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门前

卡夫卡

    在法律门前，站着一个门卫。一个农村来的男人走上去请求进入法律之门。但是门卫说，现在还不能允许他进去。那男人想了想，问是否以后可以进去。门卫说：“那倒有可能，但现在不行。”看到法律之门像往常一样敞开着，而且门卫也走到一边去了，于是那男人弯下腰，想看看门内的世界。这一切被门卫看见了，就笑着说：“如果它那么吸引你，那你倒是试试冲破我的禁锢进去呀，但是请记住，我很强大，而且我只是最小的一个门卫。每道门都有门卫，而且一个比一个强大，那第三个门卫就连我也不敢看他一眼。”困难如此之大是那农村男人始料未及的，他以为法律之门对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是敞开的，但是现在当他仔细观察了那穿着皮大衣的门卫，看见他那尖尖的鼻子、黑而稀疏的鞑靼式的长胡子，就决定还是等下去为好，直到获准进去为止。那门卫递给他一只小板凳，让他在门旁边坐下。他坐在那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做了很多尝试想进去，并不厌其烦地请求门卫放行。门卫只是漫不经心地听着，又问他家乡的情况以及许多事情。他这样不痛不痒地提问着，俨然一个大人物似的，而最后却总是说还不能允许他进去。那男人为这次旅行作了充分的准备，现在他用一切值钱的东西来贿赂门卫。门卫虽然接受了所有贿赂，但却说：“我接受礼物只是为了使你不致产生失去了什么的错觉。”

    多年过去了，这期间，那男人几乎是目不转睛地观察着门卫，他忘记了其他门卫的存在，似乎这第一个门卫是他进入法律之门的唯一障碍。他咒骂这倒霉的遭遇。开始几年，他的举止还无所顾忌，说话嗓门高大，后来日渐衰老，就只有咕咕哝哝、自言自语了。他变得很幼稚，由于长年观察门卫，所以连他皮衣领子上的跳蚤也熟识了，于是他也请求它们帮忙，以改变门卫的态度。最后他目光黯淡，搞不清楚是四周真的一片黑暗呢，还是他的眼睛出了毛病。不过他现在在黑暗中发现了一丝亮光，它顽强地透过法律之门照射出来。现在他命在旦夕，临死之前，过去的所有经历在他的脑海里聚成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他至今还没有向门卫提出。他示意门卫过来，因为他身体僵硬，已经不能站起来。两个人身高的变化使那男人相形见绌，矮了一截，所以门卫必须深深地弯下腰，然后问道：“现在你究竟还想知道什么？”又说：“你太贪得无厌。”那男人说：“大家不是都想了解法律是什么吗？为什么多年以来除了我再无别人要求进入法律之门？”门卫发现那男人已行将就木，为了能触动他失灵的听觉器官，就吼叫着对他说：“其实其他任何人都不允许从这里进去，因为此门只为你一人所开。现在我要关门走人了。”

骑在马上

向东

    从小镇到达草原有四十多公里，要分派各区乡的信件非常麻烦，邮局把邮递员的名额给了嘎绒。培训后，嘎绒带回一匹黄色的马，牵到每一个黑帐篷门前，邀请人家出来观看。草原上对马本不稀罕，马也并无特色。嘎绒牵着它对牧民们说：“这是公家的马，每个月都配有口粮。”他顿一顿，带点羞涩说，“我也成了公家的人。”公家人嘎绒，这是牧民们给他的新称谓。

    第一次领到工资，他给黄马购了三只铜铃，铜铃声音极响，成天叮叮当当。远远听见铃声，大家就知道嘎绒来了，最初是公家的人盼他来，邮件大部分是区乡公务人员的，极少有邮件要给牧民。但是常有牧民让他带口信，求他帮着买点啥带回来，或带什么东西去别处，有的要他帮助卖掉新鲜的酥油。嘎绒高高骑在马上，听了别人的请托，并不点头答应，只管走自己的路。但下次来，他一定已带上别人嘱托的东西。后来，各牧场的人都随工作人员一样有了习惯，汇聚到路口，像欢迎某位要人。遇上谁要请他去家里喝碗茶，他的表情显得有些冷漠，摆手说忙。

