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下

铁凝

    自从儿子去北京念大学，一家人得全力以赴供应儿子每月的开销，老于连烟都戒了，哪儿还能挤出取暖的煤钱。又过了些时候，老同学项珠珠从省会调至老于的城市，做了这城市的副市长。自此，老于和家人常在电视屏幕上看见她。

    老于的老婆说，这个女市长和你不是同学么，能不能跟市长说说，给咱们找两间有暖气的房。老于说，怕不好开这个口。此时全家正吃晚饭，老于盯住女儿的双手，手肿着，青一块紫一块的。再看看孩子的耳朵，也冻了。女儿前不久刚参加全省高中组奥林匹克数学竞赛，拿了个第二，回家后她对老于说，她的目标是北大、清华，非这两个学校不考。明年女儿高中毕业，最关键的一年，老于拿什么来支持女儿的关键时刻？也许真应该去找老同学项珠珠市长。

    老于家中无电话，第二天他特意早些上班，趁同事们还没进教研室，他给项市长打了电话。电话里的项珠珠很热情，问老于是不是有什么事找她。这边老于连连说着没事没事真没什么事，声音挺大，就好像谁说有事谁就是诬陷了他似的。那边项副市长说有事也没关系只要她能帮忙。这边老于仍高声坚持说没事，只是想见面聊聊。

    这晚老于骑了五十分钟自行车，从城郊赶到项副市长家。在项副市长温暖的家中，项珠珠就穿了一件薄薄的开司米圆领衫。老于一下子意识不到这些，他甚至看不见客厅里都摆列了些什么。房间阔大，地板很亮，果盘里的水果鲜美，杯中的绿茶馨香……这些和老于无关，或者，越是置身此情此景，老于便越要使自己的谈话配得上这气氛和这气氛中的女市长。他于是就谈文学。

    他想起中学时的项珠珠是喜欢文学的，初次把陀思妥耶夫斯基介绍给她的正是他老于。果然，如今的项珠珠对文学仍然保持着并不虚假的爱好，她很轻易地就说出了一大串当代作家的名字和他们的小说，并和老于探讨这些作家的作品。老于谈着自己的见解，他发现项珠珠脸上是信服的神态，她的表情使老于很满意自己，当他满意自己的时候便也开始焦虑：房子呢？房子的请求他究竟什么时候才能开口呢。他滔滔不绝地讲着，却也发现自己越来越无法对付自己，心中的另一个老于在同他捣蛋。他的话题越是宽泛，他说出房子的可能就越是狭窄；他谈话的内容越是高雅，他的房子问题就越是俗不可耐；他越是想说出房子的事，就越是说不到房子上去。他不知道他这是怎么了，他在点点滴滴、一分一寸地折磨自己枪毙自己，他同情自己又痛恨着自己，可是他必须一直往前讲。

    时间已经十一点了，他的事还没说呢，可他已经没有理由再坐下去了。他站了起来，项珠珠也站了起来。以她的经验和洞察力，会猜出他是有求于她的，于是她又问老于真的没有别的事么？没有没有没有真的没有……老于边摆手边大步向门口走，叫人觉得你若再问反而是你对他的不礼貌了。项珠珠没有再问。出得门来，老于的脑子很乱。他解开棉袄领扣，让冷风吹一吹他那燥热的心。他推起自行车在便道上走了几步，站在一棵龙盘槐下。他是来求项珠珠解决两间带暖气的房子的，可他一晚上都说了些什么呀！

    他不能再将这请求原封带回家去。他应该说出来，他必得说出来，他鼓动着自己又朝龙盘槐靠近了一点儿，他把这棵树想成了项珠珠，他对着树说出了他那难以启齿的请求。他把满心的重负卸在了这棵树下，然后骑车离开了它。

    老于回到家时，已是夜半时分。他站在院子里没有立即进屋，因为他发觉自己又把另一个难以启齿的请求带回了家来：他准备请求老婆和女儿再也别让他去请求副市长了。

（节选自《铁凝作品集》）

静流

    弟弟迷恋音乐，不仅迷恋流行歌曲，也迷恋中国古典乐器。他常常在夜里吹奏笛子，声音清越，吹出月光、竹林、沙滩、仙鹤……升入高中以后，弟与另两个男孩一起组成了一个“红蜻蜓”歌唱组合。我喜欢那些在晚霞中飞舞的小精灵，弟也喜欢，我们都记得捉放蜻蜓是儿时最喜欢的游戏。红蜻蜓组合在春日夕阳中翻唱着一些小虎队的歌曲，唱得投入而动情，虽然只有我一个观众。弟说，他要考艺术院校。这当然没有成功，父亲认为那是不务正业，严厉禁止。弟在那年高考中落榜了。为了实现愿望，弟又转向别的途径，准备去当文艺兵，这最后也没实现。弟心灰意冷，对音乐的追求就此止步。他常常迷茫地望向远方——人世浩瀚，哪条才是他要走的路？

