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日梦”

    ①白日做梦，一向是个带有嘲笑、挖苦和讽刺意思的贬词。殊不知，常做白日梦的有截然不同的两种人：凡夫俗子和超尘拔俗者。一个懒汉，每当他穿过荒野总是幻想能踢到裸露在地表上的一块黄金而成为富翁，这便是典型的世俗白日梦；而超尘拔俗的“白日梦”则往往是科学、艺术和哲学创作的发酵。第一流的科学家、艺术家和哲学家都是一些杰出的醒着做“梦”的人。

    ②牛顿就是这种人。他因看到苹果落地而联想到月球绕地球的运动，联想到苹果的加速度同月球的加速度是同属一类的观念，发现重力仅仅是万有引力的特例。牛顿作这一从地到天的联想需要有何等宏伟的想象力啊！在常人看来，那仿佛是疯狂，是幻觉，是梦中才会出现的情景。

    ③物理学的理想实验按其性质也是绝妙的“白日梦”。惯性定律就是一个。因为它不能直接从现实世界中的实验得来，只能从观察中再根据想象和推理做出。我敬爱爱因斯坦，就是出于我把他看成是个白日梦幻者——理想实验大师的缘故。

    ④艺术作品的“白日梦”性质更突出。浪漫派诗人、音乐家和画家爱梦幻世界远胜于爱现实世界。艺术世界比现实世界好，因为它更富于理想性，更接近人所追求和向往的境界。

    ⑤从某种意义上说，大哲学家也是醒着做白日梦的人。老子的梦是有关宇宙的本原和根本法则，即不可捉摸的“道”。柏拉图将人比作洞穴中被捆缚住、只能朝前看的囚犯。其身后有一堆火，他们只能从墙上看到自己和身后物体的影子，并把这些影子看成是实在的。当一名犯人逃到阳光底下，第一次看到真实的世界时，才认识到他过去一直被影子所欺骗的。真正的哲学家正是从洞穴中逃到真理阳光下的囚犯。

    ⑥精神病患者的幻觉症也是一种白日梦。那么，它同科学家、艺术家和哲学家的白日梦有何不同呢？区别之一是：前者是个不可逆过程，后者是可逆过程。科学家、艺术家和哲学家的创作是从现实世界出发最后又能落脚到现实世界。当舒曼的《梦幻曲》一回到现实，萦绕在千万人的心坎，人们即能分享到“来如春梦不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的美感和魅力。精神病患者自认为是女皇的幻觉则是不能实现的，别人无法同它发生共鸣。

论书法表现形式与诗文意境

    如简易地给书法艺术下一个定义的话，可以说书法是写字的艺术。”如从美学或者艺术哲学的高度来论的话，“书法是以汉字为素材，以线条及其构成运动为形式，表现性灵境界和体现审美理想的抽象艺术”。因为书法是以汉字为素材进行创作的，故不写字不能称其为“书法”。再者书法是以线条运动为表现形式，也就是说，书法必须是讲究技巧的，由技成能，胡乱涂抹无以称“法”。这两点体现着书法艺术的本体规定性。表现性灵境界和体现审美理想，即是书法艺术所具有的这种意境创造能力。

    书法的艺术表现是通过写字来实现的，写字又必然有其文字的内容，因此，文字内容在书法创作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书法文字内容的精神内质和意境，应与书家的个性气质相适应，才能够创造出优秀的书法作品。

    书法艺术再创造绝非易事，应具备两个条件。

    一是通会，化度进去。我们常说，艺术品首先感动作者自己，然后才能够感动他人，而使自己被感动的这种感染力，应当来自你所写文字内容。这里，选择什么样的文字内容来作为你书法创造的素材，是很重要的。读懂文字内容，被其文字意境所打动，引起精神上、情感上的共振，从而激发起书家的创作激情，提笔作书便成为主动的、积极的行为，思想情绪、精神状态高度兴奋，此时，才情流注笔端，从而产生意想不到的精神之作。这就是说，在书法对诗文的艺术再创造过程中，文字内容的意境与书法艺术表现的意境必须合一。

    二是裁取率由，我塑我境。当然，对文学底本的审美，本就有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之别。读者对原作的思路情绪的体认，先天就存在着差异。要旨在于以我为主，把对文学作品的意境体认，裁剪为我们的意境，用我们的笔墨，营造书法意境。

    意境的再造，要依附物质、技巧条件，才能物化现实。只有将字体、书体、用笔、用墨、谋篇布局诸因素配置得当，才能出现形式各异的笔墨意境。况且，意境有着类型意义。比如，写婉约派词文如采用颜楷，浓重墨，怕摧残纤巧。写李白诗，若用欧楷缮写，形同谪仙被缚。总之，书法只有开展，衍化了诗文的意境，才能实现它自身。因为书法的目的，不是为了表现书法自身，而是表现人自身，表现与诗文相接近而有关联的另一番意义，也即为意境。

