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子就在跟前

沈祖连

    乔迁新居，一家人喜气洋洋。最高兴的莫过于母亲了，她进入客厅，进入卧室，进入厨房，最后来到阳台上。有一个属于自己的阳台，几乎成了母亲的最大心愿，她要在阳台上养几盆花，要在阳台上安一张躺椅，每天能充分地享受阳光，而最实际的是可以在自己的阳台上晾晒衣服，这是老人最最期待的。

    给我找根竹子。”母亲发话了。

    大姐说，“就交给他吧。”

    大姐夫不很乐意，但还是毅然受命：不接受行吗，丈母娘的要求，妻子的命令。再说，不就是一根竹子吗？

    可接受下来，大姐夫才知道自己的荒唐：要在老家，要根竹子，提刀上山，便可手到拿来。可在这大都市里，去哪里找？可怜的大姐夫，骑着自行车，跑了市场，跑了生产资料公司，跑了土产公司，一无所获。

    午时归来，大姐问他要到没有。大姐夫说：

    “还没。我想，用根不锈钢管不是更好吗？”

    “真没用。阿妈不要你的金，不要你的银只要你一根竹子，哪来的这么多废话？”

    “那我下午继续找吧。”

    大姐夫登上楼顶，看到前街有建设工地，正在拆着脚手架，大姐夫心里一高兴，立时跑了过去。一根根卸下来的正是他所要找的竹子。

    大姐夫来到了门口，找到了门卫，递上一根烟，说，“师傅，卖根竹子给我好吗，多少钱呀？”

    “卖竹？我这里不卖竹。”

    “就是那些拆下来的……”

    “那是脚手架用的，不卖。”

    “可我急着用，不瞒你说，我的丈母娘……”

    “不用说了，我明白，你丈母娘要一根晾衣服……”

    “正是。”

    “可我不能卖呀。要不你去找工长吧，”门卫指着里边的一个汉子说，“就是那个戴着黄帽子的。”

    大姐夫来到了黄帽子跟前，叫了声：“工长，你好。”

    “什么事？”

    “我想跟你买根竹子。”

    “没有竹子卖。”

    “这是脚手架，还要搬到其他工地去用。”

    “我只要一根，次一点的也行。你就收回成本费吧。”

    “这可没有先例啊。”

    “看在我们男人的面上。通融一下吧。”

    “可是，我不能让你在光天化日之下扛着一根竹走出去呀。这么吧，你去找我们主任吧。他在办公室。”

    大姐夫在工长的指点下，见到了主任。

    主任是个脸皮白皙的汉子，看上去斯斯文文的，可不想一听到大姐夫说要买他的一根竹子时，却是一副不耐烦：“去去去，买竹子怎么找到这里来了。”

    碰了一鼻子的灰，大姐夫从工地出来，望着一地的竹子，却是一脸的茫然。这样回去，丈母娘问起，怎么是好？

    他在街角点燃了根烟，吸了一口，大脑皮层一下子跳出了个人：老同学李青不是在这个建筑公司任职吗？并且听说已经是个不大不小的部门头头了，好，就找他，不就是一根竹子吗？难道会不给老同学点面子？

    到公用电话亭打了个电话，说是不在家，得晚上才回来。好吧，晚上就晚上，等等吧。

    心里有了点底，大姐夫便昂然地回来了。不过他还是不太敢见丈母娘。

    大姐问：“怎么，还没找到？”

    “有眉目了。”

    “我的天，跑了一天，才有眉目，能告诉我，怎么个眉目吗？”

    “阿英你别说这根竹子，手续还挺复杂的，不过总算找到了建筑公司的一个老同学了，他今晚回来，我估计明早吧，明早准能要到。”

    “什么呀？为了一根竹子，还得托人情，你这人情也用得太廉价了吧。”

    这时，二姐夫骑着摩托车回来了，一听大姐在指责大姐夫，便说，“不就是根竹子吗，也值不了多少钱，大姐夫你说你在哪发现了，告诉我，我去搞掂。”