    对于父亲的横加干涉，弟是心怀怨怼的。他整日整日地不回家，在外面游荡，抽烟，喝酒，看录像，甚至赌博。父亲对于弟的不成器是彻底失望的，竟日摆着一副恨铁不成钢的表情，看也不看弟一眼。他们犹如宿敌，冷战，僵持，中间横亘着大片大片的沉默，黑夜般深不可测，没有光亮。

    那些坚硬的、暗含敌意的、荒原一般的沉默，是什么时候开始消融，最后随风化为流水的，我不得而知。

    我那时已在江南。弟有时写信，有时打电话，内容里渐渐多了关于父亲的信息。初涉尘世的弟弟被浮世的炎风吹刮后，终于体会到了现实闾巷烟火的不易。弟方知道，父亲对于他的要求，并非仅仅是为了自己的脸面，那要求，也是生活本身对他的要求。

    相应的，在经历过我的一些波折后，父亲对弟也渐渐释然。父亲终于明白，子女的人生是无法由他来设计的，我们都不过是千万人中最普通的那一个。

    柔软悄悄而来，来自两个血脉相连的男人，如静海深流。

    在四处求人碰壁后，父亲拿出积蓄，为弟买了出租车。弟把自己安顿在皖北那个小城，结婚，生子，开始了平淡的人生。

    尘埃随之落定。

    一年的秋日，我自江南回去探亲，家人聚在一张饭桌上，吃着饭菜，说着闲话，屋外，秋阳融融。饭后，父亲递一支烟给弟弟。弟弟点火，两人抽一口，吐出，对望，烟圈上旋，被风吹着，袅袅散去。一切都在不言中，生活似乎在和解与体恤中，平静地向前流去，父亲展望着他含饴弄孙的晚景。

    如果，生活仅仅如此按部就班地向前走去，父亲与弟弟都不会看到他们各自的另一面。

    波澜总在不经意间降临人间。

    弟的孩子，我的侄儿，在出生一年后，被诊断为孤独症患者。不能接受现实的是我父亲。他，在一夜间，叶落萧萧，只剩下虬枝无言地指向天空。弟头一次发现了父亲的软弱，那貌似强大的外表下，也有不堪一击的所在。他一边安慰父亲，鼓励妻子；一边筹款，四处求医。竭尽人事，要为侄儿打开那扇自闭的门。弟开始不停地讲话，虽然他讲得口干舌燥，侄儿一点反应也没有。弟说，他不会放弃。父亲第一次知道了弟是执著的，像蒲草，看似柔弱，实则有坚韧自持的力量。

    在弟的从容面前，父亲到底接受了现实，他什么也没说，拍拍弟弟的肩膀，把退休工资卡交给了弟弟。弟不要，父亲露出怒目的本色，喝令他收下。然后挺直脊背，走出大门。

    此后，父亲就是那个随传随到的人，只要弟需要，他总在那里，并一直守在那里。

    弟临走时，悄悄叮嘱我：爸老了，有时犯糊涂，在你这里，你精心点。我说，你放心吧。

    弟走后，父亲说，看看，你弟变能干了。我说，是，弟一直都很能干。父亲对弟的赞许是在他走后才说出来的。

(改编自李丽娟的作品)

孤儿

刘斌立

    秦浩又查看了一下打包的行李，确定无误了才去厨房。

    他妻子4点就起来煮了红薯粥，他看了看那半锅粥，舀了一碗，又倒进锅里一小半。妻子并没有注意到，但仍旧习惯性地提醒他“早饭要吃饱”。

    秦浩进屋子只看了一眼孩子，没敢亲她。小家伙睡得浅，弄醒了，知道爸爸要走，必然哭天喊地。一个大背包上了肩，手里还有一个灰突突的大尼龙面料的行李包，秦浩看着妻子，没有再说话，只是下巴抬了抬。妻子知道其中的含义“我走了，家里靠你了!”

