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活动与动物活动之间最重要的区别是前者通常是自觉的、有目的的。当我们说一件东西有内在价值时，就是说它本身就是人类活动的目的，值得重视和追求,而说一个东西具有工具价值时，它的重要性体现于它是达到某个目的的手段。

    是内在价值，还是工具价值？不同的思考可导致不同的结论。比如，同样主张保护自然环境与濒危物种，有些人看重的是自然物种的工具价值。对于曾严重危害人类健康但到最后只留存少量样本的天花病毒，他们更倾向于销毁。虽然天花病毒样本可能包含有某种遗传物质，可以帮助人类征服癌症、艾滋病之类的疾病，但万一实验室发生破坏性事故，导致天花病毒样本失控、蔓延，人类几百年来的努力就会毁于一旦。对他们而言，一个物种的灭绝，最多意味着人类的生存发展少了一种手段而已。然而，重视自然物种内在价值的人，对于一个物种的灭绝往往会感到更加痛苦或焦虑。他们认为，天花病毒作为地球上的一种物种，本身就具有保存的价值，至少人类没有权利故意销毁一个天然物种。又如，有人把肉体快乐当作一种内在价值来追求，也有人认为肉体快乐仅仅是幸福的一个条件、一种手段。对于前者，肉体快乐作为幸福的内在部分，其作用是无法被别的东西取代的；对于后者，肉体快乐的作用通常是可以被别的东西取代的——有时恰恰只有放弃肉体快乐，才能得到他们所理解的那种幸福。

    内在价值与工具价值密不可分。一方面，目的支配手段，高于手段，但并不是任何手段都可以用来实现一个目的，不能借口目的正当而滥用不正当手段，更不能舍本逐末，为了手段而放弃目的。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和平相处是人类进步的根本目的。在很多情况下，我们正是为了要消灭武器而拿起武器，为了要消灭战争而不得不进行战争。但是，即使在进行正义战争的时候，我们也不能虐待俘虏，不能从肉体上消灭已经丧失战斗力的敌人。另一方面，离开了手段的目的是抽象的、空洞的,因而是不真实的。空想社会主义之所以受到科学社会主义的批判，就在于实现目标的主客观两方面的历史条件和手段都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和论证。

    内在价值和工具价值的联系还表现为：同一个事物，处于不同的关系中，可表现为不同类型的价值。比如，通常来说，战胜敌人并不是人的幸福的必要成分，而仅仅是赢得和平的手段，并不具有内在价值。但是，在具体部署战役、设想战略战术的时候，战胜敌人则成了目的，其价值超越了任何服务于他的手段。

（摘编自张天飞、童世骏《哲学概论》）

诗词的意境

    意境是我国抒情文学在创作过程中锤炼出来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审美概念。

    在我国文学史上，优秀的诗词曲赋都蕴涵着较美的意境，它是作家的主观情思与富有特征性的客观景物有机融合而形成的审美氛围和境界。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将意境分为两种类型，即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

    王国维说：“‘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有我之境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无我之境也。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古人为词，写有我之境者为多，然未始不能写无我之境。此在豪杰之士能自树立耳。”王国维又补充道：“无我之境，人惟于静中得之；有我之境，于由动之静时得之。故一优美，一宏壮也。”这是王国维的关于作家个性、风格和表现方法上的差异而导致的意与境关系不同的著名论述。他对诗词意境的这种划分，对于我们鉴赏古典诗词是很有启发和帮助的，但其不妥之处也非常明显。对于如何划分“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他没有提出具体的标准。而主要是看作者的主观情感是如何体现的，如果说元好问的“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是无我之境还好理解的话，那么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无我之境”则未必妥帖。因为“采”菊和“见”南山显然有“我”存在，分明是作者本人。

