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乐清贫  生死系医学

——记我国胸心外科奠基人黄家驷

    黄家驷出身书香门第，祖父曾任嘉兴府知府，父亲任盐运史，35岁时死于大咯血。他5岁丧父，5个叔伯亦相继因病早逝，因此在他幼小的心灵中就萌发要当一名医生的志愿。

    少年时代，黄家驷不满足私塾的一点古文知识，13岁时瞒着母亲随堂兄到省城求学，后又投考天津南开中学。高一时，他竟提前两年以同等学力考上了门庭森严的协和医学院。1933年，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获医学博士学位，在协和任外科住院医师。他曾说，“我感兴趣的是当一名好教师，当一名好的胸外科医师”。

    1941年，他来到美国密执安大学医学院求学。黄家驷基础扎实，在导师指引下较快掌握胸外科技术，于1943年获外科硕士学位，并通过全美专家考试取得外科专家称号。留美期间，黄家驷还担任密执安大学中国留学生会主席，每两周组织一次中国建设讨论会，立志学好本领，报效祖国。

    1945年德、日法西斯相继覆灭，黄家驷不为美国优裕待遇所动，放弃高薪聘任，决心为开创中国的胸外科事业披荆斩棘。他迫不及待搭乘太平洋上第一班通航的美军运输机回国。三天三夜的颠簸飞行，在印度转机时行李丢失，但完整无缺地带回整套开展胸外科手术的器械设备。

    回国后，他一面在上海医学院执教，一面在附属中山医院和中国红十字会第一医院(今华山医院)从事胸外科的创建工作。

    解放后，他与上海第二医学院和上海市南洋医院协作，建立了我国第一所胸腔外科专科医院——上海胸科医院，并亲任院长。多年来，虽然担负重要的行政工作，但总是坚持在医疗第一线。他行医近50年，亲自为数以千计的工人、农民、军人及领导干部做过手术。

    黄家驷非常重视医学教育事业。1959年，他在北京创建中国首都医科大学，这是我国唯一的8年制医科大学，先后担任校长、名誉校长，亲自主持研究决定了建校方针、教学计划以至校舍建设、师资队伍和教学设备等问题。现在国内的一些知名的胸腔外科专家，像石美鑫、苏应衡、钱中希、林尚清、钱定一等，都曾得到过他的培养和指导。

    协和医科大学1964级学生、北京协和医院著名胸外科医生方国栋回忆了一件往事：

    1970年夏天，毕业分配去向宣布后的一天，黄老师带我到他在外交部街的家里。知道我添置行装有困难，毕业分配后也不再回上海家里而直接赴西北，年逾花甲的黄老师亲自爬上闷顶子,递出一只旧的藤条箱说：“这个箱子你拿去，做你去西北的行装。”尤为珍贵的是，黄老师还找出人民卫生出版社留给他的、由他主编的《外科学》(上、下)和《外科学各论》送给我。黄老师还在每本书的首页都写上“国栋同学批评指正”，并签上他的名字“家駟”。知道我酷爱读书，他殷切地期望我到西北后坚持自学下去。带着黄老师赠送的这些无比珍贵的教科书，肩负着黄老师的教导和希望，我来到了当年古城武都。正是黄老师这种深藏的关爱之心让我在千里之外的穷乡僻壤倍感温暖而不气馁。

    “如何使祖国的医学事业尽快发展，这是我无时无刻不在思考的问题”，黄家驷是知行合一的医者。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国际上出现许多新兴学科。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确定生物医学工程学为一门独立学科。黄家驷以极大热情担负起新学科的筹建工作。他各处奔走，拟出《生物医学工程学科研发展规划》于1979年在重庆召开会议，成立国家科委生物医学工程学科组，他被任命为组长。

    晚年的黄家驷虽退居二线，仍精神饱满地专注于医学事业，争分夺秒地笔耕。由于《外科学》要大量充实内容，再版将成为大型外科参考书。他日以继夜查阅文献，先写成《胸部损伤》一章作为蓝本，赶在5月份全国政协会议期间召开《外科学》编委会讨论第四版的编写计划。5月13日他按时出席了全国政协会议，5月14日主持生物医学工程学会理事会，在赴会途中因心脏病复发与世长辞，终年78岁。