    这是秦浩每年里都要经历的分离，可能大家都已经习惯了。走下楼，秦浩就看见路灯底下已经有两个同伴在那儿抽烟等他了。他们手里也都有一个大大的尼龙面料的行李包，在路灯下，包上“锡山矿务局”的印字特别显眼。

    那几个字也印入了秦浩的眼睛，他手里也有一个。“锡山矿务局”那几个字在他心里狠狠地戳了一下。

    曾经锡山矿务局是这个城市最好的单位，不管工资、福利，甚至秦浩背后的那片家属楼，都曾经是这个城市最让人羡慕的。他们手里这个大行李包，就是某年单位组织外出考察学习时，每个员工发的福利。而如今，秦浩还得用这个包，装起自己的衣衫琐碎，出去打工。

    三个人相互看了看，点了点头，一起朝矿区大门而去。黑黢黢的矿区内，似乎空无一人。路灯已没几盏好的。三个人抽着烟，倒是烟头一亮一亮的，显出了几分活力。大门口的铁门虚关着，他们发现那儿还站着一个人。

    “广路，你怎么又来了?”秦浩先发问。

    卫广路把烟头掐了，狠狠用脚踩着。边碾脚边说：“我把娃娃交给我妹妹了，这儿不可能找到工作，我必须出去打工。”

    “你走了，你娃儿不是成孤儿了，要不得哦。”另一个声音说。

    秦浩赶紧用手止住那人，但是昏暗的灯光中，已看见广路眼神瞬间黯然了。

    “算了算了，走，挣到钱再打算。”一只胳膊拉起广路。

    秦浩看了一眼大伙儿，边走边说：“也好，又是我们四个一起，互相有个照顾。”

    卫广路和秦浩他们一起在外面打工两年了，可是在家的妻子一直到肝部疼痛到无法忍受才去医院，确诊是肝癌晚期，广路赶回家不到三天，妻子就去世了。这个矿区里，很多职工都死于这个疾病。大家其实都知道，有些工种因为当年缺少劳动保护，身体受到了很大的侵害。本来有一年大家还准备上访争取一些基本权利，但是就在那年，矿区停产了，接着被宣布为资源枯竭。

    秦浩他们坐上了早班长途车，他们接下来的两天都会在路上。长途车要走4个小时，把他们带到省城，他们要换火车北上17个小时，到达北方的一个省会城市。

    秦浩是第一批走出去的锡山矿务局的工人。他当年是负责矿区锅炉班的班长，锅炉班负责整个矿区的热水供应，三班倒24小时从不停歇。当年矿场停业，秦浩整整一年都无法在这个城市找到工作。矿场倒了，几万员工和十几万的家属顿时都没有了生计。而这个大山里的小城市，哪里能够，承载得了这个负担呢？

    秦浩北上之路，经历了三个城市，最终找到了现在的工作，为一个小区的供暖站负责整个冬季烧锅炉。他站稳脚跟后，陆续把自己锅炉班的一帮弟兄都介绍了过来。工作从每年的深秋圈煤开始干起，到次年春天的3月停止。每个冬天，秦浩能挣到一份相当辛苦但至少能让家人温饱一年的收入。而家乡那个城市对他来说，就是个永远想念，但没有希望的地方。

    长途车上，司机开了收音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早闻新闻已经开始播音了。

    第一个让秦浩他们打开话匣子的话题是，播音员说为了响应中央关于节能的号召，今年北方城市普遍延后了开始供暖的时间，同时供暖的温度会下降。节能意味着烧炉工工作量减小，虽然只是延后三天，但是秦浩他们似乎已经感觉到今年能拿到手的收入一定会减少了。

    大家开始七嘴八舌，但意思都是一样的，就是明年春天烧锅炉的工作一结束，必须得留在当地再找找工作，争取多挣点钱再回家。

    秦浩没有参与讨论，因为他又听到另外一则新闻。播音员正在念着一串城市的名字，那是国家公布的第二批“资源枯竭性城市”名单。秦浩听到了熟悉的那个名字。

    长途车已经盘山走了一段，秦浩回过身去，从车窗回望着已经在大山深处的城市。清晨，那些星罗棋布的灯火，只是那个城市里还没有断息的活力。只是离世界越远，就越像一个孤儿，即将被永远地遗忘在大山里了。（有删改）

