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星空”大学生网络文化工作室打造的“星声”直播平台，围绕学生，服务学生，根据学生的需求和建议征集各期主题。“直播平台主播是从各学院挑选出的10名辅导员，邀请学校知名教授担任主讲嘉宾进行话题讨论，现场解答学生们的疑惑，拉近师生距离，加强双方的交流与沟通，助力学生成长成才。”“星空”网络文化工作室负责人说道。

    “有幸参与了辅导员网络直播这种全新的方式，尝试着一种全新的手段与同学们交流和互动。高校辅导员要心怀真爱、付出真心，从学生的实际需要出发开展网络思政教育的创新工作，思政教育才能符合青年大学生的“口味！，”参与直播的辅导员程抗说道。

    辅导员通过直播我们答疑解惑，形式新颖，很有吸引力，接地气，拉近我们和辅导员之间的距离。”来自物信院的刘琪玮说。

（摘编自陈丽蓉《辅导员网络直播搭建师生成长桥梁》）

材料二：

数据来源：艾媒咨询、中商产业研究院整理（注：Q3即第三季度）

材料三：

    目前，网络直播呈现出一种值得警惕的不良趋势：内容越奇葩，关注度就越高，由此刺激各路主播冥思苦想、损招尽出。有的网络主播为了吸引粉丝费尽心思，甚至不择手段。还有少数平台为了快速发展，传播低俗信息，屡屡挑战道德与法律的底线。有媒体报道，15岁的小王为了吸引更多的粉丝和礼物，相约小伙伴一同直播翻越铁路护网。此种行为触犯了法律，不仅将自身置于危险之地，更对行车安全和旅客安全造成隐患。

    针对网络直播乱象，自2016年12月1日起，国家网信办实施《互联网直播服务管理规定》，对于直播资质、内容管理、信用体系等提出了具体要求，给规范互联网直播服务划定了底线。

（摘编自王成成《清除网络直播“恶趣味”》）

材料四：

    继闪亮登场“一带一路”文艺晚会之后，国家一级演员、北方昆曲刷院邵天帅，梅派传人、北京京剧院青年演员白金在5月16日开了一场网络直播。接近两个小时的直播中，邵天帅和白金两位年轻艺术家分别表演了《牡丹亭》《长生殿》《贵妃醉酒》等经典昆曲、京剧曲目，也为网友普及了关于戏曲妆容、服饰等基础知识，展示了“唱念做打”戏曲基本功。略显小众的国粹艺术，遇上热门的网络直播，碰撞出了新的火花。一位观看了这场直播的网友说：“网络直播看《牡丹亭》，感觉杜丽娘突然从CD、从电视上走出来了，面对面跟我聊天，我发的弹幕她也能看到，非常奇特的感受。”而作为参与网络直播的艺术家邵天师则表示：“有网友刚才在直播中说：第一次听到昆曲，原来如此惊艳。这让我很欣慰，网络能让完全没有接触过昆曲的人了解并喜欢上昆曲。”

（摘编自周慧虹《以清新之风荡涤网络直播浊流》）

    材料一：

    所谓数字图书馆，可以理解为在大数据环境下，图书馆通过网络技术、信息技术、数字技术、移动通信技术等技术的综合应用，构建的数字应用和海量数字资源存储、管理、服务的系统平台，是现代图书馆实现数字资源采集、管理和服务等业务功能的重要形式。

    在数字图书馆时代，图书馆的功能已经不能仅仅停留在查找信息的层面，还需要为用户提供更为精细化的服务，为教学、科研、在线教育提供多维度、深层次的支持，并注重开展馆际、行业、社会多元化合作，由此才能实现有效的转型。

