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庆基“造反”

[芬兰]本蒂·韩佩

    一条板凳安放在路旁，只要行人累了，就可坐下休息。累了!是的，难道这还有什么奇怪的吗？一个人在七十年岁月里要跨出多少步子啊——短的、长的、急的、慢的。板凳被发明和制造出正是为了

    人们能够坐它。或许这条板凳还有别的目的，因为冷饮亭就在它的旁边……

    托比亚斯·阿庆基多次感到奇怪，这条板凳看完全是条普普通通的板凳，人们仅仅是在散步途中想让腿脚歇上一歇时，才意识到它的存在。

    托比亚斯·阿庆基坐在板凳上，他的头发斑白，但精神却很矍铄，他用大拇指托着烟斗，完全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之中。没过多久，越越近的歌声唤醒了他，立刻使他想起，现在是生活在动乱时期。罢工、骚乱……打吧!吵吧!有的是理由……可是这么干难道有助于问题的解决吗？如果像被拴着鼻子的小牛犊那样发疯似的挣扎，能行吗？托比亚斯·阿庆基已经七十岁了，现在世道是不是变了？也许是吧，也许人们的眼界有所不同。可是生活是不是好过些了？嗯，他们应当尽可能过得更好些。这就有足够理由去进行斗争……

    他听见一个过路人说，罢工工人在游行示威。

    游行示威吧!他——托比亚斯·阿庆基，已上了年纪，只能坐在板凳上观望。在这种时期，作为一个旁观者也实在有趣得很哪!

    游行队伍过了，人不少，除了两旁土路，整个街道都挤满了人群。

    他们唱的歌中有激烈的词句：“法律骗人，政府压人。”

    “到了明天，普天之下皆兄弟……”

    游行队伍过去了，托比亚斯·阿庆基朦胧地感觉到，他们在按照自己的愿望，向着遥远的未走去……他们在前进，先头部队消失在转弯处的建筑物后面。后那里发生了阻塞，尽管后面的队伍还在前进，突然“砰”的一声枪响，划破了夏末晴朗的天空。托比亚斯·阿庆基被子弹的呼啸声惊呆了。这似乎是不应该的……然而后他还是平静下，觉得自己反正是坐在板凳上的旁观者。

    游行队伍一下子散了，犹如受到旋风袭击似的扬起了满天尘土，人们掉转头纷纷跑了。托比亚斯·阿庆基看到警察握着步枪和皮鞭，正在寻找示威的人，可是游行示威者都跑散了。这时，警察突然发现坐在板凳上发呆的托比亚斯·阿庆基。

    “你放什么哨？”警察大喝一声。

    托比亚斯·阿庆基只张了张嘴，还没得及解释自己仅仅是坐在板凳上休息的旁观者，皮鞭已抽到了他的身上。他发现自己陷入了不可解脱的困境，不禁顿时火冒三丈。这怎么可能呢!要知道他只不过坐在板凳上……可是愤怒只是再次招致皮鞭的抽打，托比亚斯·阿庆基只得拔起僵硬的大腿一逃了之。

    但事情并没有完结，他确实陷入了解脱不了的困境。不久，他被捕了。受讯、受审，最后被带到被告席上受到了“参与造反罪”的控告。

    托比亚斯·阿庆基怎么也不能理解，他仅仅是在板凳上坐一会儿而已。而这条板凳看完全是条普普通通的板凳……他对警察咆哮起，他怎么也难以接受警察的指控，他难道会热昏了头脑干下这等事!可怜虫……怎么会想得出：他是狡猾地假装坐在板凳上，企图逃过劫难，实际上是个瞭望放哨的人，或者是工运首脑……

    警察就是认定他有罪，一口咬定：你身上有紫血块，你就是参与了造反……

    托比亚斯·阿庆基搔了搔头皮，觉悟过：也许世界上从就没有为旁观者准备的板凳!