    黄马是嘎绒的心肝，路上，只要他没醉酒，基本不骑它。最初他牵着缰绳和它并排走，后来他跟在马屁股后，像马领他走。快到区乡，他才翻身上马。听说别的邮递员把配给马的饲料都换了其他东西，只让马吃青草。嘎绒讨厌。公家的马才有胡豆，吃青草的马多了，吃胡豆的马能有几匹？他对这事非常死板，配给马的饲料一个月三十斤，他每天喂马一斤，拿秤严格称了来，一两不差不少。他精心照顾，原本毫无特色的大黄马也长得膘肥体壮，精气十足，着实让人喜爱，就有人想去骑黄马，他摆着双手，一点脸面也不给别人。大家私下里讲，这匹马连他阿妈可能也不会让骑的。

    二十多年过去了，嘎绒的头发花白了，那匹马也老了。在牧民心目中，嘎绒还是那个风雨无阻的人，那个斜歪着骑马的人，那个不能相信他说话但能相信他做事的人。

    一天早晨，嘎绒骑着大黄马去邮件交换点，看见公路一侧搭了许多简易的工棚，上前寻问，说是要修建通村公路。

    路一天天加长，比想象中更快。两月之后，一条可以行驶一辆小卡车的小土路通到了几个乡上。县上为这搞了一个庆典。掌声如雷，嘎绒感觉心跳得厉害，眼睛莫名其妙就潮湿了，忍都忍不住。邮局的领导也来了，还专门找他谈了话，因为激动，嘎绒没理解人家讲话的内涵。邮局领导说：“路修通，我们的邮政事业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迈向了更高的平台。”嘎绒由于眼睛潮湿，不好意思抬起头，嗯嗯地应着，听领导继续说：“你在这没路的草原上跑了二十多个年头，贡献不小啊，不过现在好了，你可以安安心心休息了，考虑到你在这二十多年的奉献，基本工资会一直照发，到退休，就拿上退休工资了。”嘎绒好不容易将那潮湿的眼睛忍干涩，抬起头来，眼睛通红，看看邮局领导，还嗯嗯地应着。

    第二天一早，嘎绒从小土屋出发，骑马取邮件，他看见一辆三轮摩托车突突突地响着飞驰而去，骑摩托的人是个穿绿衣服的小伙子。嘎绒勒住马，看他很快没了踪影，感慨比骑马快多了。来到交换站，站里那个熟悉的老头一见嘎绒，说：“你怎么来了？”

    嘎绒说：“我来取邮件啊。”

    老头说：“昨天领导已给你交代了嘛。”

    嘎绒这才悟出有什么不对，说：“当时激动，我没听清楚。”

    老头说：“送邮件的换年轻人了，骑三轮摩托车去送，你可以好好休息了。”

    嘎绒说：“马怎么办？”

    老头说：“这么多年了，马自然是你的，现在你一样能领到钱，到年龄还能拿上退休工资，多好的事，把马牵回去，干吗找这累受。”

    嘎绒点点头说：“不做事，那工资也不好意思要啊。”说着，默默地牵马走了。

    那天许多人都看见嘎绒牵着马，一路淌着眼泪哇哇哭。

    这以后嘎绒的许多习惯都没了，他回到牧民的生活模式。只是每月他都会牵马来到镇上的粮站，自己掏钱买三十斤胡豆再回去。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节）

归来

女真

    李大壮心疼。广州开往沈阳的火车票，两张票多花了二百。二百块钱哪！冯秋萍知道了，更得心疼！在老家，冯秋萍抠门儿是有名的。吃不舍得，穿不舍得。养了一水塘的鸭子，鸭蛋腌咸了，端午那天，一家三口一人一只，剩下的卖给来水塘钓鱼的。他们家的鸭子在水塘里放养，不喂饲料，吃过的都说好。冯秋萍还不舍得穿。五年前的一套红秋衣，已经洗得没底色了，除了夏天，一直套在身上。