    数字图书馆转型的主要方向是_______________。其服务应当有别于数字资源商、网络信息服务实体所提供的基础信息服务，而将现有资源的知识化作为主要侧重点。如在继续关注图书馆长期开展的资源收集、整理、组织与传递工作的基础上，通过分析不同知识的资源载体、发展脉络、概念关系等相关问题，深入开展知识发现工作，为用户提供不同层次的知识发现、揭示，甚至是决策支持；同时，结合数字化环境下人机交互的特点，以知识单元、学科单元或是行业模式进行知识整合、学科知识重组与知识库构建，从而推动知识转化与知识创新，建立读者需要的“知识型数字图书馆”。

    （取材于李超《大数据环境下的数字图书馆多元转型策略研究》）

    材料二：

    中国在数千年的历史文化传承中，积累了卷帙浩繁、内容丰富的古籍。这些古籍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要瑰宝。然而，随着时间流逝，古籍原始载体都会因受到不同程度的侵蚀而逐渐老化、破损，这对古籍的长期保护与古文化知识的研究利用造成严峻的挑战。

    计算机和网络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为古籍的保护与利用提供了一种数字化的新思路。古籍数字化是指对古籍进行数字化转换、存储与加工处理。古籍数字化不仅可以扩大文献受众范围，保障文献信息的长期可获取性，同时可以减少对古籍原件的翻阅，从而实现对古籍的有效保护。

    中国古籍数字化工作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在3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古籍数字化实践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建成了相当规模的古籍索引数据库、古籍书目数据库、古籍全文数据库等古籍数字化产品。但我们也要看到，迄今为止，数字化全文只是对纸质文献的替代，文献检索一般只能达到基于字符匹配的全文检索层次，无法从概念或知识层次对文献进行挖掘利用，古籍利用效率较低。

    数字人文学科则为古籍数字化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数字人文的理论逻辑与技术体系，能够使古籍数字化资源平台集资料查询、计量分析、知识发现等功能于一身，辅助读者更好地发现、阅读、利用古籍，以实现古籍文献资源的深度开发与利用，从而推动传统文化知识的传播与传承。

（取材于魏晓萍《数字人文背景下数字化古籍的深度开发利用》）

    材料一：

    我认为一个健康的中国，需要一个健康的文艺市场，中国的崛起，更离不开科学家。

    明星片酬越来越高，高得离谱。2014年，李连杰被问到其片酬高达6000万一事，不屑地称“太低了，2000年我就拿到1000万美金，按当时汇率相当于8000万。”这个世界真是太疯狂了!

    那些终生投身科研的科学家，大多都是身居陋室，连钱学森都是住百八十平方米的旧房子。而大明星们，住豪宅开豪车，广告收入动辄七八位数，像天上掉馅饼一样容易。这种现象的存在，让成长过程中的孩子难以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孩子们都已经变得很现实，觉得搞科研是没有出息的。他们的人生目标不是升官就是发财，而当明星更是名利双收。这就是我们当今的社会，价值观严重的扭曲。科学家地位远不如演艺明星，这是时代的悲哀。

    一个浮躁的社会，人们追逐的都是表面的光鲜亮丽。于是各种包装炒作，让人们失去了自然和本真，浮躁的气息扩散到每一个角度，使得现代人已经不再关注社会的本源，而是追求虚无的奢侈浮华。

    中国正处于转型时期，互联网变革的洪流又让人们惴惴不安，人们都在寻找精神依托。我们需要能够给国人做正确价值导向的“名人”，而恰恰社会上又非常缺少这种角色的存在，有文化、有担当、有历史责任感的名人太少了。正是因为没有真正的思想舵手，才使很多明星、网红爬到了时代之巅，这种负面影响将非常深远。人们不得不思考：中国精神在哪里?中国复兴从何谈起?