材料一：

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那些被称为土头土脑的乡下人才是中国社会的基层。我们说乡下人土气，虽则似乎带着几分藐视的意味，但这个“土”字却用得很好。“土”字的基本意义是指泥土。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因为在乡下住，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靠种地谋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贵。农业直接取资于土地，种地的人却搬不动地，长在土里的庄稼行动不得，土气是因为不流动而发生的。

不流动是从人和空间的关系上说的，从人和人在空间的排列关系上说就是孤立和隔膜。孤立和隔膜并不是以个人为单位的，而是以住在一处的集团为单位的。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从三家村起可以到几千户的大村。孤立、隔膜是以村与村之间的关系而说的。孤立和隔膜并不是绝对的，但是人口的流动率小，社区间的往来也必然疏少。我想我们很可以说，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地方性是指他们活动范围有地城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

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假如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

在社会学里，我们常分出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一种是并没有具体目的，只是因为在一起生长而发生的社会，一种是为了要完成一件任务而结合的社会。用Durkheim的话说，前者是“有机的团结”，后者是“机械的团结”。用我们自己的话说，前者是礼俗社会，后者是法理社会。生活上被土地所围住的乡民，他们平素所接触的是生而与俱的人物，正像我们的父母兄弟一般，并不是由于我们选择得来的关系，而是无须选择，甚至先我而在的一个生活环境。

熟悉是从时间里、多方面、经常的接触中所发生的亲密的感觉。这感觉是无数次的小摩擦里陶炼出来的结果。这过程是《论语》第一句里的“习”字。“学"是和陌生事物的最初接触，“习”是陶炼，“不亦说乎”是描写熟悉之后的亲密感觉。在一个熟悉的社会中，我们会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自由。这和法律所保障的自由不同。规矩是“习”出来的礼俗。从俗即是从心。

“我们大家是熟人，打个招呼就是了，还用得着多说吗？”——这一类的话已经成了我们现代社会的阻碍。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细，所以得讲个明白；还要怕口说无凭，画个押，签个字。这样才发生法律。在乡土社会中法律是无从发生的。“这不是见外了吗？”乡土社会里从熟悉得到信任。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

从熟悉里得来的认识是个别的，并不是抽象的普遍原则。在热悉的环境里生长的人，不需要这种原则，他只要在接触所及的范围之内知道从手段到目的间的个别关联。在乡土社会中生长的人似乎不太追求这笼罩万有的真理。

在我们社会的激速变迁中，从乡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在乡土社会中所养成的生活方式处处产生了流弊。陌生人所组成的现代社会是无法用乡土社会的习俗来应付的。于是，土气成了骂人的词汇，“乡”也不再是衣锦荣归的去处了。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有删改)

材料二：

改革开放以后，乡村社会中的变化确实如有些学者所观察到的，行政村中的村民之间相互认识而不熟悉，缺乏共同生活的空间，而大批青壮劳动力进城务工更是带来乡村社会普遍的空巢现象。尤其是随着城镇化的推进以及市场观念的不断深入，熟悉社会中的关系网络开始裂变，既有的伦理观念、道德、价值等正在失去约束力。但是，这可以称为物、周围环境的变化，而长期浸淫于熟悉社会而习得的“给予”和“亏欠”的人情传统以及思维方式和行为规则等还存在巨大影响。

众多研究表明，生活在乡村社会的农民，虽受到外部条件变化影响，但依旧以亲情纽带和乡土圈子为核心，诚实相待，和谐共处，熟悉社会的亲密关系也由此不断延续下去。而进城务工人员在城市中虽然遭遇到大量陌生关系，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依靠血缘、亲缘、宗缘和地缘等，结成亲密的社会关系网络，并且依此确认其自我身份，进而形成一种新的“地方认同”。可以看出，熟悉社会已遭遇强烈冲击，但在日益变动的社会结构中仍有影响。

（摘编自黄锐《乡土社会是“熟悉社会”》）

材料三：

“熟悉的社会”是对乡村社会的地方性与整体性结构特征的一种概括，而非指微观的、个别的人际关系或社会网络状况。经历经济转型、社会与文化变迁之后，乡村社会中诸多微观结构与行动都可能已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变化，其中就包括人际关系和交往方式的变化。然而，村落共同体的地方性以及共同体的整体性特征依然留存。

