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阳秋

    香菜又叫芫荽，可她更喜欢把它叫香菜。听听，香，菜。不由分说气势逼人地就把香字占了去，这股子傲娇劲儿，啧啧。不过，名字和味道都很傲娇的香菜真到成了菜的时候，就显出了矫情。乍一看似乎挺低调，因它从不做主菜，只是一道配菜。只是凉菜的底边儿，热菜的俏尖儿，煲汤时也是最后一道花色儿。可是再细品，这低调不是真低调，有没有它，菜的品相还真是不太一样。该有它的时候没有它，菜到底就短了些微的精气神儿。

    香菜成了她厨房里的日常，每一顿都离不了。可市场上十有八九见到的都是大香菜，大杆子大叶儿，样子糙，香味儿也跟着糙。好香菜要水嫩嫩的，一点儿不能干。还不能久放，一放两三天，蔫样子就出来了。

    为了香菜，她没少发愁。说来好笑，为香菜发愁，也不算是个正经事儿。

    那天，她在小区闲逛。逛着逛着，她就闻到了香菜味儿。这香菜味儿是很随意的，随意里却有着一种浓郁，她直觉来了：好香菜。

    她小心翼翼地循着这味道，轻手轻脚地跟踪着，走了不多一会儿，眼前果然就出现了一盆香菜。香菜种在一个废弃的花盆里，刚刚长出了俏模样。半尺高，婷婷袅袅，细碎的叶子嫩嫩地擎着。她蹲下来，摸了摸她们的绿叶子，又摸了摸盆里的土，那土有点儿黏手的润。

    真是一盆好香菜。真想掐两棵。她犹豫了一会儿，终于还是掐了。回家配了紫菜和虾米，吃了一顿虾肉馄饨。味道好极了。

    有一次就有两次，越掐她越觉出了这香菜的好。现掐现吃的新鲜劲儿也着实让人惦记。也是奇怪，她从秋天掐到冬天，又从冬天掐到春天，掐了一次又一次，居然一次也没有碰见过那个主家。掐着掐着，香菜还又多出了一盆。

    有一天，她在厨房忙着，腾不出手，便喊儿子去掐。

    “我不去偷。”儿子断然拒绝。

    “怎么叫偷？”她恼了。

    “人家知道不？不知道就是偷。”儿子言之凿凿。

    “我倒想告诉人家，可找不着人。”她气得要撂勺子。

    “你找了没？诚心找能找不着？”小家伙要把她给噎死了。

    怎么找？偌大的小区，还真是毫无头绪。贴个启事：寻找香菜主人？这也太可笑了吧？她寻思，这香菜主人是个什么人呢？是退休的老人家吧？千万别碰到个老太太，老太太多半是难缠的，她又该怎么脱身呢？

    她仔仔细细地琢磨了好几天，终于想好了，每次给一块钱，而且必须是硬币，半深半浅埋在盆里，这样主人总能看到吧，也不至于风吹了。

    从此，她掐得越发踏实了。

    那一天，她又去掐香菜，刚刚直起身，就看到一个老太太在看着她。

    “你这香菜，是在这盆里掐的吧？”老太太口气很平静，却是一副押解罪犯指证现场的口气。

    她站住，点点头，谄媚地笑笑，回头指指那个盆：“您种的？”

    “嗯。”老太太的脸突然硬起来，“吃人家的菜，也不打个招呼啊？”

    “找不着人。总不能整天蹲在这里等吧，还是挨家挨户问？还上班呢，特别忙。”她忐忑着奋力往语气里注入诚恳，“我每天放了1块钱的。”

    “都是你放的？十二块。我是卖菜的？”老太太脸更硬了。

    “对……我不是那个意思。”她有点儿心慌，果然是个难缠的老太太。

    “不是钱的事儿。我不缺那点儿钱。”老太太又说。

    “知道，我知道。”她赶紧应答，“您的劳动，很辛苦的。”