教授

【美】兰斯顿·休斯

    七点整，一辆大型轿车在布克蒂华盛顿旅馆前面停了下来，一个穿制服的白人司机从车里走了出来，向大门走去，打算向服务台询问有没有一位名叫布朗的黑人教授住在这里。其实这位教授正坐在门厅里。

    司机一进来，教授就迎了过去。“是钱得勒先生的汽车吗？”他带点踌躇地问道。

    “对，先生，”白人司机对这位穿戴整齐、身材矮小的黑人说，“您是布朗博士吗？”

    “我就是。”教授微笑着稍稍欠身说。司机给布朗博士打开了临街的大门，他们上了车。汽车驶过一条长长的黑人街。坐在轿车里的教授对于黑人区的大街总是呈现同样的低劣的、讨厌的景象感到很遗憾。教授移开了目光不再去看这种又贫穷又邋遢的典型黑人大街的令人不愉快的情景。

    钱得勒一家在中西部和南方都很有势力，是美国巨富之一。现在这位钱得勒先生和他的夫人，就要邀请布郎教授到他们的住宅来吃晚饭。

    教授坐在这辆又宽大又暖和的轿车里，在美丽的林荫大道上迅速地前进，黑人贫民区已经远远地落在他们后面了。

    教授叹了口气，望着汽车外边宽广的草地和好看的住宅，这些住宅里面住的都是白人。过了一会儿，汽车转进一条郊区道路，只见一些吊着常春藤的围墙，修得很整齐的灌木，还有黄杨木等，这些都表明这里不仅仅有住宅，还有庞大的庄园。不久，汽车穿过充满了喷泉和树木的园林，开到了一座像旅馆一样大的私人住宅前。一盏挂在高大门廊上的巨大吊灯，散发出柔和的光线，直照在轿车镀有铬合金的黑色车身上。白人司机跳下车来，恭恭敬敬地为黑人教授把车门打开。男管家领着教授走进一间大客厅。

    这时钱得勒先生和他的夫人走上前来，一一同教授握了手。他们又介绍了另一位将和他们一起进晚餐的客人布尔威克博士。

    “很高兴认识您，”布尔威克博士说，“我跟您一样，也是社会学家。”

    男管家送来一大银壶雪利酒。他们都坐下来，开始有礼貌地谈了起来，布尔威克博士开始问起布朗教授的那本书——《偏见的社会学》，问他认为黑人问题是否能有解决的一天。

    布朗博士亲切地说：“我们是在前进。”这句话是他经常说的，虽然他老是感到自己是在说谎。

    布尔威克博士说：“没有一所为黑人办的大学——虽然这儿的人口有将近百分之四十是黑人。我们又不能把他们当作本校学生收下。这个在目前是不可能的，太不幸了。”

    “确实，确实。”钱得勒先生说，“但是，等你们黑人有了发展——我们希望他们将来有所发展，我们委员会计划帮助他们发展——那时候他们的系将由像您这样的人来主持。”

    “您说得很对。”布朗博士圆滑地答应着，他想到他们会捐赠一个社会学的讲座，他自己将成为讲座的第一任教授，也许每年可以收入一万元。但是他的脑子里忘不了刚才坐车经过的黑人区大街，满街的肮脏、悲惨景象，还有那热水总是冰冷的只住黑人的旅馆，那个他讲课的黑人教堂，以及其他所有隔离黑人、歧视黑人的待遇——从来就没有对黑人有过平等的待遇！

    “饭已经好了’。”男管家说。

    他们站起来，走进餐厅，边喝汤边轻松地交谈。

    “您的《偏见的社会学》，”布尔威克博士说，“在结束处有一段话是我非常赞成的。”

    布朗博士不住地点着他的黑脑袋，心里想的却是有了一年一万元的收入，夏天他可以把他的一家带到南美洲去，在那儿他们就可以有三个月的时间不当黑人。

    钱得勒说：“现在我们再谈谈您的学院——大学吧，我相信您称它为大学。要使它成为第一流的大学，您需要的是？”

    “我们需要”布朗博士说起来了。眼前来了黄金机会，这工作可能变成一年一万元的职位，他本人可以有足够的钱，至少能带领他的一家到南美洲去旅行，在那里他们就可以不当黑人了。“我们需要，钱得勒先生”

