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 老师！  阎连科

     ①我又见着我的老师了，如朝山进香的人见到他自幼就心存感念的一位应愿之神。

②在今年正月，我回家奔三叔的喜丧事。在这闲空间，张老师到了我家里，坐在我家堂屋的凳子上。乡间室内的空旷和凌乱，分隔着我与老师的距离。相向而坐，喝着白水，削了苹果，说了很多旧忆的伤感和喜悦，诸如三十几年前在初中读书时，我的学习，我的作业，我的逃课。

③我老师张梦庚的一生，清寂中夹缠暖意，暖意里藏裹着刺骨的寒凉。

④生于上世纪的20年代末，老师读书辍学，辍学读书，反反复复，走在田埂与人生的夹道中，经历了抗战和解放战争，有了1949年的红旗飘扬，记忆中从来都是饥饿辛劳，土改时家里却忽然成了地主。好在，他终归识字，也有文化，祖国的乡村，也最为明白文化的斤两，虽然文化不一定就是尊严富贵，可让孩子们认字读书，能写自己的姓名和粗通算术，也是生活的部分必然。于是，老师就成了老师。从一个乡村完小到另一个乡村完小，从一个乡村中学到另一个乡村中学。直至改革开放后，他被调入县里的一所高中，做了教导主任，最后主持这个学校的工作。一晃就让他全部人生的金贵岁月，43个春秋的草木荣枯，都在布满土尘、青草蓬生的学校里荣枯衰落，青丝白染。
　　⑤不知道老师对他的人生有何感想，从他写的一本《我这一生——张梦庚自传》的简朴小册里，读下来却是让人心酸胃涩，想到世事的强大和个人的弱小，想到命运和生命多么像流水在干涸沙地上蜒蜿涓涓，奔袭挣脱，流着流着，可终归无法挣脱干涸的吞没。最后的结局是，我们毕业了，老师白发了；我们中年了，老师枯衰了。我们成家立业了，而老师却在寂静的人生中，望着他曾经管教训斥抚疼过的学生们，过着忆旧的生活，想着那些他依然记得、可他的学生们早已忘却的往事。
　　⑥还记得，初一时，他是我的班主任，又主教语文。一天酷暑，我家棉花地里蚜虫遍布，多得兵荒马乱，人心恐惧，我便邀了班里十几个相好的男同学，去帮我母亲捕捉蚜虫。自然，那一天教室里学生寥寥，老师无法授课而只能让大家捧书阅读。从棉花地里回校的来日上午，老师质问我为什么带着同学逃课，我竟振振有词地说，是带着同学去棉花地捉了半天蚜虫；竟又反问老师道，地里蚜虫遍布，我该不该去帮我母亲捕捉蚜虫？说蚜虫三天内不除掉去净，棉花就会一季无收，时间这样急迫，我家人手不够，我请同学们去帮半天，到底又做错了什么？
　　⑦事情的结果，似乎我带同学们逃课捉虫正合校规事理，反让老师在讲台上一时有些哑言。回忆少时的无理取闹，强辞夺理，也许正是自己今天在写作中敢于努力把不可能转化为可能的开始。可是，现在，面对耄耋（mào dié，指年纪八九十岁）老人，给我一生养育呵护的父辈尊者，我心里三十几年不曾有的内疚，忽然如沙地泉水般汩汩地冒了出来。
　　⑧我们就那样坐着喝水聊天，说闲忆旧，直至夕阳西下，老师执意要走，不无快意地说他的子女们都在外工作，孝顺无比。真是天应人愿，让一生坎坷、教书认真的老师，年老时，子女有成，学生有成，仿佛曲折的枯藤根须，终于也繁漫出了一片森林。
　　⑨老师从我家离去时，是我扶他站起；离开院子时，是我扶他过的门槛；送至门口远去时，是我扶他过的一片不平不整的地面。我的父亲离开人世太早，扶着老师的时候，我就像扶着我年迈的父亲。望着村头远去的父亲般的老师，落日中他如在大地上移动的一棵年迈的树。直至他在村头缓缓消失，我还看见他在我心里走动的身影和慢慢起落的脚步，如同宁静里我在听我的心跳一样。
　　⑩说不出老师哪儿伟大，可就是觉得他伟大。也许这个世界，凡人才是真正的伟大，而伟大本身，其实正是一种被遮蔽的大庸大俗吧。（选自《读者》2015.10有删改）

