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乐清贫  生死系医学

——记我国胸心外科奠基人黄家驷

    黄家驷出身书香门第，祖父曾任嘉兴府知府，父亲任盐运史，35岁时死于大咯血，他5岁丧父，5个叔伯亦相继因病早逝，因此在他幼小的心灵中就萌发要当一名医生的志愿。

    少年时代，黄家驷不满足私塾的一点古文知识，13岁时瞒着母亲随堂兄到省城求学，后又投考天津南开中学。高一时，他竟提前两年以同等学力考上了门庭森严的协和医学院。1933年，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获医学博士学位，在协和任外科住院医师。他曾说，“我感兴趣的是当一名好教师，当一名好的胸外科医师”。

    1941年，他来到美国密执安大学医学院求学。黄家驷基础扎实，在导师指引下较快掌握胸外科技术，于1943年获外科硕士学位，并通过全美专家考试取得外科专家称号。留美期间，黄家驷还担任密执安大学中国留学生会主席，每两周组织一次中国建设讨论会，立志学好本领，报效祖国。

    1945年德、日法西斯相继覆灭，黄家驷不为美国优裕待遇所动，放弃高薪聘任，决心为开创中国的胸外科事业披荆斩棘。他迫不及待搭乘太平洋上第一班通航的美军运输机回国。三天三夜的颠簸飞行，在印度转机时行李丢失，但完整无缺地带回整套开展胸外科手术的器械设备。

    回国后，他一面在上海医学院执教，一面在附属中山医院和中国红十字会第一医院（今华山医院）从事胸外科的创建工作。

    解放后，他与上海第二医学院和上海市南洋医院协作，建立了我国第一所胸腔外科专科医院——上海胸科医院，并亲任院长。多年来，虽然担负重要的行政工作，但总是坚持在医疗第一线。他行医近50年，亲自为数以千计的工人、农民、军人及领导干部做过手术。

    黄家驷非常重视医学教育事业。1959年，他在北京创建中国首都医科大学，这是我国唯一的8年制医科大学，先后担任校长、名誉校长，亲自主持研究决定了建校方针、教学计划以至校舍建设、师资队伍和教学设备等问题。现在国内的一些知名的胸腔外科专家，像石美鑫、苏应衡、钱中希、林尚清、钱定一等，都曾得到过他的培养和指导。

    协和医科大学1964级学生、北京协和医院著名胸外科医生方国栋回忆了一件往事：1970年夏天，毕业分配去向宣布后的一天．黄老师带我到他在外交部街的家里。知道我添置行装有困难，毕业分配后也不再回上海家里而直接赴西北，年逾花甲的黄老师亲自爬上闷顶子，递出一只旧的藤条箱说：“这个箱子你拿去，做你去西北的行装。”尤为珍贵的是，黄老师还找出人民卫生出版社留给他的、由他主编的《外科学》（上、下）和《外科学各论》送给我。黄老师还在每本书的首页都写上“国栋同学批评指正”，并签上他的名字“家驷”。知道我酷爱读书，他殷切地期望我到西北后坚持自学下去。带着黄老师赠送的这些无比珍贵的教科书，肩负着黄老师的教导和希望，我来到了当年古城武都。正是黄老师这种深藏的关爱之心让我在千里之外的穷乡僻壤倍感温暖而不气馁。

    “如何使祖国的医学事业尽快发展，这是我无时无刻不在思考的问题”，黄家驷是知行合一的医者。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国际上出现许多新兴学科。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确定生物医学工程学为一门独立学科。黄家驷以极大热情担负起新学科的筹建工作。他各处奔走，拟出《生物医学工程学科研发展规划》于1979年在重庆召开会议，成立国家科委生物医学工程学科组，他被任命为组长。

    晚年的黄家驷虽退居二线，仍精神饱满地专注于医学事业，争分夺秒地笔耕。由于《外科学》要大量充实内容，再版将成为大型外科参考书。他日以继夜查阅文献，先写成《胸部损伤》 一章作为蓝本，赶在5月份全国政协会议期间召开《外科学》编委会讨论第四版的编写计划。5月13日他按时出席了全国政协会议，5月14日主持生物医学工程学会理事会，在赴会途中因心脏病复发与世长辞，终年78岁。