    黄家驷逝世后，《外科学》编委会决定由吴阶平、裘法祖两教授继续他的主编工作。为纪念黄家驷对发展外科学的卓越贡献，编委们一致决定此书定名为《黄家驷外科学》。中华医学会追授予黄家驷“胸心血管外科科学进步贡献奖”以表彰他一生致力于医学教育事业，发展我国胸心血管外科的突出贡献。

（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黄家驷，江西省玉山县人，生于1906年，1933年毕业于北平协和医学院。1945年在上海创建胸腔外科，他主编的《外科学》等著作，促进了我国外科学的发展，是我国胸外科学的奠基人之一，也是我国生物医学工程学的奠基人之一。（摘自《历史上的今天》）②“文革”中，他因“复辟旧协和”挨批；过后，他竭尽全力于医大的复校和老三届学生的成长、回炉、招研和放宽考研的年龄限制等，以及后来开展国际交往，学术交流，送出去、请进来……对学生、同事和朋友，他都是尽其所能，有求必应。（摘自方国栋《纪念黄家驷老师逝世三十周年》）

阎肃：活出不一样的“风花雪月”

桑可

    他是一位可敬可爱朝气蓬勃的“顽童”，也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前辈；他是一枚“不起眼”的军中绿花，也是文艺界和人民“打成一片”的天使；他为新中国的文化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受到毛泽东同志的亲切接见，也曾入围“感动中国2015年度人物”；他是一位词作大家、一级编剧，是文艺战线的一颗“常青树”、“不老松”，他的人格魅力和火一样的热情，至今仍在感染着一代又一代的青年人奋勇向前。

    阎肃同志的一生，留下1000多部（首）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精品佳作，参与策划100多台重大文艺活动，获国家和军队大奖100余项。几乎以一己之力把江姐搬上歌剧舞台，一曲《红梅赞》一时传遍大江南北，让《江姐》成为不朽的红色经典。在61岁的高龄担纲创作歌剧《党的女儿》，谱写了一曲中国共产党人的正气歌，给所有的观众上了一堂撼人心魄的生动党课。他创造的《敢问路在何方》、《我爱祖国的蓝天》、《长城长》、《雾里看花》、《梦水乡》等歌曲，至今仍广为流传……

    细品阎肃同志创作的一系列文艺作品，那些汩汩流淌在时空的旋律里，始终不缺少一颗滚烫的心、一种为国抒怀的情、为民放歌的魂。他的作品，总是能沿着时代的烙印剪接出华丽的色彩，也灌注着一位军人所独有的对国家的浓情厚意。报效祖国、放歌时代、思索人生，一部部文艺作品就像一曲曲时代的号角，把对我们所处时代的深沉思考揉进了每一个音符和歌词里，让民族勇于探索、自强不息的华彩乐章在豪迈的进行曲中激情流淌。

    2014年在京举行的文艺座谈会上，阎肃同志在发言时说，“我们也有风花雪月，但那风是‘铁马秋风’、花是‘战地黄花’、雪是‘楼船夜雪’、月是‘边关冷月’。就是这种肝胆、这种魂魄教会我跟着走、往前行，我愿意为兵服务一辈子!”正是这种别样的“风花雪夜”，这种颂英烈、咏家园、唱时代的军人情怀，铸就了他一路豪歌向天涯的人生之路。他就像一株迎风傲雪的红梅，雪岭冰霜之间绽放出夺人的光彩；也像一段斑驳的城墙，挺起岁月的胸膛向人们展现沧桑的力量。

    阎肃最爱这样介绍自己：“我是部队文艺战线上的一名老兵。”无论酷暑寒冬、无论风霜雨雪，入伍60多年，他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军营，始终与战士们血肉相连。走进基层、深入基层、和基层的官兵打成一片，他用“百姓习俗、社会风尚、民族魂魄、生活素养”不断去贴近基层、发现故事，他以自己的身体力行，用自己豁达的胸襟、开阔的气象、和谐的身心，让我们见证了一位“胸有大业、腹有诗书、肩有担当、术有专攻”文艺工作者的楷模。

    刘云山同志说：“阎肃同志是文艺战线的一面旗帜，他60多年勇攀艺术高峰，80多岁依然奋斗在文艺工作第一线，无论是创作实践、还是为人做事，都一片丹心、一腔热血、一身正气。”在壮阔的时代大潮中把个人融入时代的主旋律，阎肃用对党无限的忠诚、对人民的深情和高尚的情操去工作，去为时代放歌。

