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德载物”的当下价值

    “厚德载物”作为中华美德的一种概括，历来是仁人志士崇尚的最高道德境界。道德状况是社会进步与否的重要标志，影响着一个国家、民族的长治久安。没有道德，哪来和谐?儒家“厚德载物”思想的当下价值毋庸置疑。

    “厚德载物”，出自《周易·坤卦》“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通俗地说，厚德载物，就是地的本性是顺天而动的，人应效法地，以厚德宽容待人。所谓“厚德”即“大德”、“高德”，即最高尚的道德。所谓“载物”之“物”，不仅专指万物，而且首先指一切人。“厚德载物”，即以深厚的德泽育人利物。厚德载物强调容人、容物。做人要有深厚的道德修养，要胸怀宽广，气度宏大，既容人之短，恕人之过，更要宽厚待人。

    “厚德载物”有利于培养现代道德人格，保证人生价值的实现。儒家追求“厚德”的君子人格，儒家君子人格所具备的道德品质为现代理想人格提供了理论模式。现代理想人格依然寄托着人们的期待和追求，它要求人们具有广博的爱心，有道义感，有道德操守，要正确处理义利关系，要有承担责任与苦难的勇气，等等。现代社会的发展越来越表明，一个人事业的成功与否，不仅取决于智力因素，而且还取决于非智力因素，特别是人的道德品行。凡是有作为、成大器者，无不具有高度的责任感、进取心、自信心等品质。

    “厚德载物”督促人们追求高尚的精神生活，促进个人幸福。儒家强调人与动物的根本不同在于人追求精神生活，道德理性重视人的现实生活的精神维度，主张向内寻求生命的根据和快乐的泉源。儒家许多富有生命力的传统道德，如正义、诚实、信任、宽厚等等，已构成人们恒久的道德情怀，使人有尊严地生活。现实社会中，物质生活提高后，人的幸福感并不一定增加，人们领悟到生活不只是为满足物质享乐而忙碌，还应有精神追求的乐趣。“厚德载物”思想能够培养人们的仁爱之心，使人克制人欲、减轻自私自利之心，爱他人、爱社会、爱人类、爱万物。道德高尚、胸怀博大的人才能得到最快的发展和感受人生的幸福。

    “厚德载物”的人文特质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厚德载物”作为一种博大的精神素养，它是播种和谐的种子。“厚德”强调个人内在道德修养，对构建和谐社会有其独特的意义。在竞争日趋激烈的社会现实中，如果我们注重自我修养，在人际互动中约束个人行为，减少人际摩擦，化解人际中的紧张与冲突，自然有利于形成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在当今多元化、多样性的社会中，“求同存异、包容共济”，对于调节各种关系和矛盾，使社会和谐稳定发展至关重要。商品经济的发展强化了人们的竞争意识，但这并不排除道德领域中的宽容、宽厚。儒家“厚德载物”思想，对于培养现代公民的良好品行，树立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构建和谐社会，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城市准入与共同体精神

    ①21世纪中国几大城市都在讨论准入制度，以便把“低素质”的人排除在城市之外，维持基本的社会秩序。准入制度的提出是有其现实背景的。这个背景就是城市治安的恶化。有人认为城市的外来闲杂人员是造成人们缺乏基本安全感的罪魁祸首，必须限制。可是这种变相的户籍制度和市场经济有着根本的冲突。经济学家们早就发现，在一场经济博弈中，当那些追求最大利益的博弈者们知道这场博弈是不断重复的交易或游戏时，当他们对其他博弈者过去的表现都相当了解时，当博弈人数有限时，他们之间就更喜欢合作。

    ②也正是这个原因，我们过去说农民老实厚道，特别是那些越住在偏远地区的农民就越老实厚道。如今突然把这些农民称为“低素质”的闲杂人员，说他们是犯罪的根源，原因之一，是他们离开了过去那个面对面的生活圈子，来到了谁也不认识的大城市。来无踪去无影，老实厚道已经不符合他们生存的利益。大家要做的都是一锤子买卖，一锤子买卖当然就没有必要信守不断重复的交易或游戏规则，偷偷抢抢也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了。

    ③由此可以看出，一个社会的长治久安，就需要社会成员都意识到彼此打交道不是一锤子买卖，意识到他们之间的交易或者游戏要不断重复，彼此要不断增进了解，共处于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圈子”之中。这样，大家即使为了自己的利益，也必须时时顾及对他人的责任。再简单地说，构成社会基础的是一个共同体或者社区。