    (选自陈中华博客)

    材料二：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公布了2015年的国际学生能力测试(PISA)，结果显示，美国“将来期望进入科学相关行业从业的学生比例”为38%，中国只有16.8%，还不及OECD国家的平均值。

    去年，物理学家霍金开通了个人微博，短短半个月粉丝数量突破了350万。事实上，霍金之所以在全世界拥有数量巨大的粉丝，不光因为他对广义相对论的贡献，还来自于以下趣事：他在美国热门电视剧《生活大爆炸》中扮演他自己，利用电子发声器与美国的摇滚乐团录制歌曲。写得了论文，做得了网红，酷劲十足，这就是霍金的魅力，也是科学家的魅力。

    整日埋头于实验室，甚至抱病工作，英年早逝，在我们的宣传中，仿佛科学家不历经坎坷，他们的道德形象就不高大。而事实上，有血有肉、有喜怒哀乐的科学家形象更能凸显人生的高度和厚度。科学家对于孩子们的吸引力，除了科学本身的魅力，很大一部分是要靠科学家来具体化和人格化的。

    对青年人来说，收入和地位等现实因素也极大地影响了职业理想的选择。科学家的经济回报和社会地位似乎不如明星、企业家也是当下的现实。现在，我国的国家最高科技奖奖金每人500万元人民币，由国家领导亲自颁发，正在创造良好的社会效益。我们应以此反拨社会潮流，让科技人员真正感到既有“面子”，又有“里子”。

    让科学家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明星，成为孩子们争相崇拜的偶像，唯有如此，当科学家才能重新成为孩子们的职业理想。

    (摘自2017年1月19日《光明日报》第6版)

    材料三：

    社会发展到今天，必须承认和接受其多元性和复杂性。各行各业都出精英，只不过用的评价标准不同罢了。把屠呦呦和黄晓明放在一起比较，是一种危险的逻辑。正如一提援外、减免他国债务，就有人提我国的贫困人口一样，如此对比似乎已成为一种万能诡辩术。如果用北京的房价来衡量青蒿素的学术价值，会得出什么结论呢?如果用一些方法降低“黄晓明们”的收入，限制“黄晓明们”婚宴和礼金规模，这又会是怎样的情形?

    市场与行政力量当各归其位，各司其职，各尽其力。屠呦呦的反面教材，不是连结婚都会躺枪的黄晓明，也不是娱乐圈这个花花世界。演艺明星即使再奢华，也不会让科学家们眼红。反而是学术界内的各种失范现象，如学术造假、学术浮躁、科研体制僵化、收入分配不合理、科研机构衙门化、人才培养机制受阻等，才是阻碍科学家发挥更大作用的环境因素，从长远说，也损害了科学家在国人心目中的形象。

(摘自2015年10月13日《新华每日电讯》)

    材料一：

    携程旅游最新发布的《2017中国旅游者意愿调查报告》显示，中国居民消费升级，旅游超过购房买车等成为消费的首选必需品，98%的受访者今年有出游意愿。旅游成为消费的重要支出，5成以上的人计划全年旅游花费在年收入的10%以上，19%的人将把收入的20%以上用于旅游。云南、四川、海南，日本、泰国、美国等成为首选的国内外旅游目的地，60%的人旅游首选出境游。旅游已经成为国民消费的重要支出部分。

    报告认为，消费者愿意增加支出用于入住更好的酒店、品尝美食和体验优质服务，旅行社推出的纯玩团、臻品游、定制旅游、自由行等产品受到消费者追捧，国人认为在旅游上支出是“花钱买幸福感”。

    报告显示，2017年出游，31%旅行者最关注安全因素，如目的地近期是否发生过自然灾害、恐怖袭击，包括治安方面的不确定因素都会成为制定旅行计划的重要考量。其次是环境因素，25%旅行者最关注目的地环境，雾霾等污染因素都会让消费者减少对一个目的地的兴趣。还有15%的旅游者最关注目的地对游客的友好程度。此外，航班和签证的便利程度也影响着旅游者的意愿和偏好。

    调查显示，除了领略自然风光与人文风情外，减压、增进与家人朋友的关系，也成为国人旅游的重要理由，去异地异国享受医疗教育等服务和资源、躲避雾霾等也成为旅游的动机。

    此外，调查显示，随着中国旅行者经验越来越丰富，自由行成为更理想的出行方式。2017年，58.6%的旅行者希望通过自由行的方式出游。跟团旅游依然是重要的旅游方式，有三成游客选择，特别是出境游，约有一半的游客选择跟团。除了自由行、跟团游，定制旅游将在2017年迎来爆发式增长，10%的旅行者有意尝试定制旅游。

