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教育家缺什么

    最有价值的知识，到底是什么？一位学者，谈了他的观点：“1884年，英国哲学家、教育家斯宾塞写过一篇标题为《什么样的知识最有价值》的文章，他认为‘最有价值的知识是科学’，其余的知识，如宗教的、习俗的、文学的都在其次。因为科学可以为人类解决遇到的所有难题。他忘了更重要的一点：光有科学的知识和技能是远远不行的，在科学之上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是伦理观、价值观。”

    我觉得，他这番话很有道理。伦理观、价值观回答事物的价值问题，科学却只回答事物是什么的问题，由此看来，伦理观、价值观，比科学要重要得多。我发现，许多研究教育的人，如斯宾塞，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有深刻缺陷，他们不相信神明，不关注灵魂，不重视人性，不敬畏良知，不理解美德、审美、情感这些精神事物的价值。由于世界观人生观存在深刻缺陷，其思维的方式，必然是机械的，其判断是非的标准，必然是肤浅的，其得出的结论，不能不离题万里。他们所拟定的教育方面文章、著作，不但对教师的教育教学工作没有帮助，反而把教师的教育教学工作引入歧途。

    在互联网上，一位博友说：“我看见过几次魏先生讲到GDP的世界排位那种幸福。”这位魏先生，在中国，算是一位十分有名的教育家。像这个时代的许多政客一样，这位姓魏的教育家，心中也是只有物质财富的价值，十分看重经济建设方面的成就，如GDP的增长、物质财富的增加，我们社会在其它方面存在的深刻问题，是他所没有看到，或者是他所不愿正视的：如山清水秀的生态环境被破坏得满目疮痍，两极分化严重、基尼系数大大超过国际警戒线，贪污腐败泛滥成灾，道德风气下滑、人们变得鲜廉寡耻、缺乏爱心。养尊处优的位置，使他对这个社会中下层民众生活的艰苦，缺乏感受。而长期的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教育，则使他的内心变得贫乏，使他的见地变得鼠目寸光，不懂得人之为人的标志在于人有一颗仁慈的灵魂，不懂得国家之为国家在于对公平正义的敬畏，不懂得精神星空的绚丽远比物质财富的增长更为宝贵。

    教育之为教育，很重要的一点，在于它有一个使命，在于它始终张扬精神的价值，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把精神的价值置于物质的价值之上，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把对美德的热爱、对正义的向往置于对物质财富的追求之上。在那位姓魏的教育家那里，我们看到的，却是与此完全相反的情况。这样的教育家，与其说会使我们的教育变得更加健康，会使我们社会的前景变得更加美好，不如说会使我们的教育变得更加糟糕，会使我们社会的前景变得更加渺茫。

    在互联网，我看到，有人提出这样的命题：属灵的经济学。我觉得，他从属灵的角度、宗教的角度，来思考经济学，思路很好。同样，我们需要从属灵的角度、宗教的角度，来思考教育学。中国的教育家，对宗教文化了解得很少。必须补上宗教文化的这一课！

（节选自全民阅读网文化时评2015/4/3．有删改）

    与历史上的任何一次和平都不相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秩序安排是以一种高度分裂的形态呈现在世人面前的。战胜国从未像130年前的维也纳体系一样，建立起一套涵盖所有国家的总体性和平安排；战败国在与曾经的敌人缔结和约时，也分成了多个阶段，遵循不同的条款。美苏两国及其盟友之间形成了大相径庭的制度安排，并以“铁幕”为边界区隔开来。短短两年之后，“冷战”的幽灵开始在欧洲上空徘徊，新的冲突似乎已经迫在眉睫。

    然而正是这种复杂的、严重分裂的格局，最终被证明具有极强的约束力和空前的稳定性。通过建立囊括贸易、金融、货币以及政治、安全等一系列领域的多边和双边制度，美国成功地扮演起世界范围内的“自由领导者”角色；西欧各国则通过“邀请”美国建立霸权，并迫使后者承担制度运行的大部分成本，在领导者和利益关联方之间建立起了一种双向约束。而苏联以地理政治为出发点建立的经互会模式，同样有助于工业化在若干地区的扩散。

    在以多元化的国际制度与苏联展开竞争，并通过“遏制政策”直接对莫斯科施加安全和经济压力的过程中，美国逐步建立起了作为今日全球化基础的开放政治﹣﹣经济体系和协调框架。如同19世纪的“英国治下的和平”建立在不列颠海外殖民帝国的基础之上，“冷战”结束之际形成的“美国治下的和平”正是通过制度化的权势分享体系为华盛顿积累起了足够的物质和威望基础。甚至连美国本身也无法摆脱这一体系﹣﹣进入21世纪以来，令华盛顿连遭挫折的单边主义政策正是企图放弃对国际制度的依赖、完全靠无与伦比的物质优势实施直接控制。它的失败再度证明：任何一种对权势的过度迷信都将导致无休止的义务扩张和不堪重负。