    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在这样一个快速变革的时代，我们需要一批又一批像阎肃同志一样的文艺工作者，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创作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作品，不断赓续薪火、再造经典，才能引导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

    阎肃在创作的《红梅赞》中曾写过这样一句歌词：“蜂儿酿就百花蜜，只愿香甜满人间。”一个人的一生，能够把自己的生命全部奉献给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他应该是无限欣慰的了。用忠诚去燃烧生命，用灵魂去点燃光明，用旋律去传递信仰，阎肃同志不辜负时代召唤、不辜负人民期待，用自己灿烂的生命，把自己的人生谱写成了一曲浩气永存的时代长歌。

（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一个人有什么样的信仰，就会选择什么样的人生，就产生什么样的行为。1946年，那是一个“追求进步就是民心所向”的年代，阎肃考取南开中学。在那里，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五四以来的新诗、老舍的戏剧、巴金的小说，最令他心驰神往的是红色延安传来的先进思潮。用阎肃自己的话来说，那时“我对共产党最朴素的心理就有了”。

（郭超、刘小兵《站在时代琴弦上的放歌者》）

②在阎肃的生命源泉中，中华传统文化是一汪深邃的清泉。与阎肃有长期合作的中央电视台副总编朱彤介绍，阎肃作品中体现出的深厚的民族文化精神，应该出于他的自觉追求，是在深入研究和长期思考之后外化出来的一种风格。他的作品是民族文化与时代精神的叠加。

（黄子娟《时代歌者的追梦人生》）

李安，一辈子拍同一部电影的世界级导演

    李安的电影很难说风格。首先，他不是那种影像多彩的导演，包括新片号称“120帧4K”的《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竟然不是一个视觉大片，他用最新的技术找回了演员脸上的戏。也就是说，李安理解的“技术”的作用不是立体效果、宏伟主题、惊心动魄的场面，而是用他自己的话说让戏回到“每个眼里的血丝、每个演员脸上的雀斑之上”。

    提及李安导演，大部分人都会觉得他是一个外表收敛、内心激越的人。我特别喜欢他的“父亲三部曲”。李安把他的家事搬进电影，有些对白就是他自己说过的话，《喜宴》里包括评字、做菜，甚至婚礼前新郎新娘跪在父母前听训的情景、对白都是他经历过的。据他说：“以前，爸爸对我电影中的这些情景好像没什么反应，我本以为这都是我一厢情愿的抒发。”而这些抒发也促使大家开始思索父子关系。

    我认为新片《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的主题不是反战，而是现实中的理解，从开始到结尾都在探讨彼此的理解。 首先是主人公林恩姐弟之间的理解，其次是“英雄”与身边经理人或者大众的理解，还有拉拉队女孩对林恩的理解，士兵对死去班长的理解……甚至包括李安对战争的态度。李安对电影怀有真心，或者可以理解成“电影”里蕴含着一个“自己”——他始终面对自己。

    2000年的《卧虎藏龙》让好多熟悉他的人都会惊讶他改变了伦理片风格，将中国传统文化融入一个曲折动人的悲情故事。电影主角俞秀莲说过一句话，“无论你选择何种生活道路，都要对自己真心相待。”此话里提到的“道路”、“真心”道出了李安从未变更过的追求。

其实，这次的李安和以往一样，同样站在东西方立场上寻找答案。涉及战争，却没有拍主流观众所期待的反战主题。所以，我说李安的导演风格较为特殊，谦卑地正视未知。

    老话说：“好多作者一辈子写同一个小说。” 我想说的是李安导演也是一辈子在拍同一部电影。

    李安有句话是“没有事物是不变的，这是我电影的重心。人们希望相信某件事物，希望抓住某件事物，以获得安全感，希望彼此信任。”同一个场合，他又说：“寻求安全感与缺乏安全感，将成为我电影中另一个重要主题。”

    这部电影的张力在于以林恩为代表的士兵们的战后焦灼，包括他“普通人”的一面被遮蔽。这点尤其明显的是：爱情来了，他本想留下来，女孩却说你是英雄。多么悲哀：一件理所应当的事，忽因英雄之名，而变成了类似幻想与现实的对立——女孩对林恩的认识一开始就是“这是一个英雄，他要回战场上去”，而林恩也逐渐意识到自己在女孩心中只是一个“英雄”。

