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玄同：真的猛士

钱玄同，原名钱夏，号疑古，浙江吴兴人，北京大学教授，“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

如果钱玄同没有找周树人约稿，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也许不会出现鲁迅这个名字。

那是1917年，钱玄同时任《新青年》编辑，正在为杂志寻找合适的撰稿人。他常到    位于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劝说居于此处的周树人、周作人两兄弟投稿。

此时，周树人因对现实失望，正用钞古碑的方式消磨时光。他婉拒钱的约稿：“这中国好比一间铁屋子，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里面的人们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临死的悲哀。而如果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反倒使他们感到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

钱玄同立刻辩驳道：“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这段对话，被周树人如实记录在他的小说集《呐喊》序言中。从这时起，周树人动笔写了抨击吃人礼教的《狂人日记》，发表在《新青年》1918年4月号上，署名鲁迅。并一发不可收，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

钱玄同为人之刚猛，由此可见一斑。新文化运动中，他提倡白话文，打倒孔家店，慷慨激昂。由于年轻气盛，甚至鼓吹过“废除汉字”，但钱玄同绝非有勇无谋，他提出用“国语”作文，文章加西化标点符号，用阿拉伯数字书写数目，采用公元纪年，书写方式改左行直下为右行横迤等，都是中国文化重大改革的首倡。

1918年，钱玄同曾与好友刘半农商议，上演了一出“双簧”。他化名为“王敬轩”，在《新青年》上发表题为《文学革命之反响》一文，罗织新文化运动种种罪状。随后，刘半农撰写万余言的《复王敬轩书》，针对“王敬轩”的所有观点一一加以驳斥，将其批驳得体无完肤。其时，这场论战引起各界强烈关注，也标志着改革派的“大胜战”。

有研究新文化运动的学者评论道：“……在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也几乎要流血的旧中国，在跟肉体和精神均已硬化的顽固派作斗争的过程中，非有大力难开新地，非有猛士难摧敌垒。”

但这个猛士却又是一个病夫。如果细细清理钱玄同的日记，可以整理出一本厚厚的个人病史资料。从早年留日时期的失眠、多汗、发寒热，到晚年严重的心血管疾病、神经衰弱、视网膜炎，他常要忍受各种病痛的骚扰与折磨。

然而他从不讳言“死”字。1927年，钱玄同年届40时，还打算在《语丝周刊》上发一期《钱玄同先生成仁专号》，他与朋友们准备了挽联、挽诗、祭文等，语调幽默。不明内情的人一见目录，信以为真，并互相转告。一时间，钱玄同的朋友、学生纷纷致函悼唁。

钱玄同一生恃才傲物。在北大任教时，上课从不看一眼究竟有无学生缺席，便用笔在点名簿上一竖到底，算是全到。也从不考试，每学期末批定成绩时，便按点名册的先后，起评60分、61分……如若选课的学生共40人，最后一人就得100分；若是40人以上，便重新从60分开始。

随后，他在燕京大学任教，亦不改考卷，直接交与学校。学校退回，他仍是不看，也退回。于是，校方依照制度，称如不判卷，将扣发薪金，钱玄同回复，并附上钞票一包，“薪金全数奉还，判卷恕不能从命。”

这个“走到哪里，哪里就会响起了叫骂声”的浙江人，对人严苛，对己更甚。其文字学课讲义《文字学音篇》，是我国高等院校汉语音韵学课的最早一部教材，但钱对其极为不满，说它“百孔千疮”，“多一个人看见，就使我心中加一分难受”。在1921年重印时，钱在《再版序》中“自打耳光”，列出书中的六大不足。

钱玄同最大爱好，便是逛厂甸旧书肆，只要前往，必将所喜之书扫荡一空才罢休，被人戏称为“厂甸巡阅使”。而其一生最惧之物，竟是好友刘半农家养的一条黑狗，前去作客，定要躲在刘家孩子身后，等孩子把狗引走，才敢进门。