    在“二战”爆发之前20年，也曾有两派政治家试图在战争的废墟之上建设一个理想的新世界：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迷恋往昔的历史，认定原样移植19世纪的均势体制和惩罚性和约便足以返回黄金时代；另一部分人则陶醉于对大众舆论和“民主革命论”的迷信，以至于不愿提供足够的经济资源去促成实际的变革。“二十年休战”的悲剧终结了这两种幻想，在权势政治和核战争的阴影笼罩下，最终形成了一套不那么完美但更具合法性和互惠色彩的世界秩序，其遗产也令大半个世界受益至今。

    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我们回顾历史，并将研究的方向投向这场史无前例的战争如何改变人类历史，尤其是如何诞生全球化时代的制度安排与游戏规则。其意旨，自是寻找重大事件如何影响历史走向以及如何形塑现实格局，这当然是一个由知其然往知其所以然递进的过程。当我们去探寻历史逻辑的同时，如果以史鉴今，就有从历史中寻找未来发展的脉络与资源的可能。

（《三联生活周刊》2015年第36期，有改动）

    互联网作为一个强有力的大众媒介，地域的局限早已被网络技术所突破。网络音乐通过链接，在线试听等技术，可以为大多数听众提供音乐资源，网上搜索引擎不音乐网站的推荐，能给听众更多的逅择，展现网络音乐传播的优赹性。

    一首歌能够家喻户晓，在传统传播途径上，基本上可以依靠电视的排行榜、公兯场所和音像庖音乐的播放、音乐爱好者的相互推荐等，而目前网络音乐传播仍各大交友网站，游戏和音乐网站，到各个聊天音乐软件，QQ等朊友圈的分享，极大地扩大了大众传播的速度，让歌曲流传更广泛。而网络上歌曲通过转载量、下载量、浏览点击量，成为一条成为新明星诞生的桥梁。另外徆多试唱软件，网上K歌软件，近年来也非常流行，催生了许多网络“神曲”的诞生。

    音乐网络传播的强大开放性和自由性使接受者更加主动地逅择对音乐的接受。音乐的接受者已经不需要太多的与业能力培养就能接收到音乐的信息，音乐已经不再属亍少数与业人士欣赏的艺术，而是更广泛群体的爱好逅择。

    大众还可以通过网络上传戒者分享自己喜爱的音乐，音乐爱好者甚至可以自己制作音乐幵迚行传播，创作不传播音乐再也没有了以往的与业门槛。网络媒介创造了传播音乐信息的平等机会，原本那些立足亍音乐圈边缘的人们有了表达音乐情感的舞台，同那些与业的音乐创作者和名人一样，提供了他们音乐作品创作空间。仍某种意丿上说，网络音乐人的受众更广泛有可能比那些名人更加“出名”。由此可见，网络歌曲在市场中扮演着赹来赹重要的觊色，在传播过程中起着关它媒体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仍网络音乐共起的第一天起，伴随网络歌曲“成长”的版权问题就一直没有得到徆好地觋决。収展到今天，网络歌曲不得不去正视版权的问题了。目前版权问题无法得到保障，对于音乐创作者兴有一定消极影响。

    目前网络音乐制作人素质参差不齐，盗版猖獗，侵害了音乐人的利益，正版作品没有充裕的质检及宣传时间，盗版却已经开始流行，低俗和媚俗的音乐作品，为了大肆炒作，给网络传播蒙上了灰色天空。因此，影响了音乐作品的质量及传播。不传统音乐传播不同，没有一个严格的把兰控制，会把一些内容不健康、制作粗糙的音乐信息传递给听众，不能对音乐审美产生好的影响，缺少了良性的引导。

    网络上音乐传播过程中往往会受到广告和病毒的影响，有些网站为了商业利益做一些广告投入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往往有些不法分子利用音乐爱好者广泛的网络听众，在下载歌曲的时候，隐藏的病毒也跟随下来，可能会给听众造成较大影响。

    网络音乐传播収展日益迅猛，关重要性和优赹性不言而喻，但是关也暴露了自由、无序、无法控制等弊端，倘若不加管理，可能情形会愈収不可收拾，所以有必要加强法制的建设，加强音乐网站的疏导，让每个公民都成为自身素质健康的监督者，才能使网络音乐传播向良性方向发展。

（《当前网络音乐传播的现状分析》删改）

    在人类文学艺术的宝库里，喜剧艺术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俄国思想家巴赫金就说过：“一切真正伟大的东西，都应包含有笑的因素。”