    布朗博士的小学院所需要的东西在钱得勒夫妇的眼里都算不上一回事。布朗博士这种明智的、稳健的提出要求的方式使钱得勒夫妇的慈善心肠大为高兴。在适当的时候布朗博士起身要走了。汽车叫来了，他与布尔威克博士和钱得勒夫妇一一握手。这些白人对布朗博士感到满意，于是他们就鞠躬送别。（有删改）

两个人的历史

余华

    一九三〇年八月，一个名叫谭博的男孩和一个名叫兰花的女孩，共同坐在阳光无法照耀的台阶上。作为少爷的谭博和作为女佣女儿的兰花，时常这样坐在一起悄悄谈论着他们的梦。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七岁的谭博已经不再和十六岁的兰花坐在门前的石阶上。那时候谭博身躯里青春荡漾，他有时会突然拦住兰花，眉飞色舞地向她宣讲一些进步的道理。那时候兰花总是低头不语。在这年十一月的最后一天里，兰花与往常一样用抹布擦洗着那些朱红色的家具。谭博坐在窗前阅读泰戈尔有关飞鸟的诗句。兰花擦着家具时尽力消灭声响，她偶尔朝谭博望去的眼神有些抖动。她希望现存的宁静不会遭受破坏。然而阅读总会带来疲倦。当谭博合上书，他必然要说话了。最近，他常常梦见自己坐上了一艘海轮，这种渴望出门的欲望在清醒时也异常强烈。“我想去延安。”他告诉她。她迷茫地望着他，显而易见，延安二字带给她的只能是一片空白。他并不打算让她更多地明白一些什么，他现在需要知道的是她近来梦中的情景。她重现了一九三〇的害臊。然后她告诉他近来她也有类似的梦。不同的是她没有置身海轮中，而是坐在了由四人抬起的轿子里，她脚上穿着颜色漂亮的布鞋。轿子在城内各条街道上走过。他听完微微一笑，说：“你的梦和我的梦不一样。”

    一九五〇年四月，作为解放军某文工团团长的谭博，回到了他的一别就是十年的家中。此刻全国已经解放，那时候兰花依然居住在他的家中，只是不再是他母亲的女佣，开始独立地享受起自己的生活。谭博英姿勃发走入家中的情景，给兰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时兰花已经儿女成堆了，她已经丧失了昔日的苗条，粗壮的腰扭动时抹杀了她曾经有过的美丽。

    在此之前，兰花曾梦见谭博回家的情景，居然和现实中的谭博回来一模一样。因此在某一日中午，当兰花的丈夫出门之后，兰花告诉了谭博她梦中的情景。“你就是这样回来的。”兰花说。谭博听后也回想起了他在回家路上的某一梦，梦中有兰花出现，但兰花依然是少女时期的形象。

    “我也梦见过你。”谭博说。他看到此刻变得十分粗壮的兰花，不愿费舌去叙说她昔日的美丽。有关兰花的梦，在谭博那里将永远地销声匿迹。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垂头丧气的谭博以反革命分子的身份回到家中。母亲已经去世，他是来料理后事的。此刻兰花的儿女基本上已经长大成人。谭博身穿破烂的黑棉袄在兰花身旁经过时，略略站住了一会儿，向兰花胆战心惊地笑了笑。兰花看到他后轻轻“哦”了一声。于是他才放心地朝自己屋内走去。过了一会儿，兰花敲响了他的屋门，然后问他：“有什么需要我？”谭博不知该说些什么。母亲去世的消息是兰花设法通知他的。这一次，两人无梦可谈。

    一九八五年十月。已经离休回家的谭博，终日坐在院内晒着太阳。还是秋天的时候，他就怕冷了。兰花已是白发苍苍的老人了，可她依然十分健壮。她将一盆衣服搬到水泥板上，开始洗刷衣服。谭博眯缝着眼睛，看着她的手臂如何有力地摆动。在一片“唰唰”声里，他忧心忡忡地告诉兰花：他近来时常梦见自己走在桥上时，桥突然塌了。走在房屋旁时，上面的瓦片奔他脑袋飞来。兰花听了没有作声，依然洗着衣服。谭博问：“你有这样的梦吗？”“我没有。”兰花摇摇头。

