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耕望：中国史学界的朴实楷模

余英时

    1973—1975年，严耕望是哈佛燕京社的访问学人。那时他已在中古政治制度史的领域内卓然成家。但在这期间，他仍然孜孜不倦地苦读。每天早晨在图书馆前面等着开门，下午图书馆关门，他才离开。1979年春，严耕望应聘到耶鲁大学历史系担任访问教授。和哈佛时代一样，他天天早到晚退，伏案用劝。哈佛和耶鲁两度共学，我亲身体认到耕望是将全副生命献给学问的人，真正达到了“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的境界。他自己曾明白说过，他一生从不求多赚一分钱，也不想增加一分知名度，因此避开任何不必要的活动，以免浪费宝贵的光阴。1979年他在耶鲁的期间，正值大陆社会科学院代表团前来访问，我在家中接待代表团，邀请耕望与会，但他婉辞了，因为他坚守其“避开任何不必要的活动”的原则。这种“澹泊自甘、寂寞自守”的性格和他治学的勇猛精进、锲而不舍，恰好互为表里、刚柔相济。

    耕望的生命虽然彻底地与学问合一，但他既不是不晓事的书呆子，更无世人想象中那种专家学者的傲僻。相反的，在日常生活中，他是一个最通情达理并且随时随地为别人着想的人。无论是对他的家人、师友、学生或同事，他都抱着一份诚挚的情意：任何人曾对他有过一点帮助，他都永志不忘。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读他那些大著作的序跋，便可以获得生动的印证。在学问方面，他一向持严格的标准，决不稍有假借。然而他在摘发别人的失误时却从无例外地隐去失误者的名字。他曾说，他一向以道家自处而以儒家待人，这是恰如其分的自我解剖。他从不争浮名和权位，对于物质生活的要求也低到无可再低，宾四师说他的性格“似为柔退”，这些确可以说是近于道家的，然而也未尝不与儒家相合。他平常表现在外的是“柔逊”，但在大原则上却持之甚坚，内心自有不可逾越的尺度。

    耕望的研究领域是制度史和历史地理。他的著作无一不从规模浩大、笼罩全面的研究中产生。以《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而言，表面上看来似为一种概括式的专史，但认真的读者一定会发现，书中每一章每一节都有精密考证的创获。不过他所做的是地毯式的全面考证，而不像多数考证那样，只是蜻蜓点水式的。全面考证必须建立在两个先决条件之上：第一、事前有周密的通盘计划，第二、从计划到执行需要长时期的持续努力。据我的大略估计，《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的完成先后越二十年；《唐代交通图考》更是惊人，几乎是半个世纪了。耕望的著作初看好像只是中国传统考证史学的延续，其实由于他一直注意现代社会科学的新观点，他的论断已不是传统史学所能范围。他的《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秦汉卷》便已参考了一部《各国地方政府》的中译本，《唐仆尚丞郎表》从传统一方面看固可说与清代徐松《登科记考>同属一类而精密过之。

    耕望论现代中国史学家，特别推崇陈垣、陈寅恪、吕思勉和宾四师为“四大家”。他于四大家的优点则能兼收并揽：他的规模弘大承自宾四师，辨析入微取诸陈寅恪，平实稳健尤似陈垣，有计划而持之以恒则接武吕思勉。他在史学上终能达到通博与专精相反相成的境界绝不是幸致的。

    苏东坡说：“非才之难，所以自用者实难！”现代中国史学界没有人比耕望更能自用其才的了。陆象山说：“今天下学者，惟有两途：一途朴实，一途议论。”耕望木讷寡言，终其身与“议论”无缘，他走的是彻头彻尾的“朴实”的道路。

