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碗羊肉汤 

金 光

      就在县里准备树立脱贫致富的典型时，长岭乡建起了一个大牧场。刘乡长说，这个大牧场完全采用孟加拉式的养殖办法，从新疆、内蒙古和西藏各地购进优质绵羊2000只。虽然乡里在农发行贷了100万元的款，但望着潮水般的羊群，大家心里很踏实：这钱不出两年就可赚回来。

       县委张书记亲自到牧场察看，拍着刘乡长的肩膀说：“不错不错，因地制宜，这才是真正的脱贫项目。”回到县城，张书记当即打电话召集开会，谈了到长岭乡察看天然牧场的感受，他要求从县委班子开始，轮流到长岭乡牧场去参观。

       县委办的同志不敢怠慢，连夜排出参观者的顺序：从6月8日起，当天是常委班子成员，9日是县政府领导，10日扶贫办，11日县委办，12日县委组织部……一直排到了第二年的3月19日，把县直各单位、各乡镇、村组都排上了，要求所有参观单位要认真学习长岭乡的经验，学习他们敢想敢干的工作思路，结合实际提出自己乡、村的脱贫办法，力争在两年之内摘掉全国贫困县的帽子。

      接到县委办的通知，刘乡长说，这次县里对长岭乡牧场如此重视，要把长岭乡树为脱贫致富的典型，我们一定不辜负上级的期望，一要把牧场建设得更好，二要搞好接待工作，给参观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乡政府办的同志冷不丁地提出一个问题：一天要接待二十多个人，生活咋安排？这一下难住了刘乡长，牧场远在离乡政府二十多公里的荒山上，参观的人在乡里吃饭不合适，到山上又没有好东西招待，怎么办？刘乡长忽然闪出一个念头。他说：“我说个办法，人家领导来参观牧场，这牧场就是养羊，咱们这里啥都缺就是不缺羊，明天领导们来，我们在山上垒两口大铁锅，拣两只大肥羊宰杀，在山上熬两锅羊肉汤，经济又实惠。”大伙一听，不禁拍手叫绝。第二天县委的小车一字型排开，足有二十多辆停在了离长岭牧场五六里的山下路旁，领导们一路风尘来到牧场，大家看到荒岭上建成如此规模的牧场，无不称赞。中午12点，每人一大碗鲜羊肉汤配上两个脆香的烧饼，更让领导们赞不绝口。县委张书记端着羊肉汤喝了一口说：“香，这比吃几百几千块的宴席有滋味多了，你们勤俭节约的精神更值得发扬。”张书记号召，今后无论谁来牧场参观，都只准喝羊肉汤，不准吃酒宴。

第一批来了，第二批来了，一批又一批的参观者都对长岭乡牧场特别是那碗羊肉汤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转眼到了第二年的春天，市扶贫办的领导得知长岭牧场的事，决定到牧场看看。这下可慌了刘乡长，他打电话与县委张书记商量了好长时间，询问接待的事宜，张书记最后在电话中毫不犹豫地指示：仍然用羊肉汤招待。

      市领导来了，他们转圈看了看牧场后表示满意，就是不见大羊群，便问羊呢？刘乡长心慌慌的，说正在联系贷款购买。现在资金是个大问题，希望市里能给扶持点。中午他们端起羊肉汤时，一位老领导提了个问题：这羊肉是从山下买的，还是在山上杀的？刘乡长忙回话：“这是咱牧场的羊，现宰现熬，鲜得很，鲜得很!”这位领导盯着碗里的羊肉和漂在汤里厚厚的一层油，皱起眉头问：“一天能宰几只？”刘乡长忙竖起两根手指：“两只，两只!”领导没有再说话，放下羊肉汤就走了。

       刘乡长等着市扶贫办的答复，但眼看牧场的优质绵羊宰完了，还不见上面的精神。于是他沉不住气了，去找县委张书记。张书记正低着头看一份《内参》，一行醒目的标题在张书记和刘乡长眼前晃着：“参观者一年吃掉一个牧场”。张书记沮丧地说：“刚才市里来了电话……牧场暂时关闭。”

（选自《最好的小小说》，有删改）

驼背

王琼华

    徐记豆腐店里的驼背不是从娘裤裆里钻出来就背驼。这背是后来才驼的。眼前，驼背连自己姓什么也想不起来了，更不用说街坊还能喊出他的名字来。但驼背记得，他十六岁到徐记豆腐店当伙计的，还记得徐店主有一个千金叫梅儿。