    ④现代国家成了维护陌生人之间游戏规则并确保这种游戏不断重复的权威。比如，当你到美国的一个大都市，可以把自己的信用卡交给一个素不相识的人，用不着担心自己受欺诈。现代国家的管理已经如此周密，保证了这种不相干的人之间的交易也是要重复的。不过，所有这些都不能取代基层的制度建设；在人们从村庄一样的面对面社区走进现代大都市所代表的陌生人社会时，怎么在最大限度上维护传统的共同体纽带？城市化进程恰恰是这方面的一块试金石。

    ⑤在城市化中吸收外来人员方面最成功的，还是战后的日本。一位日本官员在10年前说了一句话：日本是一个村庄！高度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也没有打破村庄里那种面对面的社会人际纽带。战后日本给农民的福利非常丰厚，农村的基础教育是世界一流的。在工业化进程中，东京的一个大公司跑到一个村，一下子把村子里一年毕业的学生全雇下来。这样，村子里一代人集体进城，到了一个公司，有了终身的工作和优厚的福利。他们自然以公司为家，在大都市还和在村子里一样，维持着对小共同体的忠诚。

    ⑥从世界工业化的大历史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准入制度不仅无助于解决城市化过程中的治安问题，从长期看，可能会把治安搞得更坏。城市治安恶化的根本原因，在于外来“闲杂人员”失去了传统的共同体和面对的人际网络，同时又不能进入新的共同体，并建立新的人际网络。这样的环境自然促使他们在和周围的人打交道时进行一次性的交易。上述各国国情虽然不同，但解决城市化过程中治安问题的根本都是城市的社区接纳外来人员，使他们把城市看做是自己的家园，建立新的共同体的归依感和责任感，自觉约束自己的行为。

（本文取材于薛涌《不要把穷人拒于城市之外》）

中国美学的基本精神

祝东力

    尽管中国古代没有西方式的学科分类，因而也就不存在美学学科，但其处理感性领域以及感性与理性之关系的实践和方法却是极其丰富而又独特的，其核心内涵我们称之为“中国美学的基本精神”。

    就中国古代艺术而言，其突出的特征之一是对物质媒介的简省，其极端的情况就是所谓“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从诗词、水墨画到戏曲，其形式的平淡、简易甚至枯涩，与西方近代艺术对于物质媒介的高度依赖形成鲜明对照。西方艺术遵循了一条物质主义的路线，从古典主义艺术到巴洛克艺术再到今天的好莱坞大片，感官的盛宴已近于巅峰。相反，中国艺术则走了一条反物质主义的路线，其要旨在于通过平淡、简易甚至枯涩的形式完成对感性欲望和冲动的节制与升华，从而范导、提升这种感性力量，使它们成为情操、意志和人格的有力支撑，完成从美学向伦理学的过渡。可以说，这种对感性领域以及感性与理性之关系的应对方式，就是中国美学的基本精神。

    文艺复兴以来，西方社会中人的欲望、个性不断释放和张扬，到今天已接近极限；而中国美学精神得以形成的社会基础则在于：由于古代技术条件的限制，中国很早便面临人口规模与资源环境的结构性矛盾，因此对商品生产、消费和物欲自觉地采取了抑制和约束的政策。由此，也形成了中国美学的基本精神。说到底，不同的美学精神反映的是不同的文明取向。

    自从19世纪中叶以来，西方的学术、文化如潮水一般涌入中国，但我们不能直接把“美”和“艺术”这两个西方美学的中心概念不加批判地移植过来，那样只能把中国美学变成西方美学的中文注释本。中国美学应具有一种普遍的真正的“美学”品质，也要具有内在的属于中国学术的质的规定性。

    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据国学而熔铸叔本华、康德、尼采等人的学说，把“境界”这一概念，从古典过渡到现代，由诗歌拓展到人生，经诗学而沟通哲学，从而使之最后告别传统诗话，提炼为现代中国美学的一个重要范畴。

    宗白华通过对艺术作品的分析来寻找中国的美学特征。他不仅发现了中国传统艺术美的两大类型，即“错彩镂金”的美与“芙蓉出水”的美，而后者是中国古典艺术所追求的最高的美的境界；他还重新发现了中国传统艺术中的时空意识，由此对中国艺术意境作了精彩绝伦的阐发，揭示了中国艺术独特的意蕴、内涵和精神，找到真正的中国人的美感形态，由此建立中国人自己的美学理论体系。宗白华的美学研究，无疑具有一种典范的意义。

（选自《社会科学报》，有删改）

画家画天空，背后有科学

    爱德华·蒙克的《呐喊》中，天空充满了红色的颜料，它们像一大块黏糊糊的东西，看起来如此沉重，似乎即将压下来。这夸张的色彩也许不是画家的随意泼墨，美国得克萨斯州立大学物理学家唐纳德·奥尔森在《天空和望远镜》杂志中指出，蒙克画中的红色天空，也许是一种自然现象。