1939年1月17日，钱玄同患脑溢血辞世。《文献》发表署名乐颜的《悼钱玄同先生》一文，为其盖棺定论称：“在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之中，钱玄同的斗争精神，表现几在任何一位同时代的斗士之上……”

走向民间的学人——晏阳初

宋恩荣

    1890年10月26日，晏阳初出生在四川省巴中县城。祖父晏礼忠是私塾教师，父亲晏乐全继承父业，在学塾里做一名教师，同时又擅长中医，常为人把脉开方。

    父亲，一派儒者风范，温善慈祥，仁心仁术，是一个旧时代典型的可亲可敬的读书人。在晏阳初的记忆里，父亲脸上总挂着慈祥的笑容，从未见过他发过脾气。还在四五岁的时候，晏阳初就跟着父亲到他任教的塾馆上学。在塾馆里，晏阳初虽然年龄最小，但读书格外认真。塾馆里就读的学童，年龄不一，程度不齐，教学是根据不同对象，个别施教。教授的内容，先是《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这些童蒙教材，以韵文形式编写，朗朗上口，易于记忆。进一步教授“四书”，即《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教学方法，先是由教师领读，学生跟着读，一句一句进行。最后要求熟读、背诵。晏阳初也是这样，立在老师，也就是他的父亲的案边，当着全体同学的面，一句句跟读，一遍遍背诵。每当他摇头摆脑地用洪亮的嗓音，抑扬顿挫的节奏准确无误地背下整段整段的课文时，父亲得意自足的微笑就是对他最好的嘉奖。在随后的教学进程中，父亲又把所教读的书逐句讲解。这些代表着儒家经典的古书，就在日复一日的学习中，悄悄地在他幼小的心田里，埋下了一粒微妙的火种。经过了一二十年的孕育，他终于领略到这火种的存在的意义。儒家的民本思想和天下一家的观念，终于化作无限的动力，引导他为中国与世界的平民教育运动与乡村改造运动燃起了光照天际的熊熊火焰。

    母亲，是一个封建时代的女性，不识字，小脚，持家勤俭，教子严明。她虽长得白净清秀，但却颇有威仪。对孩子们的待人接物，行事处世，严加管教，要求子女们注意坐相、站相、吃相，从不姑息迁就。母亲的管教，使晏阳初从小养成讲究整洁、吃苦耐劳、严于律己、做事认真不苟、自制力极强的良好习惯与品质。

    晏阳初家乡巴中县，虽说是山清水秀，文化悠久，但地处偏僻，交通阻梗，信息闭塞。但就是在这样一个封闭落后的环境里，在科举制度没有废除之前，他们就已觉察出大山之外另有天地，古书之外另有世界。一致同意送年幼的晏阳初远离家乡去进教会办的学堂读书。

    1903年夏秋之交，晏阳初在大哥晏桐轩的陪同下，离开家乡，踏上了去往保宁府的道路。

    保宁有一间基督教内地会创办的西学堂。规模很小。学生总共只有20多人，住在校中。晏阳初既来自外县，年龄又最小，初来乍到，很不适应。但还是很快地安定下来，与老师同学熟悉起来。姚牧师是学堂的校长，也是主要教师。他态度谦和，毫无一些在华洋人的骄横之气。也不像教会人员趾高气扬、居高临下的样子。他学汉人剃去头顶前边的头发，后面挂一条黄发长辫，头戴瓜皮小帽，穿一身汉服。既有中国读书人的斯文，又不失青春欢愉的气息，望之令人精神一爽。姚牧师教读的课程有英文、数学、地理。对于中国学童来说，这些都是全新的课程，他们从中领受了科学的启蒙教育。这些课程为他们日后进一步学习西学与科学知识打下了基础。姚牧师讲述有关耶稣的故事，讲解《圣经》，又常常以儒家的学说、孔孟的言论来加以解释。从姚牧师对学生们爱护备至、循循善诱、以身教感人中，他们看到了基督的榜样。这种基本影响与潜在影响，也使他在保宁西学堂领受了另外两项终生影响。这就是唱《圣诗》与养成爱好运动的习惯。