（选自《中国史学界的朴实楷模——敬悼严耕望学长》，有删改）

杨绛的亲情守望

云之端

    ①传说中的“南沙沟”，离钓鱼台国宾馆极近，里面清一色三层旧式小楼，楼距很宽，中间是静谧的乔木和草坪。据说，这里几百户人家中，没有封闭阳台也没进行装修的，只有杨绛一家。1977年春，钱钟书一家告别学部办公室的蛰居生活，搬到此处新宅，这也是他人生中的最后居所。三十多年来，这是一个略显寂寞的地方，因为主人罕有的孤独；但它也不断迎来送往，因为主人稀世的分量。

    ②钱杨是无锡同乡，1932年相识，1935年喜结良缘，恩爱六十多年。

    ③“文革”初期，别人被斗得狼狈不堪，钱钟书却顶着“活无常”式的高帽子，胸前挂着名字上打叉的大牌子昂首阔步，任凭街上的孩子哄闹取笑，既不畏缩也不惶悚。在暴虐横行、风声鹤唳的年代，瘦弱的杨绛还有过“壮举”。“外人看去她是柔弱的娇太太，面对阶级斗争肯定吃不消或者往后退缩的样子，但有一次，她真的让我刮目相看!”叶廷芳回忆说，“1966年夏的一次批斗会，‘文革’初期钱钟书被贴了大字报，杨绛就在当中一角贴了个小纸条澄清。后来群众批牛鬼蛇神，全所一百多人面前，把八九个人都拉出来批斗，站一排，杨绛站在最右边，其他人都低着头，你说什么都接受，就算不符合事实也不敢说话，就她一个人，脸涨得通红。他们逼问杨绛，为什么要替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翻案。她跺着脚，怒不可遏地据理力争：就是不符合事实!就是不符合事实！这次以后我就对她刮目相看了，一方面是她的勇敢行为，另一方面是她对丈夫的忠贞，绝不允许有不符合事实的批判。”

    ④1969年11月，年近花甲的钱钟书告别妻女先下了五七干校，学问通透的他，侍弄煤、锅炉却是外行，水总是烧不开，被大家笑称“钱不开”。半年后，杨绛也来到干校，两个人不在一个连，但能偶尔相聚。杨绛在“菜园班”，白天由她看管菜园，她就利用这个时间，坐在小马扎上，用膝盖当写字台，看书或写东西。钱钟书担负送信工作，每天下午四五点左右，他去“公社”取件时，总要绕道百十来步看他的妻子，杨绛把自己写的东西递给他，他一般就站在那儿看。

    ⑤在信阳的日子，杨绛依然和别人不同，似乎总是“笑嘻嘻的”，还对大家说“文革”对她最大的教育就是与群众打成一片。只是有一次，大家都在劳动，菜地旁边突然起了个坟堆，她说，死的人多冷啊，坟地里草都没有……当时是夏天，大家还奇怪她怎么会想到冷。事实上，那时候的杨绛刚刚遭遇丧婿之痛。

    ⑥1997年，钱杨二老的独女钱瑗去世，一年后，缠绵病榻的钱钟书也走了。“钟书病中，我只求比他多活一年。照顾人，男不如女。我尽力保养自己，争求‘夫在先，妻在后’，错了次序就糟糕了。”钱钟书缠绵病榻的日子，全靠杨绛一人悉心照料。菜都做成糊状，鱼要做成粥，一个小刺都不能有，都是杨绛一根一根剔掉的。

    ⑦“钟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逃到哪里去呢？我压根儿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敛起丧亲之痛，当年已近九十高龄的杨绛开始翻译柏拉图的《斐多篇》。人们惊讶地发现，没多久，这位纤小瘦弱的老太太在忘我的文字中硬硬朗朗地站起来了!

