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比较美学的视野看，“意境说”被视为一种现代的发现。这意味着，“意境说”是中西审美主义“视界融合”的产物。

     中国审美主义的基本构架来自西方，但它毕竟蕴涵着重要的民族特质。这是因为，当时的美学家虽然都以西方美学为现成的知识背景，但他们最高审美境界却植根在中国文化的土壤里。而且，他们都到魏晋这个痛苦而又自由，并最富艺术精神的时代去寻找所崇尚的审美理想。朱光潜以陶渊明为人格理想的写照，把自己的人格在生活中涵养成“完美的诗”，然后才焕发而为艺术。宗白华的审美理想则为“晋人风度”，以虚灵的胸襟、玄学的意味体会自然，建立最高的晶莹的“美的意境”。

     但无可否认，他们的审美主义又存在着明显分殊。朱光潜重“想象”的飞升，而宗白华却重于“情”，更重情感的解放；朱光潜推崇“静穆”的风格，宗白华则倾向动与静、空灵与充实的统一。具体而言，朱光潜赞美陶渊明情感生活“极端的和谐静穆”，这种静穆渗透着儒家的庄严和达观。而宗白华的审美理想却倾向于以静为始，动中取静，“静”须具备生命的活力，因而要表现出节奏和韵律、活跃和动感。这就将其美学与道家的自由体验相通，同儒家生生之德相衔，加之禅境的汇注，从而呈现出一种兼容并蓄的姿态。实际上，华夏古典美学的动感源于儒家的“生生”，静态源于道家的“虚静”。朱光潜反而只取儒家“节动”的一面，所谓“人生而静，天之性也”；相反，宗白华却“感于物而动”，走向情感的抒发和生命的至动，这主要是通过用“动”激活道家美学而实现的。

     艺术境界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人生境界。在朱光潜看来，文学到最高境界必定都是诗，诗的境界是艺术之境的巅峰。他从诗出发，操作西方美学话语，来剖析意象构成和境界性质。诗的境界是情与景的契合，物的意蕴深浅与人的性分深浅成正比例。直觉是起点，而意象含着见者的创造。宗白华认为，艺术是对人生价值的追寻、对终极意义的拷问。这种境界不仅是生命论意义上的，同时也是审美主义的，生命与审美是相互转化的。

意境是一种特殊的艺术境界，浓缩着华夏民族审美的最高智慧。朱光潜和宗白华以他们审美主义的理念，对意境作出“以西释中”或“中西合璧”的阐发，从而反映出古典美学向现代转型的特征。朱光潜的贡献就在于：从尼采酒神、日神分立出发，把诗的境界理解为情趣与意象、情与景的统一。宗白华的贡献在于“动”态地诠释意境，认定艺术意境不是“单层的平面的自然的再现”，而是动感的“境界层深的创构”，是境界层层升华的过程。意境的特质就在于心灵深度的感动。而唯艺术独有的“意境”，才能将主体的心灵升华到至美的极境。

（选自刘悦笛《比较美学视野中的“意境说”》，有删改）

金石学的兴衰与传承创新

朱凤瀚

    金石学的“金”，主要是指青铜器及其铭文，“石”是指石刻而且主要是指石刻文字。为求将文字资料保存永久而刻于石上，特别是铸于青铜器上，是古代中国的一种重要的文化传统。在汉代时，存于简帛上的先秦文献已相当残缺，故商周青铜器铭文与东周以后的石刻文字资料已尤为珍贵。但是这一类文献在北宋以前并未得到学界足够的重视。

    这种情况，直到北宋年间金石学的出现才得到较大改观。研究古代青铜器与石刻能受到学者的重视，一方面是因为金石之学不仅可以证经补史，而且有助于复原古礼，适应了北宋王朝鼓励经学、巩固统治秩序之需要。另一方面，金石之学有实证研究色彩，为当时代表进步的史学与文字学发展趋势的学者所推重。北宋时造纸、印刷与墨拓技术得到空前提高，也为金石学的发展创造了物质条件。