      ①忽然教堂的钟敲了12下。祈祷的钟声也响了。窗外又传来普鲁士兵的号声﹣﹣他们已经收操了。韩麦尔先生站起来，脸色惨白，我觉得他从来没有这么高大。

      ②“我的朋友们啊，”他说，“我——我——”

      ③但是他哽住了，他说不下去了。

      ④他转身朝着黑板，拿起一支粉笔，使出全身的力量，写了两个大字：

      ⑤“法兰西万岁!”

      ⑥然后他呆在那儿，头靠着墙壁，话也不说，只向我们做了一个手势：“散学了，﹣﹣你们走吧。”

       忽然教堂的钟声敲了12下。祈祷的钟声也响了。窗外又传来普鲁士兵的号声——他们已经收操了。韩麦尔先生站起来，脸色惨白，我觉得他从来没有这么高大。

       “我的朋友们啊，”他说“我——我——”

       但是他哽住了，他说不下去了。

       他转身朝着黑板，拿起一支粉笔，使出全身的力量，写了两个大字：

       “法兰西万岁!”

       然后他呆在那儿，头靠着墙壁，话也不说，只向我们做了一个手势：“散学了，——你们走吧。

母亲的补丁

朱成玉

    最近动了给母亲换眼睛的念头。用我的一只眼睛，换母亲的几年光明。

    咨询眼科医生，医生说理解我的心情，也理解我的孝行，但是很遗憾——行不通。

    因为糖尿病并发症导致的眼盲，是无法复明的。我的愿望终是一厢情愿，落了空。

    愧疚让我的灵魂生了洞，母亲的眼睛做手术的时候，我因为一个案子缠身，无法陪在她身边。母亲跌落到黑暗里，抓不到我的手，她的心，该是多么忧伤！

    以至于后来，我总有那样的想法：如果当初我在母亲身边，手术是不是就会很成功，母亲的眼睛是不是就不会失明了呢？

    尽管医生告诉我，母亲的眼盲是“大势所趋”，手术不过是把那个黑暗降临的时刻向后延迟了一小截而已。

    但我依然无法原谅自己。

    一直以来，都是母亲用惦念、安慰和爱，缝补着我生活中的一个个伤口。失恋的时候，母亲陪我出门旅行；与人争执的时候，母亲“护犊心切”，帮亲不帮理；下岗的时候，母亲陪我喝酒聊天……她像一块朴素的补丁，给我以种种安抚和慰藉。是我难过时候的开心果，阴冷天气里的暖炉，停电夜里的一盏煤油灯……

    母亲是所有人心灵上的补丁。可是多少人，一边享受着温暖，一边嫌弃着那块补丁的“碍眼”啊！

    因为淘气，新买的衣服刮了一个大洞。母亲缝补的时候，虽然做了巧妙装饰，但毕竟是一块补丁。那时候尽管依然很穷，可是大街上已经很少看到带补丁的衣服了。没有别的衣服可换，只好强忍“悲痛”穿着去上学。只盼它尽快多破几个洞，早早谢幕，可是它偏偏坚强得很，很长时间都没再受过伤，这“补丁”压在我身上，如同压在孙悟空身上的五指山，让我那颗敏感的心喘息不止，生怕别人投过来的白眼和嘲讽。

