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的历史，非常悠久。甲骨文中就有马的形象。据史书记载，商周时贵族出行多乘马车或骑马。贵族死后，作为陪葬的马匹也占据着一席之地。霍去病墓的石雕群，唐太宗的昭陵六骏，无不显示出统治者对马的重视。也正是由于马在古时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以及帝王对良马的喜爱，在客观上促进了“马艺术”发展。汉武帝不惜重金和发动战争来换取汗血宝马。马成为汉代绘画和雕塑中经常出现的题材和内容。唐太宗属马，也特别爱马。

    在我国石雕艺术史上，汉代霍去病墓石雕群、唐太宗的昭陵六骏树起了意象造型与写实造型的艺术风格几乎不可逾越的高峰。同一表现对象的马在各朝艺术家的艺术创作中呈现出各式面貌，虽然霍去病墓石雕群与昭陵六骏这两组马的石雕艺术品是在不同时代的特殊风格下成就了它们各自独特的艺术面貌，但它们之间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和相通之处。

    一是意象造型与写实造型的统一。虽然历史上大多把霍去病墓石雕群归为写意的类别，而唐昭陵六骏则被看作写实的代表，但在具体的形象塑造方面，这两种艺术手法相互渗透。昭陵六骏继承了霍去病墓的创作手法，采用象征手法，表现重大的历史事件。这两组石雕虽然都刻画的是战马，实质是反映人的勇敢和战争的惨烈。因此不管是霍去病基石雕还是昭陵六骏，不仅是对帝王将相的颂歌，也是无数英勇将士的历史丰碑。霍去病墓纪念性石雕的重要特点，是将独特的艺术构思和石料的选取相结合，因石而得形，因形而造意，因意而施工。《马踏匈奴》是霍去病墓石雕群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件作品。作品中战马威武雄健，傲然挺立，敌人蜷缩于马下，垂死挣扎，与整个马的轮廓浑然一体。而在整个雕塑的关键部分，如马下胡人的特征运用线刻和浮雕的手法刻出相对写实的形象。这样，将大写意与细微写实的造型手法相结合来表现精妙传神的形象。就马的造型而论，汉马偏于写意，蹄细体肥，外形流畅简洁；唐马偏于写实，注重马体解剖结构的表现。像昭陵六骏，因为皆属初唐时代，故马体的肥臀细腿等特征颇有汉风孑遗，但较之于汉马，显然更写实精确，更注重形体的结构变化，像面部的筋脉、胸肌、蹄筋等皆细致入微，在生动传神上，与汉马有异曲同工之妙。

    二是静态与动态的统一。《马踏匈奴》是我国最早的纪念碑式的大型圆雕，作者以丰富的想象力和浪漫主义手法，表现了霍去病征服入侵者、取得胜利的那一刹那，被踏于马下的匈奴首领手持弓箭仰卧在马腹之下作垂死挣扎状的场景。静静站立的战马与挣扎的胡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大权在握的静态与垂死挣扎的动态形成了完美统一。昭陵六骏表现上颇多写实性，刻画出骏马的飞驰、屹立、徐行三种姿势，表现出六骏共同的雄健俊美的外形和勇往直前的气势，显示出他们的情谊，是古代以形传神的成功范例。这两组石雕形象选取了动态和静态中的马的形象，并将其协调统一地安排在同一个整体中。

（摘编自肖顺、李雪松《汉唐石雕中“马”的艺术形象与成就》）

    一个没有英雄的历史是寂寞的无声的历史，没有英雄的民族是孱弱的民族。中国人的民族性格是在特定的经济生产方式和制度下的文化的凝结，而文化精华又与广大人民哺育了中国历史的和现实的杰出人物。他们堪称民族的脊梁，国家的栋梁。中华民族历史和现实中的人物，就是中华文化基本精神的人格化，也是中国人民的杰出的儿子。他们既是文化和人民的产儿，又是具有文化传承和民族激励力量的样板。

    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精粹，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主轴和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不能否认传统文化中存在的糟粕需要批判，人民中受其影响而产生的落后的东西需要不断改进。我们不能赞美三寸金莲，不能赞美纳妾和一切与近代文明相悖的东西。但也应该相信没有水恒不变的中国人，没有永恒不变的民族性。在旧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下形成的中国人的某些缺点会发生变化。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阿Q是旧式农民形象，而不是中国农民永恒的形象。没有天性丑陋的中国人。任何对国民性和所谓民族劣根性的抨击，最终若不指向旧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只停留在文化层面，则是难中腠里的。