    选取何种文学底本？当然悉听尊便。但是剧作家不是对什么文学底本都愿意编的。画家也不可能将什么诗词都入画。对文学作品进行书法再创造，无非是借陶家酒浇胸中块垒，乘米家船品江上霁月。性情如此，自家意境才有可能开发出来。

    总之，书法创作的表现形式必须与诗文意境相共美，才能创作出书法佳作。

（选自张巨纲《论书法表现形式与诗文意境》，有删改）

“黄河远上”还是“黄沙直上”

    《全唐诗》中王之涣的七绝《凉州词》，一千多年来脍炙人口，广为传诵。但是对诗中第一句是“黄沙直上”还是“黄河远上”却一直争论不已，我以为应是“黄沙直上”。原诗是：黄沙直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1981年出版的沈祖棻《唐人七绝诗浅释》中，作者从文学角度对“黄沙直上”和“黄河远上”的韵味意境进行了比较，结论是“黄河远上”较富于美感。这可能就是许多诗坛名家钟爱“黄河远上”，摈弃“黄沙直上”的原因吧。只是这富于美感的“黄河远上”是否是王之涣的原词呢？

    王之涣的这首《凉州词》同他的《登鹳雀楼》一样，采用的是不加渲染的白描手法，寓意于物，寓情于景。玉门关位于甘肃西部沙漠中的疏勒河谷，距黄河最近处（青海共和曲沟）的直线距离有770公里，距凉州（甘肃省武威市）的黄河达1000公里。把“黄河远上白云间”搬到玉门关来，是与该词的特色和作者的风格大相径庭的。这首《凉州词》又称《出塞》，被《全唐诗》收在第17卷“乐府杂曲”中，是供乐工制曲演唱的歌词，是在当地唱给出塞入塞的政吏、商贾和游客听的，有劝人思归之意。采用“黄河远上白云间”这种虚幻的曲词亦与当时演唱的氛围不符。王之涣出生晋阳（今太原），又是当时熟知和善写边塞风光的著名诗人。正因为他有耳闻目睹家乡沙尘天气和西北边关地区沙尘暴天气的经历，才能写出“黄沙直上白云间”这样生动形象的新颖绝句，使整首曲词沁人肺腑，确能使听者感到出塞之悲凉而动容怀乡。

    我国地质学家王嘉荫在1963年编著出版的《中国地质史料》中，已经注意到历史上发生过许多大型扬沙和沙尘暴天气。史书记载里称这种天气为雨土，如北魏“景明四年(504年)八月辛巳，凉州雨土复地，亦如雾”。在王之涣所处年代及其前后50年间，《旧唐书》上记载的雨土天气有：“德宗贞元十年(794年)三月己亥，黄雾四塞，日无光”……这是一些发生在京师（也可能包括当时比较繁华的北方地区）的雨土记载，由此可以毫不怀疑地推论，当时在沙漠环绕的玉门关地区确有可能发生与“雨土复地，亦如雾”和“黄雾四塞，日无光”相同的“黄沙直上白云间”的天气现象。

    40年来，一些文学家和科学家曾多次指出“黄河远上”之误。1963年，我国气象学创始人竺可桢指出：“现行唐诗集第一句作‘黄河远上白云间’，但古本唐诗原为‘黄沙直上白云间’。依照玉门关的气候和地理看，后者是合理的。”我国古典文学研究家刘永济在1981年出版的遗著《唐人绝句精华》中指出：“此诗各本皆作‘黄河远上’，惟有计有功《唐诗纪事》作‘黄沙直上’。按玉门关在敦煌，离黄河流域甚远，作河非也。”1983年10月26日，我国地质学家尹赞勋在《科学报》上撰文指出：“前四字现行诗集大都舛误为‘黄河远上’，背离原意，不合当地实际情况。”

    在中华书局1999年出版的横排简体字《全唐诗》中，《凉州词》的第一句是“黄砂直上白云间”（集作“黄河远上白云间”）。这里的“集”指的是清宫廷内所藏《全唐诗集》，为清初季振宜所编，这是目前所知的出现“黄河远上”的最早版本。《全唐诗》同时刊出“黄沙（在表述微小石粒时砂、沙二字相通）直上”和“黄河远上”两种版本，而且主次分明，具有正本清源的作用。它让人们看到了王之涣身后流传一千二百多年的“黄沙直上”，也看到了近三百年来从出现到取代“黄沙直上”的“黄河远上”。孰实孰误，不言自明。

