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随着民营企业发展壮大，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不断增强，履行社会责任的能力不断提高。

在履行经济责任方面，我国民营企业近年来实施创新驱动，成为科技创新的重要主体，是“一带一路”建设和军民融合的生力军。2017年，民营企业参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进出口总额为6199.8亿美元，占中国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贸易总额的43%；第三届军民融合展上，民营企业参展的技术成果占总成果的69%。

在履行环境保护责任方面，民营企业环境保护意识普遍增强，48.3%的民营企业淘汰了高耗能、高污染的产品；51.3%的民营企业通过技术改造，提高了现有产品环保性能。

多年来，民营企业一直是公益慈善捐赠的主力，捐赠占比超过50%，最高时达64.6%。我国民营企业基金会已有677家，在全部企业基金会占比为78%。在历届中华慈善奖获奖名单中，民营企业一直占最大的比例，超过国企、合资企业、外企等。

助力脱贫攻坚，是民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突出亮点。自2015年“万企帮万村”行动启动以来，民营企业为脱贫攻坚做出积极贡献。截至2018年6月底，全国共有5.54万家民营企业参与“万企帮万村”行动，精准扶贫756万人。

    我国民营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中，注重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对国家提出的“走出去”、西部大开发、“一带一路”建设、军民融合、脱贫攻坚等，民营企业都积极响应，并主动做出积极贡献。同时，企业家精神和家国情怀也促使民营企业创造出了丰富多样、机制灵活的公益模式。

    （节选自《中国民营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蓝皮书》）

    材料二：

    央广网北京1月11日消息，新旧年交替之际，不少企业陆续披露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接受社会和公众监督。例如，阿里巴巴披露最新数据，2018年，全国600多个贫困村通过电商脱贫成为“淘宝村”，走出了一条适合自身特点的扶贫之路。

    同样通过电商渠道思路进行扶贫的还有苏宁。公开资料显示，2018年“苏宁易购电商扶贫实训店”落地百个国家级贫困县，全年培训超过40万人次。

    为何聚焦扶贫？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副院长邓国胜在接受经济之声采访时说：“因为企业也是社会的一分子，它需要去回应国家的一些政策关怀。这几年很多企业会把扶贫放到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中一个优先的位置。”

    邓国胜认为，企业在扶贫过程中需要承担与政府不一样的角色。他说：“政府是扶贫政策的制定者，是责任主体；企业需要发挥自身的技术优势、资源优势，特别是在产业扶贫方面的优势，和政府是形成一种协同合作的关系。这些都需要政府来引导企业、社会组织进行协同配合。”

    （摘编自央广网《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密集发布，扶贫成绩单成关注点》）

    材料三：

    驭道天下是一家致力于汽车租赁的民营企业。“公司在发展的同时不忘践行社会责任，广泛参与教育、志愿服务、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此外，公司还大力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驭道天下（天津）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董事长吴西西表示。

    公司通过捐款、捐物、做义工等多种形式，将公益活动融入企业文化中，让每位员工都树立社会责任意识。通过设置“免租金日”的方式，鼓励旗下司机到敬老院、福利院担任义工，将欢乐送到老人与孩子身边。

    在帮扶失业、解决就业方面，公司积极与地方政府机构合作，为国企下岗职工举办特招会，为他们提供就业岗位。“我们还为下岗职工量身打造了专业技能教育培训班，满足不同企业、不同岗位的求职需求。”吴西西介绍。

    在倡导绿色环保方面，“目前，驭道天下在全国有运营车辆近万台，其中70%左右都是新能源车，在节能减排及推进新能源车取代燃油车进程中起到模范带头作用。”吴西西说。

（摘编自新华网《驭道天下获得2018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峰会社会责任绿色环保奖》）