    ①车厢里挤满了回东北过年的老乡。行李架上塞得满满的，从广州出发时，过道上就有站着的了。李大壮和李强，有座位。李大壮靠窗，李强挨着过道，父子俩肩挨肩，睡一会儿醒一会儿，谁也不说话。两年前，年根儿底下，母子俩南下和他会合。李强在鞋厂学徒，冯秋萍给食堂摘菜洗碗。一家三口，年在哪儿都是过，省了路费，还有春节加班的额外补贴，挺好的事儿。没想到，这个元旦刚过，冯秋萍突然肚子疼。肚子疼她向来不当回事儿。肚子疼对女人来说还算病吗？她不肯吃药。忍不住了，买了两盒止疼片。两盒药吃完，还是疼，疼大发了，冒冷汗珠子，发烧，这才舍得去医院。去医院的路上，冯秋萍说：“我想回家过年。”

    就为她这句话，李大壮安排了这次行程。

    火车有节奏的晃动让他昏昏欲睡。儿子李强不肯说话。李大壮知道为什么。这孩子，还生气呢。那也没办法。天下没有卖后悔药的。他也生气，生自己的气，气自己为什么没早带媳妇去医院。问题是：生气有用吗？！

    车过山海关。蓝天、白雪覆盖的原野，透明的空气，那是白天应有的景象。现在，外面一片黑暗，他却精神起来，再也睡不着。瞟了一眼儿子。李强睡得正香。毕竟是孩子啊！一家三口，其实最适应广东气候的，就是儿子。他从来没说过想家的话。过完年李强肯定要回南方。李大壮没想好自己回不回去。临走时，他跟老板说的是活话儿。他还有退路。问题是，他还能回去吗？那个城市，让他心疼！

    火车终于在北站停下时，李大壮的腿，已经有些抬不起来了。左手拎着包裹，右手提着旅行袋。儿子扛着大编织袋，里面装着一家三口的四季衣裳，还有冯秋萍嘱咐他给老人买的过年东西。

    ②冬天的早晨，冷，心脏好像被冻小了，往胸腔里缩着，呼出的每一口气都化成白霜，在空气中留下痕迹。这样的冷，曾经让他想念，现在，却让他伸出的手很快僵硬起来。

    通往靠山屯的长途汽车上，李强仍旧不跟他说话。他的心咚咚跳着，像一个没经历过世面的年轻人。在北站，他给村里打了电话，庆魁说去汽车站接他们。挂甲屯、毛屯、姚千户、杨千户，然后就是靠山屯了。他们在靠山屯下了车，候车亭前，聚着好几十人。有男人，也有女人。都是来接他们的！庆魁冲在最前面，问他：“我二嫂呢？”

    李大壮的泪一下子就流了出来。从上车，第一次有人问他话！家乡话！

    李大壮举起手里的包袱。包袱里是一只精致的骨灰盒。五百块钱买的。一路上，他没敢打开看，怕惊着周围的乘客。

    “怎么不早送医院呢？！”在沉默而哀戚的目光中，李大壮看出了乡亲们的心里话。是啊，怎么不早送医院呢？！广州医院的大夫也这样责问他。止疼片吃完了，还疼，疼得冒冷汗，发烧，说胡话，哭爹喊娘，这才张罗去医院。李大壮的媳妇冯秋萍，这辈子就住过一次医院。大夫说，太迟了，肠穿孔。怎么不早点送来？！

    现在，面对眼前的这些乡亲，他忽然明白了，儿子跟他生气是对的。媳妇这辈子活得太屈，吃没吃上、穿没穿上。最后一次，他得让女人活得值，他得大办，请吹鼓手来，请扎纸活儿的来，把村长请来主事。因为村长收回养鱼塘，李大壮跟他翻脸，一气之下去了南方。现在，人家到车站来接你了，你还计较那些事儿吗？看在女人的面子上吧。

    过小年的头一天，靠山屯鼓乐震天。

    李大壮一家，从南方回来过年了。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阿庆基“造反”

[芬兰]本蒂·韩佩

    一条板凳安放在路旁，只要行人累了，就可坐下休息。累了!是的，难道这还有什么奇怪的吗？一个人在七十年岁月里要跨出多少步子啊——短的、长的、急的、慢的。板凳被发明和制造出正是为了