她有些后悔掐那些香菜了。

    “好吃不？这是原阳秋。”老太太终于又开了口。

    “好吃，好吃，真好吃。这香菜……还分种类啊？”她暗暗松了口气，“过两天，我也去买点儿种子，跟您学种香菜吧。”

    “不是特别忙么？你知道啥时候浇水？浇多少？你们年轻人，啥都不知道。就知道吃。”

    她乖乖点头，任老太太抢白。

    老太太回身看一眼楼群：“住几号楼？”

    “三号楼一单元。”——又有点儿悬心，不会是去物业告她一下吧？

    她看着老太太的脸色，把手里那根香菜递了过去：“还给您。”

    “嗤，”老太太倒是一副气笑了的样子，“都掐下来了，还我干啥？”

    “那，您的香菜，我以后还能吃不？”

    “这人，我还甩不脱了。”老太太又笑了，“以后，吃你自己的。也别往盆里放钱了。”

    “哦。”她有些落寞。说到底，这老太太，还是小气呢。——她打了一下自己的脸。呸，这念头起得没良心呢。不能太贪婪不是？碗米养恩，斗米养仇。难不成人家的好香菜还养出了自己的小怨恨？

    一周后，她发现自己家的单元门口，出现了一个花盆。花盆里，种的也是香菜。她端详了好一会儿，这香菜和老太太盆里的一模一样，也是原阳秋呢。

一根绳子

    今天是镇上赶集的日子。戈德维尔的集市广场上，人群和牲畜混在一起，黑压压一片。整个集市都带着牛栏、牛奶、牛粪、干草和汗臭的味道。

    布雷奥戴村奥士高纳大爷正在向集市广场走来。突然他发现地下有一小段绳子，奥士高纳大爷具有诺曼底人的勤俭精神，他弯下身去，从地上捡起了那段细绳子。这时他发现自己的冤家对头马具商马朗丹大爷在自家门口瞅着他，颇感丢脸。他立即将绳头藏进罩衫，接着又藏入裤子口袋，然后很快便消失在赶集的人群中去了。

    教堂敲响了午祷的钟声，朱尔丹掌柜的店堂里，坐满了顾客。突然，客店前面的大院里响起了一阵鼓声，传达通知的乡丁拉开嗓门背诵起来：“今天早晨，九、十点钟之间，有人在勃兹维尔大路上遗失黑皮夹子一只。内装法郎五百，单据若干。请拾到者立即交到乡政府或者曼纳维尔村乌勒布雷克大爷家。送还者得酬金法郎二十。”

    午饭已经用毕，这时，宪兵大队长突然出现在店堂门口。他问道：“奥士高纳大爷在这儿吗？”坐在餐桌尽头的奥士高纳大爷回答说：“在。”于是宪兵大队长又说：“奥士高纳大爷，请跟我到乡政府走一趟。乡长有话要对您说。”

    乡长坐在扶手椅里等着他。“奥士高纳大爷，”他说，“有人看见您今早捡到了乌勒布雷克大爷遗失的皮夹子。马朗丹先生，他看见您捡到了啦。”

    这时老人想起来了，明白了，气得满脸通红。“啊!这个乡巴佬!他看见我捡起的是这根绳子，您瞧!”他从口袋里掏出了那一小段绳子。但是乡长摇摇脑袋，不肯相信。

    他和马朗丹先生当面对了质，后者再次咬定他是亲眼看见的。根据奥士高纳大爷的请求，大家搜了他的身，但什么也没搜着。最后，乡长不知如何处理，便叫他先回去，同时告诉奥士高纳大爷，他将报告检察院，并请求指示。

    消息传开了。老人一走出乡政府就有人围拢来问长问短，于是老人讲起绳子的故事来。他讲的，大家听了不信，一味地笑。他走着走着，凡是碰着的人都拦住他问，他也拦住熟人，不厌其烦地重复他的故事，把只只口袋都翻转来给大家看。他生气，着急，由于别人不相信他而恼火，痛苦，不知怎么办，总是向别人重复绳子的故事。

