春、阳光”，有“老顽童”“老时尚”“老玉米”的昵称。（《羡慕阎肃老爷子》）

最具中国性的文人——梁实秋

    ①提起梁实秋，很多人都会条件反射般地想到“资本家的乏走狗”“与抗战无关论”之类的名称，想到他与鲁迅，与左翼文人之间的争论和恩怨。如果我们抛开这些，而以一个客观的立场来衡量他，就会发现一个与我们的成见不一样的梁实秋。

    ②鲁迅、梁实秋都是现代中国屈指可数的大家，他们一个深刻，一个通达；一个锐敏，一个温煦；一个忧郁沉痛，一个旷达潇洒；一个终生与现实苦斗而身心疲惫，一个与现实保持距离而洁身自爱。两人区别甚大，然又各具风采。梁实秋晚年曾云：“曳杖街头人不识，绿窗前营自家生计，富与贵，浮云耳。”诚如此言，梁实秋一生淡漠名利，胸襟洒脱，对人生，他总是保持着一种充满智慧的微笑，而且，一直笑到最后。梁锡华在《一叶知秋》中评论他说：“他有胡适先生的温厚亲切，闻一多先生的严肃认真，徐志摩先生的随和风趣。”而余光中对他的印象是：“他的谈吐，风趣中不失仁蔼，谐谑中自有分寸，十足中国文人的儒雅加上西方作家的机智，近于他散文的风格。”

    ③梁实秋是他那一代作家中最具有“中国性”的作家之一，他的生活习惯、审美趣味、处世态度等都具有传统中国的影子。他出生、成长于北京，受传统文化影响很深，对古老中国在情感上具有一种亲切感。因而尽管他在清华学校受的是美式教育，后又赴美留学，但他骨子里却还是中国化的。

    ④然而，恰是这个最具“中国性”的作家后半生却是飘零孤岛，远离故土，饱受相思之苦。1987年11月，梁实秋病逝于台北，遵照他“觅地埋葬，选台北近郊坟山高地为宜，地势要高”的遗嘱，被安葬在台湾淡水北新庄北海公园墓地。梁夫人透露说：“为的是让他能够隔海遥望魂牵梦绕的故乡。”此时，让人不禁想起那千古名句：“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既惜且悲，唏嘘不已。

    ⑤1937年7月28日，北京城陷入日军的铁蹄之下，作为一个最具中国性的文人，梁实秋内心无比沉痛，他涕泣着对大女儿梁文茜说：“孩子，明天你吃的烧饼就是亡国奴的烧饼了。”

    ⑥北京沦陷后，梁实秋面临着走或留的两难选择。走，意味着要抛妻别子，远离年迈的父母，任由他们在日军的铁蹄下浮沉；留，则意味着要忍受亡国奴的耻辱，甘当日军铁蹄下的顺民。考虑再三，他最终决定只身逃离北京。他先到天津，后转道济南奔赴南京。在济南车站，梁实秋遇到他从前的一位学生。两人之间的对话耐人寻味：“老师到哪里去？”“到南京去。”“去做什么？”“赴国难，投效政府，能做什么就做什么。”“师母呢？”“我顾不得她，留在北平家里。”

    ⑦辗转抵达南京后，情况并不像他所预期的那样乐观：“到南京我很失望”，“南京在敌机轰炸之下，人心浮动”，“各方面的情形很乱”。南京政府对于梁实秋等知识分子如何安置迟迟没有着落，他油然生出“报国有心、投效无门之感”。周旋两天后，梁实秋接到的命令是“急速离开南京，在长沙待命”。在开往长沙的船上，面对“伤兵难民挤得船上甲板水泄不通”的情景，梁实秋“精神陷入极度痛苦”。三天后，邸达岳阳，洞庭湖烟波浩淼，岳阳楼巍然高耸。于此地，梁实秋想起了飘泊一生、有家难归的杜甫，感慨万端，心头涌起杜甫的诗句：“留滞才难尽，艰危气益增。图南未可料，变化有鲲鹏。”乱世羁旅，千古同嗟，想必梁实秋此时对杜甫这首诗的理解更有一份身世之慨吧。

    ⑧1938年夏，梁实秋以参议员身份来到重庆，几经周折，定居于重庆北碚。他与吴景超、龚业雅夫妇合建了一所瓦房，取名“雅舍”，不过是一所标准的四川乡下的低级茅舍，“窗户要糊纸，墙是竹篾糊泥制灰，地板踩上去颤悠悠的吱吱作响”。