    ⑧十多年来，面对时间这位严酷的判官，杨绛越战越勇：翻译、写作之外，她还一人揽下了整理钱钟书学术遗稿的工作，那是几麻袋天书般的手稿与中外文笔记，恐怕难以想象，一个老人居然能扛下如此超负荷的重担。

    ⑨对于悲痛和酸楚，她却从不多著一字，潺潺缓缓，举重若轻。

(摘自《时代报告》有删节)

引得春风度玉关

    唐代诗人王之涣在《凉州词》中写道：“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这一情形在1000多年后有了根本的改观。光绪五年(1879年)，新任帮办甘肃、新疆善后事宜的杨昌浚目睹了左宗棠在西北的所为，赋诗一首：“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

    左宗棠不仅是个军事家，他对于发展西北的经济也颇为关注。鉴于甘肃“地气高冷，节候暑少寒多，物产甚稀，……民间无衣之苦，甚于无食”的状况，他建议广种棉田，以解决穿衣问题。他认为甘肃凡是可种罂粟的向阳肥暖之地，都适宜种棉花。于是，他不仅通令下属各地严禁种植罂粟，劝告农民广种棉花，还采购纺车织具，设立专门机构，雇请民妇来教习纺织，并刊行《种棉十要》及《棉书》，分行陕、甘两省，目的在于“拔恶卉而植嘉苗，为一举两得计也”，期望这些举措能“为甘省开万年之利”。

    左宗棠在西北注意修河、治路，于沿河、沿路“广种榆柳”，“数年来陇中遍地修渠、治道、筑堡、栽树”。尤其是植树绿化举措颇得后人称赞，他命令“自径州以西至玉门，夹道种柳”，这些柳树“连绵数千里，绿如帷幄”，被后人艳称为“左公柳”。

    收复新疆之际，为解决粮食供给问题，左宗棠主张开荒屯田和兴修水利。这固然出于军事目的，却也具有开发大西北的用意。他令张曜率军在哈密办屯垦、水利，垦得荒地19000余亩，获粮数千石。他还善于因地制宜，依据新疆许多地方“可渔可牧，不必垦田种粟亦可足民”的特点，认为“西北之利，畜牧为大；而牧利又以羊为长，其毛可织，其皮可裘，肉可为粮，小民日用所必需用也，何必耕桑然后致富？长民者因其所利而利之，则讲求牧务，多发羊种宜矣。”这些主张对他后来率军收复新疆极为有利。

    把近代机器生产引入西北，更是左宗棠的一大功绩。同治七年(1868年)，左宗棠在参与镇压捻军后抵西安，他为解决所部使用的军火从上海等地采办价值甚昂的问题，决定在西安设立机器局。同治十一年，左宗棠进住陕甘总督任所，他将西安机器局的机器搬至兰州，创办了兰州机器局，以精通西洋枪炮制作的记名提督赖长为该局总办，并从福建、浙江、广东等地抽调了技术工人，主要生产枪、炮、子弹、炮弹。兰州机器局的设立，既有镇压回民起义的用意，更有收复新疆之图，因为在该局创办前一年，俄国已派兵占据伊犁，左宗棠便在筹划收回伊犁时提出“精求枪炮”的主张。很明显，他在兰州设局是为了实现这一主张。

    光绪三年（1877年），赖长在兰州机器局内试制了一台织呢机，用甘肃所产羊毛织成一块绒布，呈送给左宗棠验看，受到了左宗棠的称赞。于是，左宗棠打算从国外购买全套织呢机，他写信并附赖长所绘织机图给在上海的采办委员胡光墉，以甘肃羊毛、驼绒均易购取，煤也易得，只要有机器便省工力等由请他从德国访购织呢机器。直到光绪五年，织呢机器才全部运至兰州。织呢局正式开工，中国第一家纺织工厂在西北诞生，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创办兰州织呢局被左宗棠视为“气象更新”之举，高兴之余，他还费尽苦心就地取原料，想以成本低廉来抵制洋呢进口。但是，兰州织呢局的生产并不像他预期的那样理想，所织成的呢绒品质很坏，几乎不能出售，品质上和价格上都比不上外国呢绒，即便把产品运到各通商口岸，也比从欧美输入呢绒要贵多了，再加上局中被安置了大批“干领薪俸”的冗员，兰州织呢局在创办后仅4年就被迫停办。左宗棠经营近代民用企业的这次尝试未能成功，但他勇于在风气未开的情况下把机器生产率先引入西北，已是一个创举。