    第二天，依莫维尔村的农民布列东大爷的长工马利于斯•博迈勒，把皮夹子和里面的钞票、单据一并送还给了乌勒布雷克大爷。这位长工声称确是在路上捡着了皮夹子，但他不识字，所以就带回家去交给了东家。

    消息传到了四乡。奥士高纳大爷得到消息后，又立即四处讲起他那有了结局的故事来。他整天讲他的遭遇，在路上向过路的人讲，在酒馆里向喝酒的人讲，星期天在教堂门口讲。不相识的人，他也拦住讲给人家听。现在他心里坦然了，不过，他觉得有某种东西使他感到不自在。人家在听他讲故事时，脸上带着嘲弄的神气，看来人家并不信服。他好像觉得别人在他背后指指戳戳。

    下一个星期二，他纯粹出于讲自己遭遇的欲望，又到戈德维尔来赶集。他朝一位庄稼汉走过去。这位老农民没有让他把话说完，在他胸口推了一把，冲着他大声说：“老滑头，滚开!”然后扭身就走。奥士高纳大爷目瞪口呆， 越来越感到不安。他终于明白了：人家指责他是叫一个同伙把皮夹子送回去的。

    他想抗议。满座的人都笑了起来，他午饭没能吃完便在一片嘲笑声中走了。他回到家里，又羞又恼。愤怒和羞耻使他痛苦到了极点。他遭到无端的怀疑，因而伤透了心。于是，他重新向人讲述自己的遭遇，故事每天都长出一点来，每天都加进些新的理由，更加有力的抗议，更加庄严的发誓。他的辩解越是复杂，理由越是多，人家越不相信他。

    他眼看着消瘦下去。将近年底时候，他卧病不起。年初，他含冤死去。临终昏迷时，他还在证明自己是清白无辜的，一再说：“一根细绳……乡长先生，您瞧，绳子在这儿。”

（节选自《外国短篇小说选》，有删改）

没有地址的信

傅昌尧

    这是G省，山是大山，村是穷村。

    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对于蒋晓梅来说，喜悦和愁苦几乎同时挂在她那弯弯的眉梢上。

    虽然对于蒋瘸子家的丫头考上大学早有预料，但这一天真的来了，那些七老八十的留守老人还是异常兴奋，他们把蒋瘸子家那又矮又黑的小屋挤得水泄不通。但立即哀叹声也塞满了屋子。面对接下来四年高昂的学费，不要说一条腿的蒋瘸子，就是把整个小村都抖搂个底朝天，也供不起啊！人们至今还想不明白，为什么蒋瘸子一个人死撑硬顶愣是要女儿读书，还非得送进大学不可。在这个重男轻女的穷山村里，不要说一个丫头，就是男孩，也没几个读完初中的，人们都说蒋瘸子中了邪了……

    送走了乡亲、蒋晓梅对父亲说：“爹，我们老师说，现在大学有绿色通道，先入学，学费可以通过助学贷款啥的慢慢解决……”

    蒋瘸子猛吸一口土烟，点点头，没吭声。

    爹，我今天……可不可以问你，你到底为啥这样苦巴巴地供我念书？”蒋晓梅怯生生地小声问父亲，因为以前她只要一问这个，父亲就瞪眼，甚至还打过她。

    这次蒋瘸子没有瞪眼，更没有打骂女儿，而是转身从床下拖出一个破旧的木箱子，然后从里面抠出一个塑料皮包襄的布袋子，解开布袋子。里面是一张发黄的纸条。蒋晓梅接过纸条，发现上面有几行字。

    丫头，你念给我听听。蒋瘸子郑重地坐直腰板，像一个听话的小学生。

    蒋晓梅伃细辨认着有些模糊的字迹，念道：“缺衣少食只是一时的贫穷，没有文化，将永远难以摆脱贫困。希望穿上这件衣服的小朋友一定要读书，好好读书直到上大学。如果今后孩子上学有困难，请和我们联系，我们将全力帮助你！绝不食言！联系地址：海光市文昌路建德巷九号，电话：2678336……”蒋晓梅念完一头雾水，问：“爹，这是哪儿来的？”