    那天，驼背在豆腐店门口跟人家打赌，看谁能把一块废弃的大石磨抱起走得远。驼背抱起了三四百斤

    的石磨。踱出十几步，对手不得不叫道：“这豆腐脑我请你喝三碗！”

    “要喝三天才行！”

    这后一声是从店门传过来的。驼背侧头一看，原来是店主的千金在喊话。那年，梅儿才十二岁。梅儿

    身边那个高个子就是徐店主。徐店主说：“啧，梅儿又管闲事了吧。”“爹，石磨好重的。我和好几个伙伴使劲推都没推动一下。”徐店主失笑。

    “爹，你又笑梅儿不是男儿吧。要是男儿才有力气，爹怎么不让这人来店里挑水呢？”徐店主脑子里当即一个闪念，招招手让驼背过来。就这样，驼背进店当了挑水工。徐店主那天还说：“你这工是梅儿雇的。”驼背冲梅儿一笑。梅儿歪歪头，很得意地哼了哼鼻子。徐记豆腐店的水专门从七八里外的一个山泉中挑回来的。每天，驼背要上山挑好几趟水。挑好磨豆腐的水，还要挑一担水给梅儿洗脸泡澡。这是徐店主特意交代过的。在街坊眼里，梅儿就是

    一个如花似玉的“豆腐西施”。驼背挑了几年水，也觉得这梅儿一天比一天好看。那天，他跟另一个伙计说：“这真是仙泉水，要不怎会把‘豆腐西施’洗得娇娇嫩嫩呢？”这话刚好被梅儿听到了。她问：“谁咬舌头说我坏话？”另一个伙计吓得拔腿溜了。驼背说：“我没说小姐的坏话。”“我听起来是坏话就是坏话。”梅儿抬抬下巴。驼背搓手说：“说了坏话，那小姐罚我吧。”梅儿说：“当然要罚。怎么罚，你自己找个法子吧。”当天傍晚，她看到驼背用一对新木桶挑水回来，问：“那十几个旧水桶都漏水了吗？”驼背说：“这对新桶刚要的，从今天开始专门给小姐挑水用，它还能比旧桶多挑十几瓢水，也算小姐罚我挑水吧。”梅儿眼珠子闪闪，说：“这水不是要一直罚下去挑吗？”“那我还真乐意罚下去呐。”这话刚出口，驼背就觉得该掌自己嘴巴了，又要让梅儿为一句话再罚自己。不过，他这次迷惑了，梅儿一听这话脸刷地红了，嗔怪的话倒一句也没说。过了几个月，梅儿跟驼背说：“这水洗用起来比以前爽滑了许多。”驼背说：“这水还是那个山泉里挑的，该是一样的吧。”梅儿瞪他一眼。这年冬，驼背挑水时摔了一跤。那天大雪，店主跟驼背说：“水缸里还有两天的水，今天歇一天担吧。”

    但驼背还是挑起了水桶。梅儿追过来：“这路滑呐，还去挑什么水？”驼背一笑：“磨豆腐的水我不挑。我去挑一桶水给小姐用。小姐用不得缸里的陈水。”梅儿看着他，一直看到他踏着雪往山坡爬去。过了两个时辰，驼背被人抬了回来。一看驼背摔伤腿，梅儿一下子流出泪。徐店主发觉女儿这模样，又看看驼背，暗暗拧了拧眉头。第二年春的一天，梅儿突然跑来找驼背，说：“今晚把我带走吧，明天要来提亲了。我知道，你有力气养得活梅儿！”驼背咧开嘴巴，却不说话。梅儿急了：“你这人，你不是说想一直罚下去帮我挑水吗？”过了半天，驼背把头扭开说：“小姐，店主上午刚刚收我为义子。”梅儿呆呆，把脸一捧跑开了。驼背抬头看看天，眼睛猛一闭。

    很快到了梅儿出嫁的日子。那天下大暴雨。看着送亲的人远远离去，驼背站在院门口，一个人淋着大雨。也不知过了多久，驼背突然得知一个消息，送亲的人遇上山洪，梅儿被泥石淹死了。驼背扑通跪在地上。当看到徐家正在搬送棺木时，驼背大吼一声：“不许你们动！”接着，驼背一拱背便把一副棺材背了起来。在雨中，驼背背着棺材一口气走了十几里路。卸下棺材时，这背就驼了，再也没直过了。

