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我不同意你说的每一个字，但是我愿意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伏尔泰

“一切权力不受约束，必将腐败。”

——孟德斯鸠

“不管任何形式的政府。如果它没有对每一个人的权利、自由和平等负责，那它就破坏了作为政治职权根本的社会契约。”

——卢梭

材料二：“要拥护那德先生（即民主），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洁、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即科学），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

——陈独秀《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新青年》6卷1号

材料一：德意志人文主义学者大都在意大利生活多年，所以他们深受“分外纯粹的意大利人文主义思想”熏陶，开始抛弃基督教的来世观念，注重人的现实生活…….新式世俗性教育在德国发展起来……马丁.路德接受了科学知识教育，并第一次听到“改革”这个词，第一次读到《圣经》全译本，“极感震惊”。

———摘编自朱婷、郑祖珽《文艺复兴对德国宗教改革的推动》

材料二：在伏尔泰心目中，奉行儒学的中国是开明专制君主制的典范，那里有真正的信仰自由……孔子和西方古代贤哲一样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或‘“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信条，并“提倡不念旧恶、不忘善行、友爱、谦恭”，“他的弟子们彼此亲如手足”。显然，这就是“博爱”的本义，因而也就是和“自由”与“平等”的信条息息相通了。

 ———摘编自高毅《法国启蒙运动中的“中国热”》

材料三：19世纪60—90年代，随着西方军事、经济、文化和政治力量在中国的极具增长，中国传统社会发生了裂变，出现了试图在保存中国传统内核前提下的变革运动…….由于中国传统势力的极其强大，企图变革的、受到西方思想影响的士大夫阶层试图在“托古改制”的旗号下，悄悄进行一场融汇中国传统与近代西方思想的制度变革。    1840年以来中国先进分子长期处于两难境地，他们一直试图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找到调适点，但却屡屡失败，无从解决这个尖锐的时代矛盾。

———摘编自高华《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教训》

材料一  清初建立的历代帝王庙，除了供奉三皇五帝以来的历代开业帝王外，还增入辽太祖、金太祖、明太祖等皇帝进行祭祀。康熙帝将宋朝以来“敬天法祖、勤政爱民”的统治家法作为治国政纲，乾隆帝更是提出“中华统绪，绝不断线”的观点。康熙帝还专程前往曲阜赡拜孔庙，重用李光地等儒臣，乾隆帝时编订出版了汇通各族文字的书籍和词典。针对“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雍正帝驳斥道：“自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

——摘编自常建华《国家认同：清史研究的新视角》等

材料二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念发生动摇。王朝国家认同出现严重危机。甲午战争后，梁启超积极宣传民族国家观念，他深刻地认识到，国家欲立于民族国家之林。就必须获得广大民众认可，成为一个统一强大的民族国家。并在中国建立一个君主立宪国家，致力于开启、培养国民与此相应的国家意识。革命派提出，中国在“异种残之，外邦逼之”的情况下，建立起一个现代民族国家“殆不可以须臾缓”。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一再强调“今日中华民国成立，满、汉、蒙、回、藏五族合为一体”，各族“皆得享共和之权利，亦当尽共和之义务”。辛亥革命后期，许多民族主义者将“中华民族”进行重新阐释、赋予其“中华民国境内所有民族”的新内涵。

——摘编自暨爱民《百年凝聚：近代中国民族国家的认同建构》

材料一  1915至1918年，为新文化运动的第一期，几乎是倾全力于思想解放；1919至1921年，为第二期，几乎是倾全力于宣扬西方思想，凡是中国所无，前未之闻的学说主义，无不视为救世良药，尽量输入，一律欢迎，尤喜爱新鲜而有刺激性的各种社会主义，近于一种宗教热。

—摘自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

材料二  马克思主义发展成为新思潮的主流，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李达回忆道：“当时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很少翻过来，我们只是从日文上看到一些”……在这种情况下，要真正懂一点马克思主义，实在十分困难……1920年4月，马克思主义基本著作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由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正式出版。……据毛泽东自己回忆，正是在到北京和上海去同李大钊、陈独秀等长谈并且阅读了一些中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以后，他建立起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毛泽东认为，如果你对事物有所了解，你就能够并且应该照那样做，但是你的经验和你实践的结果，应该引导你对你所知道的东西加以再认识。

——据金冲及《二十世纪中国史纲》、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等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