    清代在康熙朝后，开始极力提倡儒家经典之学，推崇“朴学”以巩固其统治秩序。而清初以顾炎武等为代表的学者，强调“通经致用”，重视考据学及小学，遂将与小学密切相关的金石学推到当时学术高端的地位。清代学者在青铜器与金文研究上有不少建树，而石刻方面则着力更多，研究成果亦趋于系统。但此时期被作为研究对象的青铜器等古器物及相当一部分石刻，仍然是零散出土的，且多属未知共存的器物．同时，对古器物形制变化的脉络及其与铭文的关系始终未能理清，对铭文虽有考证，亦由于未有科学的古文字学理论且囿于传统史观，故进展不大，且研究的路径与结论始终未能摆脱“证经”之套路。

    金石学作为一门属于特定历史阶段、有特定内涵的学问，基本止步于二十世纪初，但对其研究的主要门类，即中国古代青铜器（及各种古器物）、金文与古代石刻的研究，则继金石学之后获得新生。辛亥革命前后，伴随民主革命运动的兴起，中国的学术界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西方先进的科学思想被引进，特别是“五四运动”强调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与理论结合实际的科学方法，促进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诞生。1925年王国维发表《古史新证》，倡导“二重证据法”，对中国古史研究在方法论上的进步起了积极推动作用。

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央研究院”发掘殷墟开始，中国青铜器研究即从旧金石学范畴进入了现代考古学的研究领域，考古类型学被应用于青铜器研究。郭沫若在其名著《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与《考释》中，借鉴考古学的类型学，提出了“标准器法”.1941年出版的容庚《商周彝器通考》，更在青铜器及纹饰的分类、定名诸方面作出了杰出贡献。1935年唐兰出版了《古文字学导论》，提出了古文字考释的偏旁分析法与历史考证法，促使古文字学脱离开传统金石学与小学的束缚。史学观念的进步也使金文更好地与传世历史文献相联系，使之成为研究古史的重要资料。与此同时，石刻研究亦渐纳入现代考古学与史学的研究范畴。二十世纪以来照相技术与印刷水平的提高成为传统金石学研究门类获得新发展的重要条件。

    从金、石学的兴衰与金、石研究的新生之历程，可以深切地感到，人文社会科学类的学术研究，其水平的高低是与时代所给予的政治环境、科学世界观及科学技术的发展程度、时代的历史需求密切相关的。

王永志：“大总师”飞天梦

李舒亚

    一户贫农家的孩子，起初想通过读书改变命运，不曾想命运却推着他的梦想越走越远，他也逐渐成长为中国高科技重大专项——载人航天工程的总设计师。中国人千年的“飞天”梦想终在他的引领下成为现实。这位总设计师就是王永志。

    1932年，王永志出生在辽宁省昌图县的老房村，他们家主要靠租种财主家的土地和外出打工为生，他通过观察富人家孩子背着书包打雪仗的行为得到启示：求学，是改变命运的唯一出路。

    1952年，王永志考入清华大学航空系，1955年开始了在莫斯科航空学院的留学岁月，1961年3月王永志婉言谢绝了莫斯科航空学院副院长克里莫夫想让他继续攻读研究生学位的挽留，登上了归国的国际列车。

    20世纪70年代后期，人到中年的王永志被任命为中国新一代战略导弹的总设计师。他形容自己成了“那个总在探索的人”，永远在研究最前沿的新型号。

    1988年底，仍停留于纸上谈兵的“长二捆”，凭着三页草图拉到了第一单大买卖。美国休斯卫星公司愿委托中方发射一颗澳大利亚卫星，条件是火箭必须在1990年6月30日前有一次成功的发射试验，否则，不仅中止合同，还要中方赔偿100万美元。