    （摘自《2017中国旅游者意愿调查报告》）

    材料二：

    近三年国家旅游局关于春节假日期间国内旅游市场的统计表

材料三：

    建设好慢游基地，让游客尽享“慢游”乐趣。最佳慢游旅游区呈现“众星捧月”的空间格局。经过多年的培育，贵州旅游已经形成了若干个明亮的“月亮”，如黄果树、荔波大小七孔、西江苗寨、镇远古城、百里杜鹃等等，但是这些“月亮”缺少“众星”产品的陪伴，游客当天看完，当天离开，而无法实现对周围辐射型的消费。贵州是国家公园省，山地度假、乡村度假、气候度假资源优势突出，处处有美景，既有诸多区域的“小月亮”，也不缺少捧月的“星群”资源。因此，加强“伴月星群”的打造是建设慢游产品的基础工程。要树立大旅游区概念，依托核心度假基地，综合利用周边文化、生态、环境等资源，把景点串成景区，打造品牌慢游旅游度假区。

实施“众星捧月”工程的关键之一是对“月亮”和“星群”的识别与筛选。作为区域慢游度假基地的“月亮”应该是以城镇为依托的大型休闲度假旅游综合体，它应具备以下特征：拥有舒适的自然环境、舒适的住宿、丰富的夜间产品、康益的人文环境。基于度假需求的慢游产品。“星群”应具备以下特征：依托慢游度假中心，拥有发达的辐射型短线游，时间上能满足求“深度”和“休闲”的需要。

    （摘编自《打造贵州“快旅慢游”产品体系》）

材料四：

    今年春节返程最堵的地方无疑是海南。到目前为止仍有超过万辆外地车辆滞留海南。从大年初三开始，受十年未遇的罕见大雾天气影响，琼州海峡出现反复停航。

    事实上，前些年春节期间，在海南的一些热门景点游客蜂拥而至，人挤人、人挨人、大堵车的现象也频频出现。照理说，海南是离岛，有多少车辆进入海南，港口方面能够充分掌握，这也为限流提供了一定的信息优势。未来，有没有可能对这些车辆进行限流？如何限流才会确保更好的旅游体验，不至于堵在囧途？特别是，根据气象特点，琼州海峡每年12月至3月雾较多，且多为平流雾，是否应该为极端天气的可能发生留足运力余量，根据运力的余裕程度来考虑接待游客的数量？这些课题都值得深入研究和探讨。

（摘编自2018年2月“央视新闻”）

    材料一

    城市生活垃圾是城市化的产物，它既是一种“社会公害”，同时作为丰富的再生资源，又可谓“摆错位置的财富”。为了使城市垃圾资源化，在处理前首先需要实施分类收集。垃圾分类收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多方面的合力才能完成。

    公众既是垃圾的制造者，也是垃圾污染的受害者，公众参与对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有重要意义。居民对垃圾分类的理解、支持和自觉参与，是垃圾分类回收的基础和关键性因素。长期以来，我国“政府主导型”环保工作模式使居民认为保护环境的主要责任在政府。科学工作者和政府官员对环境问题关注较多，一般居民环境意识普遍欠缺；城镇居民的环境意识相对较强，广大农村居民的环境意识普遍较淡漠。

    长期以来，公众养成了“简单方便”的垃圾混装习惯，虽然不乏一些对环保抱有热情的人，但也往往因在进行垃圾分类投放时要付出较高的经济成本和劳动力成本，而不愿执行。随着宣传教育的深入，很多市民逐渐对垃圾分类投放有了较高的积极性，但对分类的标准和方法不清楚或掌握不够准确，从而影响了垃圾分类收集的效果，久而久之，参与的热情也会逐渐削弱。