     “如果你想了解我，一切尽在我的电影中。”李安与他的电影像他说的一样，不仅是制造剧情，还有鲜明的人格。随着他的电影旅程，这种力量将不断在生活与电影风格中展现出。

     “电影与镜子”不是新提法，一些人照进了现实。但李安这面镜子却闪耀着本质之光，如信任、情感、关系、真诚、勇气、信仰、牺牲。这引导着他穿越人性的迷林。他关注着人类情感道路上，每一个动人的灵魂，如果有人理解了他的作品，就会理解他的为人——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李安会是一位世界级导演。

（摘自《北京日报》2016年11月17日）

豪迈洒脱蒙文通

    经学大师蒙文通，在执教成都大学、四川大学、华西协合大学期间，有不少故事流传。现代成都的几位文史巨匠各具风采，蒙文通则是其中豪迈洒脱的一员。

    关于蒙文通的豪迈洒脱，留给学生印象最深的，是他上课。蒙文通在讲课时，因为学富五车，每每刹不住车；讲到尽兴处，便不管什么下课铃声，照讲不误。往往等到下一节课的老师已经站到教室门口，蒙先生才不得不打住，收拾好几页讲稿。在一阵爽朗的大笑声中，学生们终于可以下课了。

    一把仙风道骨的长髯，可以说是蒙先生的标志之一。他的学生隗瀛涛曾这样描述：“先生身材不高，持一根二尺来长的叶子烟杆，满面笑容，从容潇洒地走上讲台，大有学者、长者、尊者三位一体之风。”这一根长烟杆，和长蒙文通一辈的林山腴的水烟袋，是老成都高校的一方风景，为学界所熟知。

    蒙文通喜欢听川剧，“杀馆子”，他的酒量也不算小，喝黄酒有两斤的量。他的朋友也并不局限在学术圈，社会上的三教九流他皆有所交往，且对不同的人都一视同仁。在他眼中，商贾小贩，工人农民，和尚道士，只要人对了的，他都会与之海阔天空地摆龙门阵。他经常说的一句话是：“我这里纵不识一个字，亦须还我堂堂地做个人。”

    1933年，蒙文通经汤用彤推荐，到北京大学讲授魏晋南北朝及隋唐史。未料，时任北大文学院院长的胡适对蒙文通不感兴趣，蒙文通被解聘。这是他执教生涯中第一次被解聘，他还有一次被解聘是在川大，时间是抗战后期。当时某军阀执掌校印，行龌龊之事，将一干学者拒之大学门外，蒙文通却照常为学生上课，他对自己行为的解释霸道得很，他说：“聘不聘我是你学校的事，上不上课是我的事，我是四川人，不能不教四川子弟。”

    耿介率直、我行我素是蒙文通性格的又一特征。他常言：“一个心术不正的人，做学问不可能有什么大成就。”学生有不同见解，他总是不回避矛盾，即使朋友之交亦如此。

    汤用彤、钱穆、熊十力还有蒙文通，间或还有林宰平和梁漱溟，在1933年的北京，几人有过一段谈学论道的美好交往。熊十力好辩，蒙文通亦口若悬河。其实，熊十力正用新唯识论驳斥其老师欧阳竞无的小说，蒙文通不以为然。二人唇枪舌剑，上下古今，旁征博引，每每由一个问题的争锋转入另一个问题的考辩，彷佛两位旗鼓相当的斗士，你来我往，不遑多让，让钱穆在几十年后仍然记忆犹新。钱穆说：“余时为十力、文通缓冲”，未几，二人“又自佛学转入宋明理学，文通、十力又必争。又惟余为之缓冲”。

    然而争论归争论，二人却是相互推崇的。有一次，熊十力有事不能上课，学生们问谁来代替，熊十力答四个字：“蒙文通好。”

（摘自《华西都市报》）

相关链接：①就其论著的科学性质说，中国思想学术史占的比重最大，包括了先秦两汉的经学及诸子学，晚周、六朝、两宋史学，佛学中的禅学史和新罗学，道家和道教学等。他多年寝馈于宋明理学，历时既久，用力亦深。另外，还在中国古民族史、古地理学、巴蜀地方史、历代社会经济史各个方面，也发表了大批高质量的论文。（摘自《蒙文通先生的治学与为人》）②蒙先生30年代在北京大学任教，从不一登文学院长胡适之门，后来他被解聘。据钱穆先生说：“文通在北大历史系任教有年，而始终未去适之家一次，此亦稀有之事也。” （摘自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记》）