1990年6月30日，“长二捆”火箭如期屹立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等候发射。7月16日，在惊天动地的呼啸声中，“长二捆”直上云霄，一举发射成功，实际运载能力超过设计值，达到9.2吨。从此，中国火箭不仅进入国际市场，火箭运载能力还翻了近两番。

    “我们用别人的钱，赚了外汇，发了工资，还发展了高科技!”追忆起人生中这段难忘的经历，老人高兴得仿佛回到了二十多年前的发射场。

    1992年9月21日，党中央正式批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立项。两个月后，王永志被正式任命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首任总设计师。

    尽管是自己梦寐以求的任务，但王永志坦言：“载人航天工程是我一生中遇到的最大的挑战。”作为总设计师，王永志面临的首要难题是比美俄起步晚了整40年，什么样的方案才能既符合中国国情，又能“提高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增强民族自尊心和凝聚力”？

    在王永志的主持和建议下，专家们研究提出了“三步走”发展战略设想：第一步，发射载人飞船；第二步，发射空间实验室；第三步，建设舱段组合式的空间站。他的核心理念是：不能保守，又要可靠；既要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借鉴国外航天的先进经验，又不能照抄照搬，更要融合现代先进技术。

    整整7年，王永志带领中国载人航天队伍默默奋战，1999年“神舟一号”发射成功，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才开始为人们所关注。2003年10月16日6时23分，中国第一艘载人航天飞船“神舟五号”成功返回地面，“太空勇士”杨利伟走出舱门向人们挥手致意……那一刻，王永志落泪了。他说：“在我的一生中，这样眼泪控制不住地往下流，是极少的。我最引以为豪的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完全是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完成的！”

    现在，王永志最大的愿望是培养一批中国航天领域未来的领军人物。他说：“我也是年纪越大才越体会到，一个人再能干，他能干多少年、多少事呢？”他寄语年轻人：“勤奋加机遇等于成功。不要羡慕我们这代人赶上了这么多好机会，如今事业发展得越来越大，机会天天有，关键是，你准备好了吗？如果没有准备好，机会就是别人的，不是你的。”

（摘自《人民画报》，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天宫一号”是中国第一个目标飞行器和空间实验室，于2011年9月29日21时16分3秒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飞行器全长10.4米，最大直径3.35米，由实验舱和资源舱构成。它的发射标志着中国迈入中国航天“三步走”战略的第二步第二阶段。它的总设计师是王永志院士。（摘自“百度百科”）②王永志指出，发展载人航天事业有利于推动国民经济的发展。太空有许多对人类有重要价值的资源，人类为了社会进步和生活，需要不断扩大活动领域。载人航天活动，就是人类扩展活动领域和进一步大规模开发与利用空间资源的重要手段。（摘自《神舟飞船总师王永志：“伯乐”钱学森指导我一生》）

    我们知道艺术品是人工制品而不是自然物。艺术品必须是人工制品，这是“艺术品”最基本的必要条件。但并不是所有的人工制品都是艺术品。德国哲学家卡西勒的观点最为明晰，他认为“艺术是种形式的创造，是种特殊形式的创造，即符号化了的人类情感形式的创造”。但就现实情况而言，在目前的一些文艺作品如电影、电视剧、诗歌等创作中，人们往往忽视形式美本身的创造，不仅不注重作品内在的节奏和韵律，不注重情趣和意象的有机契合，而且对文艺作品外在的语言表达、结构布局以及叙事风格等都置之不顾，只是一味单纯地追求故事情节的敷衍。特别是当前诗歌创作中出现的一些所谓“梨花体”、“羊羔体”等，更是几乎置形式美于不顾，诗歌成了直白无味的散文化语言展现。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形式美感是艺术与非艺术之间鲜明的界标，是判断艺术与非艺术的重要标尺。由此，我们评鉴艺术作品必须把形式美放至首位。