    人们能够坐它。或许这条板凳还有别的目的，因为冷饮亭就在它的旁边……

    托比亚斯·阿庆基多次感到奇怪，这条板凳看完全是条普普通通的板凳，人们仅仅是在散步途中想让腿脚歇上一歇时，才意识到它的存在。

    托比亚斯·阿庆基坐在板凳上，他的头发斑白，但精神却很矍铄，他用大拇指托着烟斗，完全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之中。没过多久，越越近的歌声唤醒了他，立刻使他想起，现在是生活在动乱时期。罢工、骚乱……打吧!吵吧!有的是理由……可是这么干难道有助于问题的解决吗？如果像被拴着鼻子的小牛犊那样发疯似的挣扎，能行吗？托比亚斯·阿庆基已经七十岁了，现在世道是不是变了？也许是吧，也许人们的眼界有所不同。可是生活是不是好过些了？嗯，他们应当尽可能过得更好些。这就有足够理由去进行斗争……

    他听见一个过路人说，罢工工人在游行示威。

    游行示威吧!他——托比亚斯·阿庆基，已上了年纪，只能坐在板凳上观望。在这种时期，作为一个旁观者也实在有趣得很哪!

    游行队伍过了，人不少，除了两旁土路，整个街道都挤满了人群。

    他们唱的歌中有激烈的词句：“法律骗人，政府压人。”

    “到了明天，普天之下皆兄弟……”

    游行队伍过去了，托比亚斯·阿庆基朦胧地感觉到，他们在按照自己的愿望，向着遥远的未走去……他们在前进，先头部队消失在转弯处的建筑物后面。后那里发生了阻塞，尽管后面的队伍还在前进，突然“砰”的一声枪响，划破了夏末晴朗的天空。托比亚斯·阿庆基被子弹的呼啸声惊呆了。这似乎是不应该的……然而后他还是平静下，觉得自己反正是坐在板凳上的旁观者。

    游行队伍一下子散了，犹如受到旋风袭击似的扬起了满天尘土，人们掉转头纷纷跑了。托比亚斯·阿庆基看到警察握着步枪和皮鞭，正在寻找示威的人，可是游行示威者都跑散了。这时，警察突然发现坐在板凳上发呆的托比亚斯·阿庆基。

    “你放什么哨？”警察大喝一声。

    托比亚斯·阿庆基只张了张嘴，还没得及解释自己仅仅是坐在板凳上休息的旁观者，皮鞭已抽到了他的身上。他发现自己陷入了不可解脱的困境，不禁顿时火冒三丈。这怎么可能呢!要知道他只不过坐在板凳上……可是愤怒只是再次招致皮鞭的抽打，托比亚斯·阿庆基只得拔起僵硬的大腿一逃了之。

    但事情并没有完结，他确实陷入了解脱不了的困境。不久，他被捕了。受讯、受审，最后被带到被告席上受到了“参与造反罪”的控告。

    托比亚斯·阿庆基怎么也不能理解，他仅仅是在板凳上坐一会儿而已。而这条板凳看完全是条普普通通的板凳……他对警察咆哮起，他怎么也难以接受警察的指控，他难道会热昏了头脑干下这等事!可怜虫……怎么会想得出：他是狡猾地假装坐在板凳上，企图逃过劫难，实际上是个瞭望放哨的人，或者是工运首脑……

    警察就是认定他有罪，一口咬定：你身上有紫血块，你就是参与了造反……

    托比亚斯·阿庆基搔了搔头皮，觉悟过：也许世界上从就没有为旁观者准备的板凳!

橘子

    老马把那个橘子捧在手上，橘子不是特别好看，有些渐斑点，但熟透了，黄澄澄的。不一会儿，老马的心里又发起怵来，他又把橘子放到面前的桌子上，点燃了第八根烟。

    老马是个四十一岁的老实男人，有一个上初中的女儿。家里条件不是很富裕，但也过得去，三口之冢住着一个七十几平米的老式生房。

    今天下午老马他们单位要装修，所以中午提前下班，几个同事中午一起去下馆子，其实只是在一家很小的大排档点了几个小菜。老马平时不爱喝酒，可在哥们儿面前，谁愿意做那个“不喝酒的男人”？于是他们闹闹哄哄的，干了好几杯，啤的。