    研究古代诗文，有时从美感角度提出取舍，似无不可。但是，那种把诗词内容与历史的、地理的、人文的环境截然割裂开来的做法，未必是恰当的。只有当我们用历史的记录去明辨原本变异，用今天的事实去探寻历史真相的时候，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选自《中国图书评论》，(有删改）

    “君子”一词早在西周时期已广为流传，其内涵主要是对贵族或执政者的专称，而较少涉及人格内容的道德意蕴。如《尚书》卷十三说：“君子勤道，不作无益害有益。这里的“君子”，显然是执政者或贵族的代称。到了春秋末期，通过孔子从不同侧面的反复解说和阐发，“君子”一词被赋予许多优秀道德的内涵，成为一种理想人格模式的称谓。

    翻开《论语》，有关“君子”的论述俯拾即是：“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君子尊贤而容众，喜善而矜不能”，等等。这表明，孔子常在君子与小人的对举和比较中，肯定和褒扬君子是他心目中的道德高尚之人。在《论语》里，孔子也数次提到“圣人”，但他明确对弟子说：“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这就是说，圣人难以看见，也难以企及，但君子能够见到，也可以并应该努力做到。

    作为孔子精心勾勒和塑造的可望可及、可学可做的理想人格，君子形象在中华文化数千年演进的历史长河中，受到上至历代思想家及文人士大夫，下至社会各阶层人士包括普通百姓的广泛认同和推崇。《周易》中的名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被张岱年等学者认为是对中华民族精神核心内涵的最佳概括。《孟子》中“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焉有君子而可以货取乎”，“君子贵人而贱己，先人而后己”，“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等论述，使君子人格的内蕴更加丰富，影响更加深远。值得注意的是，君子不仅是儒家着力打造和推举的理想人格形象，道家学派和法家学派对君子概念及其人格内涵也颇为认同。人们耳熟能详的“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亲，小人甘以绝”，就是《庄子·山水》中的名言。荀子在构建礼法体系时强调“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在荀子看来，一个崇尚礼法的社会，如果没有君子这样品行高尚的人来参与和维护，那将会失去构建礼法社会的基本前提。

    后来，思想家对“君子”概念的引述和阐发同样不胜枚举。从西汉的董仲舒到东汉的王符，从唐代的孔颖达到宋代的程颢、程颐和朱熹，从明代的王阳明到清代的王夫之等，都从不同角度和方面对君子概念及君子文化进行了很好的继承和发挥。明清时期流行很广的人生格言类著作，多半也将君子人格奉为典范和楷模。如《菜根谭》云：“君子处患难而不忧，当宴游而惕虑，遇权豪而不惧，对茕独而惊心”，便是对君子安贫乐道、处安虑危、遇强不屈、见弱怜悯等优秀品格的赞扬。《围炉夜话》云：“君子存心，但凭忠信，而妇孺皆敬之如神，所以君子乐得为君子；小人处世，尽设机关，而乡党皆避之若鬼，所以小人枉做了小人。”这就是在君子与小人不同处世方式的比较中，充分肯定君子以忠贞和诚信为立身之本的做法。君子概念及其文化，不仅在中华历代典籍中汗牛充栋，而且一直活在历代中华儿女的心中。今天人们口头还常说，“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可以说，“君子”是数千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塑造的中国人的理想人格。儒家学说乃至整个中华传统文化，其中很重要的内容是阐扬仁、义、礼、智、信及忠、孝、廉、耻等众多为人处世的伦理和规范，它们最终都集聚、沉淀、融入和升华到一个理想人格即“君子”身上。我们的先贤崇尚君子品格，甚至把象征高洁、清雅、虚心和气节的梅兰竹菊四种植物人格化，称为“四君子”。宋代以来，以梅兰竹菊表现四君子品格的书画数不胜数，其繁盛景象让人叹为观止。“君子”概念古老而鲜活，在当代社会也是妇孺皆知，耳熟能详，在不同阶层人群中都有相当的知晓度和认同度，君子风范今天仍为绝大多数中国人奉为做人的圭臬。

    中华文化历来提倡“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意思是不同因素和谐融合才能产生、发展万物。如和六律才有悦耳动听的音乐，和五味才有香甜可口的佳肴；如果都是同一个音符便不成曲调，都是同一个味道饭菜就不好吃。把一样的东西简单加在一起，不是真正的发展，更不是创新。

    西周末年的太史伯阳父首先提出了“和实生物，同则不继”这一重要思想。他的这一思想后来为西方学者所认同。意大利理论家恩贝托·埃科1993年访问中国，他在演讲时说：“了解别人并非意味着去证明他们和我们相似，而是要去理解并尊重他们与我们的不同。”他强调他的北京之行，不是像马可·波罗那样，要在中国寻找西方的“独角兽”，而是要来了解中国的龙。这与中国传统文化所强调的“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正好相通。