    街坊惊诧：一副棺材把人背也压驼了！徐店主花钱请来号称“整驼一绝”的神医来帮他治驼。两个疗程后，驼背还是驼背。神医离开时一路抚掌唏嘘：心债难还，唉，看来天王老子也治不了这驼背！

（原文有删改）

    我的同事希腊文教师别里科夫两个月前才在我们城里去世。您一定听说过他。他也真怪，即使在最晴朗的日子，也穿上雨鞋，带着雨伞，而且一定穿着暖和的棉大衣。他总是把雨伞装在套子里，把表放在一个灰色的鹿皮套子里；就连那削铅笔的小刀也是装在一个小套子里的。他的脸也好像蒙着套子，因为他老是把它藏在竖起的衣领里。他戴黑眼镜，穿羊毛衫，用棉花堵住耳朵眼。他一坐上马车，总要叫马车夫支起车篷。总之，这人总想把自己包在壳子里，仿佛要为自己制造一个套子，好隔绝人世，不受外界影响。现实生活刺激他，惊吓他，老是闹得他六神不安。也许为了替自己的胆怯、自己对现实的憎恶辩护吧，他老是歌颂过去，歌颂那些从没存在过的东西；事实上他所教的古代语言，对他来说，也就是雨鞋和雨伞，使他借此躲避现实生活。

    …… ……

    我们要老实说：埋葬别里科夫那样的人，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我们从墓园回去的时候，露出忧郁和谦虚的脸相；谁也不肯露出快活的感情。——像那样的感情，我们很久很久以前做小孩子的时候，遇到大人不在家，我们到花园里去跑一两个钟头，享受完全自由的时候，才经历过。

    我们高高兴兴地从墓园回家。可是一个礼拜还没有过完，生活又恢复旧样子，跟先前一样郁闷、无聊、乱糟糟了。局面并没有好一点。实在，虽然我们埋葬了别里科夫，可是这种装在套子里的人，却还有许多，将来也还不知道有多少呢！

（节选自课文《装在套子里的人》）

你认识汉斯吗

刘怀远

    如果你第一次跟张奶奶拉家常，见面说不了三句话，张奶奶就会问你：你认识汉斯吗？医生，德国人。

    张奶奶闺名芝秀，慈惠墩人，十多岁父母双亡，孤零零的她被汉口的姑妈领了去。姑妈家住在裕华纱厂旁，迫于生计，芝秀小小的年纪也进了纱厂做女工。织工从早到晚，两只眼睛总是瞪圆了盯住织机，稍微发现一点毛病，眼到手到，飞快地摆弄梭子，不让织机上出一点瑕疵。时间不长，芝秀的眼睛红肿起来，肿痛，视物模糊，其中一只眼睛里还流出白色的汁液来。姑妈先是请来游走的郎中，郎中卖给几包草药。不想敷用后，眼睛钻心地疼，还看不见东西了。姑妈又慌忙领着去看保善堂的先生。先生看了，也是摇摇头，说，可惜了这么漂亮的丫头，还是趁早做手术吧。芝秀问，做手术能好？

    好是好不了，是提早割除了坏眼，不影响以后装个假眼，闺女家家的，怎么说也是爱美。不过丑话说在前面，诊费先付，至于落个什么后果，与本堂概不相干。

    芝秀呜呜地哭，姑妈劝她，别哭了，再哭对眼睛更不好了。芝秀说，反正是要瞎了的，还能再坏到哪里。姑妈叹口气，这么年轻的孩子，怎么能没有眼睛呢。没有了眼睛，这一辈子可怎么过，我可怎么跟你死去的爸妈交代啊。

    芝秀说，没了眼睛，我也不活了。

    姑妈说，要不死马当活马医，我去请个洋大夫来看看。

    就请来了汉斯。德国人，在汉口开诊所。汉斯来了，仔细地查看了病情，也是摇摇头，说我也没有办法。芝秀又伤心起来。汉斯见她抽泣，又用手指在芝秀眼前晃了晃，芝秀眨了两下眼睛。汉斯又点点头，也许还是可以好的。