    蒋瘸子说：“丫头，还记得十年前、咱们这里遭过雪灾吗？全国各地给咱捐钱捐物……那天，我去乡里领救灾衣物、看见那件小孩穿的红色羽绒服，就给你领回来了，你说从没穿过那么暖和的衣服……这张纸条就是在那件羽绒服的口袋里找到的，我问村里会计写的啥，他当时念给我听，我……不知道为啥，当时就觉得这城里的好心人说得在理，就……”

    蒋晓梅问：“你联系过人家？”

    蒋瘸子摇头：“以前从来没有！”

    蒋晓梅心头一颤：“爹，那……你留着这个啥意思？”

    “我留着它，是在快支撑不住的时候，就偷偷拿出来看看，虽然你爹一个字不识，但这上面说的话，我都记在心里……”停了停，蒋瘸子说，“但是，今天在镇上，我打了那个电话……”

    “爹，你想问人家要钱？”

    “不，我是想告诉好心人，我女儿没有像村里的其他女孩那样早早地就嫁人了，然后就像她们的母亲一样祖祖辈辈都这么活下去……我女儿考上大学了，不会跟其他的山里女孩一样了，熬出头了！我要谢谢他……”

    蒋晓梅问：“人家怎么说？”

    蒋瘸子摇摇头：“电话打不通，说是没这个电话……我想，可能是人家把电话号码写错了，或者換了号码，但是不还有地址吗？丫头，你给人家写封信吧，告诉他，没有十年前的那张纸条，就没有你的今天……”

    对于十年前的那次捐赠，胡美娟几乎没了印象，可当她打开那封由原驻地街道辗转而来的挂号信，看到那熟悉的字迹时，心里咯噔一下子。世事沧桑，她的住址已经变换了多次，原来的地址不复存在，更要命的是，那个电话号码现在不仅升了八位数，当时匆忙中还忘了写区号。她把那张复印的纸条拿给老伴儿看，老伴儿也惊愕不已，说：“老婆子，真没想到啊！人家不仅把咱写的纸条保留到现在，还真的兑现了我们的期望。人家孩子考上大学了，肯定需要帮助啊！”可老两口反复看信，里面除了说些感谢的话，没有半个字提到钱或者需要帮助。更为奇怪的是，寄信地址一栏写着“地址内详”，可里面却没留下地址。信的末尾落款是：一个即将上大学的山里女孩。

    胡美娟说：“老头子，这是怎么回事啊？”

    老伴儿说：“怎么回事你还不明白吗？人家十年后才跟咱联系，并且不提帮助的事，不留地址，就是告诉咱，他们接受了我们的嘱托，并且兑现了……从字里行间不难看出，这是一个多么倔强而自尊的山里孩子啊！”

    “我刚才上网查了一下，当年发生雪灾的地区，至今还是国家定点扶贫的特困地区，你想把一个女孩子一步步送进重点大学，该付出多少艰辛啊！“胡美娟越说越激动，“老头子，我们立即动身，去找到那个家，也兑现我们十年前的许诺。”

    “对，就算她不告诉我们地址，也不说是哪个大学；就算找不到那个穿羽绒服的孩子，找不到保留这张纸条的家庭，我们也要去兑现承诺，因为，那里还有许多渴望帮助的孩子和家庭……”

(选自《微型小说选刊》2018年第2期，有删改)

粮食要到肚子里

陈军

儿时在农村，家乡人一般不说浪费粮食，而是说糟蹋粮食。在乡亲眼里，人要活命，得靠粮食，粮食与人有着过命的交情，而珍惜粮食、敬畏粮食最朴素的观念就是“粮食要到肚子里”。