    材料一

    材料二

    2018年11月5日上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出席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简称“进博会”）开幕式并发表题为《共建创新包容的开放型世界经济》的主旨演讲。15名外国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或王室代表出席开幕式。1500余名国内外各界嘉宾出席开幕式。参加进博会境外嘉宾（副部级以上）有390位。国家贸易投资综合展共有82个国家（含中国）和世贸组织、联合国工发组织、国际贸易中心等国际组织参展，设立展台71个。12个主宾国和其他参展国展馆风格各异，突出本国特色，充分利用高科被手段和多样化的展现形式展示本国独特地域文化和特色优势产业，涵盖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产业状况、投资旅游以及特色优势产品等。企业商业展共有来自全球151个国家和地区的3617家企业参展。据初步统计，全球或中国大陆首发新产品、新技术或服务570余件。进博会吸引了来自72个国家和地区的3600多位境外采购商，交易采购成果丰硕，按一年计，累计意向成交578.3亿美元。举世瞩目的进博会于2018年11月10日在上海圆满闭幕。

    （摘编自《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圆满闭幕》）

    材料三

    一名参展商这么描述参加进博会的意义，“对检验产品创新和技术发展具有无可比拟的重要性”。可以说，中国市场敞开大门，为前沿技术的成熟和概念产品的成型提供了机遇，为互通有无、包容普惠创造了条件。

    进博会让国内企业可以了解各国企业的优秀产品，洞晓产业行业的前沿技术，引进先进可靠的管理经验，从而为创新发展、技术变革、管理优化带来启示、注入动能。向世界学习，与国际接轨，不仅意味着参考发展经验，紧跟发展潮流，还需要共享发展理念，共建合作意识。在国家贸易投资综合展上，匈牙利的美丽风光，埃及的悠久文明和现代发展规划，英国酷炫时尚的裸眼3D视频，肯尼亚的鲜花……不同国家的特色产品齐聚进博会，商机无限，合作无限，发展无限。

    （摘编自《进博会，向世界学习的机会》）

    材料四

    瑞士知名企业家、经济学家、日内瓦—伯尔尼经济署前署长菲利普·莫纳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通常情况下全球各地的经贸展览展销会，办展和参展的主要目标是找到客户、分销商或代理商。而专注于寻找新的供应商的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一种相当新颖的思路和方法，进口博览会也一定会促进外国产品进口到中国，某种程度上为改善当前国际贸易失衡的状态提供一个宽松的环境。

    海外媒体还将进博会看作中国为世界经济提供的公共产品、为全球各经济体搭建的优势互补平台。法国《欧洲时报》发表评论说，中国的开放脚步不会停歇。各国的新产品、新技术得以在进博会上展示，有助于各国经济的融合、联动、共享，进而释放发展潜力。

（摘编自《光明日报》《这是一个新颖的思路——瑞士各界盛赞进口博览会》）

    材料一：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与教育经济研究所课题组、北京市海淀区统计学会联合开展了青年创业者调查。调查显示，受访的创业者年龄主要集中在31～40岁（80.8% ) ，他们从最终的全日制学校毕业时多为21～25岁（60%）。在这一群体中，仅有9％选择了在校期间创业或者一毕业就创业，且这些在校创业者多为硕士或博士研究生学历。值得关注的是，接近一半（46.8%）的创业者在毕业4～9年后才进行首次创业。超过半数（55%）的创业者把创业动机归于发现了合适的商机，比如有好的创业项目或有好的政策机遇，另有22％左右的创业者创业是想自己当老板或想出来闯荡一番。

    受访者普遍认为，创业时机的选择很重要，创业前还应有一些相关工作经验，尤其是刚毕业的学生应先就业后创业；对创业者来说，在名校学到的东西也很重要，特别是高学历或理工科的创业者，非常认可专业知识对创业的推动作用；在创业后如果不继续学习，创业者比普通上班族更容易被市场淘汰。

               （摘编自《光明日报》）

    附图：

    材料二：

    国家工商总局发布的《中国个体私营经济与就业关系研究报告》显示，近年来，随着政府对大学生创业的进一步鼓励以及工商注册等领域简政放权力度的加大，全国高校毕业生创办私营企业数量迅速增加，而缺乏启动资金是高校毕业生创业面临的首要难题。

    全国人大代表、山西省食药监局副局长刘蓉华针对一些学生落入信贷陷阱的现象，建议教育主管部门增强大学生的信用意识并普及信贷知识，保护大学生远离非法网络借贷平台。她建议将大学生使用网络金融借货纳入央行的个人征信系统，从校园开始培养并增强大学生的诚信意识。