（有删改）

捍卫家园的公鸡风波

[英]彼得·梅尔

    卢贝隆的春天有不同的声息。猎人离去之后，潜伏了一冬的鸟儿便从藏身的林中出来，它们的歌声取代了枪声。我沿山径走向马索家时，唯一刺耳的是一阵猛烈的敲打声。我暗想，会不会是马索眼看观光季节将临，决定竖起“吉屋出售”的牌子呢？

    我在他家附近的山径上看见他。他在林间空地的边缘打下一根一公尺半高的木桩，木桩顶端钉了一块破破烂烂的锡片，上面用白色油漆胡乱地涂抹着：“私人土地！”马索正端详他的新作，山道上躺着另外三根木桩和告示，还有一堆圆石。他朝我道了一声早安，拾起一根木桩，往地下猛捶，仿佛那可怜的木桩刚犯了什么不孝之罪，以这样的方式进行无情地处罚。

    我问他在做什么。

    “赶走德国人。”他说了，动手搬运圆石，在木桩之间排成围篱。

    他进行封锁的这块土地，并不在他家附近，而是位于山径的另一边，不可能属于他。我便说，我以为这地属于国家公园范围。

    “是没错，”他说，“可我是法国人，所以它属于我，不属于德国人。”他又搬了一块圆石。“每年夏天他们都跑来，搭起帐篷，弄得树林里全是垃圾。”

    他站起身，点燃一支烟，顺手就把空烟盒丢进树丛里去。我问他难道没想到德国人也许会买下他的房子？

    “带了帐篷来的德国人，除了白面包以外什么也不会买。”他嗤之以鼻地说：“不信你看看他们开来的车——装满德国香肠、德国啤酒、德国泡菜。他们全都带来啦。知道了吧？他们真是吝啬鬼！”

    马索扮演起田园卫士兼旅游业专家的角色，继续说明普罗旺斯农人的困境。他承认观光客，包括德国观光客，给地方上带来财富，有些外人在这里购置房产，也为本地工人提供了工作机会。

    可是看看他们把本地房地产价格哄抬到什么地步！简直骇人听闻。农民根本买不起。我们避免谈马索自己想在房地产上头大赚一笔的事，只听着他叹息这一切太不公平。

    叹息过后，他又开心笑起来，告诉我一个买房子的故事，故事的结尾很让他感到满意。

    有一个农夫，关注邻居的房产好多年了；不是因为那房子好，房子差不多只是个废墟了，而是因为连着房子的一大片地。农夫出价要买，邻居却趁着房价上涨的机会，卖给了出价较高的一个巴黎人。

    那年冬天，巴黎人花了几百万法郎整修房子，还修造了游泳池。竣工之后，巴黎人和他的朋友们潇潇洒洒地南下，来度五月的第一个周末。他们都很喜欢这房子，也喜欢隔壁住的那个古板老农夫，觉得他晚上八点就上床睡觉的习惯真有趣。可是第二天清晨四点，农夫家血气方刚的大公鸡便开始高声啼鸣，直叫了两个小时。巴黎人向农夫抱怨，农夫耸耸肩。这里是乡下，公鸡是要叫的，这没办法。

    接连几天，公鸡照样清早四点起身报晓。终于有人受不了了，客人提早回了巴黎，去补足睡眠。巴黎人再次向农夫抱怨，农夫再耸耸肩，两人很不愉快地分手。

    到了八月，巴黎人又带了一大群客人来。公鸡每天准四点叫他们起床。下午想睡个觉吧，农夫又在他屋里做什么活儿，又是钻子又是水泥搅拌器的，吵得没法睡。巴黎人强烈要求农夫箝紧公鸡的喉咙，农夫拒绝。吵过几次架之后，巴黎人把农夫告上了法庭，请求法院强制命令公鸡闭嘴。但是法院判决农夫胜诉，公鸡有权在清早歌唱般长鸣。

    别墅度假从此成为这位巴黎人难以忍受的苦差事。他终于决定忍痛出售。农夫透过朋友，买下了大部分的土地。

    成交之后的星期天，农夫和朋友以一顿丰盛的午餐大肆庆祝，席间的主菜就是那只大公鸡，——做成了美味的醉鸡。马索认为这故事很棒——巴黎人大败，农夫获胜，得到更多土地，还吃了一顿好饭。我问这可是真人实事，他避开我的眼光，把山羊胡子的末稍放进嘴里去吸吮。“总之别招惹农夫。”他只说了这么一句。我想，如果我是爱露营的德国人，今年夏天我就改上西班牙去。

（尹萍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