    回家的路上，几个人半醒半醉，走到了离老马家很近的一条小路上。路上吵吵闹闹的，老马他们凑到人群中看，原来有一个老奶奶摔在了地上，旁边是地的目行车，自行车上有一根挑了两个布袋的扁担，一个个橘子不停地从袋子里滚出来，她应该是个卖橘子的。这条路中间有一个小桥，弧度不大，但桥和路相连，所以自行车上了桥如果不踩稳，很容易滑下桥，再摔在路上。这个老人肯定也是从桥上摔下来的，她躺在地上痛苦不堪，可能是哪里摔骨折了。

    周围围观的人很多，但没有上去扶的。老马想，如果有其他人先云帮忙，那我也去吧，现在社会太危险了，还是不要做那个倒霉鬼吧，再说刚才不是听旁边的人说有人已经打120了吗。

    这时，老马的一个同事凑到他耳旁说：“看，那边有人在捡橘子唉，反正等会儿会有人来救这个老太大，要不咱也捡两个橘子醒醒酒？”“这……不好吧，”老马皱皱眉，“有点对不起老大太吧。”同事笑了一声，说：“几个小橘子算什么何？再说别人都捡了，就差咱们这几个？我可跟哥儿几个都说了，只要你也答应，咱就一人捡俩回家了，”老马扭头看看，果真，几个人围在袋子旁边捡橘子，里面有青年人，中年人，甚至还有几个“埋头苦干”的老年人。老马动摇了，那一个个橘子真的挺诱惑他的，橘子的酸甜可口和他心里的信念、原则做着斗争。一两个橘子确实算不上什么，老太太马上要被送去医院了，橘子也一定会被路人捡光，要不，自己也捡一个？

    老马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回事，手上就莫名地出现了一个橘子，也许是同事递过来的，也许是自己夹在人群中捡的，总之，可能那段时间他想的太多，犹豫太多，以致究竟是怎么拿的橘子，就全记不清了。

    握着橘子回到家，老马赶紧把它放在桌上，女儿还没放学，妻子还没下班，家里特别安静，老马坐在桌子旁，点燃了一支又一支烟，酒似乎完全醒了，老马皱紧了眉头，想着，这事我做得真不道德，不去帮助人就算了，居然还乘人之危，趁火打劫地拿人家的橘子，这，这算不算是偷啊，不，都算是抢了吧，这样来的橘子，我怎么敢吃呢？那个者人看来已经年纪不小了，碰上这样的事已经很倒霉了，还损失了这公多的橘子，就不说来之不易的财产的损失，老人的心里得有多难过啊，而我，也是那些无耻的，没有道德的害人者之一！

    老马闭上了眼睛，想要摆脱那罪恶的橘子，可眼前还是一遍遍地浮现起老人摔倒时的场景，他居然看到，捡橘子的人群中，有一个熟悉的面孔——是他的女儿，老马冲上去，想要阻止她，可她无所谓地笑了笑，指了指老马的手，老马的手中，是那个黄澄澄的橘子，一旁的老奶奶，正在痛苦地求助。

    “不！不！”老马捂着脑袋，他再也受不了了，他抓起橘子，跑到窗边，用尽全身力气将橘子扔下楼。扔罢，老马的心里好受多了。

    霎地，他听见了一声尖叫，不好，老马将头探出窗户，他看到，他看到有一个人倒在了血泊里。旁边，是那个已沾上鲜血的，黄澄澄的橘子。

戏王

曹洪蔚

    汴梁人爱听戏，听的是梆子戏。那腔调高亢、激越、悲壮，还透着柔媚，带着悠扬，百听不厌。

    刚解放那会儿，汴梁城梆子戏唱得最好的数黑妮儿。黑妮儿不是妮儿，是个大小伙子，演关公，师从全才须生“关大王”王海晏。黑妮儿演戏，唱念做打，有板有眼，章法讲究，口中有词，脚下有步，手眼有戏。一开腔，声震屋瓦，响遏流云，余音绕梁。尤善“噙腔”绝技，让人大呼过瘾。

    黑妮儿生在祥符乡下，家贫。五岁时，爹爹与人签下“任由打骂，死病无关”的契约后，把他留在了学戏的义成班，自此成为梨园弟子，开始艰难地练功学戏。

    黑妮儿似有天赋，唱念做打，样样精湛。唱功尤为奇绝。黑妮儿自创的“脑后音”堪称一绝，高亢豁亮，挺拔圆转，有曲尽而余音不绝之妙。《单刀赴会》《关公挑袍》，都是他的拿手好戏。