    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具有世代延续的价值。可是如果没有高度发达的先进生产力，先进的生产方式和先进的政治制度，传统文化是不能单独发生作用的。中国鸦片战争以后百多年的民族屈辱史已证明了这一点。当时的孔子只是孔庙中的圣人，当时的经典只能是藏书楼里的典籍。当年黑格尔十分轻视孔子的思想，说《论语》“里面所讲的是一种常识道德，这种常识道德我们在哪里都找得到，在哪一个民族都找得到，可能还要好些，这是些毫无出色之点的东西”。而当今世界对孔子则是一片赞扬，与黑格尔时代相比不可同日而语。这种变化是当代中国在世界上的经济和政治地位发生根本性变化的结果。

    中国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不能画等号，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也不能画等号。我们应该深入经典，走出经典，面对现代，放眼世界；要由我们的时代和实践来决定继承什么遗产和拒绝什么遗产，以及如何继承我们的文化遗产，而不应以当代作为传统的注脚。研究中华传统文化应该着重它的基本精神，通过过滤、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并使之当代化、科学化，而且要在实践中贯彻中华民族文化的基本精神。这样才能培育出既具有传统美德又具有时代精神的中国人，孕育出具有社会主义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的新的杰出人物——社会主义时代“双百”式的英雄人物。

（摘编自陈先达《文化自信中的传统与当代》）

“道不远人”：处处把目光投向现实世界

杨国荣

    ①所谓“日用即道”，亦即强调道就体现并内在于人的日常生活之中。

    ②按照中国文化的理解，道作为宇宙人生的终极原理和统一的真理，无法与人相分。《老子》已提出“域中有四大”之说，所谓“四大”则指道、天、地、人四项，其中既包括广义的“物”（天地），亦涉及人，而涵盖二者的最高原理则是道。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作为最高原理的“道”与人并非彼此相分，二者作为域中四大中的两项而呈现内在关联。

    ③在儒家那里，也可以看到类似观念。儒家反复强调道非超然于人：“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也。”道并不是与人隔绝的存在，离开了人的为道过程，道只是抽象思辨的对象，难以呈现其真切实在性。而所谓为道（追寻道），则具体展开于日常生活过程之中。

    ④强调“道”和“人”之间不可分割、相互联系的重要涵义之一，是肯定道所具有的各种意义唯有通过人自身的知和行、认识世界和改变世界的过程，才能呈现出来。正如深山中的花自开自落，并无美或不美的问题，只有在人的审美活动中，它的审美意义才得到呈现。作为社会理想和规范系统的“道”，其意义更是直接地通过人自身的知行活动而形成。上述意义上的道，都具有“不远人”的品格。从哲学的视域看，以上观念的重要之点，在于把人对世界的理解过程和意义的生成过程联系起来。

    ⑤道和人之间相互关联的另一重涵义，是“日用即道”。所谓“日用即道”，亦即强调道并不是离开人的日用常行而存在，它就体现并内在于人的日常生活之中。这一观点的重要之点在于没有把道视为一种彼岸世界的存在或超越的对象，而是把它引入到现实之中，使之与人的日用常行息息相关。在孔子那里，已可看到这类观念。孔子的学生曾向孔子请教有关鬼神的事情，孔子的回答是：“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他的学生又问有关死的事，孔子的回答依然是：“未知生，焉知死？”在孔子看来，我们应当关心的，不是那种超越的对象，不是远离现实人生的存在，而就是人自身的现实存在和现实生活。总之，从“道不远人”的观念出发，儒家处处把目光引向现实的世界。

    ⑥道不远人，同时也规定了道和人的实践活动无法相分。在实践过程中，道的品格具体地表现为“中”。儒家一再谈到“中道”或“中庸之道”，孟子便主张“中道而立”，荀子也肯定：“道之所善，中则可从。”道作为实践的原理，其意义首先便体现在“中”之上。这种“中”并不仅仅是量的概念。从量的概念去理解，“中”往往表现为与两端等距离的那一点，然而，中国文化家们所说的“中”，更多体现为实践过程中处理、协调各种关系的一种原则。在天道的层面，道首先表现为多样的统一。从多样的统一这一视域看，“中”就在于使统一体中的各个方面彼此协调。千差万别的事物同处于一个系统，如何恰当地定位它们，使之各得其所，这就是“中”所涉及的重要方面。道同时体现于变化过程，表现为发展的原理。从过程的角度来看，“中”则关乎不同演化阶段之间如何协调的问题。以上意义上的“中”，其实质的内涵集中体现于“度”的观念。这种“度”的意识，同时可以看作是一种实践的智慧。