    姑妈说，能治就好。快用药吧。

    汉斯说，我给清洗干净了，还需要打一针盘尼西林。你们，打得起吗？

    芝秀不知道什么是盘尼西林，姑妈可是听说过的。那个时候的盘尼西林堪比黄金，一是稀少，二是金贵，不是一般人能用的。

    你有这个救命的药吗？姑妈问。

    汉斯点点头。

    姑妈就僵在那里。半天没有说话。

    芝秀问，多少钱啊？

    汉斯没有回答，而是问，你在哪里做工啊？

    芝秀说，纱厂里当女工。

    汉斯微微一笑，那要你不吃不喝，半年的薪水。

    芝秀惊讶地张大了嘴巴。

    姑妈对芝秀说，秀，别怪姑妈不给你打针，姑妈实在是……

    芝秀说，姑妈，我谁都不怪，只怪我自己命苦，自小没了爹，又没了妈，若不是姑妈收留，说不定我早死了，我怎么还能怪姑妈？眼睛瞎了是命，不怪姑妈，只是今后成了一个瞎子，又要拖累姑妈了。

    姑妈也忍不住地哭起来。汉斯在一旁看看芝秀，又看看姑妈，看看姑妈，又看看芝秀，算是明白了怎么回事。汉斯摸摸大鼻子，挠挠头，说，上帝呀，真是可怜的孩子。要不这样，我先给小姑娘治疗打针，等你们什么时候有钱了，什么时候再给，好不好？

    姑妈望望芝秀，芝秀望望姑妈，却看不清。两个人都没有说话，汉斯已经用注射器配药了。

    盘尼西林注射到芝秀的身体里，没过几天，芝秀的眼睛真的神奇地好了。

    芝秀找到汉斯的诊所，才看清了汉斯的模样。芝秀说，谢谢你救了我。

    汉斯仔细察看了芝秀的眼睛，高兴地拍拍她的头说，痊愈了，你的眼睛完全好了。

    芝秀声音小得几乎听不到，说，我现在还是没钱给你。

    汉斯摸了下大鼻子说，我说过了，你什么时候有钱了，什么时候来还。

    你放心，我有了钱一定来还你!

    好的，你去吧，不过你要记住，不论再做什么事，一定要爱护眼睛哟!汉斯双眉往上一耸，眼睛透出微笑。

    芝秀正想着是回裕华纱厂，还是干点别的。日本鬼子的炮弹飞来了。芝秀拉上姑妈跑回了慈惠墩。

    日本人被赶走后，芝秀和姑妈又回到汉口，汉口已找不到一个叫汉斯的德国医生，也找不到一家外国人开的诊所。

    “外国人漂洋过海地来开诊所，那么贵的药，一分钱都没给人家。”年老的张奶奶逢人便说，逢人便打听。

    “你认识汉斯吗？医生，德国人，不是他，多少年前我就瞎了。”随着来汉口的外国人越来越多，特意学会了几句英语的张奶奶有机会就拉住外国人，跟人家打听：“你认识汉斯吗？我欠着人家药费呢，从没来要过，好人呐。如果他本人不在世上了，我答谢他的子孙也算是了了一桩心事啊。”

    汉斯，仿佛从没来过汉口一样，没有一丝消息。

    张奶奶立了遗嘱，做出她这个年龄老人的惊人之举：身后捐献眼角膜。

（选自《天池》2016年第3期）

怕

周海亮

    他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养鸡，放牛，院角为女儿种满桃红色的指甲花。他喜欢躺在树荫下，枕着锄头，眯着眼，喝女人为他沏好的茶。日子从叶隙间溜走，从禾尖上溜走，从茶香里溜走，从花开花落中溜走，他迷恋这种感觉。可是战争来了，安静的生活突然被打断，他不得不离开。

    他离开，因为他怕死，怕女儿和妻子遭遇意外。他亲眼看见弹片将一个男人瞬间撕开，那个男人，不过是如他一样的农人。还有远处的枪炮声，俯冲下来的飞机，映红天边的火光，撤进村子的伤兵，蠕动的肠子和流淌的鲜血……他必须离开，暂别祖辈留下的土炕、土屋、土狗、土地。他曾以为战争与他无关，但现在，他必须逃离。

    他怕死，更怕别离。

    他随着人群，逃出村子，逃上公路。飞机追赶着他们，炸弹不断在人群里爆炸，残肢断臂，随处可见。人群躲进深山，燃烧弹倾泻下来，人被烧成炭，炭继续燃烧，世界变成地狱，地狱灼热滚烫。他不明白农人有什么错，他只知道他们无处可藏。又有士兵追赶上来，大山被层层围困，等待他们的，只剩死去和被俘。很多人期待被俘，被俘还有机会，还有解释或者求饶的机会，但是他不想。他什么也没有做错，他不想解释或者求饶。

