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老舍与酒

台静农

    报纸上登载，重庆的朋友预备为老舍兄举行写作二十年纪念，这确是一桩可喜的消息。因为二十年不算短的时间，一个人能不断的写作下去，并不是容易的事。

    我在青岛山东大学教书时，一天，他到我宿舍来，送我一本新出版的《老牛破车》，我同他说，“我喜欢你的《骆驼祥子》”，那时似乎还没有印出单行本，刚在《宇宙风》上登完。他说，“只能写到那里了，底下咱不便写下去了。”笑着，“嘻嘻”的─—他老是这样神气的。

    我初到青岛，是二十五年秋季，我们第一次见面，便在这样的秋末冬初，先是久居青岛的朋友请我们吃饭，晚上，在一家老饭庄，室内的陈设，像北平的东兴楼。他给我的印象，面目有些严肃，也有些苦闷，又有些世故；偶然冷然的冲出一句两句笑话时，不仅仅大家轰然，他自己也“嘻嘻”的笑，这又是小孩样的天真呵。

    从此，我们便厮熟了，常常同几个朋友吃馆子，喝着老酒，黄色，像绍兴的竹叶青，又有一种泛紫黑色的，味苦而微甜。据说同老酒一样的原料，故叫作苦老酒，味道是很好的，不在绍兴酒之下。直到现在，我想到老舍兄时，便会想到苦老酒。有天傍晚，天气阴霾，北风虽不大，却马上就要下雪似的，老舍忽然跑来，说有一家新开张的小馆子，卖北平的炖羊肉，于是同石荪仲纯两兄一起走在马路上，我私下欣赏着老舍的皮马褂，确实长得可以，几乎长到皮袍子一大半，我在北平中山公园看过新元史的作者八十岁翁穿过这么长的一件外衣，他这一身要算是第二件了。

    那时他专门在从事写作，他有一个温暖的家，太太温柔的照料着小孩，更照料着他，让他安静的每天写两千字，放着笔时，总是带着小女儿，在马路上大叶子的梧桐树下散步，春夏之交的时候，最容易遇到他们。仿佛往山东大学入市，拐一弯，再走三四分钟路，就是他住家邻近的马路，头发修整，穿着浅灰色西服，一手牵着一个小孩子，远些看有几分清癯，却不文弱，─—原来他每天清晨，总要练一套武术的，他家的走廊上就放着一堆走江湖人的家伙，我认识其中一支戴红缨的标枪。

    廿六年七月一日，我离青岛去北平，接着七七事变，八月中我又从天津搭海船绕道到济南，在车站上遇见山东大学同学，知道青岛的朋友已经星散了。以后回到故乡，偶从报上知老舍兄来到汉口，并且同了许多旧友在筹备文艺协会。我第二年秋入川，寄居白沙，老舍兄是什么时候到重庆的，我不知道，但不久接他来信，要我出席鲁迅先生二周年祭报告，当我到了重庆的晚上，适逢一位病理学者拿了一瓶道地的茅台酒；我们三个人在×市酒家喝了。几天后，又同几个朋友喝了一次绍兴酒，席上有何容兄，似乎喝到他死命的要喝时，可是不让他再喝了。这次见面，才知道他的妻儿还留在北平。武汉大学请他教书去，没有去，他不愿意图个人的安适，他要和几个朋友支持着“文协”①，但是，他已不是青岛时的老舍了，真个清癯了，苍老了，面上更深刻着苦闷的条纹了。三十年春天，我同建功兄去重庆，出他意料之外，他高兴得“破产请客”。虽然他更显得老相，面上更加深刻着苦闷的条纹，衣着也大大的落拓了，还患着贫血症，有位医生义务的在给他打针药。可是，他的精神是愉快的，他依旧要同几个朋友支持着“文协”，单看他送我的小字条，就知道了，抄在后面罢：