    汴梁城有个叫白孩儿的，特喜欢黑妮儿的戏，场场不落。白孩儿住砖桥街.是汴梁城的老门老户，家里开有“白家汤馆”，专卖羊肉鲜汤。白家的羊汤在汴梁城也是一绝。铁锅大灶，木柴烧锅，先大火煮沸，再小火慢炖，自三更熬至日头露脸儿，汤浓肉烂，汁白如奶。喝汤时，滚头儿舀汤，溜边儿添油，再撒上一层香菜末子，加入炸好的辣椒油，那鲜，那香，那辣，扑鼻而来，让人如入仙境。

    黑妮儿的腔，白孩儿的汤。这是汴梁城市井百姓公认的“两大好”。按说，这腔，这汤，互不沾边儿，后来却有了故事。

    黑妮儿在相国寺永安戏院唱红以后，成了戏班子的头牌，就有些飘。深秋的时候，黑妮儿嗓干发疼，茶饭不思，有人撺掇他去喝白家羊汤。黑妮儿去了一喝，如饮天泉，再也割舍不下。白孩儿对黑妮儿心生崇拜，每回喝汤都给予特殊关照。喝了一个礼拜后，黑妮儿自觉神清气爽。喉头生津，不见痛感，连连击掌，“好汤，上等好汤。”

    冬天就到了。这天，一大早就飘起了雪花，赶着喝汤驱寒的人多了起来。白孩儿正忙着盛汤端汤，见一半大小子抱一铜锅过来了，说唱戏的黑妮儿师父嫌天冷，支派他把羊汤打回去喝。白孩儿听了，知是黑妮儿在耍大牌呢，就对来人说：“回去告诉你师父，白家鲜汤需现盛现喝，从不离店卖汤，这是祖上传下的规矩。”

    隔了几日，黑妮儿又来喝汤，脸就有些红，关公一样。临走，对白孩儿说：“戏有戏路，行有行规，祖上的规矩就是不能破。白师傅，黑妮儿佩服您。”说罢，躬身一拜，走了。

    白孩儿依旧爱听黑妮儿的戏，还是一场不落。

    有一阵儿，黑妮儿没来喝汤，也没了演出。白孩儿一打听，说是被发配回老家祥符农村了。上面让他唱样板戏，黑妮儿不从，谎说自己除了演关公，其他演不了。

    白孩儿听了，对黑妮儿心生佩服：好，有骨气，关公气派。他决定去乡下看看黑妮儿。

    见到黑妮儿后，白孩儿的眼泪就下来了：才几天工夫，黑妮儿就成了另一个人，黑瘦，眼窝塌陷，一说话，嗓子像漏气风箱。活关公，不能这样毁掉啊！

    拉着黑妮儿的手，白孩儿说：“你不能这样糟践自己呀，你要相信，老百姓爱听关公戏，早晚有你登台亮嗓的那一天。”

    白孩儿趁天黑，把黑妮儿接回了汴梁城，每天给他盛一碗头道鲜汤，端过去。不到半个月，黑妮儿面色红润，嗓音通透，又找回了一个活关公。白孩儿每天五更起床，陪黑妮儿到城北的黄河滩去吊嗓，听黑妮儿咿咿、呀呀、啊啊，一脸的惬意。

    一晃过去了十多年，古装戏又重返戏剧舞台。活关公黑妮儿也迎来了他的人生第二春。羊汤的滋润，不间断的吊嗓练功，使他的唱功日臻成熟。他扮演的关公，端庄肃穆而不失凛然神威，一登台，便赢得满堂彩。黑妮儿又尝试演新的角色，公演后，再次轰动汴梁。黑妮儿获得了当年的戏剧“梅花奖”，人称“豫东红脸王”。

    领奖回来，黑妮儿直接去了白家汤馆，把奖杯证书往白孩儿的怀里一塞，说：“从明儿个开始，我每天早上在你汤馆门前唱一个小时戏，权当练嗓儿。不过，赏我一碗羊汤喝。”

    如今，在汴梁城，黑妮儿的腔，白孩儿的汤，依然是百姓喜欢的“两大好”。虽说唱戏的不再是黑妮儿，盛汤的也不再是白孩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