    晏阳初秉承了母亲的天赋，有一副好嗓子，被指定为领唱。他站在礼拜堂的前排，如初生牛犊，慷慨吟啸，有时走调作了“惊人之鸣”，还不自知，弄得教友们不知所从。慢慢习惯协调之后，渐入佳境，那庄严的韵律，清丽的诗句，竟能引人进入肃穆神圣气氛之中。

    养成锻炼的习惯，是西学堂带给晏阳初另一长远影响的收获。姚牧师努力“使学生得有健全与发育完善之身体，俾其身常健适，并有清洁、合理、活泼、敏慧与端正之生活”。学堂里每天都安排室外活动。晏阳初学会了打板球，最喜欢的是操练。晚年当他回忆及此时说：“青春早已消逝，但当年操练时的豪壮之情，跟随了我一生。”

相关链接：①晏阳初先生从1918年起，矢志献身平民教育，70年如一日；用晏先生的话来说，“穷干、苦干、硬干了70年，从在中国干到在世界上干。”使我特别感动的是，20年代，晏先生不仅积极提倡“博士下乡”，并且身先士卒，举家迁往农村，与“泥巴佬”同甘共苦，从事乡村改造运动，旨在实现“除文盲，做新民”的根本宗旨。（周谷城《晏阳初文集·序言》）②我们都希望有一个更好的世界，但其确切含义是什么?世界最基本的要素是什么?是黄金还是钢铁?都不是，最基本的要素是人民!在谈及一个更好的世界时，我们的确切含义是需要素质更好的人民。（晏阳初《晏阳初文集》）

梅贻琦：是“寡言君子”，也是治校大师

    ①梅贻琦（1889﹣1962），字月涵。自1914年由美国伍斯特理工学院学成归国后，到清华担任教学和教务长等多种职务。他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成功地执掌清华并奠定了清华的“校格”。

    ②1931年12月，梅贻琦在清华大学发表就职演讲，这篇立言名篇中可圈点者极多。他说：“办学校，尤其是办大学，应有两种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材。”他又说，“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能发表这样今天读来仍新鲜的“重要讲话”的人，才算是真正了解了教育的意义﹣﹣梅贻琦任校长后，不到10年，清华的面貌便彻底改观，声名鹊起。

    ③今天，我们可以随口列出清华很多杰出人物及其事迹，却很少提到梅贻琦。这跟他的教育风格很有关系。梅贻琦用的是“黄老之治”，这种思想推崇黄帝时期的政治清明，发扬老子的清净俭约，奉行无为而治。“黄老之治”希望人尽其才，故梅贻琦治校也信奉让每个人充分表达，只要提出有利于清华的建议，他就会颔首微笑“吾从众”；“黄老之治”奉行法度，故梅贻琦尊崇科学，科学即法则；“黄老之治”奉行无己，故梅贻琦可以忘我地去服务。他说，清华的教师出名、学术成果出名、优秀学生出名，而校长却不必出名。

    ④梅贻琦的寡言少语使一般人或以为他严肃，或以为他谦和，或以为他没有主见。其实他并非不懂幽默，他的反应是才士也为之叫绝的。有人奇怪，那么多校长来来去去，为何独有他能在大师云集的清华立足，梅贻琦回答：“大家倒这个，倒那个，就是没人愿意倒梅（霉）！”他的寡言也并非没人欣赏，陈寅恪就曾说：“假使一个政府的法令，可以和梅先生说话那样谨严，那样少，那个政府就是最理想的。”

    ⑤作为一名学养极厚的物理教授，他自幼熟读经史，背诵如流，曾对朋友笑言：“假如有谁背诵古经传有错漏，我可以接背任何章节。”