    其实在文学创作中，大凡优秀的艺术作品都是艺术家在各自进步的审美观照下，按照一定的艺术规律能动地反映生活的产物，是艺术家的情感和心灵的外化。比如“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怎会是以物观物，分明是诗人所观之“物”，也是诗人所“化”之物。他的“人惟于静中得之”说出了“无我”的基本特点，就是诗人在冷静之中回味出来的妙境。这样，诗人的情感不在诗中直接显现出来，因而造成了一种仿佛无我的意象。这样说来，王国维的“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并非“有”与“无”的区别，而是“显”与“隐”的区别。二者都表达了作者的思想感情，只是“有我之境”仿佛是一种人工妙合，“无我之境”仿佛是一种自然浑成。后者更高一层。前者多用拟人化的手法，直接显现诗人的情怀；后者通过对景物的巧妙点染，使之淡然辉映。看似与己无关的景物的直觉诉诸笔端，实则是作家比较客观地描绘景物渲染点化出特定的氛围和境界，给读者留下了丰富的想象。这是诗中更不容易创造的。

    甲骨文作为直接出自殷商先民之手的文字记录，是真实可靠的殷商王室及贵族文献。由于甲骨文的发现，殷墟作为晚商王庭遗迹的性质得以确认。甲骨文对于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和中国文明史的研究都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今年是甲骨文发现两甲子，重温甲骨文的厚重文化价值、总结甲骨文整理研究经验更显重要。

    传统认为，甲骨文整理的理想形式是将刻辞甲骨的照片、拓本和摹本三者配合并同时公布，使研究者相互比照，取长补短。众所周知，考古资料整理的基本原则是真实完整地再现原始材料，甲骨文的整理宗旨当然也是如此。然而从照片、拓本与摹本三种方式所体现的真实性与完整性考虑，照片可以原景重现甲骨的面貌，拓本也可以直观反映文字的风格特色，因此对于真实地再现史料，这两种方法都不可或缺。而摹本却不可避免地会加入整理者或摹写者的主观理解及是非判断，相对于照片和拓本，价值最低，对于再现文字史料，其真实性是最不足以信赖的。

    摹本旧称“搨本”，是照相术出现之前古人普遍采用的一种影写复制文字的原始形式，其做法是将纸覆于书画真迹上而描摹之。至北宋金石学初兴，时人以此法摹写铜器碑版文字，或为弥补拓本的不足，更推广为临写移录，作为不能施拓时采录文字资料的权宜手段。高精度照相术的应用，能将需要细审的文字放大到足以辨识的清晰程度，这种情况下摹本的价值自然大为降低。同时对于数量较大的甲骨文整理而言，摹本的制作费时费力，耗银耗材，如果其真实性不尽如人意，不免事倍功半。

    诚然，摹本价值降低并不意味着在甲骨整理著录中完全放弃摹本。对于某些文字内容复杂，照片与拓本都不足以表现刻辞内容的卜辞而言，摹本的制作仍是必要的。因此，今天甲骨文整理工作不应盲目且不加分别地墨守照片、拓本、摹本三法一体的传统著录模式，而应以充分发挥照相技术的优势为宗旨，对每版卜辞资料作具体的分析，选取适合并足以客观呈现甲骨文史料价值与艺术价值的著录形式。这种做法不仅实事求是，客观合理，而且可以避免人力财力的过度浪费。

    甲骨文的整理并不只是为整理而整理，而是为了更好地研究。自1899年甲骨文发现以来，整理与研究就一直成为一事之两面，并行发展。刘鹗著《铁云藏龟》，孙诒让即作《契文举例》；罗振玉辑《殷墟书契》，又著《殷商贞卜文字考》与《殷墟书契考释》。因此，通过适宜合理的整理工作将甲骨文资料真实客观地展现出来，为学者的研究提供完整可信且方便利用的原始材料，即是对甲骨文整理工作的基本要求。