    （摘编自中国工商报网《完善信用体系助力创业创新》）

    材料三：

    中国青年报：我们已经有了一些支持大学生创业的政策，您认为政策效果会如何？

    杨德林（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创新创业与战略系教授）：以休学创业来说，学生在创办、经营企业一段时间后能够再回到学校，我认为这是一大进步，因为它使学生有了更多的选择，是对学生创新和创业精神的一种保护。我曾与斯坦福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合作进行过一项研究，在对多种因素进行控制后发现，能给人们提供更多选择的制度，会使处于其中的人们更愿意去创业，创业效果也会更好。允许休学创业等许多新政策就属于这类性质的制度，肯定能够鼓励一部分人去创业。当然，在具体落实上，会有一个磨合和调整的阶段。                             

     （摘自《中国青年报》）

    材料四：

    陈博群是安徽师范大学2013级空乘专业的大四学生，他发现，政府工作报告提到了“鼓励高校设立专业化众创空间”，这令他振奋。他在校期间经历了数次创业。在这个最好的创业时代，陈博群仍面临着很多挑战。

    大二那年，他创办了服务合肥市大学城师生的送餐网络平台“点小二”，但不久就以失败告终。

    陈博群此前的不少创业伙伴在毕业后选择就业。他们发现，自己找工作比同龄人要得心应手，实习期也表现得更好。

    这些尚未走出校园的学生已经通过创业获得成长。从报税到企业运营，从和人打交道到发掘市场需求，他们都已在创业期间实践过了。    

（摘编自新华网《大学生创业，过程比结果更重要》）

正因为这样，所以马克思是当代最遭忌恨和最受诬蔑的人。各国政府——无论专制政府或共和政府，都驱逐他；资产者——无论保守派或极端民主派，都竞相诽谤他，诅咒他。他对这一切毫不在意，把它们当作蛛丝一样轻轻拂去，只是在万不得己时才给予回敬。现在他逝世了，在整个欧洲和美洲，从西伯利亚矿井到加利福尼亚，千百万革命战友无不对他表示尊敬、爱戴和悼念，而我敢大胆地说：他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

他的英名和事业将永垂不朽！

材料一：

典型传播是媒体通过人物典型形象的塑造去反映、倡导某种社会主流价值的传播样式。在以往，传统的典型人物报道在榜样示范、政策宣传、凝聚社会等方面产生了巨大作用，历史功绩不可抹杀；如今，发生了巨大变迁的社会无疑仍然需要极具感召力、代表时代精神内核的精神楷模，而典型传播在现时的社会整合功能恰好能契合这种需要。

一方面，处于转型期的我国现时社会还是一个同质化程度相当高的社会，“典型的认识与实践功能仍然是有效的”。从另一方面来讲，社会问题越多，结构越是复杂，转型速度越快，越是需要一种积极向上的思想精神与价值观念来引导。典型人物报道可以用新闻的手法在某一社会层面提供多种不同的典型形象，为人们提供一种行为参照乃至情感诉求的渠道。

(摘编自麦尚文《中国典型人物报道创新研究》)

材料二：

媒介形象的建构是一个历史演化的过程。从历史发展来看，焦裕禄媒介形象的建构曾先后以报纸、电影、电视剧为载体，而不同时期、不同媒介形式对焦裕禄形象建构的侧重点有所差异。焦裕禄媒介形象建构的过程也就是大众媒介再现历史、建构历史的过程，而在信息社会中，大众媒介对历史的再现无疑是建构人们集体记忆的一种重要机制。从这层意义上来说，不同的媒介形象事实上在建构着不同的集体记忆。因此，焦裕禄媒介形象的变迁实际上涉及媒介建构和集体记忆两个方面。