    “不远，在前街工地上就有。只是……

    “你是说那些刚拆下来的吗？好。”

    二姐夫说着掉转车头，不到5分钟工夫，便扛着一根竹子回来了。

    大姐夫尴尬地问，“怎么我去不卖，你去就卖了？”

    “不就是一根竹子吗？用什么卖不卖的，我扛起就走。”

    “那要是让人抓住了呢？”

    “那就让罚吧，一根破竹能值什么钱的。不过谁管？”

（选自《21世纪微型小说排行榜》，有删改）

捡烂纸的老头

汪曾祺

    烤肉刘早就不卖烤肉了，不过虎坊桥一带的人都还叫他烤肉刘。这是一家平民化的回民馆子，地方不小，东西实惠。卖大锅菜。炒辣豆腐，炒豆角，炒蒜苗，炒洋白菜。比较贵一点是黄焖羊肉，也就是块儿来钱一小碗，在后面做得了，用脸盆端出来，倒在几个深深的铁罐里，下面用微火煨着，倒总是温和的。有时也卖小勺炒菜：大葱炮羊肉、干炸丸子，它似蜜……主食有米饭、馒头、芝麻烧饼、罗丝转；卖面条，浇炸酱、浇卤。夏天卖麻酱面。卖馅儿饼。烙饼的炉紧贴着门脸儿，一进门就听到饼铛里的油吱吱喳喳地响，饼香扑鼻，很诱人。

    烤肉刘的买卖不错，一到饭口，尤其是中午，人总是满的。附近有几个小工厂，厂里没有食堂，烤肉刘就是他们的食堂。工人们都正在壮年，能吃，馅饼至少得来五个（半斤），一瓶啤酒，二两白的。女工们则多半是拿一个饭盒来，买馅饼，或炒豆腐、花卷，带到车间里去吃。有一些退休的职工，不爱吃家里的饭，爱上烤肉刘来吃“野食”，爱吃什么要点儿什么。有一个文质彬彬的主儿，原来当会计，他每天都到烤肉刘这儿来。他和家里人说定，每天两块钱的“挑费”①都扔在这儿。有一个煤站的副经理，现在也还参加劳动，手指甲缝都是黑的，他在烤肉刘吃了十来年了。他来了，没座位，服务员即刻从后面把他们自己坐的凳子提出一张来，把他安排在一个旮旯里。有炮肉，他总是来一盘炮肉，仨烧饼，二两酒。给他炮的这一盘肉，够别人的两盘，因为烤肉刘指着他保证用煤。这些，都是老主顾。还有一些流动客人，东北的、山西的、保定的、石家庄的。大包小包，五颜六色。男人用手指甲剔牙，女人敞开怀喂奶。

    有一个人是每天必到的，午晚两餐，都在这里。  这条街上的人都认识他，是个捡烂纸的。他穿得很破烂，总是一件油乎乎的烂棉袄，腰里系一根烂麻绳，没有衬衣。脸上说不清是什么颜色，好像是浅黄的。说不清有多大岁数，六十几？七十几？一嘴牙七长八短，残缺不全。你吃点儿软和的花卷、面条，不好么？不，他总是要三个烧饼，歪着脑袋努力地啃啮。烧饼吃完，站起身子，找一个别人用过的碗（他可不在乎这个），自言自语：“跟他们寻一口面汤。”喝了面汤：“回见！”没人理他，因为不知道他是向谁说的。

    一天，他和几个小伙子一桌。一个小伙子看了他一眼，跟同伴小声说了句什么，他多了心：“你说谁哪？”小伙子没有理他，他放下烧饼，跑到店堂当间：“出来！出来！”这是要打架。北京人过去打架，都到当街去打，不在店铺里打，免得损坏人家的东西搅了人家的买卖。“出来！出来！”是叫阵。没人劝。压根儿就没人注意他。打架？这么个糟老头子？这老头可真是糟。从里糟到外。这几个小伙子，随便哪一个，出去一拳准把他揍趴下。小伙子们看看他，不理他。