（摘编自孙占元《左宗棠评传》）

在梦的远方

林清玄

    ①有时候回想起来，我母亲对我们的期待，并不像父亲那样明显而长远。小时候我的身体差、毛病多，母亲对我的期望大概只有一个，就是祈求我的健康。为了让我平安长大，母亲常背着我走很远的路去看医生，所以我童年时代对母亲留下的第一印象，就是趴在她的背上去看医生。

    ②我不只是身体差，还常常发生意外。3岁的时候，我偷喝汽水，没想到汽水瓶里装的是“番仔油”（夜里点灯用的臭油），喝了一口顿时两眼翻白，口吐白沫，昏死过去了。母亲立即抱着我以跑百米的速度到街上去找医生，那天是大年初二，医生全休假去了，母亲急得满眼泪，却毫无办法。“好不容易在最后一家医生馆找到医生，他打了两个生鸡蛋给你吞下去，又有了呼吸，眼睛也张开了。直到你张开眼睛，我也在医院昏过去了。”母亲一直到现在，每次提到我喝番仔油，还心有余悸，好像捡回一个儿子。听说那一天她为了抱我看医生，跑了将近10公里。

    ③由于我体弱，母亲只要听到什么补药或草药吃了可以使孩子身体好，就会不远千里去求药方，抓药来给我补身体，可能是补得太厉害，我6岁的时候竟得了疝气，时常痛得在地上打滚，哭得死去活来。“那一阵子，只要听说哪里有先生、有好药，都要跑去看，足足看了两年，什么医生都看过了，什么药都吃了，就是好不了。有一天，一个你爸爸的朋友来，说开刀可以治疝气，虽然我们对西医没信心，还是送去开刀了。开一刀，一个星期就好了。早知道这样，两年前就送你去开刀，不必吃那么多的苦。”母亲说吃那么多的苦，当然是指我而言，因为她们那时代的妈妈，从来不会想到自己的苦。

    ④过了一年，我的大弟得小儿麻痹，一星期就过世了，这对母亲是个严重的打击。由于我和大弟年龄最近，她差不多把所有的爱都转到我的身上，对我的照顾可以说是无微不至，并且在那几年，对我特别溺爱。例如，那时候家里穷，吃鸡蛋不像现在的小孩可以吃一个，而是一个鸡蛋要切成“四洲”（就是四片）。母亲切白煮鸡蛋有特别方法，她不用刀子，而是用车衣服的白棉线，往往可以切到四片同样大，然后像宝贝一样分给我们。每次吃鸡蛋，她常背地里多给我一片。有时候很不容易吃苹果，一个苹果切12片，她也会给我两片。有斩鸡，她总会留一碗鸡汤给我。

    ⑤可能是母亲的照顾周到，我的身体竟然奇迹似的好起来，变得非常健康，常常两三年都不生病，功课也变得十分好，很少读到第二名。我母亲常说：“你小时候读了第二名，自己就跑到香蕉园躲起来哭，要哭到天黑才回家，真是死脑筋，第二名不是很好了吗？”