    民间环保组织有责任、有义务协助政府推动实施垃圾分类的政策和法规，但是大部分公益性环保组织仅限于做一些宣传教育的工作，缺乏参与垃圾分类收集处理及管理的途径，环境保护志愿者发挥作用的渠道也不畅通。

    垃圾分类收集需要依靠全社会的力量。当公众对环境政策由消极观望转为积极配合时，政府和企业也会积极响应，尽快创造更好的条件，形成覆盖广泛的绿色环保网络。

    （取材于姜朝阳等的相关文章）

    材料二

    循环经济是一种以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核心，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原则，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为基本特征，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对“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传统增长模式的根本变革。在废弃物处理领域深入引进循环经济管理理念 ， 可以更广泛地将废弃物转化为再利用资源，从而降低废弃物的产生量和排放量，减少污染治理投入和环境监管成本，更好地保护环境，造福人类。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的城市垃圾量正在以每年5%～10%的速度递增。采用科学的手段消纳这个极大的污染源已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环境保护课题和社会经济课题。

    对垃圾进行分类收集和处理，是实现垃圾处理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的前提。在我国城市垃圾产量迅速增加的同时，垃圾构成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含有许多可再利用的物质，如塑料、纸张、金属、玻璃等。通过对这些垃圾进行分类管理，可将之再利用，转化为商品，变废为宝，创造出新的价值，成为环境产业的新经济增长点；同时还可促进加工处理废弃物的新技术、新工艺及新设备的发展，推进垃圾处理产业化的进程，有力地促进废弃物领域循环经济的发展。

    垃圾处理要走产业化的道路，必须在相关产业政策指导下发展，也要靠政府的投资及财税政策扶持。生产单位是实现垃圾减量化的主力军，也是垃圾分类管理的实施者和受益者。例如在产品包装上，生产单位应尽可能使用可回收利用的材料，并标注宣传环保理念及分类回收方式的字样，加强对消费者的环保教育，使企业全面获得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政府可以向企业征收产品包装税，通过经济手段促进企业重视包装废弃物的回收及再利用效率。

    （取材于赵雪梅等的相关文章）

    材料三

    旧金山是美国第一个通过垃圾分类回收相关法律的城市，强制性要求企业和居民对垃圾进行分类，并通过调控垃圾清运费来鼓励和督促居民减少生活垃圾。日本制定了《废弃物处理法》，市民如违反分类规定乱扔垃圾，就会被拘捕并处以巨额罚款。发达国家的实践表明，通过立法对投放垃圾行为进行强制性规范和约束，是推进垃圾分类处理的必由之路。

    当前，“垃圾围城”已成为困扰和制约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与发展的重大问题之一，虽然多数居民对垃圾分类投放表示理解和支持，但还没有养成习惯，实际践行度普遍较低，立法强制施行垃圾分类迫在眉睫。

    2019年7月1日起，上海开始施行《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这是全国第一部经地方人民代表大会表决通过的垃圾管理地方性法规。该《条例》明确了产生生活垃圾的单位和个人是分类投放的责任主体，规定对未将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的单位和个人可处以罚款。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说：“处罚不是目的，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明确垃圾分类是法定的职责，每个单位、每个人都应该依法履行好自己的义务。”从该《条例》施行三个多月的实践来看，垃圾分类对市民生活习惯形成了巨大冲击。为达到更好的效果，上海市通过党员示范引领、多渠道全覆盖宣传等方式鼓励居民积极准确地参与垃圾分类。同时，社区建立了居民垃圾分类档案，以实现生活垃圾投放可追踪溯源，责任落实到一户一家。

    垃圾分类正在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选择题”变为“必答题”，未来将有更多的城市步入对垃圾强制分类立法的行列中来。

（取材于王薇等的相关文章）

材料一：

形象地说，我们的身体就像一座城池，外有皮肤、粘膜这样的城墙和护城河的保护，内有免疫细胞这样的警察巡逻，站岗，而警察手里的武器、信号弹等就是由免疫细胞所分泌的免疫因子。