    母亲似乎感觉到了我的不自在，那个春天，去乡下给人插秧挣了点儿余钱，给我买了一件崭新的衣服。我从那“五指山”下蹦出来，恨不能一下窜到云里去。

    儿时，听到母亲最常说的话就是：孩儿别怕，妈妈在呢。

    什么都不可怕，什么都不必惊慌，因为有母亲在。在母亲看来，悲与喜，好运与苦难，不过是左眼到右眼的距离。“左眼跳财右眼跳灾”，母亲说，“没啥大不了的，今天右眼皮跳，有点难过的事儿，明天没准儿就左眼皮跳了，好事临门呢。”

    从此，我微笑着生活，因为心里已经揣下一本豁达的爱的圣经，它的光芒，比雪更加刺眼，比太阳更加永恒，那是我人生的方向。

    而善良，是母亲给我的更珍贵的馈赠。

    母亲是出了名的热心人，邻里谁家有个大事小情，母亲是必保到场的。谁家若是有了难处，母亲知道了，哪怕紧着自己，也要拉人家一把。有一次，吴姨家儿子相门户，需要招待女方的家人，大米不够用，过来借。“这可是大事儿，咱可得招待好人家，不能让人觉得咱太寒碜了。”母亲的慷慨劲儿如潮汹涌，一股脑儿把家里的大米都给吴姨拿上。那个时候粮食定量，要凭粮票购买的。害得我们那个月早早就断了粮，只能吃些土豆和母亲平时晒的干货，艰难度日。

    母亲这块巨大的补丁，谁家有了“难”的缺口，她都会急切切地往上扑。

    我受伤的时候，母亲是我的补丁，是我的创可贴，让我完好如初，可是她自己却破碎了，破碎得千疮百孔。痛风，就像有风从骨缝里穿过一样，牙也快掉光了。母亲忍着疼痛，和我开着玩笑：“我这破身体啊，就像个茅草房，四处漏风。”

    无法帮她缝补这四处漏风的身体，眼睛却又雪上加霜地坏掉了！这成了我灵魂里永远的缺口，在她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却没能握紧她的手，对她说，“妈，别怕，我在呢！”

    我多想自己也可以做一块神奇的补丁，把这痛苦的缺憾弥补。

    我把愧疚说给母亲听，母亲轻拍着我的手，只说了一句“傻孩子”。仅此一句，我就清清楚楚地听到了母亲心里的话——

    我看不见你，但我还摸得到你的轮廓，闻得到你的气息，什么都没变，妈妈一如既往地爱着你啊！

“君不见”

贺虎林

这老头很怪，偏偏在每天的上下午两个黄金时段，来跟大家抢地盘。这是小区里最优雅的一块小广场，四面是草坪和绿树，中间有一个大花坛。每天早饭、午睡后，儿孙都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了，大家正好来跳跳舞、轻松轻松。可他也偏要在这两个时段，提着那只水壶，握着那支塑料海绵笔在这里写字，搞得大家，撵他也不是，不撵也不是。

叫人寒碜的，是他那副行头和行。他身高不高，顶多四尺半，还欠着房，再倾下头，更显得矮小。他外罩一身宽大迷彩服，像站着钻进一只大睡袋，衬托得那皱巴巴的小脸、细眯眯的眼睛越发地萎缩了，却摆出一副高做样子和一副家财亿贯、诗书满腹的清高样。他与人无话，一个人在那里闷头写。问他贵姓，高寿，他也不回答，顶多抬起头，淡淡一笑，然后继续龙飞凤舞。不管你怎么评头论足，他概不理会，抿一抿没有一点髭须的瘪嘴唇，或是摘下那顶一尘不染的灰礼帽，挠挠雪白的短发。以至几年了，大家都不知道他姓甚名谁，便用他每天涂在大理石上打头的那三个字，来指代他。