    ⑥不少人都能回忆起梅贻琦的律己。他做清华校长时，取消了原有的一些校长特权，不再让学校为他家中工人付工资，并拒绝领取包括手纸在内的一切免费供应。1943年，梅贻琦的母亲去世，当天，同事建议他不开联大常委会。他坚持照常“不敢以吾之戚戚，影响众人问题也”……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1941年，美国空军来华抗日，急需大量翻译，梅贻琦号召联大外文系的男同学参军。1943年，他又动员所有应届四年级身体合格的男生去当美军翻译官。在此期间，梅贻琦的儿子梅祖彦虽然还不到四年级，却提前参军。女儿梅祖彤也随军做了护士。

    ⑦梅贻琦的风度令人难忘。学者何兆武在《上学记》中回忆：“梅校长那时候五十好几了，可是极有绅士风度，平时总穿得很整齐，永远拿一把长长的弯把雨伞，走起路来非常稳重，甚至于拉警报的时候，周围人群乱哄哄，他还是不失仪容，安步当车慢慢地走，同时疏导学生。”

    ⑧因工作繁重，梅贻琦积劳成疾，1960年被确诊罹患癌症。他终身从事教育，毫无积蓄。新竹国立清华大学为其垫付一部分治疗费，医院又酌情减少了一部分，还是不够。清华校友们商议募捐，半年间募集台币65万元。躺在病床上的梅贻琦看到凝聚着爱心的募捐记录，“阅后半晌无语，后曾流泪颔首”。

    ⑨1962年5月19日，梅贻琦溘然长逝。蒋介石特颁“勋昭作育”挽额一方，副总统陈诚送的挽联是：“崇朴学以黜浮华，实大声宏，盛绩久为文苑重；树良规而垂教泽，薪传火尽，道徽犹系国人思。”梅贻琦的墓前广植梅花，刻石“梅园”，为于右任所书。清华海内外校友，每到新竹必去祭拜。当地人士每日清晨也去凭吊，十年如一日，成为新竹一景。教育家蒋梦麟曾说：“中国崛起于近代文明国家之林，（梅贻琦）厥功之伟，莫之与京（争强比胜）。”

    ⑩梅贻琦之执掌清华，是清华之幸，也是中国之幸。

（有删改）

李佩：湍流卷不走的先生

    百岁老人李佩被称作“中科院最美的玫瑰”、“中关村的明灯”、“年轻的老年人”，她70多岁学电脑，近80岁还在给博士生上课。

    李佩的丈夫郭永怀是中国两弹一星元勋，曾在大学开设过没几个人听得懂的湍流学课程，后来因飞机失事为保护核试验数据而牺牲。那时，失去丈夫的李佩正经历着人生最大的湍流。据力学所的同事回忆，当时得知丈夫噩耗的李佩极其镇静，几乎没说一句话。那个晚上她完全醒着，躺在床上几乎没有任何动作，偶然发出轻轻的叹息，克制到令人心痛。在追悼会上，被怀疑是特务，受到严重政治审查的李佩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长椅上。在当时的环境里，敢于坐在李佩旁边，说一句安慰的话，都需要莫大的勇气。那些时候，楼下的人常听到李佩的女儿郭芹用钢琴弹奏《红灯记》中李铁梅的唱段“我爹爹像松柏意志坚强，顶天立地……” 郭永怀走后没两年，十几岁的女儿去内蒙古当知青下乡，李佩到合肥中科大继续接受审查和劳动改造。

    更大的生活湍流发生在上个世纪90年代，唯一的女儿郭芹也病逝了。没人看到当时近八旬的李佩先生流过眼泪。几天后，她像平常一样，又拎着收录机给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的博士生上英语课去了。

    几年前，一个普通的夏日下午，李佩让忘年交李伟格陪着，一起去银行，把60万元捐给力学所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没有任何仪式，就像处理一张水费电费单一样平常。“捐就是捐，要什么仪式。”老太太对李伟格说。