    这么个糟老头子想打架，是真的吗？他会打架吗？年轻的时候打过架吗？看样子，他没打过架，他哪里是耍胳膊的人哪！他这是干什么？虚张声势？也说不上，无声势可言。没有人把他当一回事。

    没人理他，他悻悻地回到座位上，把没吃完的烧饼很费劲地啃完了。情绪已经平复下来——本来也没有多大情绪。“跟他们寻口汤去。”喝了两口面汤：“回见！”。

    有几天没看见捡烂纸的老头了，听煤站的副经理说，他死了。死后，在他的破席子底下发现了八千多块钱，一沓一沓，用麻筋捆得很整齐。

    他攒下这些钱干什么？

【注】①挑费：京津冀方言，指家庭日常生活里的开支。

材料一：

主持：您的枕边书多数是什么？能谈谈具体的阅读感受吗？

唐博^（注）：我不喜欢躺在床上看书，这样不利于保护视力。要知道我到现在还没近视，不戴眼镜。因此，我没有真正意义的枕边书。

如果把旅途中的书、睡前在书房里看的书都视为“泛枕边书”的话，倒是以历史学、经济学的学术书和大众读物为主。最近刚读完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里茨的新著《美国真相》。这本书讲述了美国经济表面繁荣的背后，前所未有的贫富分化，以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正如我们经常在电视新闻中看到的那样。美国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和种族问题上的表现，更为这本新著提供了资料佐证。

主持：阅读在您的生活中占多大比重？

唐博：由于平时很忙，阅读只能见缝插针。反正只要有点时间，哪怕是零碎的，我都基本用在阅读上。

主持：让您感到“真正了不起”的是哪本书？

唐博：不得不佩服当年明月（石悦）的《明朝那些事儿》。当年明月跟我同是80后，也是同行，他在前移动互联网时代开创了一种别样的写史方式。他把自己的读史心得融入书中，真正形成了与作者的心灵沟通。更可贵的是，他并没有在写书成名后放弃本职工作，而是恰当处理了本业和副业的关系。

主持：您最理想的阅读体验是怎样的？

唐博：夜深人静，毫无倦意，气温适宜，独自一人，耐心再读一遍《毛泽东选集》1 —4卷。伟人终归是伟人，在字里行间透露出的革命情怀、家国情怀、人文情怀，以及对重大哲学和历史问题的把握，对战争的宏大思考和微观策划，对经典的旁征博引，调查研究的方法论，都很值得认真钻研学习。同时，《毛泽东选集》1—4卷还是学习中国历史、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的很好切入点。特别是其中的注释，字斟句酌，信息量很大。

我始终认为，历史学的功用有二：正本清源、以史为鉴。正本清源是历史学家的任务，以史为鉴则是所有人的使命。《毛泽东选集》1一4卷就是以史为鉴的很好标杆。

主持：哪些书对您的思维影响最深？

唐博：通过读书来改变思维习惯，这可能是个终身的事情。不过，仅就读史、写史来说，美国学者史景迁的专著《康熙自画像》，对我有点触动。我猛然发现，历史居然还能这么写。用第一人称，站在康熙的视角看历史，身临其境、感同身受，尽管在写作上会有一定局限性，但还是有一种换位思考的亲切感。受他启发，我先后创作了《我们这辈子：清朝皇帝回忆录》《亲历三百年：明朝皇帝回忆录》等四本书。

主持：什么书改变了您的人生，您读这本书的时候多大，它改变了什么？

唐博：吴晗《中国历史小故事》，把时年9岁的我引入了历史学殿堂，让我对这个学科产生了兴趣。我后来选择读大学历史系，而且一直读到博士，不能不说跟这个系列的历史普及读物有关联。