（摘编自冯时《甲骨文整理工作之反思》）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自古各个王朝的核心区域（中国）很小，但与当时王朝之外的文化，有着或密切或疏远的交换关系。即使在过去认为相对封闭的上古时期，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与周边的文化、种族、宗教、物品上的交融也相当密切。上古三代，各王朝血统都未必像古史传说中“黄帝之苗裔”那么单纯，比如商代，它真的是一个“汉族”或“华夏族”吗？傅斯年就不那么认为，他说，殷人就是“夷人”，殷商建立的王朝，是东夷与西夏冲突交融，甚至是“夷人胜夏”的结果。他还提醒人们，向来被认为是后来中国文化源头的齐鲁，其实也是夷人的中心。还有人更说，殷商的文化渊源“与日后的通古斯族群文化，有相当的关系”。

    在我看来，那种整齐同一、秩序井然、边界清楚的“周文化”，恐怕更多地是后世的追怀和想象，就像把周礼归之于周公制作一样。其实，大体能够称为周文化核心的，主要是两个传统的交织，即“礼乐传统”与“巫史传统”。现在看来，春秋战国之前，人们对于所谓“文化”或“传统”，其实处在一种并不“自觉”而只是“自在”的状态，看上去“混沌”的和谐，其实包孕着种种“七窍”的差异。正因如此，“礼崩乐坏”的时代，恰恰成为“文化启蒙”的时代，这个时代的到来，便导致“百家往而不返，必不合矣”的分化现象，孔子、墨子和老子等学者，儒、墨、道等等潮流，加上各种各样冲突的知识、信仰和风俗，正是在这个多元而分裂的时代产生的，如同余英时先生所说，“道术将为天下裂”的时代，正是中国思想的“轴心时代”，也恰恰提供了后世各种思想与文化的无尽资源。

    因此，秦汉一统王朝继承下来并且扩而大之的“中国”，原本是一个杂糅了各种种族、思想、文化和地域，彼此混融交错的空间。不过，汉族“中国”的民族认同、国家意识和文化取向，却在秦汉大一统时代，将这些杂糅的元素第一次凝固重铸起来，从《吕氏春秋》到《淮南子》的思想兼容，从《春秋繁露》到《白虎通》的思想整合，开始形成“中国的”文化世界，而“中国的”文化认同，也逐渐在来自“匈奴”、“西域”、“西南夷”等等的压力下，开始浮现。

    应该承认，由于秦代推行“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汉代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想象与传说中“九州”为中心区域的“中国”开始出现，以“华夏”为核心的汉民族开始形成，以天下中央的意识、阴阳五行的观念、王霸道（儒法）杂之的政治、汉字书写的习惯、宗族伦理的秩序等等为基础的“中国文化”开始成型。那个时代的“中国”，既是《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所说的“地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也是《史记·货殖列传》中“汉兴海内为一”一句对中国的自我描述，说明古代中国对于“中国”的认知，到了司马迁那个时代，西面是关中、巴蜀、天水，南面到番禺、儋耳，北面是龙门碣石、辽东、燕涿，东面是海岱、江浙，这已经大体划出“疆域”，它表明“中国”的初步形成。

（摘编自葛兆光《叠加与凝固——重思中国文化史的重心与主轴》）

谈传世

雷　达

    常常有人问我：为什么我们的古典名著一直流传不衰，而现在的一些比较优秀的长篇小说，作者花了好大气力，流传却很困难，多则一两年，少则一两个月，就再也不大为人提起了？还有人进一步追问：从小说艺术发展的眼光来看，今天小说的技术手段，比起中世纪来不知丰富了多少，高明了多少，可为什么在赢得读者和流传程度上，现今的作品反而赶不上古典名著呢？

    初看这问题，似乎问得有点傻，不值一提，但真要把它说清楚，还不那么容易。我想了想，觉得这问题与今天的写作并非毫无关系，一些名著的传世其实是能够给我们很多启发的。若从漫长的历史时空来看，文学发展的总趋势是从低级向高级、从简单向复杂，但文学的历史终究不是进化的历史，而是变化的历史。从古及今，文章变化万万千，各擅其妙，难分高下。故而，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学，硬要互相攀比是不明智的。古典名著再传世，也取代不了当代小说的需要和位置。当代正在发展中，谁能说当代小说中的杰出之作就一定不传世呢？