    看小儿女写字，最为有趣，倒画逆推，信意创作，兴之所至，加减笔画，前无古人，自成一家，至指黑眉重，墨点满身，亦具淋漓之致。

    为诗用文言，或者用白话，语妙即成诗，何必乱吵絮。

    下面题着：“静农兄来渝，酒后论文说字，写此为证。”

    这以后，我们又有三个年头没有见面了。这三年的期间，活下去大不容易，我个人的变化并不少，老舍兄的变化也不少罢，听说太太从北平带着小孩来了，应该有些慰安了，却又害了一场盲肠炎。能不能再喝几盅白酒呢？这个是值得注意的事，因为战争以来，朋友们往往为了衰病都喝不上酒了；至于穷喝不起，那又当别论。话又说回来了，在老舍兄写作二十年纪念日，我竟说了一通酒话，颇像有意剔出人家的毛病来，不关祝贺，情类告密，以嗜酒者犯名士气故耳。这有什么办法呢？我不是写作者，只有说些不相干的了。现在发下宏愿要是不迟的话，还是学写作罢，可是老舍兄还春纪念时能不能写出像《骆驼祥子》那样的书呢？

    三十三年②，四月，于白沙白苍山庄

（注：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简称，1938年3月成立于武汉，是抗日战争期间全国规模的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老舍主持“文协”的日常工作。②本文写于1944年）

    我在父亲赵望云的笔墨中度过自己不知事的童年和充满理想又经历过迷茫的青年时期，这两个时期，父亲对我有着深刻的影响。

    小的时候，我们家里客人络绎不绝，几乎都是为着父亲的画而来。父亲善良随和，从不忍心让来访者空手而归。更有黄胄哥、济众哥、庶之哥（三位均是我国著名的国画大师）索性吃住在我家，随父亲习画。这是一个热闹的充溢着温馨和生机的大家庭。许多人以为我会随父亲学画，但在我的印象中，父亲从未强迫我一定得走他的路。

    父亲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外旅行写生画画，即使受迫害最深的日子也没有歇脚。他几乎走遍了大半个中国，特别是面向大西北，沿着古丝绸之路，深入祁连山的崇山峻岭、八百里秦川的乡间地头、秦巴山区的林场民居体验生活，创作出大量反映人民生活的传世之作。张大千曾这样说过：“我画马不及悲鸿与望云，悲鸿的马是奔跑的马，望云的马是劳作的马。”老舍先生这样说：“赵先生的山水画本来很有工夫，可是他不喜欢山水里那些古装老翁，所以就在乡间细细地观察，深深地揣摩，要把活人活事放在图画里，以求抓住民间的现实生活，使艺术不永远寄存在虚无缥缈之间。”的确是这样，父亲的画作与劳动人民息息相关，构图中既有理性的审美观，又有豪放自由的笔墨，更有浓郁的生活气息，他以自己独创的画风成为开宗立派的一代大师。

    我敬重父亲，每次站在他的身边，专注地看他作画，我的心里都会产生隐约的音乐线条，这是一种神奇而美妙的感觉，这感觉随着父亲笔墨的变化和线条的流动而强烈着，强烈着。在父亲画案旁的我，鬼使神差地坚定了当作曲家的决心。父亲一直钟爱中国戏曲音乐，拉得一手好 京胡，他早就发现我在音乐上的天赋和超常的爱好。但那个年月，出身于我们这样家庭背景的孩子是很难进入高等学府的。在我考试结束后，得知考试成绩很好，我兴奋不已。但如父亲所料，我还是落榜了。我酷爱音乐，哪里能经受住这样的打击，一下蔫了。父亲搂过我说：“你既然热爱音乐，就应该认认真真地爱，切不可屈服于眼前的小挫折，时间长着呢。”父亲温暖的怀抱和亲切的鼓励让我轻松了许多，我更加坚定了学习音乐的决心。