主持：接下来计划读什么书？

唐博：最近有本畅销书，名叫《剧变：人类社会与国家危机的转折点》，作者是美国学者费雷德·戴蒙德。我已经读了一部分了，准备把它继续读完。2020年，地球发生了很多灾害，人类正在经历着百年变局。在这样一个许多人都很迷茫的时候，结合我学过的历史知识，去读这样的书，有助于我们拨开云雾见天日，看清前面的路，扎扎实实走下去。

（摘编自《唐博：我的泛“枕边书”》）

（注）唐博，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博士。

材料二：

欧阳修说，读书最佳处在枕上、马上、厕上。枕边读的书最私密，最能反映出一个人的阅读旨趣和审美风尚，而对于作家们来说，他们的枕边书更具有特别的意义。

夜晚是阅读历史、悲剧和传奇的时间。夜晚也是在阅读中放飞自我、享受与书中人物精神交会的时间。阿来的枕边书是《佛经》《圣经》《古兰经》。这些书他很早就读过，并且反复读。他并不是宗教信徒，读这些书是因为这些文本有吸引力。很多作家对自己写的东西是怀疑的，而这些经书的作者因为带着巨大的信念，所写的文字朴素却富有感染力。哈金的枕边书，一般总有契诃夫的小说选、托尔斯泰的小说，还有《新约》。他喜欢读着书入睡的感觉。那些经典多么纯粹，使他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常感到文学的语感焕然一新。李佩甫睡不着觉的时候也要翻一翻《圣经》。

夜晚也是我们思考、反省的时间。周大新的枕边书有两种，一种是需要在精力好、不想睡的时候读的书，通常需要质疑、思考和与作者暗中对话。比如威尔•杜兰的《世界文明史》、彼得•沃森的《思想史》等等。另一种是在精力不好可又不愿睡下时，用来放松精神的书，通常是自己喜欢的长篇小说、散文集或诗集。眼下周大新的枕边放着一本《哈佛百年经典• 24卷——英国和美国名家随笔》。这本书里收录了《大学的理想》《科学与文化》等文章，读过之后，周大新对这些智者的思考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

有的作家，枕边书看似随意，却是杂花生树、草长莺飞，我们能从中发现作家精神滋养的来源和智慧的沉淀。比如李敬泽的枕边书有《杜诗详注》《诗经原始》《西周的政体》，还有《漫长的告别》，常常是一段时间里的兴之所至。邵燕祥的枕边书多是旧体诗。一诗一世界，他认为诗不可一下读太多，一首诗，实际上是一种情绪，一种情调。

从作家们所谈的枕边书，可领略到他们的真性情，也让我们重拾那些被遗忘的经典。了解作家最亲近的书，跟着一位作家去了解另一位作家，曲径通幽，像爱丽斯梦游仙境，像步入小径分岔的花园，让人大开眼界，叹为观止。

（摘编自舒晋瑜《作家们的枕边书》）

材料一：

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没有，从来没有的。长征又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长征又是宣传队。它向十一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呢?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中国共产党，它的领导机关，它的干部，它的党员，是不怕任何艰难困苦的。谁怀疑我们领导革命战争的能力，谁就会陷进机会主义的泥坑里去……

材料二：

材料一：

缺乏变动的文化里，长幼之间发生了社会的差次，年长的对年幼的具有强制的权力。这是血缘社会的基础。血缘的意思是人和人的权利和义务根据亲属关系来决定。亲属是由生育和婚姻所构成的关系。血缘，严格说来，只指由生育所发生的亲子关系。事实上，在单系的家庭组织中所注重的亲属的确多由于生育而少由于婚姻，所以说是血缘也无妨。生育是社会持续所必需的，任何社会都一样，所不同的是说有些社会用生育所发生的社会关系来规定各人的社会地位，有些社会却并不如此。社会的稳定是指它结构的静止，填入结构中各个地位的个人是不能静止的，他们是要死的，不能永久停留在那里。血缘社会就是想用生育去维持社会结构的稳定。到现在固然很少社会能完全抛弃血缘继替，但是社会结构如果发生变动，完全依血缘去继替也属不可能。