在村落共同体中，村民之间的关系是熟悉的。熟悉的关系并非指具体的两个个体间的交往情况和熟知程度，而是指村落社会关系是相互熟知的。熟悉的社会是一种信息非常对称的社会，也是一种信息透明的社会。信息对称指的是自我与他人是知根知底的、相互能达成默契的。不论两个村民个体之间是否有直接的交往和互动，也不论一个人对其他个体具体情况的熟知程度如何，人们都能达到相互熟知或知根知底，因为村落共同体本身就是一个信息透明的社会。在一个固定的场域里，个人及其社会关系的信息其实是有目共睹的，而且人们的行动信息也容易被村里人知晓，并不一定需要专门的努力就能达到。

熟悉关系仍代表着乡村社会的一种特质，因为这是与城市社会关系有着本质区别的。尽管在城镇化扩张和乡村劳动力流动的冲击下，乡村社会熟悉关系也处于变迁之中，但在村落生活共同体依然存续的情况下，基于地缘和血缘而形成的熟悉社会关系的特征也就继续留存。

（摘编自陆益龙《后乡土中国》）

荷香茶

凌鼎年

周寒冰最喜欢的是周敦颐的《爱莲说》，认为这是周家的骄傲。虽说查了几次也未查到他是周敦颐一脉后裔的文字证据，但他认为至少是周敦颐的精神后裔。

有了这种想法，他把业余时间全放到种荷上。他把淤塞的小池拓宽拓阔，把池中之泥堆成土坡。坡上植梅，池中种荷。

他开始搜寻荷花佳品，觅到了大洒锦、重台莲、红千叶、寿星桃、千瓣莲等名贵品种。几年下来，他家里院中有荷，池中有荷，窗台有荷，书桌上有荷，大小一百多盆。每到夏秋之际，周寒冰观荷叶赏莲花，其乐无穷。

他客厅里挂的是《墨荷图》《菡萏图》《接天莲叶无穷碧》，书桌玻璃台板下压的是他自摄的荷花照片，他还请同乡的大书法家苏人望先生题写了“国香轩”的斋名，一看便知主人乃真正爱荷人。

常言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周寒冰交结了一帮荷友。凡有客至，周寒冰必以上好的碧螺春茶待客。若是稀客，又是性情中人，就以荷香茶来待客。

据说荷香茶乃元代大画家倪云林之发明。

周寒冰待夜色漫开，暑气消散后，取龙井一撮，用洁净的白纱布包之，然后选一朵晨来刚开的荷花，放在莲房之上。荷花特点，朝开暮合，夜晚放入，那茶叶即被荷花瓣包裹住了。待清晨荷花绽放时取出。吸收异味乃茶叶之特性，尤以龙井为最。这一小包龙井茶经一夜之吸收，荷香尽吸其中，花露也尽吸其中，可挂阴凉之处晾干，夜来再放入，晨来再取出，再晾干，如是三夜，此龙井茶叶既得荷花之馨香，又得天地之精华。再用洁净之水泡之，立时清香扑鼻，闻之荷香缕缕，呷之沁人心脾，即便最挑剔的老茶客也常常赞不绝口。

荷香茶有季节性，因此能在周寒冰家喝到荷香茶的并不多。

一日，娄城的摄影家裘一鸣打电话来说要拍些荷花照片。裘一鸣以拍花鸟虫鱼的照片见长。这次海内外数家单位联合举办“国际荷花摄影大赛”，裘一鸣自然看重。拍花本是他的强项，他一副志在必得的样子。裘一鸣想到了周寒冰家的荷花。虽说仅一面之交，不过无妨，君子之交淡如水嘛。

裘一鸣在娄城文艺界是有点知名度的。周寒冰对这位同道的拜访，很是高兴，已预先准备了荷香茶。按古人说法，最好是无根之水，即天落水。也是巧，前天一场雨，周寒冰收好一小缸夏雨水呢。