    ⑥但身体好、功课好，母亲并不是就没有烦恼。那时我性格古怪，很少和别的小朋友玩在一起，都是自己一个人玩，有时自己玩一整天，自言自语，即使是玩杀刀，也时常一人扮两角，一正一邪互相对打，而且常不小心让匪徒打败了警察，然后自己蹲在田岸上哭。幸好那时候心理医生没有现在发达，否则我一定早被送去了。“那时庄稼囡仔很少像你这样独来独往的，满脑子不知在想什么。有一次我看你坐在田岸上发呆，我就坐在后面看你，那样看了一下午，后来我忍不住流泪，心想：这个孤怪囡仔，长大后不知要给我们变出什么出头，就是这个念头也让我伤心不已。后来天黑，你从外面回来，我问你：‘你一个人坐在田岸上想什么？’你说：‘我在等煮饭花开，等到花开我就回来了。这真是奇怪，我养一手孩子，从来没有一个坐着等花开的。’母亲回忆着我童年一个片段，煮饭花就是紫茉莉，总是在黄昏时盛开，我第一次听到它是黄昏开时不相信，就坐一下午等它开。

    ⑦我15岁就离家到外地读书了，母亲因为会晕车，很少到我住的学校看我，我们见面的机会就少了。她常说：“出去好像丢掉，回来好像捡到。”但每次我回家，她总是唯恐我在外地受苦，拼命给我吃，然后在我的背包塞满东西。我有一次回到学校，打开背包，发现里面有我们家种的香蕉、枣子；一罐奶粉、一包人参、一袋肉松；一包她炒的面茶、一串她绑的粽子，以及一罐她亲手淹渍的凤梨竹笋豆瓣酱……一些已经忘了。那时觉得东西多到可以开杂货店。

    ⑧那时我住在学校，每次回家返回宿舍，和我一起的同学都说是小过年，因为母亲给我准备的东西，我一个人根本吃不完。一直到现在，我母亲还是这样，我一回家，她就把什么东西都塞进我的包包，就好像台北闹饥荒，什么都买不到一样。有一次我回到台北，发现包包特别重，打开一看，原来母亲在里面放了八罐汽水。我打电话给她，问她放那么多汽水做什么，她说：“我要给你们在飞机上喝呀！”

    ⑨高中毕业后，我离家愈来愈远，每次回家要出来搭车，母亲一定放下手边的工作，陪我去搭车，抢着帮我付车钱，仿佛我还是个3岁的孩子。车子要开的时候，母亲都会倚在车站的栏杆向我挥手，那时我总会看见她眼中有泪光，看了令人心碎。

    ⑩要写我的母亲是写不完的。我们家5个兄弟姊妹，只有大哥侍奉母亲，其他的都高飞远扬了，但一想到母亲，好像她就站在我们身边。

    ⑪母亲常说：“有很多梦是遥不可及的，但只要坚持，就可能实现。”她自己是个保守传统的乡村妇女，和一般乡村妇女没有两样，不过她鼓励我们要有梦想，并且懂得坚持，光是这一点，使我后来成为作家。

    ⑫作家可能没有做官好，但对母亲是个全新的经验，成为作家的母亲，她对乡人谈起我时，为我小时候的多灾多难、古灵精怪全找到了答案。

（文章选自林清玄散文《在梦的远方》有刪减）

背叛炊烟

胡宗波

“背叛”炊烟，需要勇气。

生活在鄂西南山区的人，似乎从出生之日起，就已被命运圈养在了重重大山怀抱里，整日里要和炊烟相依为命。

或许是命运的驯化，温顺的山区人顾家，更恋家。每天，村人执拗地在炊烟上挂满家的味道，倔强地把炊烟定格成为家的方向。一天天，一年年，炊烟被雕琢成了人们心灵的归宿，剪不断，理还乱。很多人甚至一辈子都没走出炊烟划出的半径。

靠山吃山，靠山烧山，这是人类生存的不二法则。

人们要想烧熟一日三餐，烧旺日子，离不开添柴加火。为了孵化出炊烟，在每家每户的日常规划中，砍柴可不是小事。人们清楚，谁懈怠了砍柴，谁就是和日子过不去，必将遭到肚子的报复。我一直认为，我是炊烟喂养大的。少时的我，对炊烟的惦念近乎痴迷。甚至刚吃了饭，就挂念起了炊烟，盼它早点站在屋檐上，手搭凉棚，呼唤我的乳名。