    他逃了出去。几百农人，他是唯一逃出去的一个。他追上撤退的部队，成为一名士兵。有老兵劝他不要当兵，老兵说，以我们的装备，这不是打仗，不是拼命，而是送死。他说，我当兵。老兵说，当兵，肯定活不过三个月：被俘运气好的话，可以熬到战争结束。他说，我当兵。老兵说，真不怕死？他说，怕死，但我当兵。

    他怕死，更怕奴役。

    他没有枪。没有枪的新兵很多。冲锋时，他扛着大刀，紧跟住前面的老兵。老兵倒下了，他捡起枪，继续往前。战斗打响以前，他曾担心过枪，老兵告诉他，这个最不用担心。他说今天是他当兵三个月的最后一天，正常的话，就该阵亡了。他猜得很准。他还说，现在当兵两个月，就是老兵了。他这才知道，老兵不过二十一岁，三个月以前，还是西式医院里的一名牙医学徒。

    老兵说得没错，他们不是拼命，而是送死。一波儿人填进去，一波儿人又填进去，一波儿人再填进去，似乎死的不是人，而是牲畜。长官说，这叫“添油”，这是他们唯一可以选择的战术。他懂。在乡下，冬夜长，想油灯燃烧不息，就得不停地添油。他想，之所以让士兵们前赴后继，是因为，那火焰可以奄奄一息，但绝不能灭。

    他怕死，更怕熄灭。

    可是战争竟然结束了，竟然真的结束了。听到这个消息，他不相信，仍然攥着烧火棍般的枪，缩在战壕里，不敢出来。他已当兵三年，他是整个师部唯一活过三年的士兵。三年里他杀死十多名敌兵，他清晰地记得每一个士兵的模样和临死前的表情。在他随后的生命里，那些士兵毫发毕现，面目狰狞，夜夜与他纠缠。不管如何，他成为英雄，他应该受到赞美和礼遇。

    可是他回到乡下，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养鸡，放牛，院角种满桃红色的指甲花。他说我打仗，不就是为了回来吗？这么多人送死，不就是为了这样的生活吗？这样，挺好，挺知足。

    很多年过去。几乎没有人再记起他曾经是一名士兵。又很多年过去，几乎没有人再知道这里曾经被轰炸、被占领、被蹂躏，这里的人们曾经被驱赶、被奴役、被屠杀。每一天，他哆哆嗦嗦地走过村路，挤满老年斑的脸努力抬起。他仰望天空，他怕有一天，天空里再次出现密密匝匝的飞机，然后，炸弹呼啸而下。临终前几天，他想告诉每一个人，曾经的村子，妻子，女儿，父亲，母亲，兄弟，炸弹，大火，老兵，战壕，履带，尘烟，炸成两段的尸体，黏稠的鲜血，鲜血，鲜血……可是他太老了，已经发不出声音。他知道他不会忘记，但他怕活着的人们，会忘记。

    他不怕死，他更怕遗忘。

（选自《小说界》2016年第3期）

献给艾米丽的一朵玫瑰花

（美）福克纳

    艾米丽·格里尔生小姐过世了，全镇的人都去送丧。送丧的人们大多出于好奇，想看看她屋子的内部。至少已有十年光景谁也没进去看看这幢房子了。

    那是一幢过去漆成白色的四方形大木屋，坐落在当年一条最考究的街道上，还装点着有十九世纪七十年代风格的圆形屋顶、尖塔和涡形花纹的阳台，带有浓厚的轻盈气息。可是汽车间和轧棉机之类的东西侵犯了这一带庄严的名字，把它们涂抹得一干二净。只有艾米丽小姐的屋子岿然独存，四周簇拥着棉花车和汽油泵。房子虽已破败，却还是执拗不驯，装模作样。

    这幢房子传说是他父亲死后留给她的财产。

    记得她父亲死后的第二天，妇女们到她家吊唁的时候，艾米丽小姐在家门口接待她们，衣着和平日一样，脸上没有一丝哀愁。她坚称她的父亲并没有死，并一直拒绝将他的父亲下葬。正当人们要诉诸法律和武力时，她垮下来了，于是他们很快地埋葬了她的父亲。