农村人最知种粮苦，都跟粮食亲。记得那时收麦子，芒种前后是农家人忙断腰的一季。布谷鸟的叫声催着整个村子，“黄了麦子”是一年中最大的担忧，必须要在那几天把地里的麦子抢收完。印象中，那时天还黑着，爹娘便拎着镰刀，踏着月光下地了。

娘割麦子快，手持镰刀弯腰揽麦，只听到麦秆遇刃的“嚓嚓”声，一行割完才直起身来擦把汗。娘说这样割麦，一来少起身，腰就少疼点儿；二来可以少擦汗，不直起身汗就直接顺着眉毛滴到地里了。那时，学校都放麦假，让我们这些孩子也帮着家里麦收。割一天的麦子，太阳烤，麦芒刺，晚上躺在床上，脸又红又痛，腰都不是自己的了。收一季麦下来，爹娘都会瘦一圈。一粒麦就是一滴汗珠，一仓黄灿灿的麦子，就是一缸滚烫烫的汗珠。

割完麦子，我和妹妹的任务就是拾麦穗。看着两篓排列整齐的麦穗，爹会表扬我们：“你俩拾的这些麦子，够咱一家人吃上好几天了。”拾完麦穗后，地不急着耕，还要空上一个星期左右，娘说：“地里应该还有一些没有拾回来的麦穗，让鸟雀子叼干净了再犁。”

收麦后的第一顿馍，是我们最期待的。蒸馍前，爹挑水，劈上好的筋骨柴。娘揉面，做馍，上蒸笼。我和妹妹烧火，打下手。蒸笼开始变得潮湿，不断冒出麦香味儿时，两个小肚子开始“咕咕”叫，我和妹妹一步不离地守在旁边，等着开笼。娘心中有数，她说蒸馍的火候要刚刚好，不够火或者蒸过了，都不好吃。她一声“起笼”，笼盖一掀，那叫一个香啊！

可娘说，新麦下来的第一口馍是不能急着吃的。中午，太阳当头照，万物明朗。爹把一条板凳往太阳底下一放，把一屉热腾腾的馍放在板凳上。馍的热气袅袅升起，娘双手合十，嘴里祷告着。她双手从胸前一放下来，我和妹妹就跑上前，一人捧一个馍，因为烫，吹一口气，咬一口，嘴咧来咧去，手掂来掂去，不一会儿，一个钵大的馍就下了肚。

在那明晃晃的阳光下，在那与粮食相依的岁月里，在爹娘的衣襟边，馍香仿佛能在胃里留存好多年，未来某个特定时刻就会热乎乎地翻腾起。

农村人对粮食的态度是三尺黄土般的心思，种粮时那些艰辛的历程，仿佛是在天地之间进行着某种庄严的仪式。冬去春来，风调雨顺，农人收获着大地的礼物。这饱含天地日月之精华的粮食，喂养着人类，一代又一代。而对于一粒粮食来说，从土里到达肚里，才是它的归宿。

懂得粮食的来之不易，自然不敢浪费。像我这样的农家孩子，不少规矩都是从吃饭而来，比如，吃多少盛多少，碗里不能剩饭；掉到地上的食物要捡起来，到不了人肚子里，也要到牲畜的肚子里；上学带的饼，吃不完一定要带回来。在梅雨季节，被褥、家具都会发霉，但粮食一般不会发霉，都保存得好好的。粮食，是一家人最可靠的家底。

老家鄂西都是旱田，一年两季主粮，五月收麦，十月收苞谷。白花花的麦面是细粮，黄灿灿的苞谷是粗粮。家里来了客，娘都是擀面、蒸馍。苞谷是粗粮，一般不用来招待客人，除了自家人吃，还留一些给牲畜吃。每一粒粮食都到了肚子里，就连粮食那一层外衣也是牲口的好粮，比如麦麸、玉米包壳。