    不过，现今的学者一般认为，小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即生活故事化阶段、人物性格化阶段和人物内心审美化阶段。这大致是不错的。可这并不意味着，后一阶段是对前一阶段的扬弃，后者一定高于前者。故事化也好，性格化也好，心灵审美化也好，完全可以并行不悖，或发挥各自优势，或三管齐下，或一管独胜，没有必要过分地抑此扬彼。读者的层面甚复杂，需要也极多样，几乎任何一种审美形态的东西，都能在今天的中国找到它的对应。就说《水浒传》吧，它传世的一个重要秘密，是其深厚的群众基础和强烈的民间性，那些英雄的传奇故事早就在老百姓口头上传递着，连呼保义、玉麒麟之类的诨号，也早已有之。它的人物、故事、价值立场，已跟我们民族文化的精神传统焊接在一起，化为血肉，无法拆解了。它不传世谁传世？

    今天的生活中也有很多编都编不出来的传说和事迹，我们的作者不也可以利用它们重起楼阁，精深加工，从民间土壤上建起大厦吗？弄得好，虽未必传世，却也能赏心悦目。有时我看某些公安题材小说，编的人很吃力，但并不动人，比起某些罪犯的想象力来，不知逊色了多少。我当然并不主张照搬生活，而是主张把根子深深扎进民间，到那里去充分吸吮民间生活本身的遗传性资源。

    这几年创作上的一个趋向是回归故事，让小说回到小说，崇尚故事性的影视业对文学的索取又在助长着这种倾向。这似乎是大势所趋。听故事是人的天性，小说的基本层面本来就是讲故事。问题在于怎么讲，会不会讲。古典名著的讲故事，一是突出人物，二是饱含细节，三是富有文化底蕴，这是它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人是魂，没有比平添几个不朽的文学形象更令人神往的了。世事无论多么新鲜，都会转眼即逝，唯有人物，可以长期存活。现在的某些小说，故事之内无人物，人物身上无细节，故事之外无意蕴，剩下的就只能是一个事件过程的空壳子了，作者怎样玩叙述圈套也掩不住贫乏的内质。这自然就谈不上流传与否的问题了。现在讲故事的人和讲故事的机会越来越多了，可惜好故事并不多，于是想到，不妨多看看古典名著，或能让人清醒：故事框架里该立个什么人，人的骨头上该长些什么肉，它们一起该撑起多大的审美空间。

（选自《作家文摘》，有删节）

材料一：

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我们党领导红军，以非凡的智慧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长征留给我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长征永远在路上，弘扬长征精神没有“完成时”。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走好新的赶考之路，需要大力弘扬长征精神。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播下的种子已经开花结果，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正在一步一步成为现实。我们应当传承弘扬红军将士报国为民的情怀和牺牲奉献的精神，敢于舍弃“小我”、勇于追求“大我”，自觉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联系起来，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旗帜，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

长征是一条自我突破、凤凰涅槃之路。创造性地而不是教条地、实事求是地而不是脱离实际地解决问题，是长征留给后人的宝贵精神财富。今天，我们正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面对的依然是前无古人的事业，仅靠老思维、老经验、老路子显然不行。只有根据新时代中国发展实际，把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与开拓创新的革命勇气统一起来，更新发展理念、拓展发展思路、创新发展模式，才能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

（摘编自王诗敏《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材料二：

当我们看到电视里熟悉的火箭升空画面，感受升空那一刻的激动人心，有多少人了解几代航天人为此付出的汗水和艰辛？又有多少人清楚其背后经历的多次试验与失败？长征故事在祖国大地继续吟唱着。长征途中，英勇的红军战士突破了几倍乃至十倍于己的敌人的围追堵截，跨越了雪山草地，仅是牺牲的营级以上干部，就超过400人。中国航天事业的飞跃，同样靠的是航天官兵和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勇于牺牲和奉献。