    以美学的观点评鉴文艺作品，我们还必须重视艺术的道德美。文艺作品不是独立、与世无涉的存在，它本质上是社会生活在另一异质空间的自然延伸。虽然形式主义美学反对艺术与现实之间的紧密联系，主张把文学作为一个独立的“文本”和“深层结构”来看待，但我们不相信存在完全超越和浮游于现实生活之上的文艺作品。实际上，任何文艺作品在一定意义上说都是对当时道德生活的物质呈现和书写。

    我国历来有“文以载道”的传统，把文艺作为道德生活的表现。自20世纪以来，我国的文艺工作者更是直接担负起审美启蒙、审美救赎的社会任务，把文艺作为思想启蒙和精神改造的工具。虽然时至今日，艺术成为人们的消费对象，成为可以进行文化投资、获取资本利益的商品，并在一定程度上使艺术沾染了媚俗的气息，但我们必须时刻牢记艺术作为一种文化产品对于濡染人心、提升人们精神境界的道德效用。因此，在进行文艺作品评鉴时，我们更要重视作品的社会效益和道德力量，重视艺术对现实生活的介入，对底层民众生活经验的书写，以及对于道德人性的反思及映现。唯如此，我们才能重建对艺术的尊重，艺术也才能由此获得自己的尊严。

    但目前一些情况似恰与此相反。比如评鉴“韩剧”，一些人往往只注意“韩剧”所代表和引领的时尚文化如穿衣打扮等，热衷于“韩剧”明星一些不着边际的花边新闻，对于内蕴于“韩剧”中的道德温情、伦理关切及美好人性却不予关心。这样的文艺评鉴显然浮于表面，是对娱乐精神的推崇，对精神深度的拒斥。最终，这样的评鉴活动只能带来肤浅的精神狂欢，使人沉醉于充满了空洞性和无意义性的审美平庸。这应该引起我们的警惕。

    平淡而琐碎的生活会充满各种莫名的偶然性、戏剧性，但艺术的高贵之处就是决然不停留于粗陋或繁华的生活表面，而是直入生活的核心，对生活的内在生命节奏和韵律作出解说。换言之，我们的文艺作品不能仅仅是对生活实相的直观摹写，是对生命跃动的有力传达，更应该是对最高灵境的深刻揭示。只有这样，艺术才能达到令人悠然向往的美好境界。

    宗白华曾说：“中国艺术意境的创成，既需得屈原的缠绵悱恻，又需得庄子的超旷空灵。缠绵悱恻，才能一往情深，深入万物的核心，所谓得其环中。超旷空灵，才能如镜中花，水中月，羚羊挂角，无迹可寻，所谓超以象外。”宗白华对艺术形上虚境的强调对我们评鉴文艺作品意义深远，这要求我们在进行文艺评鉴时，一定要对艺术的形上虚境作出审美期待。但在现实生活情境中，一般来讲，艺术的形上品格往往是缺乏的，我们的文艺作品往往停留在对现实生活表象的追踪摹写上，对一般思想情感的抒发上，形上境界则严重阙如。当下一些“抗日神剧”，在某种意义上更是对艺术的直接否定，不仅缺少形上品格，而且严重背离现实生活的情感逻辑，甚至违背历史真相，对艺术作出肆意歪曲的理解。一些荒诞情节固然在一定意义上能表现出作者的道德激愤，但这样的戏仿神剧又如何能打动人心、激发起观众对生活和艺术的尊崇之情呢？就此而言，文艺评鉴必须严厉地指陈出其弊病，并尝试从根本上对此问题予以解决。

    中秋节是我国一个重要的传统节日，但对这个节日是怎么起源的，又源于何时等问题，历来说法不一。笔者近读日僧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其卷二有关于中秋节起源的记载，对回答中秋节是怎么起源和源于何时这两大问题大有作用。现将这段文字照录如下：