    至今，李佩先生客厅里的茶几还是60年前回国时家里的陪嫁。早年从美国带回的手摇计算机、电风扇、小冰箱，捐了。郭永怀走后，写字台、书、音乐唱片，捐了。李佩先生一生教学的英语教案，捐了。汶川大地震，挽救昆曲，为智障幼儿园，她都捐钱。直到前年，李佩拿出陪伴了自己几十年的藏品，捐给力学所：郭永怀生前使用过的纪念印章、精美计算尺、浪琴怀表，以及1968年郭永怀牺牲时，用信封包装的郭先生遗物——被火焰熏黑的眼镜片和手表。

    1987年，李佩退休了，她高兴地说，坐公交车可以免票了。可她没有一天退休，她接着给博士生上英语课，一直上到80来岁。而李佩的晚年差不多从80岁才开始。81岁那年，她创办中关村大讲坛，从1998年到2011年，每周一次，总共办了600多场，每场200多人的大会厅坐得满满当当。她请的主讲人也都是各个领域的“名角儿”。黄祖洽、杨乐、资中筠、厉以宁、程郁缀、沈天佑、高登义、甘子钊、饶毅等名家，都登过这个大讲坛。

    有人回忆，在讨论“钱学森之问”求解的根本出路时，三个白发苍苍的老者并列而坐。北大资深教授陈耀松先生首先说了“要靠民主”四个字，紧接着，郑哲敏院士说：“要有自由。”随后，李佩先生不紧不慢地说“要能争论”。这一幕在旁人眼里真是精彩、美妙极了。她和李政道也探讨这个问题。李政道说学习最重要的是要问，“要创新，需学问，只学答，非学问”。她俩也常谈艺术和科学的关系。认为“艺术和科学是一个硬币的两面，都追求着深刻性、普遍性、永恒和富有意义”。

    如今，“内心强大得能容下任何湍流”的李佩先生“脑子里好些事”。有好友来看她，她就像小孩一样，闹着让保姆做好吃的，离开时，她总是在窗边看好友一步三回头地走远，一点点变小。

（摘编自从玉华《李佩：湍流卷不走的先生》）

相关链接：①年轻时的李佩非常美丽，照片里的她挽着郭永怀，笑靥如花，充满魅力。“李先生在一个星期内的课堂里从没穿过相同的衣服。那个年代生活很清苦，根本没有什么好衣服好料子，但她的衣服始终熨烫得整整齐齐，干净利落地穿去上课，形象永远优雅得体。”李伟格告诉我。即使到现在，她每天起床都要认真梳洗打扮，脸上涂一层薄薄的粉底，还会请人帮她画眉。（付晓英《李佩：跨越百年的尊严与力量》）②李佩老师要求每个学生做2分钟的学术报告，每学期都有70多名学者参加，这项工作至少要3个整天。到第一天中午我就受不了了，可是我朝李佩老师那边一瞥，看见这位老人腰杆笔直，神情专注，并对每个演讲完的学生进行提问，我惊呆了。她说，这是一场严肃的教学活动，教师精神饱满全情投入，才能激励学生出色地完成任务。——中国科学院大学李晓棣教授

太行愚公  科技财神

    一位大学教授的去世，引来29万人的烛光，9000万人的关注。河北省平山县、内丘县等地数万山村百姓自设灵堂，把他的骨灰安放在太行山的最高处。

    铸就如此人生的，是被人称为“太行愚公”“科技财神”“农民教授”的河北农大博士生导师李保国。2016年4月10日凌晨，李保国因心脏病突发，不幸去世，年仅58岁。

    1981年2月26日，李保国从河北林业专科学校（后并入河北农业大学）毕业，留校任教。同年3月6日，他响应学校号召走进太行山，来到河北省邢台县前南峪村，投身到小流域立体开发项目中。这里的山地土层薄，不涵水，年年种树不见树，人均收入不足50元。