那个年代，粮食不宽裕。有时接济不上了，或者家里来了客，麦子还没磨，都要去邻居家借面。我家靠面缸的那面墙上，像一面选举墙，借了谁家的面，就记下“正”字，欠几瓢就划几笔。家里磨了麦面，头等事就是还面。娘舀起满满一瓢面，再用一个小碗向上加，边加边轻轻拍实，直到堆出一道尖儿。我说：“借的时候是平平的一瓢。”娘瞪我一眼：“你懂啥！”还叮嘱我路上不要跑，别把面洒了。

我自然知道粮食的金贵，还面的路上，我弓着腰护着瓢，小心翼翼，生怕有风来。但偶尔也有尖塌了、风吹飞的时候，弄得我一身白。我家的面倒入别家的面缸时，“噗”的一声，会升起一小团尘雾，真是欢腾。还三婶的面时，她说：“你娘这个人呀，就是讲究！”在粮食紧缺的那些年，还面时的这道尖儿，让娘在村里有了个好名声。

如今，生活富裕了，人们不再借面，粮食逐年增产，种粮收粮也机械化了，但儿时与粮食的交情，让我学会了珍惜。

后来我到了城里，虽然不再种粮了，但看到粮食总是格外亲。对粮食的这份情义和吃饭的那些规矩，我也一点一点地讲给我的孩子。我给孩子们立了一条规矩，也是长辈们常常挂在嘴边的话一一粮食要到肚子里。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多巴胺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流行的化学分子。不管你是谁，只要你生活在21世纪，肯定听过许多对于多巴胺的赞美。如今，人们想要提高自己的多巴胺水平，因为他们听说它是掌管着愉快、积极、专注和成就的分子。

在多巴胺之前，所谓的“快乐分子”是血清素。在诸如百忧解和其他选择性血清素再吸收抑制剂等抗抑郁药物的兴起过程中，我们被告知，血清素是情绪问题的解决方案。当时，数百万的人每天都使用它们，然而我们并不曾看到一波又一波幸福的市民脸上挂着狂热的微笑走过街道。于是，我们意识到血清素并不让人变得快乐，也许它只是让人稍稍变得更加平静，不那么容易产生极端的情绪，但是那种状态必定和纯粹的幸福没什么关系。

如果问多巴胺有什么作用？我的回应首先是：它是在哪里发挥作用？把神经递质和情绪联系起来的问题在于，这种看法是过分简单化的，与现实不符。当你吃肉的时候，它会分解成蛋白质，蛋白质则会在你的肝脏中分解成氨基酸。其中一种氨基酸是酪氨酸，它从肝脏通过血液到达你的大脑，在那里，它会先被转化成左旋多巴，随后形成多巴胺。当我说酪氨酸会输送到你的大脑时，我指的是整个大脑，而不仅仅是大脑的某些区域。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一旦酪氨酸在神经元中转化为多巴胺，它将根据这些神经元在大脑中的位置来发挥不同的作用。因此，多巴胺不仅仅关乎专注或积极，它还对其他身体功能产生重要影响，如运动、记忆、学习、睡眠、认知等。这是第一个结论：当我们在谈论通过饮食或补充剂来提高多巴胺水平时，我们不能说多巴胺会增强某一特定功能，比如专注力或是积极性，因为酪氨酸会被输送到大脑的所有区域，在那里，它会同时影响其他功能。

事实上，我们根本不应该把焦点集中在多巴胺上。多巴胺与血清素一样，只是众多神经递质中的一种，这些神经递质都起着开启神经元之间交流的关键作用。诸如去甲肾上腺素和肾上腺素之类的化学物质也有着相似的作用方式：它们与突触后神经元的受体结合，然后电脉冲就能从一个神经元流向另一个神经元。众所周知，许多药物针对的是去甲肾上腺素或肾上腺素，而非多巴胺，但它们能产生类似的效果。

事实上，你在得到多巴胺的时候必然也会得到去甲肾上腺素和肾上腺素，因为多巴胺会通过酶转化为去甲肾上腺素，而去甲肾上腺素随即通过其他酶转化为肾上腺素，这一系列过程发生得非常快。因此，即使多巴胺确实与奖励和动机有关，这些情绪的积极效价也并非因它而生。