一方面，媒介形象建构是由大众媒介来主导的生产性活动。我们知道，大众媒介在进行媒介生产活动的同时，总会受制于社会中的政治、经济力量。媒体作为政党和政府的喉舌，首先就承载着政治宣传、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功能。中国的焦裕禄是共产党员干部的模范代表，对焦裕禄这一模范人物形象的建构事实上正是中国政府宣传工作的一部分，因而，焦裕禄媒介形象的建构必然要与主流意识形态紧密结合。另一方面，集体记忆是经由文化的、社会的因素联结起来的“想象的共同体”所拥有的共同记忆，它虽然是关于过去的概念，但并不仅仅只指涉过去，它是连接现在与过去的桥梁。我们对过去的回忆总是受到我们解决现实问题的心态的影响，在每个时代，集体记忆的建构必然与当时的社会需求尤其是社会主导意识形态相呼应。对焦裕禄集体记忆的建构，事实上也是从现实社会语境出发，通过提炼过去的人物和事件来回应当下的一种表现。

回到不同时期的具体社会背景，我们不难发现社会语境对焦裕禄媒介形象建构的制约作用。首先是20世纪60年代的典型报道。当时的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一方面整个社会的阶级意识、革命色彩还很浓厚；另一方面，严重的自然灾害成为阻碍社会发展的不利因素。正是在这种社会环境下，《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以典型报道的形式将焦裕禄突出建构为“困境中的英雄”和“毛泽东思想的实践者”。再到20世纪90年代，电影《焦裕禄》上映，当时中国改革开放已步入正轨，社会建设也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然而，伴随着经济发展而来的却是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的滋生，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也逐渐疏离。因此，电影着重建构了焦裕禄严于律己、廉洁奉公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形象，正是意在通过这一集体记忆来重新拉近人民群众与党员干部之间的关系。那么，现在的电视剧《焦裕禄》所建构的焦裕禄形象及相应的集体记忆又是如何与当下的现实语境相契合的呢？细细究之，也不难发现其内在关联。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消费主义的浪潮如今正势不可当地涌入中国，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追求无节制的物质享受，而与此同时，人们的精神领地却多有荒芜。电视剧《焦裕禄》将另一种人生哲学展现在我们的面前。剧中，焦裕禄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穿着朴素的衣裳，奔波于泥土地中。可以说，他对信仰的坚持和对理想的执着正是当下物欲社会所最缺乏的一种精神力量。另一方面，90年代以来官与民之间关系疏离的状况并未得到有效的改善。电视剧《焦裕禄》通过诸多细节讲述了作为党员干部的焦裕禄对人民群众的无私奉献：他在寒冷的冬夜给偏远的公社送去棉衣，他亲力亲为给老百姓解决买煤的问题……通过对历史细节进行影像还原，焦裕禄形象的核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在剧中得以凸显，而这种精神无疑是对当下党员干部的一次心灵洗礼。

综上所述，从新闻报道到电影再到电视剧，焦裕禄媒介形象的建构表征的不仅仅是时间流逝所带来的变化，抑或是传播形式的创新，在本质上它还是不同时期中国社会的一种镜像折射。透过焦裕禄媒介形象的变迁，我们所观照的正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脉络。就当下而言，和谐社会的建设迫切需要这方面精神力量的支撑，我们期盼，通过典型人物媒介形象的建构，能将历史留给我们的财富，以集体记忆的形式转化为现实社会中强有力的精神力量。

(摘编自蔡骐、曹慧丹《焦裕禄：媒介形象的建构与发展》)

材料一：

硅基智能近日宣布开源其最新的AI数字人交互平台，使用者无需组建技术团队，利用平台提供的丰富工具和支持，就可在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大屏幕等显示设备上，轻松创建数字人。

从影视娱乐到品牌营销，从电商直播到金融服务，数字人深入各行各业，并重塑商业生态，数字人应用已成为人工智能企业竞相角逐的新赛道。天眼查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现存与数字人相关的企业114.4万家，其中，2024年1~5月，新增注册企业为17.4万余家，与2023年同期相比增加5.9%。

“这么多年了，终于见到了梦中的母亲！”家住重庆沙坪坝区的漆女士，随着年龄增长越发思念早逝的母亲，最近她花费近两万元，制作了一个母亲的数字人，第一次与“母亲”视频对话，她喜极而泣。当前，用科技手段“复活”亲人已经萌发出较强的市场需求。重庆某技术团队负责人告诉记者，业务开展一年来，已接到2000多人的询问，帮助900多个家庭通过AI技术实现“团圆”，收费从几千元到上万元不等。