裘一鸣一到，好客的周寒冰就要泡荷香茶待之。裘一鸣摆摆手说：“先别忙喝茶，早晨的光线最柔和，最适合拍带露荷花。先拍摄，再喝茶，好不好？”

这种艺术家的敬业态度立时赢得了周寒冰的好感。于是，两人来到院中，周寒冰如数家珍地一一告知这盆叫什么，那盆叫什么……

裘一鸣心不在焉地听着，他的眼睛却如鹰隼般扫视着每片叶、每朵花，从不同的角度捕捉着别具一格的画面构图。不一会儿，他就沉浸在自己的发现之中，似乎已忘了周寒冰的存在。

周寒冰倒并不在乎他这种态度，他反认为搞艺术的就该有这种痴迷劲头。

裘一鸣整整拍了两个小时才恋恋不舍地回到屋来，那脸上抑制不住兴奋。他望着满院的荷花说：“如果我家有这么多荷花，每天早上来选景拍几张，不获奖我不姓裘。”

“随时欢迎你来拍。”周寒冰很真诚。

“我走了，荷香茶下次来喝。我得赶紧回去冲印出来，先睹为快。”

周寒冰虽觉遗憾，却很理解他，一直把裘一鸣送到门口。

送走裘一鸣后，周寒冰才发现裘一鸣为拍摄到理想的荷花图，做了不少所谓的艺术加工，诸如这盆摘掉一柄荷叶，那盆剪掉一朵荷花插在这盆里，或者剪了几盆的莲子，集中插一盆中……

周寒冰对荷花盛情之深有如生命，他没想到裘一鸣会如此对待神圣的荷花。 心想，幸亏他没喝，他不配喝荷香茶。

（选自《山东文学》2010年第8期，有删改）

材料一：

（李瑞，武汉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邹赞，新疆大学文学院教授。）

李瑞：众所周知，非虚构写作（non-fiction writing）是从西方舶来的一个概念，但因其注重“在场体验”、与现实生活紧密关联备受文坛瞩目。您认为非虚构写作的特征是什么？

邹赞：非虚构写作是针对虚构写作而言的称谓，其主要特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强调创作内容的真实性，文本呈现以真实的人物和事件为依据，很多非虚构写作的素材直接来源于社会热点新闻。二是运用文学表达手法，这是区分非虚构写作与新闻消息、事件说明的重要标准，既然是“写作”，那就必然涉及文学创作的表现手法，需要对内容真实的题材进行文学化加工，为之注入审美元素。例如，对“9·11”事件的消息报道可能只是一则新闻，但如果从文学创作角度对“9·11”事件进行深描，那就接近非虚构写作了。三是凸显创作主体的“在场”。非虚构写作格外强调叙述者的亲历体验，这种体验不仅是民族志意义上的参与，叙述者由“局外人”变成“局内人”，还注重表现叙述者的情感融入，即要对文本中的人物及事件表达鲜明的情感倾向。近几年兴起的“返乡书写”或可作为例证，如黄灯的《大地上的亲人》以“农村儿媳”的自叙视角，记录生活在“丰三村”“风形村”“隘口村”婆家和娘家几代人的命运故事，在微观叙事中融入对乡土社会变迁的反思，引发全国范围关于乡村问题及其未来图景的大讨论。四是边缘关注与人文情怀。非虚构写作强调对社会边缘群落的关切，让那些在主流叙述中处于无言无声状态的群体得以显影，比如丁燕的“工厂三部曲”，就是对工厂男孩、工厂女孩及其爱情故事的在场书写，让读者走近这些在宏大叙事中难觅踪迹的特定群体，展示现代人生存状态的多样化与情感命运的跌宕起伏。