当细菌、病毒这样的不法分子偷进城后，就会被巡逻的警察发现并消灭，同时它们还会记录这个不法分子的特征，全城张贴通令，以保证相同的敌人再次来犯时，能够在第一时间将其消灭。

接种疫苗的过程就像是我们人为地塞几个不法分子（当然不是年轻力壮、破坏力十足的那些）进城，让警察抓住、认识、消灭它们，从而帮助我们的机体建立针对某种疾病的长期的防御力，从而实现主动免疫。

（摘编自钟柯《疫苗究竟是如何帮助我们抵抗病毒的》）

材料二：

减毒活疫苗是一种毒性减弱的活病原体，它不会致病，但是能引发人体免疫反应去对抗下一次感染。减活疫苗不仅接近于病毒的自然感染，产生的免疫保护效果较好，而且通常只需要单次免疫即可。不过，作为疫苗的活病毒有可能发生基因突变，接种人便又有被感染的可能了。

为了提升疫苗的安全性，科学家又发明了灭活疫苗。灭活疫苗需要用加热或化学方法将病毒灭活，使其不再具有感染人类细胞的能力，也不再能复活。不过，灭活疫苗免疫保护时间比减活疫苗要短得多，不仅需要进行多次免疫，而且采用甲醛或福尔马林等化学法灭活病毒时，也可能出现灭活不完全的情况，仍然存在一定的安全风险。

通过减毒活疫苗和灭活疫苗等疫苗进行强制免疫以来，世界各国已将脊髓灰质炎、麻疹、乙型脑炎、水痘等传染病的发病率控制在较低水平，一些国家也利用疫苗免疫等手段根除了部分传染病。

由于疫苗有着可快速生产、工艺日臻成熟的优势，减毒活疫苗和灭活疫苗曾在传染病防治史上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不过，减毒活疫苗和灭活疫苗有一些类似的不足之处，即这些疫苗杂质含量较多，容易引发严重的不良反应，且对免疫系统虚弱的人保护效果一般。另外，传统疫苗一般只能对付一种传染病，因此人类又相继研发了包括亚单位疫苗、重组载体疫苗和核酸疫苗在内的重组疫苗。

（摘编自柯普哲《抗疫“利器”：疫苗》）

材料三：

世界卫生组织学的免疫战略咨询专家组将“疫苗接种犹豫”定义为在疫苗接种服务可及的情况下拒绝或延迟接种疫苗。为使疫苗达到群体免疫效果，尤其是保护无法接种疫苗的弱势群体（如过敏体质、免网疫缺陷的群体），疫苗接种率需要保持在较高水平。然而，“疫苗接种犹豫”会导致疫苗接种率下降，造成麻疹等疫苗可预防疾病暴发和流行，对国家免疫规划，甚至全球疾病负担都会带来严重后果。

“疫苗接种犹豫”受到许多因素影响，其中包括信心，即对疫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以及对提供疫苗的卫生服务体系的信任，如对卫生服务体系、从事疫苗接种服务专业人员的可靠性及能力的信任。疫苗安全事件会严重影响人们对疫苗接种的信心。研究发现，2016年山东非法经营疫苗事件发生后，32.4%的家长出现“疫苗接种犹豫”。自满也是影响“疫苗接种犹豫”的重要因素，即人们对疾病的风险认知较低。如在2009年流感大流行期间，相当一部分人在能够获得甲型H1N1流感疫苗的情况下，却仍然选择拒绝接种，原因是这些人认为甲型H1N1并不会构成严重的健康威胁。方便也是影响“疫苗接种犹豫”的重要因素之一，预防接种服务的质量以及能否在某个时间、地点，以一种可负担得起、方便和舒适的方式提供服务都会影响疫苗接种决策。

（摘编自张佩雯等《疫苗犹豫现状与免疫规划中的健康教育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