    在音乐学院学习的过程中，父亲似乎离得很远，又似乎站得很近，我觉得自己是父亲手中的风筝，他掌握着我的方向，引领我飞向蔚蓝的天空。

    大学毕业分配时，我留在了西安，工作单位是陕西戏曲剧院秦腔团，这和我做真正意义上的作曲家的理想有相当的落差。父亲却认为：“到秦腔团工作是一个学习民族民间音乐的绝好机会，中国戏曲音乐是民族民间音乐的根，不论你学了多少西洋作曲法，中国民族民间音乐是你今后音乐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只要你安下心来把它弄明白，将会终身受益。”幸亏父亲及时点拨。在秦腔团的工作中，我开始用大量时间了解秦腔、碗碗腔、眉户，了解它们的板路曲牌形式、唱腔结构、锣鼓特点等等，并与其他剧种如京剧、豫剧、晋剧、川剧等作比较，寻找它们不同的特点。父亲期许的目光告诉我：“美术是凝固的音乐，希望有一天，你用自己的音乐为爹的画注入活力。”我在心中对父亲郑重承诺。从此我的努力有了更明确的动力。

    我崇拜父亲，虽说父亲对我的生活的关照并非事无巨细，但父亲的艺术才华和他坚韧不拔的内心情愫是我一生的榜样。在压力最大的年月，父亲很少说话，只是在精神稍好的情况下不停地作画，累了，便靠着床头，搭着小棉被，微闭着双眼，手中的香烟忽明忽暗，这个时候谁也不会打扰父亲，我们知道父亲虽然停下手中的画笔，可他心中的笔却没有停住。一家人共同守护着父亲心灵的创作净土，在那片净土上，父亲拖着病残的身躯耕耘出他的晚年百幅系列作品。这一组作品是父亲灵魂深处对美好生活的追忆与呐喊，他如交响诗一般冲撞着我的心，激励着我的音乐创作。我热爱父亲，是他的给予让我收获了多彩的人生。如今，我已走过半个多世纪，父亲依然是一座巍巍高山矗立在我的心中。

（赵季平《心语——怀念父亲赵望云》）

语言学界的一代宗师——吕叔湘

钱汉东

    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留学英国的吕叔湘没等学业结束，于1938年初提前回国。当时家乡江苏已沦陷，吕老与流亡到湖南的家人会合后，转道云南，在云南大学文史系任副教授，教英语。著名学者施蛰存约他给《今日评论》周刊写文章。恰好早几天，吕老看到朱自清先生写的一篇文章说，每个句子总要有一个主词，觉得这种说法不全面。考虑再三，他就写了《中国话里的主词及其他》，这是吕老的第一篇有关汉语语法的文章。1939年暑假开学后，系里给他加了一门中国文法课。这时候，王力先生在西南联大讲授“中国现代语法”的讲义已经印出来了，他在教课中遇到一些问题，想找王力先生商讨，可是王力住在越南河内从事汉越语的研究，只好自己琢磨钻研。1940年暑假后，吕叔湘离开昆明，迁居成都，任华西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他的第一篇研究论文是针对胡适和王静如的文章写的，他们说“们”是从“俺、您、喒”的韵尾-m变来的，吕叔湘发现这个结论恰好把演变的历史颠倒了，引了许多材料加以说明。

    吕叔湘是一位道道地地的学人，非迫不得已，一般不参加社会上的种种应酬，而是潜心研究学问。吕老治学态度严谨，他的著作处处体现严肃认真、实事求是的作风。无论是长篇巨著，还是一二千字的短文，都要逐字逐句地仔细推敲，从不马虎敷衍。现在一些从事语言研究的人不屑于写一些小文章，认为“雕虫小技，壮夫不为”。上世纪80年代，吕老在一家大报上看到把“风花雪月”错写成了“风花秋月”，于是他写文进行纠正。他在《龙虫并雕琐谈》里也曾指出，小文章其实更难写。和他同一时代的学者，如叶圣陶、王力、朱德熙等大家都有这样的学术精神。