    ⑨居重庆期间，梁实秋受邀出任教科书编委会主任一职。“抗战期间我有机会参加了这一项工作，私心窃慰，因为这是特为抗战时期需要而作的”。尽管任编委会一职全天工作，他却拒绝接受薪金，原因是他认为自己作参政员已领了一份津贴。当时他并不宽裕，以至于家人来到重庆后，生活立即陷入困顿之中，即使这样，他仍然坚持拒绝接受薪俸，并坦言：“人笑我迂，我行我素。”

    ⑩梁实秋具有深厚的中国文学基础，他的散文集《雅舍小品》，能在平凡中显真诚，于小节处蕴含哲理，最合乎知识分子的品味和格调，既博且雅，一派从容，篇幅虽不长，但能让人体会人生，参悟智慧。梁实秋精研西洋文学，但下笔却是最道地的中文，在温柔敦厚中又能力求儒雅简洁，绝无生硬欧化的痕迹。同时，我们也该看到他由家国之痛所引发的身世之感：“冬天一到，蚊子自然绝迹，明年夏天谁知道我还是否住在‘雅舍’。”跳跃的笔锋，转折的语意，清晰地传送出梁实秋内心的飘泊感和忧患感。

谢家麟：创新是没有终点的旅程

吴月辉

    2016年2月20日上午8时12分，中科院院士、著名物理学家谢家麟的生命停止在这一刻，享年96岁。

    2012年，92岁高龄的谢家麟获得了2011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当被问及数十年学术生涯中哪件事最值得自豪时，谢家麟笑笑说：“我就是胆子大，什么都不怕！”

    正是这种什么都不怕的闯劲，曾让年仅35岁的谢家麟名扬美国。那是1955年，他在美国芝加哥医学中心研制成功世界上第一台以高能电子束治疗深度肿瘤的加速器，开拓了高能电子束治癌的全新领域。研制这台医用加速器时，还有斯坦福大学4名教授级的专家也接了同样的工作，作为对手，谢家麟无论在资历上还是在可供调遣的人员和资源上，与他们都不在一个量级。因为是医用，这台加速器的要求格外高。“这件事以前没人做过，无例可循。但我觉得这是独当一面、锻炼自己的绝好机会，因此就毫不迟疑地接受了。”

    回国后，他又带领一批刚出校门的大学生，耗时8年建成了中国第一台高能量电子直线加速器。当时国内几乎没有人了解加速器。面对一个又一个困难，他说：“什么叫做科研工作？做科研工作就是解决困难。没有困难，那就用不着科研了。”

    1979年，已过花甲的谢家麟再一次“大胆”地投入到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的研制工作中。正负电子对撞机是世界高等加速器的一次革命，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科技，难度非常大。有人说，这就好比站在铁路月台上，想跳上一辆飞驰而来的特快列车。如果没有抓住，就会粉身碎骨。然而，由谢家麟带领的团队最终还是跳上了这辆“飞驰的列车”。

    这一次次因为“大胆”而创造的奇迹，皆源于谢家麟深厚的科学功底和坚持创新的精神。

    对于创新，谢家麟终生都在以身作则，即便是在耄耋之年也依然如此。80岁之后，他可以支配的自由时间越来越多，便将精力投入到了研究如何将低能电子直线加速器小型化的课题上，提出了“创新四部曲”，并最终研制成功。而谢家麟进行此项研究的初衷十分简单，他只是不愿陷入“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状态之中，希望继续发挥自己的能力做点有益的事情。

    谢家麟曾多次公开表达自己对于创新的理解。他认为，在研究的初始阶段，“跟踪”是必须的，假如不能处于和前人相近的水平，“超过”就无从谈起。然而，谢家麟更强调，要认清“跟踪模仿”与原创性发明是有很大差别的，他常说的一句话便是“原创是人天生的本性”。正是因为有了谢家麟这样的科学家，科研创新之路才永远不会中断，如他的自传书名一般，这是一段“没有终点的旅程”。

    谢家麟还十分重视科学实践当中的动手能力。谢家麟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在所有科技创新活动中，特别是实验领域的创新，要自己能够动手，才能掌握第一手的情况，知道关键问题的症结所在，而可做适当调整，最后达到预期目标。如果自己不懂动手，则犹如开车时需要一人观看路面情况，再转告掌管方向盘的人来调整方向。

    对于未来，谢家麟有着美好期许。他在自传中如此寄语青年人：“要立志做一个正直的人，一个正派的人，一个有良好素质的人，然后才是在科技领域作出伟大的贡献，推动我国社会的发展。这样，自己才会幸福，别人才会因你的存在而幸福，社会才会因你的知识而更美好。”