    “我是农民的儿子，见不得老百姓穷。”李保国立志要为当地农民脱贫致富寻找破解之道。起早贪黑，跑遍山上的沟沟坎坎后，李保国和课题组摸透了山地的脾性，提出用爆破整地的方法聚土截流，让植被成为有“本”之木。

凭借李保国研发的太行山低山片麻岩区“聚续”生态农业工程技术，前南峪土厚了、水多了，树木栽植成活率从原来的10%一跃达到90%。如今的前南峪，8000亩荒山秃岭变成“太行山最绿的地方”，森林覆盖率90.7%，植被覆盖率94.6%，获得联合国“全球生态五百佳”提名，人均收入达10600元。

继前南峪之后，内丘岗底村、平山葫芦峪、临城凤凰岭……35年来，李保国直接帮扶村庄40多个，技术示范推广总面积上千万亩，使山区增收35.3亿元。

    1999年，河北绿岭果业公司董事长高胜福承包了河北临城县凤凰岭3500亩干旱丘陵岗地，栽植核桃树苗后出现大面积死亡的情况。李保国受邀赶来，通过采样发现，表层是乱石滩，乱石滩不存水，下面是礓石层，礓石属强碱性，凤凰岭根本种不活树。

    李保国制订了“挖走鹅卵石、打破礓石层、开沟建立保水层”的治理规划，并引进19个核桃优良品种和11个山核桃品种，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嫁接组培实验。经过5年不懈努力，成功选育出新核桃品种——绿岭核桃，所推行的“绿岭薄皮核桃矮化密植栽培技术”被认定为国内首创。

    在科技研究的选题上，李保国曾说：“脱贫为科研出题，科研为脱贫解难。老百姓需要什么，我就研究什么。”

    就这样，李保国这位“科技财神”在太行山脉开辟了一个又一个战场，先后取得研究成果28项。其中薄皮核桃栽培技术仅在邢台市就推广60万亩，年产值超过20亿元，走出了一条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同步提升的扶贫之路。

    李保国细心揣摩农民的心理和语言，用他们听得进、听得懂的语言，使其快速接受和掌握新技术。

    赞皇县寺峪村的上千亩苹果园，产量一直上不去。请了一位专家讲了一天，名词、术语一大堆，村民听得晕头转向直抓头皮。村民们慕名请来李保国，他只教了两样：一种是“结果枝”，一种是“不结果枝”，半个小时讲完，乡亲们说：“原来这么简单。”35年来，李保国推广了太行山板栗集约栽培、优质无公害苹果栽培、绿色核桃栽培等36项标准化林业技术，举办了培训班800余个，培训人员9万余人。

    内丘县岗底村村民韩振江就是李保国农民学生中的一位。韩振江说：“李老师每次来村里指导技术，都是在果园里手把手地教，教一次不会就两次，两次不行就三次，从来没有不耐烦过。”现在韩振江一家人种植了700多棵苹果树，2015年纯收入20余万元。

    去年冬天，李保国主持召开了首届岗底果农专家论坛，11位农民登台演讲。结束后，他高兴地对村党总支书记杨双牛说：“这辈子最过瘾的是干了两件事：一是把我变成了农民，二是把越来越多的农民变成了‘我’。”

（摘编自2016年《光明日报》）

    1926年出生于天津的于敏，自谓青少年时代在一种“亡国奴的屈辱”中度过。内向、好静思的他，喜欢科学，而且对科学有一种特殊的寄托。1949年他以北京大学物理系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并考取研究生，1951年研究生毕业后被我国核物理学家彭桓武和钱三强所器重，进入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从事原子核理论研究。

    1960年12月，我国作出部署，集中攻关原子弹，并先行一步对氢弹作理论探索。翌年1月，钱三强请于敏参加氢弹理论的预先研究工作。氢弹虽然以原子弹为基础，但其理论基础和材料结构比原子弹复杂得多。