    十五日，寺家设馎饦饼食等，作八月十五之节。斯节诸国未有，唯新罗国独有此节。老僧等语云：新罗国昔与渤海相战之时，以是日得胜矣，乃作节，乐而喜舞，永代相属不息。设百种饮食，歌舞管弦以昼续夜，三日便休。今此山院追慕乡国，今日作节。

    此文所记为唐文宗李昂开成四年（839）事。

    圆仁关于中秋节“诸国未有，唯新罗国独有此节”的记载，大致可信。因为我国古代一些专记岁时的专著如汉崔亮《四民月令》、晋周处《风土记》、梁宗擦《荆楚岁时记》、隋杜台卿《玉烛宝典》、唐韩鄂《岁华记丽》等书，均未记八月十五为中秋节事；类书如编于唐初的《艺文类聚》、唐中期编《初学记》等，其岁时部亦不记八月十五中秋节；唐以前流传下来的民间日用书《书仪》，也不记八月十五为中秋节。这些似乎都告诉我们，唐以前，中秋节或还没有得到社会的普遍承认。

    再来看看当时文人在八月十五的聚会，就可看到这样一个现象，即八月十五夜，他们都习惯于在一起吟诗赏月。如《白居易集》中，就留下了《八月十五日夜禁中独值对月忆元九》《八月十五日夜对酒玩月偶题是诗》（卷十四）《八月十五日夜湓亭望月》（卷十七）《八月十五日夜同诸客玩月》《答梦得八月十五日夜玩月见寄》（卷三十一）等五首以“八月十五日夜”为题的诗作，若不是把此日夜当作节日，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从这个意义上说，至少中唐人已经把八月十五日夜当作节日，说中秋节起源于唐代，当非无据。

    此节得以从新罗“引进”，有其深厚的汉文化基础。

    首先，古人很早就注意到了八月十五夜的月亮，唐欧阳詹所言：“八月于秋，季始孟终；十五于夜，又月之中。稽于天道，则寒暑中；取于月数，则蟾兔圆。”这种看法，代表了崇尚中庸之道的国人意识。“万里无云镜九州，最团圆夜是中秋”，正好说明八月十五日夜是立节的佳辰。

    其次，关于月的诸多神话传说，也是中秋节形成的节俗文化基础之一。如嫦娥奔月、玉兔捣药、吴刚伐桂等传说，均极为优美和富于传奇性。

    其三，古礼“秋分夕月”和秋社俗，也应是中秋节形成的又一个文化基础。秋分和秋社均为八月节，其时间一般都在八月十五日前后，甚或同时。如唐文宗开成五年（840）秋社日为八月十五日，次日即为秋分。社日是农业大国的重要农事节日。社为土地神，“王为群姓立社，曰太社；王自为立社，曰王社；诸侯为百姓立社，曰国社；诸侯自为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社日是祭社神的日子，分春秋二社。立春后第五个戊日祭社神，叫春社；立秋后第五个戊日祭社神，叫秋社。前者“祈年”，后者“庆有年”。两次社祭，家家户户“结综会社”，非常隆重。秋社和秋分这两个传统节日在八月十五日前后一两日或同时，毫无疑问对中秋节的形成产生过重要影响。

（节选自《文史知识》，有删节）

肖培根：根植华夏绿药觅踪

汤国星

肖培根院士是追寻绿药不老的传奇。

1958年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卫生部下达了全国第一次中药普查的任务，历史重担落在了26岁的肖培根肩上。“那时候，可以用四个字来讲，一无所有。图书馆的文献，就连哪些是常用的中药，这类资料都没有，那个时候都是零。”