    ⑦以“度”为内涵的实践智慧，体现于不同的方面。《中庸》曾提出了一个重要思想，即“万物并育而不相害”。从本体论上看，这一命题意味着对象世界中的诸种事物都各有存在根据，彼此共存于天下。从人的实践活动看，“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则涉及不同的个体、团体、民族、国家之间的共处、交往问题，它以承认不同个体的差异、不同社会领域的分化为前提。个体的差异、不同社会领域的分化是一种历史演化过程中无法否认的事实，如何使分化过程中形成的不同个体、存在形态以非冲突的方式共处于世界之中，便成为“万物并育而不相害”所指向的实质问题，在这里，所谓“并育而不相害”，便要求以“度”的中道原则，恰当地处理、协调社会共同体中方方面面的关系。这种协调方式没有一定之规，也没有一成不变的程序，它需要根据实践生活的具体形态来加以调节。这种调节作用就体现了一种“度”的智慧。

（节选自《中国文化中的“道”》，原载2011年6月12日《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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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宏昀

    ①《论语》里孔子用了一句“小子何莫学夫《诗》”劝大家读《诗》。为什么要读《诗》呢？先说一个网上流传的小故事——

    ②有个大学男生，一直在一个固定的教室自习，喜欢上了每次都坐在他前面的女孩。经过无数次的挣扎，他终于鼓起勇气给女孩递了一张字条：“你好！我注意你很长时间了。我能和你做个朋友吗？”女孩看完字条，就开始收拾书本；收拾完了，站起来转身问他：“我要走了，你要不要一起？”接下来，男孩说了一句也许是他一生中最经典的话：“你先走吧，我还有几页书没看完。”

    ③这故事属于“凭实力单身”系列，其实有年头了，第一次看见它大概是二十年前吧。最近想起它，是因为读到了这首诗——《诗经·桧风·隰有苌楚》：

隰有苌楚，猗傩其枝。夭之沃沃，乐子之无知！

隰有苌楚，猗傩其华。夭之沃沃，乐子之无家！

隰有苌楚，猗傩其实。夭之沃沃，乐子之无室！

    ④“隰”指洼地。“苌楚”是羊桃，接近现在的猕猴桃。“猗傩”读成“婀娜”，意思也接近现在说的“婀娜多姿”。“夭之沃沃”，形容生命初生时鲜润美好的样子。

    ⑤《射雕英雄传》的第三十章也出现过这首诗——一灯大师的四大弟子之一，曾被点为状元的饱学朱子柳，念出一句“隰有苌楚，猗傩其枝”来取笑黄蓉。那黄蓉又是怎么想的呢：

    “他引的那两句诗经，下面有‘乐子之无知，乐子之无家，乐子之无室’三句，本是少女爱慕一个未婚男子的情歌，用在靖哥哥身上，倒也十分合适，说他这冒冒失失的傻小子，还没成家娶妻，我很是欢喜。”

    ⑥关于《隰有苌楚》这首诗的解释，从古至今大致有三类。第一类以《毛诗》的小序为代表，说这是桧国的国人不满于国君的放纵奢靡没有节操，所以转而歌颂无知无识、混沌淳朴的自然事物。第二类以朱熹的《诗集传》为代表，说这是老百姓遭逢乱世，求生艰难，羡慕草木无忧无虑又没有家庭负担。第三类呢，就是现代文人的解释，以闻一多、李长之为代表，把这首诗理解为情诗、恋歌；分歧在于有人认为这是男子写给女子的，有人认为这是女子写给男子的。金庸在《射雕英雄传》里取的，就是现代文人的“情诗说”。

    ⑦一首诗的各种解释可以并行不悖，这个不足为奇。

    ⑧但是话说回来，站得住脚的解释，必须有助于我们理解时代、理解自己，这就是所谓“知人论世”。《隰有苌楚》所在的桧国，在东周初年就被郑国灭掉了。一个文明的共同体在衰落到即将崩溃的时候，就是把本该用在进取上的能量拿来对付自己、消耗自己的时候；此时社会上层的表现，要么放纵奢靡，要么过分地世故、精致，或两者兼而有之。生活在这种文明当中的比较敏感的人，回忆或想象蛮荒时代文明初生时的“夭之沃沃”，苍苍茫茫中的野蛮生长，并且抒发成诗——这就是《毛诗》小序的解读方向。《毛诗》成型于西汉，去古未远。在《毛诗》中留下足迹的解经人，尚有为整个文明立法的气魄，解读《诗》是在为富有建设性的价值观奠定基础，所以对于《隰有苌楚》的解释，指向的是当时的社会上层。