    吕老从1952年起直接参与了国家语言文字政策的制定，不辞辛劳地为推进现代汉语语音、语法、词汇的规范化做了大量的基础性工作。他和丁声树先生主编的《现代汉语词典》迄今已发行四千多万册，成为各国人民学习汉语、研究汉语的最重要的工具书。

    “推广普通话，促进汉语规范化”，《现代汉语词典》这一宗旨的确立，和吕老有着极大关系。“主编”一词在如今的出版界是个水分最大的名号，有些如雷贯耳的大学者的名字，一年之内不知道要出现在多少大型丛书、套书的版权页上。其实业内人士都清楚，一年之内要出这么多书，即使有三头六臂也是忙不过来的，他们所做的也许仅仅是审读一遍样稿而已。而吕老当时从组建编辑室到一条一条仔细审稿定稿全部亲力亲为。吕老说：“要编好一本辞典，就要收集大量资料。比如编《现代汉语词典》，就收集了上百万张卡片的资料。要对资料进行全面、认真地分析、综合，工作相当繁杂。”在吕老等大师的带领下，编辑人员花了三四年的时间，才完成《现汉》这一浩大的国家工程的试印本。

    北京大学汉话语言学研究中心陆俭明教授在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吕先生几乎每天都在词典编辑室工作，中午饭就是自带的馒头、咸菜加开水，晚上还在家加班到深夜。编写工作采取流水作业法，层层把关，吕先生和他的继任丁声树在《现代汉语词典》整个编纂过程中言传身教，创立了一种人们称之为《现代汉语词典》风格的标准词典编纂风格。”第一版面世后，吕叔湘先生依然关注着语言的最新发展，强调词典要跟上时代需求，不断地及时地进行修订。在一篇文章中，吕老谈道：“我最近做了一件有点傻气的事情，把1983年5月15日到26日的《文汇报》从头到尾读了一遍，查出有32个词语是《现代汉语词典》里没有收的。”这一年他已经79岁。（有删改）

相关链接：（吕叔湘）说，编词典是“名山事业”，需要找到一些真正的“字迷”。字迷是什么？他们是一个国家文化传承的宝贝啊!英国是一个产生字迷的国家，他们的《牛津词典》系列举世闻名。法国也是一个重视字迷的国家，有词典以来，他们出过各类词典达2万多种。（俞晓群《吕叔湘：那22封关于（读书）的来信》）②“文化大革命”后退还他几万元，他全都拿出来设立青年语言学奖金。前几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丁六卷本的《吕叔湘文集》，他又将这笔可观的稿酬全部捐给了家乡江苏的教育和其他公益事业。（李行健《素朴平淡才是真——痛悼吕叔湘老师》）

萧红：一个漂泊的灵魂

    1936年11月19日，萧红在给萧军的信里写：窗上洒满着白月的当儿，我愿意关了灯，坐下来沉默一些时候，就在这沉默中，忽然像有警钟似的来到我的心上：‘这不就是我的黄金时代吗？它是那么自由。’

    那个时候，萧红身在日本，正试图用出走来逃离与萧军的情感困局，同时也想给自己找一个安静的写作空间。隔着时间和空间的距离，狂风骤雨般的爱情和烽火漫天的故国都蒙上了一层怀想的轻雾，而漂泊了那么久，她奉为宗教的写作在导师鲁迅的提携下日益自由，终于可以停下来感叹一句：自由和舒适，平静和安闲，经济一点也不压迫，这真是黄金时代，是在笼子过的。

    仅仅是在笼子里的平安，她也是又爱又怕的。写信的一个月前，鲁迅逝世了，震惊和悲恸过后，萧红好像隐隐找到了一种悲痛化出来的力量，这是她微小的坚强。事实上，这平安确实是短暂的，不久后，萧红就不得不提前回国，踏上了更加颠沛流离的悲剧之路。如今去回望萧红对‚黄金时代‛的感叹，实在是饱含凄凉的。