看着眼前的巨型火箭，有谁能想到，这个庞然大物的研发团队成员不满35岁的占据多数。其中增压输送系统研制团队，平均年龄30岁。箭体结构攻关团队，平均年龄32岁，成员大部分是硕士。拥有了世界上最年轻的航天人才队伍，也意味着中国航天事业拥有强大的创新引擎。

如今的文昌发射场，塔架高耸、厂房雄伟、道路宽阔而平坦，一个现代化的航天发射场呈现在我们眼前。“很难想象，七年前这里只是一片荒芜地。”工程师商利民这样介绍。作为发射场的第一批创业者，商利民也是在这片荒地里白手起家、打造发射场的全程见证者。当初，队员们顶着炎炎烈日，每天徒步穿行20多公里，用双脚丈量发射场1.6万亩的每一寸土地；被誉为“海岛丁香花”的高级工程师丁斓，一心扑在工作上，一再推迟生育计划，高龄怀孕后，更是挺着大肚子奋战在一线；工程师周湘虎因过度劳累和强光照射导致左眼永久失明，他说：“即使把另一只眼睛也献给心爱的航天事业也无怨无悔。”

为了支持发射场的建设，星光村村民离开了世代居住的祖屋。还有许多来自全国各地普普通通的建设者，他们顶着烈日、吊在高空、深入泥坑、趟进积水，用勤劳的双手默默地干着最苦最累最危险的活。

虽然他们可能互不相识，但开拓者是他们共同的名字，为祖国的航天梦而奉献是他们身上共同的标签。作为一项规模宏大、高度集成的系统工程，不论火箭的研制者，还是发射场、着陆场的建设者，不论发射一线、测控一线、回收一线的科研人员，还是散布于陆地和海洋上的保障人员，大家勇于奉献，众志成城，汇成托举中国航天的强大力量。

（摘编自《中国航天人为何用“长征”命名运载火箭》）

材料三：

“七一”前夕，许多乘飞机来贵州省贵阳市的游客透过舷窗看去，惊喜地发现，一座红色的巨型建筑逶迤铺展在青山绿水间，仿若一条从天而降的丝带，分外耀眼，这就是位于贵阳市双龙航空港经济区的“红飘带”数字体验馆（以下简称“红飘带”）。

贵州是红军长征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的省份之一。作为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点建设区，贵州以数字技术赋能红色文化。“红飘带”集文化、科技、艺术为一体，由数字演艺“红飘带·伟大征程”“红飘带·飞行影院”两大部分组成，数字化全景再现长征之路。

“序厅暖场！”——眼看观众已经入场，“红飘带”演艺设备专员朱颖迅速在对讲机中发出指令。一盏闪烁微光的马灯逐渐明亮起来，通过全息影像再现红军战士形象，一段红色之旅就此开启。

“‘红飘带’集合了AI虚拟交互、全息影像、全维度机械运动、虚拟现实技术、三维声场等科技手段，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为观众带来更加直观、真实的体验。”朱颖边介绍边操作。光影在战壕、山体、石笋间流转，观众被引导进入下一个场景。

水花四溅、硝烟弥漫，身临“血战湘江”的悲壮历程；狂风暴雪，喊声阵阵，用双脚丈量“爬雪山过草地”的革命场景……就这样，观众沉浸式穿行在“红飘带·伟大征程”的6个篇章中。

在“红飘带”，负责幕后保障工作的技术运维团队有30多人。每周，团队都会定时进行维护保养工作，在演出前进行早检，对各类型声光电设备、各场景特效情况反复调试。朱颖说：“希望能以每一次都完美的舞台呈现，吸引更多观众走进‘红飘带’，重温伟大长征精神。”

据悉，自2023年10月22日试运营以来，“红飘带”演出场次已超过4000场，接待游客超过50万人次，成为贵州红色文化、旅游与科技深度融合发展的新地标。

（摘编自《贵州贵阳：“红飘带”礼敬长征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