    ⑨南宋朱熹的解释，以底层百姓的口吻感叹民生艰苦，这是典型的士大夫姿势。固然算得上忧国忧民，但是气魄上和《毛诗》相比，到底是弱了。

    ⑩现代文人的“情诗说”很好理解，“五四”以后，解读《诗经》的总体倾向就是去政治化，把《诗经》纯粹当文学作品，固然也挺美好的，（甲）足以自成一说；（乙）止步于此，肯定会在整体格局上留下缺口。这种地方正所谓是“我们不去占领，敌人就会占领”。（丙）憧憬冒冒失失的傻小子和憧憬质朴刚健的新生文明，这两件事情难道不是本来就相通的嘛？

    ⑪回头说开篇那个故事。这很像我这样的钢铁直男年轻时做得出来的事儿，所以我不认为故事中这个男孩活该“注定孤独一生”。假如故事的结局是“然后就没有然后了”，我只能怪这女孩不懂得傻小子的可爱和可贵。倘若她读过上面这首诗，或许想法会有所不同？

    ⑫多读书，多“迈出第一步”，可以给生活打开新的可能性，直接影响你的命运。所以啊，大家为什么不读《诗》呢？敲黑板。

（选自2019年4月9日《文汇报·笔会》，有删改）

道家以站在世俗之外的心态冷眼旁观，滋生出独特的处世智慧，既有指导实际生活的经验性方法、技巧，也有待人接物的理论性原则、价值，更有超越实际生活、追寻心灵自由的超越性境界。

与其他诸子哲学相比，道家最显著的特点是守柔尚雌。老子在其书中以“母”“婴儿”，“水”等外表柔弱之物为道的喻体以表示其对柔弱的崇尚。不仅仅是老子，庄子在其书中以颜回之卫、叶公子高使齐、颜阖傅卫灵公太子等故事说明，面对强者的压力，弱者的生存之道是以柔弱的姿态应对：支离疏“颐隐于脐，肩高于顶，会撮指天，五管在上，两髀为胁”，却因其无用之德得以在混乱的世间生存，看似柔弱的残疾人在强者环伺的世界反而能自我保存。

无论对自己的思虑还是欲望，道家都主张不可恣意，而要有所节制。这包括通过对外在知识追求的限制、管理权力的内收、名利欲望的节度等方法的修炼，以达到在应接他者时自己内心的安宁与祥和。老子指出“圣人为腹不为目”，即是说饮食上保证自己吃饱喝足即可，不需要满汉全席、奢侈浪费。庄子“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这里庄子并不是反对人们对知识的追求，而是反对仅仅追求知识、不知追求生命自身。自我节制的结果是对他者的宽容。《老子》讲“和光同尘”，《庄子》讲“宽容于物，不削于人"，即是说在人世中，需要一种宏阔的心态对待另一个与自己不同的他者。但这并不是说道家主张无原则的原谅，老庄对道、德有自己的坚守。

老子讲“万物负阴而抱阳，充气以为和”，是说万物保持阴阳平衡才能存在。人禀受天地之气而来，在世间也需要保持和谐状态。首先是自我身心的和谐。庄子在《人间世》中提到“心莫若和”的说法，意指以虚无之心、平和之境应接事务。其次，自我他者要建立一种和谐的关系。道家认为真实呈现的人性是自足的、不喜干涉的，每个人遵循自洽自适的性情，以无为的方式生活在世间，在位者和百姓互不知道对方的存在，百姓之间“老死不相往来”，则会形成一个符合人类理想的和谐社会。这种社会对自然环境也是顺应的。庄子曾经指出对于牛马，应该任其逍遥于草地，而不是“络马首穿牛鼻”。再次，道家处世之道要求不能局限于自我与他者的区分。在著名的“楚王遗弓”的故事中，老子藏弓于天下的视野比孔子藏弓于人的视角宏阔得多。道家追寻的最高道德不是儒家信仰的仁德，而是一种不为外在名利引诱也不为内在思虑控制的自我性情的自然发显，是一种空灵虚静之“虚”德，而不是有着仁义等实质内涵的“实”德，是为“游心乎德之和”“道通为一”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精神境界。

（摘编自杨杰《道家处世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