    文学与人生，是萧红的两条交叉线。这两重世界曾经合二为一，但最终渐行渐远、无法弥合：她在文学中找到了个人价值和心灵自由，像‚大鹏金翅鸟一样飞翔‛，而在人生际遇上则颠沛流离。在她身后，作为一个作家，萧红是游离于主流文学而被长期忽略的；而作为一个女人，她与不同男人之间漂泊的感情经历为人长久窥视。

    漂泊将近百年过后，萧红才在中国文学史上找到自己应有的地位。除了好像小说般戏剧性的爱情，还不可忽视她身处的大时代背景。动荡的时代，匮乏的物质反而造就了那个时代精神的亢奋和对信仰的执著，也造就了一个群体性文学上的‚黄金时代‛，而萧红作为其中一个女性个体，她追寻的是不同寻常的道路。

    萧红的一生都在漂泊，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从一个男人到另一个男人。如果从她1933 年逃婚出走故乡呼兰算起，到她 1942 年客死香港为止，短短几年间，她走遍各地，从北国到粵港，从西北到日本。她原本可以停下来，但她依然选择了漂泊。我们辗转走访这些站点，不禁感佩萧红在短短几年的颠沛流离中的高产，她留下 100 多万字的作品，其中包括两部诗性悲剧《生死场》和《呼兰河传》、一部讽刺喜剧《马伯乐》，这在和平年代尚且不易，何况是战乱年代了。

    萧红出生于辛亥革命爆发的 1911 年，死于抗战烽火中的 1942 年，正值一个风起云涌的大时代。作为女性，萧红自己也说：‚这是一个盛产娜拉的时代。‛在‚五四‛后的一代作家中，萧红因袭的负担最小，也因此形成极具个人特色的自由风格。如果说一开始的娜拉式的逃婚离家还是被动的，后来离开萧军、选择端木并与之南下香港，则是爱情和民族双重危机下的主动选择，放在大时代背景下去观察萧红，她在当时的女性群体，甚至是女作家群体中也是触目的。她的漂泊似乎也从被动的行为转为一种主动的习惯。尤其在当时主流文化阵营纷纷奔赴延安的时代洪流中，萧红公开提出‚作家不属于某个阶级，作家是属于人类的‛，她选择了自由写作。因此想象中的‚左翼女作家‛标签对她并不适宜。萧红研究开创者、汉学家葛浩文评价：‚萧红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并不是一种理想化的、充满爱国热情的浪漫的战争图景，而是它对日常生活中真实的人们身上产生的孤独的、极端的个人化的影响。从此萧红长期游离于主流文学视野之外。

    萧红曾对好友聂绀弩说：‚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不错，我要飞。但同时觉得……我要掉下来。‛现实中，她的确为这份情感和生活方式的再选择，在兵荒马乱中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至今仍备受争议，这怎么是黄金时代呢？许鞍华在电影《黄金时代》里借萧红之口回答：‚我不能选择怎么生怎么死，但我能选择怎么爱怎么活，这就是我的黄金时代。‛这样来看，每个人都可能有自己的黄金时代。

（选自《三联生活周刊》，有删改）

世上从此无真人

    熊十力十六、七岁就开始了游学乡间的生活，邻县有一位举人进京会试，购回一些新书，他常去借阅，得以阅读维新派变法的论文与奏章，接受了维新思想。他知道世变日剧，产生了关怀国政时局的冲动。1901年，清廷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熊十力愤然参加武昌新军，组织了黄冈军学界讲习社，积极在新军中宣传革命。他一腔热血，为民族复兴，为革新政治而奔走。

    武昌起义爆发，辛亥革命胜利，但果实很快被袁世凯篡夺。熊十力对政治很失望。他原来以为，政治革命理当促进道德进化，然而他看到的是，政治是肮脏的交易，道德沦丧，民生凋敝。他深感“革政不如革心”，慨然弃政向学，专门研读儒佛，探讨宇宙人生的大本大源，努力增进国民的道德，重建民族精神。自此他置身于政治之外，专力做学问。