不错，他每天写得最多的，就是那几行字。有“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还……”还有“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要么就是《沁园春·雪》，也不觉得腻。八栋的老戴说：“老先生功夫了得，一手的书圣行草，疾风劲草，铁马金戈。”我们却不以为，睃着脚下湿漉漉的横竖撇捺，说些不咸不淡甚至带刺的话：“君不见，你酒量如何？是不是每天一瓶酒啊……”他却仿佛没听见，只抿嘴笑笑，继续在我们周边，或者在散而不去的人堆旮旯里，旁若无人地写。

一天，我们的头儿老A忽然神秘兮兮地说：“最近我跟踪他几天了，见他每天写完字，就去周围转悠，看哪家超市、药店赠送鸡蛋，然后排上队领。”大家惊讶：“是吗？没看错吧？”老A说错不了，说着回头很张扬地朝老头高声问：“君不见，那天在超市领鸡蛋的是你吧？”老头抬起头，仍只眯起小眼睛瞧瞧他，说明认可了。大家就说：“看那身打扮，能是个豪侠之人？”

老A过去开煤矿，现在煤矿交给儿女了，自己在家享清福，时不时给大家搞点小福利。

过了几天，他又告诉大家一则更具爆炸性的新闻：“君不见每天夜里八九点，都到小区的垃圾桶里，翻拣纸箱和塑料瓶！”

“真的吗？”大家又是一片惊呼。老A说：“这还有假？不信你们去问他。”还真有人凑到老头跟前问：“老先生，都这岁数了，还攒这钱干吗？儿女们不管你呀？还是都跑国外了？”

老A说：“在国外还用这么穷酸？”然后做出一副怜悯的样子说，“君不见，你不用三更半夜辛苦了，我叫大家每天把纸箱和饮料瓶都拿到这里来，或者送到你家去，你住哪栋啊？”

老头这回抬起头，轻蔑地瞅了他一眼。

一个丽日当空的上午，来了两位扛摄像机的记者，大家以为是采访我们跳广场舞，没想到他们却径直走到老头面前。女记者俯下身，亲切地问：

“老前辈，我们又来叨扰您啦。”

大家听了一愣。

老头抬起头，面带微笑说：“小朱啊，你们好。”

女记者说：‘“我们想再补几个镜头。”说者和老头并肩站者，对着摄像机说：“这位就是我们的英雄，红军老战士殷雪松老前辈。在抗战胜利六十五周年即将到来之际我们再对他做个采访。殷老前辈，请问您是多大年龄参加的红军？长征的时候，您是怎么走过雪山草地的？”

“我十四岁参加红军，过雪山时候，冻掉两个脚趾……”

我们听了大惊，个个脸上都像泼了漆。

女记者接着问：“殷老，听说您把自己的房子等财产，全部捐给了红十字会，用以资助革命老区的贫困儿童，自己却租房住，并且房子越租越小。请问您为何要这么做？您是人民的功臣啊。”

“我参加红军，就是为百姓过上好日子，可是革命老区到现在还有贫困儿童，我感到惭愧，我有责任帮助他们。”

老前辈说着，用手蹭一下自己细细的眼睛。我简直不敢再看他了。记者又继续问：“您这么做，孩子们同意吗？您为何不留给子孙呢？”

“这是我的权利，他们自己有双手。”

女记者说：“老前辈您说得真好。”然后突然朝围观的人群扫了一眼，说：“我们来做个随机采访吧，你们每天和殷老在一起，能谈谈自己的感受吗？”

大家一听，面面相觑，慌忙地往边上躲。女记者说：“没关系的，你们怎么想就怎么说。”大家越发尴尬地往后退，老A早不见了踪影。女记者把话筒伸向我，我的血管霎时要爆裂了，嘴唇哆嗦得一个字也吐不出。泪光里，只看见老英雄和他身后那个花坛，仿佛地壳隆起一样越来越高，越来越大，像莲台上的那尊佛，笑眯眯地瞅着大家……

(有删改)

在小说分享会上，启智小组向同学们分享了《“君不见”》这篇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