    于敏喜欢做基础研究，自认为不适合从事研制氢弹这种大系统科学工程。不过，他没有犹豫，“我们国家没有自己的核力量，就不能有真正的独立。面对这样庞大的题目，我不能有另一种选择。”于敏后来说。

    于敏带领30多名青年科研人员组成的氢弹预研小组，从基本物理学原理出发，凭借一张桌子、一把计算尺、一块黑板、一台简易的104型电子管计算机，以自强不息的信念，经过四年的不懈努力，不仅解决了大量基础研究问题，而且探索出设计氢弹的途径，为氢弹原理探索奠定了坚实基础。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氢弹研制进入冲刺阶段。1965年1月，于敏和邓稼先、周光召等科学家一起，向氢弹原理的突破发起总攻。1965年9月底，于敏带领一批年轻人前往上海，利用华东计算所J501计算机对氢弹原理作进一步探索。他率领大家发现了氢弹自持热核燃烧的关键，找到了突破氢弹的技术路径，形成了从原理、材料到构形完整的氢弹物理设计方案。当他将整理出来的方案向大家报告时，群情激奋，高呼“老于请客！”

    1966年12月28日，氢弹原理试验取得成功。1967年6月17日，我国又成功进行了全威力氢弹的空投爆炸试验，爆炸威力同于敏计算的结果一致。试验成功的那天晚上，于敏“睡得很踏实”。

    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美国用时7年3个月，苏联为6年3个月，英国为4年7个月，法国为8年6个月，而我国仅用了2年8个月。西方科学家评论：“中国闪电般的进步，对西方来说，是神话般的不可思议……”

    尽管在氢弹研制中居功至伟，但对于别人送来的“氢弹之父”称呼，于敏婉拒了：“核武器的研制是集科学、技术、工程于一体的大科学系统，需要多种学科、多方面的力量才能取得现在的成绩，我只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氢弹又不能有好几个‘父亲’。”

    氢弹技术突破后，于敏曾想过离开，回到自己喜欢的基础研究，但最终还是留了下来。他认为，第一代热核武器虽然解决了有无问题，但性能还需提高。于是，他把后半生献给了我国中子弹、核武器小型化、惯性约束聚变研究以及其他核武器研制工作，并作出了卓越贡献。

    “中华民族不欺负旁人，也不能受旁人欺负。”于敏曾经直言，“这种民族情感是我的精神动力。”这位喜欢古诗词的科学家，向往诸葛亮的鞠躬尽瘁和“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仰慕文天祥威武不屈和“留取丹心照汗青”，教会孙子的第一首古诗词是岳飞的“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

    正如他心目中的这些英雄，于敏在事业上鞠躬尽瘁，在科学上唯实不唯上。与于敏共事三十余年的邓稼先曾说：“于敏是很有骨气的人。他坚持真理，从不说假话。”毕生信奉“宁静以致远”的于敏，如此解释他心中的那片宁静：“所谓宁静，对于一个科学家，就是不为物欲所惑，不为权势所屈，不为利害所移，始终保持严格的科学精神。”

    于敏的一生，完美地诠释了家国情怀与科学精神。今年1月，被大家亲切地称为“老于”的于敏去世。老于走了，但这种情怀和精神永远地留了下来。   

（摘自《于敏：“民族情感是我的精神动力”》，《光明日报》2019年9月19日 第4版）

相关链接：

    ①“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自己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之中，便足以自慰了。”这是核物理学家、我国核武器事业重要奠基人于敏的自白。

    ②1966年12月28日，我国首次氢弹原理试验，为确保能拿到测试结果，试验前于敏顶着戈壁滩零下三四十摄氏度的刺骨严寒，半夜爬上102米的铁塔顶端，检查和校正测试项目屏蔽体的摆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