    文化互通共存已成为21世纪的主旋律。这首先是因为殖民体系的瓦解和经济全球化，造就了全新的国际社会环境，原殖民地国家取得独立地位后，面临着确认自己独立身份的任务，而本民族的独特文化正是确认身份的重要因素，经济全球化又大大促进了各种“统一中心论”的解体，世界各个角落都是联成整体的地球的一部分，而每一部分都有自己存在的理由。

    其次，20世纪以来，人类正经历着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重大转型，即从逻辑学范式过渡到现象学范式。逻辑学范式关注的是将具体内容抽空后概括成的简约的共同形式，某种形而上的绝对原则，现象学范式研究的对象则不是抽象形式，而首先是具体的本体，是一个不断因主体激情、欲望、意志的变动而变动的开放空间，过去，认知的开始是公式、定义、区分和推论，然后将相对确定的客体定义、划分、归类到我们认识论的框架之中。现象学范式的思维方式强调主体和他者在认知过程中都有所改变并带来新的进展。这种研究方法应用到文化上，就是强调从他者视角观察，而他者首先是不同于自我的、以差别为基础的对象。

    当然，文化上的差别共存并不是静态的、被动的、互不相干的。能使物“丰长”的“和”，首先是一种能产生新的理解和认识从而带来新发展的“生成性对语”。这种对话不是各说各话，也不是统一思想，它要求对话者各有其文化主体性。所谓文化主体性，就是文化自觉，即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文化要有自知之明。文化对话的目的不是融为一体，而是进一步发挥各自特长，协调各种不同，达到新的和谐统一。

    以“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为重要核心价值的中华文化面对世界的根本态度，应是对自己文化的自觉热爱，对他人文化的尊重了解。唯有各种文化都这样做，才能产生互动和共鸣。在经济和科技全球化大潮中，我们有能力汲取其他文明的长处并弘扬自我，也有能力对世界文明作出原创性贡献。

（摘编自乐黛云《文明因交流互鉴而多彩》）

    法哲学是从哲学角度、用哲学方法研究和思考法学问题的基础性，综合性学科，法哲学研究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为法学研究提供基础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有什么样的法哲学。人们对法治建设及其本质就会有什么样的法学理解。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关键阶段，法学研究应更加影显中国特色。这就要求法哲学研究增强对中国问题的解释能力，帮助人们更好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内在逻辑，从而对法治中国建设有所助力。

    过去一个时期，西方法哲学研究几乎成了法行学研究的同义词，西方法哲学的学术思想、理论问题等几乎成为法哲学研究的全部，不少学者着迷于哈特·德沃金等西方法哲学家。实际上，尽管学习和借鉴西方法哲学具有重要意义，西方法哲学为中国法哲学研究提供了知识资源，但中国法哲学不能也不应只是对西方法哲学研究进行复制模仿，不能沿着别人的路往下走。中国法哲学研究如果没有自身的关注重点和研究特性，就难以走向深刻和成熟。那就好比自己的躯体里装了别人的灵魂，无法为法学研究提供哲学根基。

    中国法哲学要屹立于世界法学之林，必须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中国法哲学应有自己的问题意识和对问题的独特理解及解决方式，表现出自己的民族文化特色；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形成源于自己文化传统的哲学思想，在理论建构上确立主体性。

    中国法哲学研究还应直面中国法治的现实问题，在法治实践的诸环节如立法、执法、司法中进行研究并取得成果。这就要求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形成着力解决中国法治建设现实问题的研究导向，可以说，只有当中国法哲学银造出成熟的问题意识在中国法治实践中发掘了真问题，并由此展开中国式的法学和哲学探讨，中国法哲学才有可能成为一种有效资源并真正进入法律实践，而不是沦为抽象的思辨游戏和少数学者的自娱自乐。

    要实现中国法哲学继承与创新相统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还需要在研究中中准确把握时代特征，体现时代精华。在时代发展的历史潮流中发现问题，可以说是中国法哲学实现创新发展的关键所在。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的法治及其现代化将会呈现什么样的面貌、体现什么样的特色？需要中国法哲学认真思考研究。比如，研究全面依法治国的本体论。阐释其性质、目标、本原、根基等。在认识论上研究关于法治中国的知识是如何形成的，知识的来源或依据是什么，如何检验其真理性等，在实践论上研究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基本方法，主要步骤等问题，科学阐明与社会主义法治相关的价值与工具，目的与手段，系统与子系统以及战略布局中各个方面的相互关系。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领域的一场深刻革命，中国法哲学要对这场深刻变革积极，能动地进行回应，研究新时代的现实问题，激发中国法哲学自身的活力，展现中国法哲学独特的价值风貌。

（选自姜涛《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法哲学》，《人民日报》2019年4月29日第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