百岁巴金的最近十年

    坐在轮椅上的巴金不曾忘记社会上发生的每一件大事。1999年以前，不论在上海，在杭州，在家中，在医院，他每天傍晚总是收听收看广播电视节目。除了把所有重版书稿费一律汇向中国现代文学馆外，他还把新写的文章的稿费积攒起来，不时捐献给灾区人民。他一看到灾区受困，就请上海作协陆正伟送去一份并不留自己名字的捐款，他连1998年4月第四届“上海文学艺术奖”评选活动中荣获“杰出贡献奖”而得到的一笔巨款，也以“一个老人”的名义捐给了灾区。他还十分关心贫困地区的教育事业，他几乎每年都给“希望工程”办公室捐款几千元或几万元。

    他继续向有关单位捐赠藏书。1997年5月6日下午，他还破例走出家门，到上海图书馆参观举行开幕礼的新馆。他过去已给上图捐赠过7 000册外文书籍，这次又请侄外孙李舒在家里为他整理出4 000多本珍藏的外文图书，这些书几乎每本的扉页都有巴金的英文签名，其中有俄文版果戈理的《死魂灵》、法文版卢梭的《忏悔录》，还有一套十卷本的俄文版《托尔斯泰选集》，这些都是巴金平时爱不释手的宝贝。这次出行，也许可以说是巴金最后一次对外单位的访问。

1998年，巴金发表了他的最后一篇抒情散文《怀念曹禺》。这是继《怀念萧珊》之后，巴金晚年散文中的又一棵枝叶共茂的大树。巴金坐在轮椅上，对小林苦笑着说：“我还想写一篇回忆西谛(郑振铎)的……”但是就在这一个时刻——1999年春节前几天，巴金的病情进一步恶化，突然发高烧，患上肺炎，头脑昏昏沉沉。华东医院的医师立刻把他转到重症监护室进行抢救，因痰塞呼吸道，不得不把气管切开。从此，巴金再也无法说话了!在手术治疗过程中，为防细菌感染，医院严格规定，除了家属和护理人员，谢绝一切客人前去访问，连平时至少每周都要去探访一次的胞弟李济生，也是直到三个月后，巴金险情过去重返正式病房后，才被准许前去看望巴金。

巴金见到济生，禁不住露出一丝笑意，但无法更明确地表达他内心的激动。济生忙说：“你吃力，不用讲话，还是听我说吧!”济生就把这一时期几位老友经常打电话问他病情的情况告诉他，同时还把外地及海外友人来信的摘要念给他听。济生深知巴金最重友情，他的朋友也最多，虽在重病中，巴金仍十分想念他们。去年春夏巴金去杭州休养，临行还关照济生去问候正住在华东医院治病的柯灵与罗洛。而今罗洛已不幸逝世，虽柯灵已暂时出院，哪知另一个老友王西彦也住进了华东医院。济生记得西彦曾几次向他表达对巴金的关心，他们是在“文革”中患难与共长达十年的难友啊!当然，此时济生不可能预料到西彦、柯灵不久即先后离世，他只能转达两人对巴金的问候之意。说着话，见巴金又昏沉沉想睡了，便离开了病房。

隔了两天，济生又去病房看巴金，恰好小林正守候在巴金病榻边。他想起了前些日子读到的张光年在《沪苏日记》一文中说的“回想四月初巴老心情不好，拒绝吃药……”，就忙问小林是怎么一回事。小林说：“爸爸在险境过去，病情稍趋稳定后，从昏睡中醒来，看到自己眼前的处境，觉得自己没用，一切全听别人摆布，有违自己心愿，确实曾感到十分烦躁不安……”他明白了，巴金似乎经历了一次艰难的自我挣扎，终于又恢复过来了。

    现在，巴金已不能像过去那样按时看电视节目了，但小林她们仍让他听录音，为他放音乐。小林还特地打电话给音乐知音、家中藏有大量录音带的作家赵丽宏，请他帮忙。小赵很快给巴老送去二十盘录音带，其中有贝多芬、肖邦、李斯特、舒伯特、拉赫玛尼诺夫等人的作品。

    巴金终于和千万读者一起迎来了21世纪。在1999年新年，巴金和冰心、萧乾相约共迎新千年到来，但冰心、萧乾两位老人临时撒手归去。这件事巴金并不知道，谁也不想告诉他，怕影响他的健康。他在动手术前，曾想请家属用手机与冰心通话，家属只好推说医院与外地通电话有困难。这件事就这样打发过去了。