（选自《人民日报》（2016年02月22日）有删改）

相关链接：有人问谢家麟，是否后悔当年回国的决定。他的回答永远是：“不后悔，我做了正确的选择，回国使我有机会施展自己所学的知识，为祖国建设服务。”他曾对自己的孩子说过这样一句话：“如果一个人不能成为伟大人物，可以原谅，那是机遇和能力的问题。但不能成为一砖一瓦，那是不可原谅的。因为只要把精力放到一件事上，就不会无作为。”无论是科学大师还是普通人，都有自己的人生梦想。（余建斌《梦想需要加速器》）

魏景超：用心守护植物健康成长

    魏景超（1908～1976），我国著名植物病理学家、农业教育家。1930年毕业于金陵大学园艺系。1933年，他参加清华大学公费留美研究生考试，名列全国第一。1937年获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博士学位，后回国任职，在水稻病害研究、真茵分类学及植物病毒学研究上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魏景超幼年目睹农民颠沛、饥寒交迫，深感只有振兴农业，才能解决民生问题。立志于兴农的他，大学毕业后就以优异的学习成绩获“金钥匙”奖，并成为“斐陶斐”学会会员。在美国留学期间，他利用可利用的时间和设备，放弃节假日休息，参加暑期学校学习、参观实验室和农场、访问老教授，以获取知识，汲取经验和新的见解。在学校里，他更是抓住学校资源，勤奋刻苦。图书馆里，他埋头钻研；实验室里，他观察切片、制作标本，孜孜不倦。爱思、善学、勤问的他努力摄取国外新知识、新技术，汇集大量的宝贵文献与读书笔记。可惜的是，回国正值抗日战争期间，魏景超积累了四年的书籍、笔记随交运的美国轮船一起在日机轰炸下沉于太平洋底。

    回国后执教于金陵大学的魏景超，面对国内农业教材与国际水平的差距，边执教边精心编写讲义、教材。外出采集标本、调查农作物病虫害情况、拍摄照片、绘制讲解图表等，身体力行。他先后讲授过普通和高级植物病理学、作物病害、真菌学、细菌学、植物免疫学和病毒学等课程。出版有《普通植物病理学》《植物病理学实验指导》《真菌重要目、科、属分类检索表》等优秀教材、书籍。

    魏景超十分注重课前准备工作，细致地整理授课内容、思路，并结合当时最新研究成果的讲解以扩充学生的知识面，确保课堂的高效授课。课堂上，他条理清晰、深入浅出；实验室里，他仔细观察每个学生的操作，及时指正规范；野外实习时，他认真传授观察作物病情和采集标本的知识。对学生循循善诱的他更注重因材施教，对低年级学生侧重基础知识的把握，对高年级学生侧重独立探索、学习的能力培养。对跟随他研究学习的十几个学生，他按各人的进修计划进行个别指导，耐心细致，诲人不倦。抗日战争期间，他常到外校兼课，将其所得资助家在沦陷区或家境困难的同学，竭力培养农业人才。他要求年轻助教作充分的课前准备，上课时还经常跟班听讲，对缺点加以指正，给予必要的示范。严谨的态度、躬亲的姿态，用“心”教学的魏景超对学生和其他老师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水稻病害方面，魏景超先后发表8篇重要的学术报告及论文。他实地调查试验，足迹遍布江、浙、沪、闽、粤、桂、皖等近10个省市地区。他编写了《水稻病原手册》，详细记载了我国已发现和国外报道过寄生于水稻的约250种微生物，对重要病原菌简要说明其诱致的症状、发病因素和防治方法。该书作为诊断稻病的工具书，多年来为国内外同行所采用或引用。

    在真菌分类学上，魏景超亦有卓越贡献。1948年，魏景超重新鉴定了番茄漆腐病的病原菌，更正了其所属类别，还澄清并鉴定了豇豆和大豆叶斑病病原菌。晚年的他辗转在病榻与书桌之间，日夜辛劳长达6年，完成了《真菌鉴定手册》，填补了我国真菌鉴定工具书的空白。

    在植物病毒学研究方面，魏景超历来重视科学研究解决生产实际问题。早在上世纪40年代初期。他在成都附近调查烟草和番茄病害。之后又致力于华东地区十字花科蔬菜花叶病的考察、研究，阐明了常见病害的症状、病原、寄主范围及防治方法。尤其在油菜病毒研究方面，总结出油菜远村育秧、避蚜防病毒的有效措施。