从去年“双11”到最近的“6·18”，国内各大电商平台直播间上线多个数字人主播，这些“主播”不仅“照片级别”复刻了真人表情动作，还24小时直播带货，流利解答消费者疑问，推荐多种省钱团购……据统计，目前在中国从事视频表演等活动的主播账号有近1.4亿个，其中虚拟数字人占了四成，超过5000万个。

艾媒咨询提供的《2023年中国虚拟人产业发展与商业趋势研究报告》显示，2022年中国虚拟人带动产业市场规模和核心市场规模分别为1866.1亿元和120.8亿元，预计2025年分别达到6402.7亿元和480.6亿元。

虚拟数字人作为元宇宙重要的细分赛道之一，目前被拓展到文旅行业的更多场景中。中传文旅（北京）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研发的数字人“华诗远”，成为文旅行业有代表性的数字员工、数字导游和数字主播，在提高人们文旅体验的同时，还帮助文旅企业降本增效、提升服务水平，推动行业数字化转型和创新发展。

行业人士普遍认为，人类社会与元宇宙将以“元宇宙+”的模式实现长期共存。在这一过程中，数字人作为一种关键的数字工具，将广泛渗透到传统产业中，实现产业的向外扩展，成为继互联网之后的又一重要推动力。

(摘编自李国《AI数字人：迎来发展“黄金期”》，2024年7月2日《工人日报》）

材料二：

虚拟数字人也被称为“数字人”或“虚拟人”，是指存在于虚拟世界中，基于计算机图形学、图形渲染、动作捕捉、深度学习、语音合成等技术打造的，具有体型外貌、表演能力、交互能力等人类特征的复合体。

图书馆虚拟数字人通过构建馆员的虚拟形象，以“数字替身”的身份为图书馆的知识服务和资源利用等提供更智能化和人性化的途径。为进一步提升图书馆服务质量，本文基于图书馆虚拟数字人的主要特征，从协同图书馆馆员、知识情境和用户三者出发，构建了图书馆虚拟数字人的内部关系（见下图）：基于虚实融合、角色多元的特征，馆员和用户间呈现新的信息交互形式，进而推动了服务方式的拓展和创新，如真实馆员和虚拟馆员协同的服务形式、个性化的虚拟智能助手等，体现了个性化服务的途径；基于开放生态、沉浸感知的特征，鼓励馆员和用户共同参与沉浸式知识资源和学习工具的创作，进而创造出丰富且高度契合用户需求的图书馆资源形态；基于因人定制、持续进化的特征，可以将图书馆服务过程中产生的数据进行充分融合，实现对馆员和用户的精准画像，进而为用户定制适应性服务。

图书馆虚拟数字人的内部关系

图书馆虚拟数字人是现代信息科技的融合体，将在一定程度上颠覆图书馆的知识生产和服务模式，形成以数据为核心的智能化知识生产与服务生态，在替代馆员、知识组织、服务提供、智能咨询、阅读推广、情境陪伴、素养提升、品牌塑造等方面有广泛的应用前景，可以有效提升图书馆的智慧化程度和服务质量。

(摘编自张鹏《图书馆虚拟数字人：内涵特征、信息模型与应用场景研究》）

材料三：

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兴起，为提高虚拟数字人的智能化水平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促使虚拟数字人的发展迎来了新的增长。与此同时，一些问题也逐渐浮现，给虚拟数字人在传媒业的应用带来极大的挑战。例如，OpenAI新的应用文生视频模型Sora的出现可能会使真实与虚拟之间的界限更加模糊，导致深度伪造和虚假信息激增，引发视觉伦理和信息伦理的问题。ChatGPT在某些特定情境下可能缺乏道德立场，从而导致其回应可能不完全遵循道德准则，这种情况有可能对用户的道德判断产生影响。再如，当智能算法推荐系统根据用户的偏好和习惯筛选并推送信息时，可能会产生“信息茧房”效应，使得用户接触到的信息变得单一和固化。

(摘编自谢新洲等《机遇与挑战：虚拟数字人在传媒业的应用和未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