    我们相信她这样做是控制不了自己。我们还记得她父亲赶走了所有来求婚的青年男子，她现在已经一无所有，只好死死拖住抢走了她一切的那个人。

    行政当局要铺设人行道，就在她父亲去世的那年夏天开始动工。建筑公司带着一批黑人、骡子和机器来了，工头是个北方佬，名叫荷默·伯隆，个子高大，皮肤黝黑，精明强干，声音宏亮，双眼比脸色浅淡。很快，他就成了全镇的名人。不久，逢到礼拜天的下午我们就看到他和艾米丽小姐一齐驾着轻便马车出游了。

    起初我们都高兴地看到艾米丽小姐多少有了一点寄托，但是妇女们都说：“格里尔生家的人绝对不会真的看中一个北方佬，一个拿日工资的人。”一次伯隆同男人们喝酒，说现在只是想玩玩，还无意成家，于是一些年纪大的人就说“可怜的艾米丽……”

    她把头抬得高高，甚至当我们深信她已经堕落了的时候也是如此，仿佛她比历来都更要求人们承认她作为格里尔生这个贵族家族末代人物的尊严，仿佛她的尊严就需要同世俗的接触来重新肯定她那不受任何影响的性格。

    ……

    “我要买点毒药，”艾米丽跟药剂师说。她当时已三十出头，依然是个削肩细腰的女人，只是比往常更加清瘦了，一双黑眼冷酷高傲，脸上的肉在两边的太阳穴和眼窝处绷得很紧。

    “我要你们店里最有效的毒药，我要砒霜。”

    药剂师朝下望了她一眼。她回看他一眼，身子挺直，面孔像一面拉紧了的旗子。药剂师说，“如果你要的是这种毒药。我们有，不过，法律规定你得说明做什么用途。”

    艾米丽小姐只是瞪着他，头向后仰了仰，以便双眼好正视他的双眼，一直看到他把目光移开了，走进去拿砒霜包好。黑人送货员把那包药送出来给她，药剂师却没有再露面。她回家打开药包，盒子上骷髅骨标记下注明：“毒鼠用药”。

    铺路工程竣工，伯隆离开了本城。一天黄昏，有人看见伯隆去而复返，他走进了艾米丽的那所房子，这就是我们最后一次看到荷默·伯隆。

    至于艾米丽小姐呢，等我们再见到她时，她已经发胖了，头发也已灰白了。以后数年中，头发越变越灰，变得像胡椒盐似的铁灰色，颜色就不再变了。直到她七十四岁去世之日为止，还是保持着那旺盛的铁灰色。

    不时我们在楼底下的一个窗口——她显然是把楼上封闭起来了——见到她的身影。她就这样度过了一年又一年——高贵，宁静，无法逃避，无法接近，怪僻乖张。

    她就这样与世长辞了。死在楼下的一间屋子里。

    我们已经知道，楼上那块地方有一个房间，四十年来从没有人见到过，要进去得把门撬开。他们等到艾米丽小姐安葬之后，才设法去开门。

    这间布置得像新房的屋子，仿佛到处都笼罩着墓室一般的淡淡的阴惨惨的氛围：败了色的玫瑰色窗帘，玫瑰色的灯罩，梳妆台，一排精细的水晶制品和白银做底的男人盥洗用具，但白银已毫无光泽，连刻制的姓名字母图案都已无法辨认了。杂物中有一条硬领和领带，仿佛刚从身上取下来似的，把它们拿起来时，在台面上堆积的尘埃中留下淡淡的月牙痕。椅子上放着一套衣服，折叠得好好的，椅子底下有两只寂寞无声的鞋和一双扔了不要的袜子。

    那男人躺在床上。

    我们在那里立了好久，俯视着那没有肉的脸上令人莫测的龇牙咧嘴的样子。那尸体躺在那里，显出一度是拥抱的姿势，但那比爱情更能持久、那战胜了爱情的熬煎的永恒的长眠已经使他驯服了。他所遗留下来的肉体已在破烂的睡衣下腐烂，跟他躺着的木床粘在一起，难分难解了。在他身上和他身旁的枕上，均匀地覆盖着一层长年累月积下来的灰尘。后来我们才注意到旁边那只枕头上有人头压过的痕迹。我们当中有一个人从那上面拿起了什么东西，大家凑近一看，原来是一绺长长的铁灰色头发。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