    那些传世画作往往反映了真实的气候环境情况。希腊气象局科学家赫里斯托斯·泽雷弗斯所带领的科研小组也做了类似的研究。他们搜集了554幅日落油画和水彩画。这些画作分别出自181位著名画家之手，其中包括法国印象主义画家德加、奥地利画家克里姆特、荷兰画家伦勃朗、德国宫廷画师鲁本斯等。最后他们把研究论文发表于《大气化学与物理学》杂志上。该论文分析了16世纪以来554幅描绘日落景象的名画中红绿两色的使用频率，结果表明，在过去的100年中，大气中的悬浮颗粒物浓度一直呈上升趋势。他们认为，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造成大气中粉尘含量上升，这会阻碍阳光进入大气层，导致全球暗化。

    英国伯明翰大学气象学家约翰·托宁多年来也一直在苦心研究各个时期英格兰各地的天气状况，他意外发现莫奈旅居伦敦期间的作品为他留下了宝贵的资料。莫奈创作于那时期的画作中，阳光在泰晤士河上跳跃闪耀，天空呈现出奇异的色彩变化。约翰·托宁想到，这些丰富的颜色并非出于莫奈头脑中的艺术幻想，而来自于真实的伦敦生活。那漫天黄色，应是高硫含量的煤燃烧后烟尘和硫酸盐颗粒散布到空气中，成为水蒸气的凝结核所致，在此条件下形成的雾霾比自然形成的雾更为持久。比较巧合的是，狄更斯在其有关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小说《雾都孤儿》中也写道：“在城市边缘地带，雾是深黄色的。靠里一点儿，是棕色的。再靠里一点儿，棕色再深一些。直到商业区的中心地带，雾是赭黑色的。”

    科学家去做了验证，选取莫奈1898～1900年创作的9幅作品，结合他同一时期的信件和日记，与美国海军天文台的数据对照。令他们惊叹的是，莫奈身为艺术家，却如同科学研究者一样，一丝不苟地记录了创作日期及太阳所处的位置，绝无臆造。所以印象派大师的确是非常可信地用手中画笔将伦敦当年的绝世光影留存于世的。不过印象派大师的绚丽色彩，可能来自PM10之类的大气污染物，想到这点不免让人有些沮丧。

(有删改)

孔子与亚里士多德幸福观比较

    ①孔子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变革的时代，也是一个乱世。孔子小心翼翼地调和着新旧社会中的矛盾，企图在其中找到新的出路，实现人与人的和谐相处。每个人都能成为道德至上的君子，人格完善；社会在“礼”的规范下，尊卑有序，井井有条；统治者做到“克己复礼”、“仁者爱人”，遵循中庸之道，孔子认为人们生活在这样的社会中一定是幸福的。亚里士多德同样生活于社会转型过渡时期，当时整个希腊社会处于动荡不安、内忧外患之中。他从维护马其顿统治利益出发，既反对消极禁欲，也反对过度享乐，希望通过伦理道德平衡社会中的各种关系以实现政治社会安定和谐。这就需要每个个体在其道德行为中寻求欲望、情感、理性间的和谐。因此，二人都想通过理论的建构去调节和平衡当时他们所面临的复杂的社会矛盾，从而达到自己理想中的社会境界。

    ②孔子思想中浸透着道德的身影，因此，孔子的幸福观里，个体一定要不断完善自身的道德人格，加强道德修养，只有具备道德才是获得幸福的前提条件。统治者用道德原则治理国家的政事，才能稳定自己的统治，“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亚里士多德受其老师苏格拉底的影响，也肯定德性（道德品性）的重要性，认为唯有品质优良的人才能够做到公正、节制，才能为善。常人所获得的一般幸福可以通过行德来实现，依靠智德所获得的幸福才是最大的幸福。

    ③享乐生活、政治生活和思辨生活是亚里士多德的三种生活类型。那些崇尚声名、积极活动的人以荣誉为幸福。亚里士多德认为以荣誉为幸福的观点太肤浅。他也反对以物质财富为幸福，因为它不是引起本身而是为了其他东西被追求。“快乐、荣誉、德性比财富更有资格被视为生活的目的，因为他们都引起本身而被追求，然而他们看来也并非幸福（最高善）。”

    ④孔子认为钱财和权势这些物质层面的东西是人人都想得到的，孔子坦荡承认追求物质的正当性，但他更加强调获取物质的方式方法是否符合正道和义，同时，他也敏锐地感觉到幸福与物质的满足并不具有必然联系。“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粗茶淡饭、悠然自得的生活同样有其乐趣。不行正道而取得的富贵，只是过眼浮云罢了。