    当前，喜剧文化日益成为中国审美文化的重要形态。电视娱乐化浪潮此起彼伏；喜剧电影日趋繁荣；在戏剧演出市场，喜剧颇受观众青睐。各种形式、各种风格的喜剧艺术奏响了这个时代的喜剧大合唱。

    不过，当下的喜剧发展也是问题丛生。各种搞笑、逗乐、嬉闹，都被视为喜剧，将喜剧等同于娱乐，喜剧成了一个容纳所有娱乐形式的大箩筐，搞笑的东西都往里装。当今时代，喜剧的处境非常尴尬，有些所谓“喜剧”，实际是闹剧而已，甚至为了逗乐而陷入低俗娱乐。喜剧被扭曲、被矮化，喜剧因戴上了名缰利锁而失魂。何谓喜剧之魂？乐观自信、理性超脱、自由狂欢的喜剧精神乃是喜剧之魂。

    伟大的喜剧艺术作品一定是喜剧精神高扬的作品。以戏剧为例，中外戏剧史上，真正优秀的戏剧作品，要么悲剧精神强烈，要么喜剧精神鲜明。而优秀的正剧也并非悲喜调和、不悲不喜，而是悲喜交融、有喜有悲。而当代不少所谓的“喜剧”作品，则多是不喜不悲、平淡寡味的平庸之作。

    数年前，哲学家俞吾金曾断言，一个“以喜剧美学为主导性审美原则的时代已经悄然来临”。当今时代，人们需要通过喜剧的笑声来稀释沉重、抵抗孤独、化解焦虑。喜剧是嘲讽愚陋、抨击邪恶、褒美贬丑、祛邪扶正的艺术。喜剧就是vx理性的精神、敏锐的眼光、智慧的头脑、批判的视角审视纷繁复杂的现实人生，让人对自己的存在及其周围的环境保持清醒的认识，能够以“轻松、幽默和爽朗”的乐观态度面对生活的种种考验。

    一部喜剧艺术史证明，那些贴近现实人生、针砭时弊、鞭挞邪恶、追求真理、充分高扬起喜剧精神的作品，才是老百姓乐于接受的。可是，多年来，已经很难看到这种精·心构思、发人深思的喜剧作品了。有追隶轻松效果、浅薄庸俗的滑稽楚剧，却缺少从心灵深处汲取的智慧；有对历史的随意篡改和戏说，却失去了对是非善恶的判断力和追求正义与真理的勇气。有“巨无霸”式的大制作，却没有灵魂的大震撼。

    当代的喜剧精神内涵容易被“一种肤浅的现世观念和欲望的快乐原则所取代”。如果将喜剧等同于平庸浅薄的逗乐、搞笑，那将是喜剧的矮化和异化，是喜剧的悲剧。真正的喜剧是理性和智慧的产物。伟大的喜剧作家，不仅才华横溢，而且胆识超群，他正视现实、敢说真话、乐观自信。当代民众所热爱的喜剧正是那种贴近民间、直面现实、嘲讽邪恶与丑陋、维护真理与正义的喜剧。只有这样的喜剧才会是出自智慧的心灵，并能产生犀利的嘲笑和沉思的微笑。

（摘编自2017年10月6日《光明日报》，有删改）

    边关是自然与人文因素紧密结合的景观形态，传递着历史文化内涵。边关出现在唐诗中，皆因丝绸之路的通达，开放的国家社会格局，文人墨客对漫游边塞、从军入幕的崇尚以及包括过所制度在内的国家制度限制等。相比地理位置和气候环境，边关的文化意义更为抽象，象征性更强，所承载的感情也更为复杂。诗人多以社会现实为吟诵主旨，以点带面、由小及大、以虚带实，将边关的特征表现得淋漓尽致。

    首先是战场形势。从军事意义上讲，边关地理位置重要。从唐诗中看，边关的“战火”已经烧入了诗歌意境，不管那些知名关隘是否正在发生着战事，诗歌中的征战杀伐都未曾真正停歇，皆承载着将士建功立业的豪情、大无畏的精神和犯我者虽远必诛的决心。例如，唐彦谦《咏马》中“百战沙场汗流血，梦魂犹在玉门关”，借玉门关指边陲前线征战之地；李白《从军行》中“愿斩单于首，长驱静铁关”，体现出关防将士守卫家园、驱敌出境的豪迈气魄。

    其次是戍边之所，“关”是军防象征，也是征人和亲属对戍边之地的情感依托。诗歌里有恢宏阔大的战场形势，也有单一渺小的个体自我。边关虽然承载文人将士们建功立业的梦想，但毕竟是遥远的苦寒之地，长期在塞外驻守或是从军入幕不得志之人面对战争的惨烈、环境的荒凉、人情的冷漠生疏，都不可避免地产生思念怨忿之情。而人们的情感是相通相应的，在亲朋远赴塞外前免不了“爷娘妻子走相送”，塞外兵士思念故人的情感也不会停歇。因此边关戍守之地，成了思归与念归的交汇。