当媒体谈及“多巴胺”时，他们通常只是在谈论从中脑神经元向纹状体释放的多巴胺。纹状体是一条神经通路，参与预测和对预测的学习。

想象一下，下个月你的薪水里会有一笔额外奖金，这是一件你无从预测的事，所以这是一个预测误差，而且是一个非常正面的误差。当这样的事情发生时，大脑纹状体的一小部分神经元之间的突触会在短时间内释放出大量的多巴胺。此处多巴胺增加的作用是使神经元兴奋并发出预测误差的信号，这对于生存至关重要。这就是让多巴胺闻名的奖励机制。只不过，奖励机制并非关乎奖励，而是关于新奇。

想象一下相反的情况：下个月的发薪日，你的账户里没有一分钱进账。这也是一件意外之事，只不过它没有奖励，因此着实是一个非常负面的预测误差。然后，你猜怎么着？多巴胺大量释放，方式和前面的例子里完全一样。这不是奖励。当你得到好东西时，多巴胺神经元不会激活。当你得到意想不到的东西时，它们才会激活。而当你没有得到你期待的东西时，它们会生闷气。

人们对奖励既“喜爱”又“想要”，而这两个词似乎几乎是可以互换的。然而，调节“想要”某种特定奖励的心理过程的预测误差机制，与调节对该奖励的“喜爱”程度的大脑回路是可以分离的。换句话说，欲望和渴望是一回事，而你获得的实际的愉快或享受是另一回事。事实上，即使许多成瘾嗜好和习惯不再令人愉悦，或者至少不像刚开始时那么令人愉悦，人们仍然渴望它们。所以欲望、渴望，这是一种动机，是由我们迄今所描述的这个庞大旺盛的神经系统产生的，并由中脑边缘多巴胺调节。相比之下，我们从喜欢的事物中获得的真正的愉快或“喜爱”，是由其他更小、更脆弱的大脑回路调节的，而这些回路甚至不依赖于多巴胺。

所以，从现在开始，当你听到人们谈论多巴胺，不要让自己被愚弄，多巴胺并不关乎奖励。它与新奇和学习有关，与标记意外事件有关，它会标注这意外事件是正面还是负面，然后触发恰当的反应。

（节选自微信公众号“科普中国”《对多巴胺的普遍误解》）

路 标

茹志鹃

没有，没有，没有石子，没有草棍，没有树枝，更没有白粉，没有任何一点路标的痕迹。

没有人，没有一个人。灰蒙蒙的天，灰蒙蒙的地，在这灰蒙蒙的天地当中，只有自己，站在一条灰蒙蒙的路上。

伍原想喊一声，就这么“喂”地喊一声。这里没有人，只是喊给自己听，壮壮胆，解解怯，泄泄闷。他要证明这世界活着，自己活着。

但是，不能喊，不敢喊。他要窒息了。

行军路线是向北，他是向北走的。走了有三小时，也许四小时。走了四十里，也许是五十里。应该到铁路了，也许他正站在铁路的边边上了？

停住脚，沉住气。再看一看，再听一听，只要找到一点点与人有关的东西，一缕烟，一个脚印，一丝灯光……那么，一切就有希望。自己，自己背上的档案，那里有埋在淮河畔的小榕的入党报告。还有老邹，咯着血的老邹，只有自己知道他躺在什么地方。

没有，一切与人有关的迹象都没有。

无声无息的泪水，乘着无月无星的夜，毫无顾忌地涌了出来。

“可能走岔了路？”伍原在心里跟自己商量着。

“不，方向是对的。在接近敌区时，是不做路标的。”

“那么，现在已经接近敌区了？”

“肯定，快到铁路了。”