    熊十力执教于天津南开中学时，与梁漱溟会面，此后二人结下了深厚友谊。经梁漱溟介绍，熊十力到南京内学院师从佛教唯识学大师欧阳竟无，对佛学有了更进一步的专业精研。1922年到北京大学任教，在北大“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学术环境中逐步走上了“成一家之言”的道路。1926年是熊十力学术生涯中重要的转折点，这一年修订印行的《唯识学概论》，标明他已离开了欧阳竟无的唯识学，而以儒家哲学立场怀疑、批判佛家唯识学，以中国哲学的体用观作为自己立说的基点。1932年，熊十力的哲学代表作《新唯识论》在杭州刊印行世，熊氏哲学体系正式确立起来，“新唯识论”哲学思想体系建构宏伟，富有创发。佛学界立即对熊著展开了严厉批评，他以“吾爱吾师，尤爱真理”的信念对待师友们的批判，并一一进行反驳。

    抗战胜利后，熊十力回到武汉。他这一生有一个梦，就是由自己来主持一个民间的哲学研究所，可惜经费无从着落。此时，他名气大振，弟子徐复观是国民党高官，蒋介石两次拨款资助他办研究所，都被严词拒绝。徐复观替蒋送给他100万元支票，熊十力盛怒，破口大骂徐复观和蒋介石，声音之大，自后山传到院里。一次，王元化来访，他正在沐浴，招呼王进门，自己赤身坐澡盆之中，与王谈话，一派魏晋风度。哲学家牟宗三记叙与老师熊十力的初见，熊十力“胡须飘飘，面带病容，头戴瓜皮帽，言谈中，忽一拍桌子，大喊：“当今之世，讲晚周诸子，只有我熊某能讲，其余都是混扯。”熊十力，眼睛瞪起，“目光清而且锐，前额饱满，口方大，颧骨端正，笑声震屋宇，直从丹田发”。此情此景此人，牟宗三以“真人”二字冠之。

    熊十力是我国现代哲学史上最具有原创力的哲学家。他奠定了现代新儒学思潮的哲学形上学基础，他的“体用不二”之论，成为当代新儒学思潮“重立大本、重开大用”和“保内圣，开新外王”的基本思想间架。面对西学的冲击，在儒学价值系统崩坏的时代，熊十力重建儒学本体论，重建中国文化的主体性。他的学生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正是沿着他开创的精神方向和他奠立的基础加以发挥、扩展、深化、扬弃，学界把他们师徒视为现代新儒学思潮的中坚。他一生为学，融贯中西，摒弃陈说，绝少依傍，以广阔的文化视野、独具的哲人慧思，提出并力求解决的人生问题与文化问题，为世人开创了一条探寻价值的新路，具有普遍的世界意义。正因为如此，熊十力的哲学思想才在海内外学术界引起越来越广泛的重视。观其一生，“以理想滋润生命，以生命护持理想”，对传统文化深挚的爱，使他虽长年颠沛流离，居无定所，饱受贫困，仍以忧乐圆融的情怀，肩负起振兴中华文化的责任。

（摘编自郭齐勇《熊十力传》）

相关链接：①熊十力（1885-1968），湖北省黄冈县人。著名哲学家，新儒家开山祖师，国学大师，著有《新唯识论》《原儒》《体用论》《明心篇》《佛教名相通释》《乾坤衍》等书。其学说影响深远，在哲学界自成一体。（摘自《辞海》第六版）②与先生结识四十余年，由于先生与我彼此性格不同，虽同一倾心东方古人之学，但在治学谈学上却难契合无间。先生著作甚富，每出一书我必先睹，我读之，深深叹服。