但是肖培根颇有大将风度，胸有成竹，指挥若定：首先聘请楼之岑、诚静容等专家做普查工作的兼职指导老师；第二，确定以中药材的“常用度”为普查的主要范围，指明任务方向，所谓“常用度”，就是重点抓500~ 600种常用中药，抓住了这个大头，就等于抓住了全国70%~80%的中药资源；第三，学中干，干中学，边干边学，上“实践大学”。此番韬略，即使今天依然可圈可点。肖培根根据每个人的特长，把植物室的年轻人派到全国各地中药“常用度”高的产区，自己则带头选择了工作量大的东北地区。野外调查异常艰苦，他常常是雇一辆马车拉着人和行李，跋山涉水，风餐露宿。肖培根从来都是以学生的姿态虚心求教。一个来自“中央单位、肩负国家任务”的干部，他的虚心与诚意，着实打动了每一位药农、每一位中药师傅的心，他们纷纷把自己“压箱底”的绝技倾囊相授，这让肖培根掌握了许多书本上没有、实践中行之有效的“绝活”。

1959年，全国第一次中药资源普查圆满结束，肖培根向国家交出了合格的答卷。这是中国近代中药资源最具权威价值的普查报告。利用中药普查的成果资料，他又组织编写了新中国第一部《中药志》。

1963年3月，肖培根作为专家被派往西非考察访问。代表团除了在西非考察当地的植物资源和药用植物资源以外，还为我国南方的植物园采集了大约200种重要的药用和经济植物种子。在此期间，肖培根等人还专门被阿尔及利亚卫生部部长邀请去抢救他们国家草药的传统文化。之后，肖培根又被派到坦桑尼亚帮助整理研究该国的草药。考察团深入到穷乡僻壤乃至撒哈拉沙漠边缘，那里温度高得鸡蛋放在外面，很快就能晒熟。在这样的环境下，考察团详查每种草药的功效，还访问了许多草医，资料汇总起来后，收获颇丰。考察团提交的报告，被世界卫生组织分发到各成员国，说中国帮助这些落后国家整理当地丰富的草药资源，是南南合作的典范。1979年，肖培根作为新中国第一个技术官员，奉派到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总部工作，负责世界药用植物名录编制等工作。

新中国刚成立时，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了物资禁运，凡是包含进口药代用品的一概不准向中国出口。那时肖培根刚刚大学毕业，国家交给他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寻找能够替代进口药的国产资源。以肖培根为首的年轻人，奔赴全国各地，风餐露宿，不舍昼夜，很快就找到了替代利血平的萝芙木，随后阿拉伯胶、安息香、胡黄连等也找到了代用品。20世纪50年代初，全国第一次疾病防治大会上，发出了“让高血压低头，让肿瘤让路”的豪迈誓言，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正是利用萝芙木，冲破国外的封锁，研发出物美价廉、令几代国人难忘的降压灵。短短数年，这批可爱可敬的青年才俊们，在祖国广袤的大地上，寻觅到取之不尽的替代植物，解决了全国人民的需求。他们心中充满了万丈豪情：“这项任务给我们一个实际的体会：在药用植物界，相似的药材有相似的成分、相似的活性，从这里找到了最初的

灵感。”

“在长期的药用植物研究中，我发现在某一个植物类群中，它们的植物形态、化学成分和疗效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这种相关性如果再通过计算机和数学模式加以整理发掘，就能够寻找出很多规律性的东西来。”肖培根开阔的视野和开放的思路，使他成为最早将计算机引入中草药研究的药用植物专家，并且成功地在中国第一代计算机上展开了药用植物亲缘学的研究。1978年，《药学通报》终于复刊了。在第1期第1至第5页上，肖培根发表了重要论文《植物亲缘关系、化学成分和疗效间的联系性》，能够在复刊的首期首页上发表论文，只因四个字：分量质量。当然，它标志着孕育二十几年的新学科诞生了。

（有删改）

相关链接

自1963年以来，肖培根应邀访问了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他一直在各种国际学术会议上满怀激情地介绍中药现代研究的最新成就，扩大中药在国际上的影响，并撰写英文专著对中医药进行系统论述和介绍。

（摘编自张东风《肖培根院士的绿药情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