“那就快走！不能停留。”顿时，伍原感觉在这灰蒙蒙的后面，有什么东西活动了起来，无数隐蔽的眼睛，冰冷的枪口，潜伏的危机。但是，往哪里走呢？

棉衣已经湿得贴在了胸口，背上是越来越沉的档案。伍原狠狠地踩了一脚，听天由命地坐到地上，泪水便像决了的堤。

可是，慢！这是什么？好像冥冥中有神，不，鬼！鬼火？

远远的，贴在地上，就那么一小点，一小点黄黄的光，不飘忽，不闪烁。伍原不敢眨眼，屏息静气，站起身，啊！一站起，它便像钻入了地下。伍原赶紧趴下。在呢！荧荧的，黄黄的，小小的一点。在呢！在呢！伍原小心翼翼地，敏捷地，他不知哪里来的这份力气，竟像只猫似的向那一小点轻盈迅速地爬去。

这如豆的一小点光。

世界再不是死的，自己再不是孤独的，部队就在前面，档案当然安然无恙交给指导员，老邹当然也会马上接回来。这一点如豆的光，接着明天，包含着一切的明天，这小如绿豆似的光。

有人了！找到人了！我到底找到老乡啦！“老乡！”伍原迫不及待地叫了一声。这一声叫，却不防把自己的眼泪叫得掉了下来。“老乡！老乡！”他连连地又叫了两声。一半是为了需要，一半是为了自己想叫。可是窝棚里静静地，没有任何反应。伍原赶紧爬到跟前，从高粱缝隙里看到，里面确确实实有一个人，一个老乡。他背对着棚口，席地坐着，正就着一盏油灯，低了头，紧张而有力地做着什么。

“老乡！”伍原稍稍放大了声音，那人依然低了头，急急地朝一个口袋里搓着玉米穗。看来，是一个聋子。伍原只得爬进棚去，正伸手想拉他一把，突然之间这聋子像背后长着触角，敏捷地跳起，把灯吹灭，然后转身想跑。伍原哪里肯让他跑掉，两臂一伸，把聋子的腿抱住了。那个人也不作声，就在伸手不见五指的矮棚里，和伍原扭打起来。伍原不肯还手，一边抵挡着，一边死死抱住不放。明知他是个聋子，可还是大叫着：“老乡！老乡！”

“老乡”却毫不理会，只是“唔唔”地叫着，挣出手来进行袭击。

伍原绝望了，这个人不但是聋子，还是个哑巴。伍原只得利用背上的重量，把他牢牢地掀在地上，但不知怎么才能让他明白自己是共产党。伍原捉住哑巴的一只手，把它贴到自己的帽子上，想让他明白，这不是国民党的大盖帽、船形帽，这是八路军的帽子。可是哑巴并不理解，他死死捏紧拳头，硬勾着肘子，不肯就范，后来又忽然利用这个机会，迅速灵活地向伍原脸上猛击几下。

急，痛，头昏，眼前金星直冒，浑身大汗淋漓，不知如何才能摆脱这一窘境。伍原突然觉得疲惫至极，手脚发软，不住地冒汗。却不知怎么，流下了眼泪，好像刚才在路上没来得及流下的泪水，却一齐奔涌而出。伍原伏在哑巴身上，大哭了起来，为自己，为前面走不完的路，为小榕，为老邹，也为这个倒霉而顽强的哑巴。

忽然，伍原觉得有只手，轻轻地摸索着自己的头，自己的帽子，自己的脸颊。哑巴顿时“哇哇”地大叫起来，那一只手还拍着伍原的肩，一边挣扎着要起来。伍原松了手，但说不清为什么，人却仍伏在地上抽抽噎噎。

哑巴挣脱了出来，忙忙地摸了火镰打着，点上了灯，上上下下地打量着伍原。猛然，他似乎省悟了什么，双手直向棚外挥动，又急急地拿起灯，拉着伍原爬出窝棚。他一手擎着灯，一手直指东北方向，然后做了个正步走的姿势，一双眼睛急切地盯着伍原。伍原点头，然后敬礼，然后回身走去。

伍原走上大路，回头望望，那一星豆子似的灯光，不飘忽，不闪烁，像是镶嵌在夜空当中。

夜空下的世界，依然斗转星移。

1984年10月2日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