    而今，巴金百岁大寿来到了。老人百年耕耘，果树遍地，在我们享受他的丰盛收获而感到无限欢愉的时刻，我们自己该怎样挺起腰来奋发图强呢？

（选自徐开垒《巴金传》，有删改）

奔跑在死亡边缘

①智利的阿他加马寒漠，历来被人称为“地球上最像火星的地方”。2004年，一场7天6夜、全程270公里的超级马拉松赛正在进行。比赛的路标被狂风吹没了，补充水也已耗尽，而血糖像气温计的汞柱直线下降。此刻，林义杰和同伴坐在一块黝黑的大岩石下喘着气，互相取笑：“如果我们再找不到出路，就死在这里好了。岩石上很醒目，或许很快就会有人发现我们的白骨。”但他最终逃过了这一劫。凭借之前穿越中国戈壁的经验，3个小时之后，林义杰找到了正路，一举拿下了智利阿他加马寒漠超级马拉松的冠军。那年，他28岁。平头，瘦脸，1.64米，不到60公斤。几年来，这位台湾小伙子，一直奔跑在超级马拉松的赛道上。他的赛场，始终是地球上最为危险的地区。

②想起那次死亡经历，林义杰至今“腿还会发抖”。可那场经历仅过去一个月，他便又签下死亡协议书。在神秘的亚马孙雨林，他又捧回了亚军奖杯。

③如果不是个性执着，原本成绩优秀的他，或许不会走上这条看不到终点的旅途。父亲曾含泪劝他：“阿杰，学体育没出息的！你好好听我劝。”在这个没上过大学的老维修工心里，好好读书，上大学，做个拿笔杆子的文化人，才是正途。实际上，是高中的一次比赛让林义杰确信，奔跑就是自己的“正途”。那次比赛前，教练问他准备好了没有，他说：“我尽力。”教练却狠狠打他的头，叫着：“要拼命！”林义杰回忆说：“尽力，就是你跑到终点后，还有力气坐下来喝茶聊天；拼命，就是跑到终点后直接送医院。”凭着这股狠劲儿，这个台湾小伙子终于跑出了一片天，接连在世界上几个大型马拉松赛事中夺冠。

④渐渐地，他发现，单纯的比赛已经不能满足他对运动的渴望。他的目光开始瞄准了地球上最艰险的地区。而从那一刻起，死亡也始终与他如影随行。

⑤2006年11月，林义杰和美国人查理、加拿大人雷伊，组成三人团队横越撒哈拉。队伍后面，跟着联合国的官员、好莱坞的大牌导演。通过记录这场西起塞内加尔，东至埃及，全程5900公里的撒哈拉穿越之旅，引起人们对非洲水资源危机的关注。沙漠的太阳分外毒辣，昼夜温差高达50摄氏度。途经乍得境内的撒哈拉沙漠，是一个遗留地雷区。虽然一行人可以绕开雷区，可流沙会裹挟着地雷四处流淌，随时都有触雷的危险。穿破了11双鞋子，遭到一次劫匪的攻击，111天后，林义杰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徒步穿越撒哈拉沙漠的人。半年以后，他才知道，护送他们的军队在回程途中，全部被劫匪枪杀。

⑥他曾在中国西部的大戈壁迷路，并出现了脱水的状况，最终靠咬破嘴唇舔舔血，润润舌头越过难关；在穿越亚马孙河时，他拿着瑞士军刀刮下小腿肚上的腐肉，再把药敷上，不然整个小腿可能就废了；而最难挨的是那些孤立无援的时刻，其他人多是三五人结伴同行，相互照应，只有他，一个亚洲小个子，什么都得自己死扛。

⑦这些生死边缘的瞬间经常提醒他，死亡离他有多近，但奔跑的意义，也因此而开始改变。小时候，他拼命跑，只是为了跟父亲争口气；功成名就后接着跑，是因为他在享受不断超越自己的快乐；而再接下来，又有一大群人从他的脚步中，看到了对待生命的态度。有一个十七八岁的漂亮女孩，对他哭着说谢谢。这个女生的家人全部死在一场大火中，她几乎要自杀了。听了林义杰的演讲，她看到生命的另一种状态。

⑧“没有旅行过，就不知道世界有多大，没有冒险过，就不知道生命的可贵。”这个小伙子乐呵呵地说。

（选自《中国青年报》2010年09月0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