    ⑤亚里士多德与孔子留给后人最大的财富就是将道德和幸福联系了起来，虽然过分地讲幸福与道德的统一在现实生活中实现起来比较困难，但将道德和幸福放在一起就是一个伟大的开始。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二人对幸福与道德的感悟不同，但对当今社会人们树立正确的幸福观却有着重要的借鉴。幸福不只有道德的成分，还需要情感。这里的情感包含对幸福的渴望、热爱以及追求幸福过程中受到稳定情感的支配。幸福的元素应该包含有道德，有热情。

（《人民论坛》2014年第17期）

    “五四”以后，富于主体意识的女性文学在中国文坛勃然兴起。民国女性诗人长期被遮蔽，较之于同时期出生的冰心、庐隐、凌叔华等在文学史中成为经典的“五四”女作家而言，她们无疑是失语的一群，只有清末民初的吕碧城、秋瑾等女杰诗人得到不少关注。

    民初闺秀幼承庭训，按传统闺阁才女模式成长起来，但她们受新时代风气影响，形成了故常与新变同在、封闭和开放兼有的新闺秀派。政权更替与战争使得她们脱离闺阁化的生存场景，将笔触伸向民族国家的命运，开拓与发掘爱国题材，在诗词中显示出截然不同于前代闺秀的心态与心境。作为新闺秀诗人代表的丁宁是取得较高艺术成就的典型，郭沫若评价她“清冷彻骨，悱恻动人”，施蛰存认为其文采“足以当帜摩垒”“过于诸大家”，但相比于同时代的女性新文学家，她和其他新闺秀派诗人一样对传统文化有着更深的信服与眷恋，所以她们在抗争的道路上频频回首，步履蹒跚。她们身上处处体现着新思想与旧道德之间的矛盾拉锯，成就了别具情感张力的诗词风貌。

    名媛有才情和学识，出入于众多社交场合，穿梭于各种公共空间，比普通闺秀具有更高的知名度。她们出身非富即贵，普遍受教育程度较高，受世家之风熏陶，甚至有机会出国留学深造。她们的诗词比闺秀呈现出更突出的商业气息与时尚特质，体现了市民阶级的审美趣味。如由上海名媛陈小翠、陆小曼、李秋君、何香凝、潘玉良、周炼霞等自发组建的中国女子书画会曾举办画展，开办专栏，刊印画册，参与慈善，是女性团体思想解放的代表。她们未必需要倚仗诗词书画谋生，但上海发达的商品经济和商业氛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她们。她们的诗词中常出现当时沪上各色西式的生活情景，以女子特有的柔媚绮丽的笔触塑造出个性鲜明的名媛形象，突出其才、貌、情、艺等象征符号，表达出对女性美的欣赏、对自身才华的肯定、对自由爱情的向往、对女子互怜互爱之情的袒露和对情谊的刻画。作为妇女解放运动的参与者、推动者和受益者，名媛在才德观和婚姻观上比闺秀更进一步，尽管身处战争时代，她们的诗词仍在表达平和喜乐之情。

女学者诗人跻身文化精英阶层，经历过完备的高等教育，是真正意义上走出去的新女性，张汝钊、王兰馨、孙荪荃、冼玉清、冯沅君、盛静霞等可为代表。她们不少以教师为职业，追求经济和精神的独立，把拥有共同的理想看作最重要的择偶标准，怀抱传统士大夫经世致用、此国比民的情怀，在创作实践中模糊性别界限，以积极入世的姿态把个人荣辱与家国兴亡联系起来，体现出为国家分担责任的愿望，甚至表达要亲赴沙场保家卫国的意愿。女学者诗人观念的形成与现代大学的教育密切相关，大学的体制，完善的课程体系，众多不同学术背景、不同思想观念的老师，男女享受同等的教育权利，使女学者诗人形成丰富多元的思想观念，从侧面促进了现代女性观念的生成和发展。而经济独立、社交自由的职业女性摆脱了对男性的依附、家庭的拘囿，具有独立谋生的能力和一定的社会地位，从而也对个人及社会命运有了更高的关注度和参与度。她们身上流淌着现代气息，在新旧之间选择了一种调和，这种调和实质上包含两极：传统士人身份的认同和现代女性独立自主的追求。三个群体尽管处于同一时期，但在才德观、婚姻观和家国观三个层面上却呈现出一种递进模式，新闰秀诗人为闰秀诗词传统注入新的内容；名媛诗群走出家庭，以独具时尚特质的美貌与才艺争取社会地位；女学者诗群则从创作、教育、治学多方面实现自身价值。三种形态的交错并存，是绵延承续又递进更新的三个环节，折射出民国女性诗词内部的演变趋势。

(彭敏哲《民国女性诗词的多元书写》，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