    再次是阳关寄情。在涉及边关名称的唐诗中，有一类“阳关诗”较为特别，这源于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里的“阳关”指的是友人西行的必经关卡，有着明显的关外无故人的地理属性和分界含义。因为诗中有“渭城”“阳关”等地名，其曲名便为《阳关三叠》或《渭城曲》，唐代许多诗人都曾提到。在他们的那些诗句中，“阳关”多已失去起自然环境、地理位置特点，而以人文伴随意义，仅指代曲调货词中涉及的劝酒、伤离别等某些特定含义。

    最后是家国分界。丝绸之路上的边关地理环境和其后天见与中原地区差距较大，作为戌边之所的代表和军事战略要地成为内地与西域的分野、不同文化的分野、生死安危的分野、家国与异乡的分野，是物质与人文界限的共有载体。时任西域都护的班超年老思乡，向汉和帝上疏：“夫周齐同在中土千里之间，况于远外绝城，小臣能无依风首丘之思哉？……然恐后世或名臣为没西域。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由此可见，玉门关被汉人看作家国的分界，带有深重的情感烙印。

    唐诗中的“边关”含义不再单一，表面。在人们的心目中，除了对距离、气候等自然地理条件的认知与定位之外，“边关”早已超越了军事防御或是征税、监管缉私的原有含义，被赋予了深刻的人文精神和家园情怀。

（摘编自邢宇晨《唐诗中的边关意象》）

    精彩的中国故事，往往都会经历由浅入深的接受过程，我们需要打造更多能承载中国文化气度、负载中国价值观的优秀内容载体。近日，翻看何中坚先生所译的唐诗集《一日看尽长安花：英译唐诗之美》，虽是外文，但仍然感受到了优雅音韵、浑融意境。前段时间阅读翻译家许渊冲的作品，已领略到中国诗词通过另一种语言展现时的神与韵。两位翻译家的努力让人看到，诗词等门槛较高的中国文化，同样能够让启迪、感动和美，抵达国外读者的心灵。

    其实，中国诗词在国外的接受度，可能远远超过很多人的想象。在美版“知乎”Quora上，有不少人发帖讨论自己喜欢的中国诗词。从《诗经》《古诗十九首》到李白、杜甫、鱼玄机。诗词除了是他们学习中文的对象，也是情感交流的工具。一位网友说，他们家隔壁曾住着一位上了年纪的独居荷兰女士，在她生命最后的日子里，她把一本李白诗集送给了该网友，以感谢对她的帮助。可以想见，东方诗意，同样可以使国外读者孤独的精神世界丰盈。

    中国诗词走进国外读者心中，只是近年来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一个小切口。从莫言、刘慈欣、曹文轩等作家的作品得到国际认可，带动中国当代文学在世界文学舞台得到更多关注，到《琅琊榜》《欢乐颂》等影视作品纷纷“出海”，在海外涌动起一股国剧“华流”，中国文化的世界“能见度”越来越高，甚至连中国网络文学也成功进入国外二次元阵地。如果说，曾经的中国文化在海外还是一些小圈子里品读、研究的对象，那么今天，借助新的信息传播渠道，中国文化尤其是流行文化，已经开始为更多外国人带去“不一样的空气”。翻译水平的提高、网络交流的开放，也让文化传播有了更多“此时此刻”的互动感、参与感。

文化不只是生活方式，更是一种精神价值，它的意义在于给心灵以启迪，给精神以力量。当前，“走出去”的中国文化，思想内容承载量还比较有限，尤其是以武侠、玄幻为主要内容的网络文学，虽然大多包裹着传统文化的外衣，但真正能传递中国文化的精神气度、价值理念的不多，能产生深刻文化影响的更少。文化之间的沟通与交流，本就是一条坎坷不平的道路。今天，《红楼梦》的艺术魅力在世界上享有崇高声誉，而早期西方传教士翻译《红楼梦》时一度将宝玉错认成女孩。误解与曲折并不是问题，精彩的中国故事，往往都会经历由浅入深的接受过程。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打造更多能承载中国文化气度的优秀载体，让真正负载中国价值观的“内容文化”更多地传播出去，是提升文化软实力的关键。

    季羡林曾说过，“最有可能对人类文明做出贡献的是中国文化”。今天，世界更加关注中国文化，一方面是因为中国日益提高的国际地位，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国文化的传播越显纯熟与自然。让更多的“长安花”走出去，与世界共赏中国文化之美，将为人类文明注入更多的可能性。

（摘编自张凡《中国文化，让世界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