在我眼里，炊烟就是宣布吃饭的口令。

在那个饥肠辘辘的年代，对于还是个孩子的我来说，食物散发出的诱惑，无疑令我无法抗拒。至于下顿将着落在哪儿，我大抵是不会去理会的。我心里只有炊烟。发展到了最后，就算全村的炊烟同时升起，哪一道炊烟是自家的，我能一眼分辨出。

那时，炊烟不仅滋润了我的肠胃，也滋润了我的梦。

可我从来不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相反，我回报给炊烟的，大多是怨，是恨：恨它营养不够丰富，恨它花样太过单一，更恨它有时还填不饱我肚子。

与我对炊烟的矛盾态度相比，父母从来怀着一颗虔诚之心。他们能看懂炊烟的表情，也能读懂炊烟的语言。炊烟生病了，父母精心呵护着，助它早日康复；炊烟失落了，父母安慰开导着，帮它尽快振作。炊烟有灵性。虔诚的心，换来了炊烟的信任。它配合着父母，苦苦支撑着摇摇欲坠的日子。

然而，在父母虔诚的背后，其实也蜷缩着一颗不安分守己的心。父母领着我在日子里摸爬滚打的同时，矢志不渝送我去读书。他们已领教了日子的苦。他们不想将这种苦留成“财产”，等我去继承。为了孩子长远计，父母替我谋划着对炊烟的“背叛”。

⑬背叛，是需要勇气的；勇气，则需要成本。为了抵抗不断膨胀的生活，搀扶起勇气，父母几乎把腰弯得和大地平行，瞪大疲惫的眼睛，在日子里翻拣着能对抗生活的元素。其间，父母还要顶住村人随手扔来的冷嘲热讽。那大都是些认为读书没用的村人。他们将自己的讽刺和挖苦当“礼物”，总是不失时机地免费赠送。

父母是孩子一生中最重要的向导。站在父母的“背叛”上，我把父母的期望打包，系在肩膀上，在“背叛”的道路上愈走愈远。若干年后，我彻底“背叛”了炊烟，走出了乡村。

在异乡，任我踮脚眺望，却看不到一丝炊烟。内心的空虚惆怅如同滚着的雪球。

⑰在炊烟的浸泡里长大的人，炊烟就是他的根。一个人，一生里烙印着三条根，那是从国别、地域、家庭三者文化差异中沉淀出来的。“背叛”了炊烟，就斩断了地域和家庭这两条根，我这一生，注定将处于失根后的无根状态。这时，在记忆里存活的新鲜炊烟，仿佛一封封家书，用眼眸盖上思念的邮戳，不时呼唤着我回去。

每一年，我都会回故乡，只为亲手摸摸升腾的炊烟。摸着它，我才能暂时找回丢失已久的乡音，才能短暂回收久违了的内心踏实。，

这些年，每次回去，家乡都有变化。村人的生活水平真正像是芝麻开花。在欣慰的同时，我却觉得与故乡又生疏隔膜了几分。现代化的炊具，不断打压着炊烟氤氲的范围。我希冀的炊烟，越发地单薄瘦削。

尽管，那些还对炊烟心怀感恩的人，就像我父母，还忍受着烟熏火燎，顽强地坚守着，但他们培育的那点炊烟，不过蚍蜉撼树。

我知道，终有一天，故乡会被膀阔腰圆趾高气扬的现代化日子改写。

我也知道，总有一天，我再也看不到炊烟。

我更知道，一缕缕炊烟，终会在我记忆的窖藏中酝酿成一种乡愁，继而在我的记忆里，站成一道道风景，更站成一位位亲人。

背叛，总是要付出代价。没有了炊烟，也就失去了故乡，再也没有远道而来的消息，能把一种叫幸福的感觉催生。

失去了炊烟，我们注定还有别的希望。

《人民日报》（2014年9月24日2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