李瑞：相比虚构文学，非虚构文学在中国发展的历史相当晚近，它是在西方非虚构写作理论的影响下兴起的么？

邹赞：我认为首先要区分“非虚构文学”与“非虚构写作”的概念，前者是文类/文体学意义上的命名，与虚构文学相对应，这种命名相当宽泛，其内部涵盖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具体类型，在当下语境中还涉及一些难以用传统文类界定的文本，或可称之为“跨文类写作”；后者凸显一种书写行为，侧重写作的过程与实践。

李瑞：最近几年，人工智能与数字人文给传统知识的生产、传播与接受带来巨大冲击，引发学界广泛讨论。ChatGPT横空出世，其强大的文本生成功能对既有写作模式乃至学术伦理造成了严峻挑战，您认为它会取代作家创作吗？它会给非虚构写作带来严峻挑战吗？

邹赞：诚然，ChatGPT相对传统的信息处理技术而言更加先进，但从根本上说依旧无法代替人类创作。ChatGPT写作水平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语料库的丰富程度与程序指令的精确程度。但人是情感的动物，作家创作不仅是对语料的加工组合，更是一种情感交流与传递。我坚信，就算是再先进的AI技术，在情感表达上也始终无法与作家创作相提并论。

应当说，ChatGPT对传统意义上的虚构写作造成的冲击会更加严峻。但非虚构写作强调创作者的主体身份与“在场”意识，往往依赖大量的采访、观察和调研，其文本构成常常根据需要加入一些“副文本”，如创作者与受访人之间的对话、现场照片、通过查询权威档案获取的注释文献等等。相比之下，这些元素较难通过人工智能发布程序指令来达到预期效果。

李瑞：从前面的讨论可知，非虚构写作重视与现实世界之间的交流互动，那么它承载的主要社会功能是什么？

卸赞：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中国文学一向强调“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写作不应是躲在象牙塔内部的能指游戏，它需要以审美和艺术的方式传播积极正面的伦理道德，发挥文学作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重要职能。非虚构写作应当提供反映社会现实变迁的微观镜像。在西方，自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开始就强调文艺的摹仿功用，更不必例举后来的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文学；在中国，《诗经·国风》所奠定的现实主义文艺创作风格绵延至今。文艺必须观照现实、触摸现实、反映现实，成为展现时代风貌、管窥文化风潮的晴雨表。同时，非虚构写作常常被赋予某种反思与批判意味。这里所说的“批判”，是文化理论意义上的指称，具体而论，是指创作者充分发挥其知识分子角色，以“向下”和“倾听”的姿态，针对特定群体或者特定社会生活展开辩证分析。最后，非虚构写作的终极价值，应当有助于激发人文学的想象力。所谓“人文学的想象力”，是指我们要与时俱进更新思考问题的视角与方法，将个体的经验与困境放置到社会结构中加以整体观照，认识到个体的能动性与主体性对于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意义。非虚构写作，某种意义上就是融入表演民族志与人类学田野调查的经验，通过典型个案研究及数据分析，思索并探寻特殊群体走出困境的可能。

（摘编自《李瑞、邹赞：“非虚构写作”与人文学的想象力》）

材料二：

村庄（梁庄）里的新房越来越多，一把把锁无一例外地生着锈。与此同时，人越来越少，晃动在小路、田头、屋檐下的只是一些衰弱的老人。整个村庄被房前屋后的荒草、废墟所统治，显示着它内在的荒凉、颓败与疲惫。就内部结构而言，村庄不再是一个有机的生命体，或者，它的生命，如果它曾经有过的话，也已经到了老年，正在逐渐失去生命力与活力。

而城市里却拥挤着无数的农民。每年春运高峰期，火车站里肯定有梁庄打工者的身影，而那无数拼挤的身影也分别指向中国的无数个村庄。当成千上万的农民几天几宿在全国各地的火车站等待，在风雪里吹着，在广场里蜷缩着，他们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状态呢？幸福、渴望？焦灼、愤怒？对于那些打工者而言，一年之中仅有的几天相聚、几天轻松也是如此地艰难，对于遥远的村庄而言，那也是一年中仅有的热闹、充实、满足的时刻。

（节选自梁鸿《中国在梁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