    晚年身患重病的魏景超，仍心系国家。1956年江苏省昆山县油菜田发生严重病害之际，他在同志们搀扶下仍然在田间跋涉，观察油莱病情，同行者无不感动。

“以振兴中国农业为己任”，上下求索，魏景超用躬行的一生诠释了践行者的姿态。

（摘编自李姝昱《魏景超：用心守护植物健康成长》）

【相关链接】①分类研究并非易事，寻找理想标本，往往需要连续追索数年。有时能获得满意的结果，有时也会发生错误甚至失败，但魏景超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有错必纠，从不灰心丧气，总是再接再厉地干下去。（摘编自“魏景超纪念馆”）②一想到祖国多灾多难，倍受帝国主义的欺凌，他便忿然而起。他想自己是中国人，又是公费留学生，一定要刻苦学习，为国家争光，为民族争气。（摘编自《科普中国•科技名家风采录》）

赵忠贤：我就是一个普通人

邱晨辉

    在穿上西装，打上领带之前，75岁的赵忠贤看上去就是一个普通的老头，头发花白，操着一口东北口音。他难得盛装一次，缓步走上人民大会堂主席台，从国家主席习近平手中，接过象征科技终身荣誉的2016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证书。在当天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公报和传遍大街小巷的报道里，围绕这个老头的却是诸多的光环：我国高温超导研究的奠基人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两次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等等。

    他却反复强调：“我是一个普通人，做着自己喜欢的研究。”

    1959年，赵忠贤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技术物理学专业录取，1964年大学毕业并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在这里，赵忠贤刚开始的确只是一名普通的研究人员，研究的对象是超导。这时，我国的超导研究才刚起步，寻找高温超导更是天方夜谭。1973年，经周总理批示，一批年轻学生和学者被派往国外学习， 赵忠贤到英国剑桥大学进修，接触到了世界超导研究最前沿。1975年回国后，赵忠贤提出要“探索高临界温度超导体”。1987 年2月，赵忠贤及合作者独立发现液氮温区高温超导体，并在国际上首次公布其元素组成。国际上很多实验室验证了中国的工作，推动了国际高温超导研究热潮。就在这一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柏德诺兹指出：“赵教授及其同事们的研究成果是举世瞩目的，感谢他们为世界科技的发展和超导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赵忠贤等人的工作大大提升了中国物理学界的国际地位。1987年，赵忠贤作为五位特邀报告人之一参加了美国物理学会三月会议。中国科学家在国际上有这样的待遇，在当时是极其罕见的。这也标志着中国物理学家走上了世界高温超导研究的舞台。从那天开始，赵忠贤这3个字，不再普通。他被称作“北京的赵”，开始出现在国际著名的科学刊物，乃至大众媒体上。

    赵忠贤后来回忆，面对几千人参加的年会作演讲，他向世界展示中国超导研究的重大突破，这让他感到光荣与骄傲。但回到家，赶上蜂窝煤没了，他便脱下西装，蹬上板车载着儿子去买煤。这样的形象反差，真实地发生在这位“北京的赵”身上。他说，“是有点反差，但生活里，我就是个普通的人。”

    那一年的超导成果，获得了1989年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

    但这位“普通人”并没有因此止步于此。他继续坐冷板凳，一坐，又是20多年。无数次制备、观察、放弃、重新开始……2008年，赵忠贤带领团队创造了铁基超导体临界转变温度的世界纪录。

    2014年年初，赵忠贤凭借这一成果，带领团队再次问鼎象征着我国自然科学领域最高奖的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此前，这一奖项已经连续空缺3年。

    有人对赵忠贤说，一生能有一次机会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已是终身荣幸，你居然拿了两次。

    赵忠贤说：做研究时，从来没想到过会拿奖。之所以去做，只是喜欢。

    面对媒体的聚焦，这位普通的老头坦率而诚挚：“人活着要吃饭，将个人的兴趣与生计结合起来，是最理想的选择，而我恰巧很幸运。”