（摘自梁漱溟《忆熊十力先生》）

倒立的马云，一切皆有可能

苗向东

    在地球人眼里，马云是来自火星的异类，而马云也很配合这个角色。马云有一个绝活：

    单手倒立。他能够一只手撑，倒立数分钟而面不改色。他不仅自己练倒立，还要求全体干部

    员工练倒立。他说：“当你倒立时，世界会变得不一样。”马云有句口头禅：倒立看世界，

    一切皆有可能。

    马云儿时的偶像是小鹿纯子。而纯子最吸引他的就是遇到困难时就倒立，于是马云认为

    这个倒立一定是一个化险为夷、转危为安的“法宝”。所以马云把倒立练得炉火纯青，甚至

    学会单手倒立的绝技。后来他创立了公司，在面临“非典”的困难时期，公司如何走出困境呢？一次，马云看到一幅画，上面画了许多鱼，但除了一条之外都往一个方向游，只有这条鱼是往相反的方向走，这幅画的题目叫《换个方向，你就是第一》。于是马云悟到：淘宝网换一个方向，也许我就是最先到达终点线的人。于是他想到了通过练倒立，来让大家学会倒立着看世界。

    为此马云自2003年以来做了一个特殊规定：每个进入淘宝网工作的人员，无论胖瘦、高矮，都必须在3个月内学会靠墙倒立。男性需保持倒立姿势30秒才算过关，对女性的要求稍低些，10秒即可，否则只能卷铺盖走人。为什么要练习“倒立”呢？一是可以锻炼身体，不用任何器械，训练很方便；二是通过练习倒立，促使大家对任何一个问题都能够用另一种眼光来看待，养成“换位思考”、“逆向思维”、“多位思考”的习惯，培养创新精神。自此，“倒立”成为阿里巴巴企业文化的一个重要元素。

    此后马云无时无刻在鼓励这种“倒立”视角。2008年8月的一天，马云突然找到秘书，

    神秘兮兮地说：“走，跟我去淘宝！我今天要临时抽查，要所有高管都给我倒立，看看他们

    会不会。”在淘宝专门的倒立室里，每一个高管轮流在马云面前演示倒立。果然，有几个高

    管没能完成。马云甩下一句话：“限期整改，过段时间复查。”几位没有过关的高管人员，

    通过训练很快就掌握了倒立的技巧。

    倒立思维的结果，就是马云始终走的是特立独行之道，不断打破常规，在与竞争对手过

    招时，从不按规则出牌。马云有很多奇特的“倒立观”，他信奉这样的理念：永远不做大多数。“如果一个方案有90%的人都说好的话，我一定要把他扔到垃圾桶里去。因为这么多人说好的方案必然有很多人在做了，机会肯定不属于我们。”于是马云没有投身热门的门户网站的红海，而是看中了国外市场上运行失败的B2B模式；没有擒贼先擒王，而是专攻中小企业；没有虚张声势打造影响力，而是出其不意得玩起了“西湖论剑”，来的宾客里居然有美国总统克林顿；没有在互联网急速膨胀烧钱的年代跟风，而是把高盛公司1999年的500万美元的风险投资用到了2005年。逆向思维可以构成核心竞争力，这是马云倒立后得到的逻辑，所以他总能把自己置于冷静旁观者的角色，游刃有余。伴随．阿里巴巴网站的成功，马云也一直以“反其道而行”的商业思维成为具有反常规精神的企业家代表。

    仅靠倒立显然远远不够，马去还将倒立不断延伸、扩展。学会站在客户的角度来看问题，

    而不只是站在自己的角度看问题，有时候，客户是你的上司，有时候，客户也是你的员工。

    对于经理人而言，大部分人的思路是先站在个人立场上考虑问题，如果换一个思路，学会站

    在公司立场上考虑问题，反倒更容易让自己脱颖而出。他用不同的视角看问题，逆反思维、

    反教条、出人意料，在严峻的经济形势下，这种思维的商业逻辑体现出了更大的商业价值。

    马云的倒立，用熊彼特的话说就是“创新”，用汤姆·彼得斯的话说就是“颠覆”，用安德里·格鲁夫的话说就是“惟有偏执狂才能生存”，用柳传志的话说就是“重新写一份菜谱”。结果倒立着的马云和倒立着的阿里巴巴人，用一个完全不同的视野，神奇地走向了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