血缘是稳定的力量。在稳定的社会中，地缘不过是血缘的投影，不分离的。“生于斯，死于斯”把人和地的因缘固定了。在人口不流动的社会中，自给自足的乡土社会的人口是不需要流动的，家族这个社群包含着地域的涵义。村落这个概念可以说是多余的。血缘和地缘的合一是社区的原始状态。但是人毕竟不是植物，还是要流动的。乡土社会中无法避免的是“细胞分裂”的过程，一个人口在繁殖中的血缘社群，繁殖到一定程度，他们不能在一定地域上集居了，那是因为这个社群所需的土地面积，因人口繁殖，也得不断地扩大。扩大到一个程度，住地和工作地距离太远，阻碍着效率时，这个社群就不能不在区位上分裂——这还是以土地可以无限扩张时说的。事实是，每个家族可以向外开垦的机会很有限，人口繁殖所引起的常是向内的精耕，精耕受着土地报酬递减律的限制，逼着这个社群分裂，分出来的部分到别的地方去找耕地。

（选摘自费孝通《乡土中国·血缘与地缘》）

材料二：

在传统乡村社会向现代社会演进的过程中，熟人社会的运行逻辑渐渐地被解构、重塑抑或稀释，进而演化成为陌生人社会。然而，我国乡村社会形态的变迁并不是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的简单的线性发展的过程，而是在“熟人社会”与“陌生人社会”之间存在着不同的乡村社会形态——笔者称之为“虚拟型熟人社会”。

改革开放以来，乡村社会大量中青壮年为了寻求生计，逐步涌向城市社会。学术界大多认为这一现象证明乡村社会走向衰败，并作出“乡村社会没有未来”的学术判断。但在互联网实践与乡村社会交融发展的今天，工作和生活在不同时间和空间下的村民，可以通过智能手机在线上平台实现虚拟交流，最大限度地实现了留守村民与打工村民的“数字关联”。村庄治理主体可以把乡村公共议题发布在互联网平台上，不同时空下的本村村民便可以就议题展开对话、讨论与协商后作出决定。

互联网实践不但有效解决村庄公共事务，也为强化公共舆论约束机制带来新的契机。在传统乡村熟人社会里，村民之间互动而形成的乡村社会舆论是村民之间交往的行为准则。数字时代，即使大量青壮年村民常年不在乡村社会生活，公共舆论同样能够基于互联网实践来约束村民之间的交往行为，给破坏乡村道德舆论的村民带来沉重的道德压力。

互联网实践把基于血缘、地缘而组建的乡村共同体的关键要素复制到数字平台上，为传统熟人社会的“互帮互助”精神注入动力，呈现熟人社会运行逻辑的新形态。比如，个别村民在城市打拼多年，结识了不同的企业老板或工友，有机会获得老板或工友会在微信群等数字平台里发布一些用工信息，为留守在乡村的村民找工作提供渠道。此外，由于大量村民外出务工，乡村社会中婚丧嫁娶事宜大多数都会在村微信群通知，虽说打工村民不能到场，但是可以通过“微信红包”等方式来表达对“办大事”村民的祝贺。这种交往方式虽说少了传统熟人社会的亲密性接触，但却维持村民之间的互帮互助精神。

互联网实践还赋予传统熟人社会中的乡村记忆以新的展现形式，实现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瞬间切换，重构熟人社会的乡村记忆因子。比如，乡村社会可以在数字平台上举办具有地方特色民俗活动使得乡村记忆在“线下”和“线上”双向建构。打工村民可以通过现代技术的赋权对特色民俗互动进行重构，并与村庄建立起新的联络机制，使得乡村记忆的传承得以继续。在乡村记忆演绎的过程中，村民能够平等地参与、观赏及评论乡村的特色民俗活动，也有助于形成乡村记忆的共同意识，进而强化村民对乡村社会的认同感。

（选摘自郭明《虚拟型熟人社会：一个新乡村社会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