    50多年前，当那个年轻的赵忠贤孤身一人背起行囊来到北京的时候，中国的超导研究还刚刚起步，高温超导更是天方夜谭。

    今天，这位带领着团队突破超导研究禁区的东北汉子，已过古稀之年。身边已经凝聚了一支世界领先的中国高温超导研究队伍，中国的高温超导研究也已走在世界前列。

    在赵忠贤的书架上，摆着一张十分显眼的照片。照片上，他身着红白色滑雪服，双臂夹紧滑雪杆，身体微屈向前。

    这位“北京的赵”喜欢挑战：不光去滑雪，他还玩过漂流。

    就像做科学研究。他说，其快乐恰恰在于，那些新问题带来的挑战。他打了一个比方：我们口袋里装着许多把钥匙，同时还在不断制造新的钥匙，而其中只有一把能够开启科学之门。他要做的，就是通过不懈努力，制造、修改每一把钥匙，直到打开这扇大门。

(选自《中国青年报》，有删改)

雕刻火药一把刀——记航天特级技师徐立平

    固体火箭发动机是导弹武器装备的“心脏”，发动机推进剂燃面的尺寸和精度直接决定着导弹的飞行轨道和精准射程，燃面整形迄今仍然是一项世界性难题，再精密的机器依然无法完全替代人工。

    徐立平从事的工作需要极高的精准度，“而与精准相比，这个岗位的高危险性则更令人生畏”，他介绍说，固体燃料的特殊性，使得操作人员在整形时犹如躺在炸药包上，一旦刀具不小心碰到金属壳体，或摩擦过大发生静电放电，就会瞬间引起燃烧甚至爆炸。几千度的高温，操作人员一丝安全逃生的机会都没有。

    “1987年，我不到19岁，从技校毕业后，在母亲的建议下来到她曾经工作过的装药整形车间工作，虽然心里做足了准备，但进厂第一课的点火试验，现场巨大的轰鸣声和腾起的蘑菇云，还是把我看呆了，没有想到会这么危险。”徐立平回忆道。

    这堂课，给他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从那时起，他就暗下决心，要规避危险，唯有胆大心细，练好手中这把刀。

    由于固体火药有很强的韧性，含有粗糙的颗粒，用刀的力道很难把握，一刀切下去，药面很难保持平整，一旦切多或者留下刀痕，药面精度与设计不符，火药就不能按照预定走向燃烧，导致发动机偏离轨道，甚至爆炸。药面平不平，每次用刀切多少，都靠技术人员自己判断。为了练好手上功夫，徐立平就不停地琢磨和练习怎么用力、怎么下刀，比划着切、削、铲等基本功，揣摩着刀具切削量、切削角度、切削力度，手臂酸痛还不放下。上岗操作时他更是一丝不苟，虚心请教，一刀一刀地勤学苦练，多年下来练坏了30多把刀具，手却越来越有感觉，药面整度也越来越高。到后来，用手摸一下，他就知道如何修整出符合设计要求的药面，经过他整形的产品保持了100%的合格率。选择整形岗位，就意味着选择与危险为伍，与死神做伴。

    “有一次，我国某重点型号发动机进入研制攻坚阶段，连续两台发动机试车失利，又一台即将试车的发动机再次出现药面脱粘”，徐立平回忆道，为了彻查原因，当时在没有先进检测设备的条件下，专家组毅然决定，就地挖药，寻找“病根儿”。

    就地挖药，意味着要钻进已经装填好烈性推进剂的发动机燃烧室内，挖出浇注固化好的火炸药，而且挖药量极大，这在工厂历史上是头一次，艰难可想而知，危险更是不言而喻。

    然而没有丝毫犹豫，一支平均年龄30岁出头的突击队迅速组成。经验丰富的班组长打孔探明位置，车间主任当起了“首操作”，徐立平也主动请缨加入，成为最年轻的突击队员。

    狭小的空间，半躺半跪在成吨的炸药堆里，忍着浓烈而刺鼻的气味，突击队员们用木铲、铜铲小心翼翼一点一点抠挖。高度的紧张和缺氧，使得每人每次在里面最多只能干上十几分钟。而作为最年轻的突击队员，徐立平每次进去总要多坚持几分钟，“当时，在里面除了挖药的沙沙声，都能听到自己紧张的心跳。”

    就这样，如同蚂蚁搬家一般，历时两个多月，突击队挖出300多公斤推进剂，成功找到了故障原因，修复后的发动机地面试车圆满成功。任务结束后，徐立平的双腿疼得几乎无法行走，“只要组织和任务需要，我仍会毫不犹豫地上!”

【相关链接】①徐立平，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四研究院7416厂固体火箭发动机燃烧室药面整形工，航天特级技师。曾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摘自《百度百科》）

②…每一件大国利器，都离不开你。就像手中的刀，二十六年锻造。你是一介工匠，你是大国工匠。（2015年感动中国人物颁奖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