    黄家驷逝世后，《外科学》编委会决定由吴阶平、裘法祖两教授继续他的主编工作。为纪念黄家驷对发展外科学的卓越贡献，编委们一致决定此书定名为《黄家驷外科学》。中华医学会追授黄家驷“胸心血管外科科学进步贡献奖”以表彰他一生致力于医学教育事业，发展我国胸心血管外科的突出贡献。

（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黄家驷，江西省玉山县人，生于1906年，1933年毕业于北平协和医学院。1945年在上海创建胸腔外科，他主编的《外科学》等著作，促进了我国外科学的发展，是我国胸外科学的奠基人之一，也是我国生物医学工程学的奠基人之一。（摘自《历史上的今天》）．②“文革”中，他因“复辟旧协和”挨批；过后，他竭尽全力于医大的复校和老三届学生的成长、回炉、招研和放宽考研的年龄限制等，以及后来开展国际交往，学术交流，送出去、请进来．．．．对学生、同事和朋友，他都是尽其所能，有求必应。（摘自方国栋《纪念黄家驷老师逝世三十周年》）

国药大师——金世元

    “博学”是所有和金世元接触过的人对他最深的印象，只要是涉及中药方面的问题，无论是基础理论，还是实践经验，他都能一一解答，因此许多人都尊称他为“国药泰斗”。

    金世元，1926年12月出生于北京市一个普通农民家庭，7岁时，父亲送他去了一家私塾读了七年的国学经典。

    1940年2月，14岁的金世元到北京药庄当学徒。做学徒的当年，金世元便开始学“炒药”。一口大铁锅放到灶上，底下柴火一烧，烟熏得眼睛不停地流泪，手上烫起泡是常有的事。“炒药”中最苦最累的莫过于炒姜炭了。炒姜炭既要忍受火烤，还要忍受呛嗓子的强烈刺激。干姜块刚加热的时候会冒很多黄烟，并带着一股强烈的姜辣的刺激味道，让人涕泪俱下，就连流的汗都是黄色的；等到姜炒成黑炭冒黑烟时，脸上、身上流的汗水全都是黑的。学徒三年，每天至少要工作12个小时，晚上还要看药书，背《汤头歌》、《四百味》。三年学徒，金世元脏活累活抢着干，且虚心求教、认真观察、处处留意，不仅了解了诸如饮片炮制、成药制作等中药制药的全过程，而且掌握了一些中药制药的特殊技巧和方法。当然他也记住了老师傅常对他说的一句话“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

    还是做学徒的当年，他被选送到北京市中药讲习所系统学习中医药学知识。白天在药庄干活，晚上徒步往返20多里到讲习所，师从中医名宿汪逢春、赵树屏等。两年时间他风雨无阻，准时到讲习所专心听老师讲课，认真做笔记，并刻苦攻读中医典籍，这为他从事中药事业、钻研中药学术奠定了理论基础。

    1957年金世元以优异成绩通过中医师资格考试，获得了中医师营业执照。他不顾个人利益得失，放弃开业行医，继续从事自己的中药事业。

    1961年金世元调入北京卫生学校，创建中药专业。他亲自选编教材，主讲中药课程，注重实践教学。“文革”期间，被扣上了“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下放到农村劳动改造，他白天干农活，晚上写书，用五年的时间完成了29万字的《中成药的合理使用》一书，为指导临床中医正确辨证用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金世元，1990年被遴选为全国唯一的中药学指导老师，2012年与王水炎院士合作担任“医药圆融”导师，2013年被遴选为传承博士后合作导师。作为一名教师，在教授学生专业技术之前，他首先要求学生树医德，守药德，并让学生将此作为从事中药工作的基础。他还注重引导学生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认识中医药文化。从教50余年，金世元桃李满天下，硕果结四方。

    1985至1990年间，金世元根据自己多年临床应用的有效处方成功研发出“射麻口服液”，不久又与北京同仁堂制药厂合作，将著名中成药“乌鸡白凤丸”以新工艺研制成口服液剂型，两种药均被卫生部审核批准投产供应市场。

    1995年至1998年，金世元被聘为中药鉴定专家，参与全国中药材市场整顿工作。他以精湛的鉴别技能和丰富的炮制经验对制售伪劣药材和违反炮制规程的行为予以当面揭穿，为净化、规范中药市场，保障百姓用药安全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为了保证药品质量，金世元几乎走遍了全国主要的中药材基地，在考察中还对各地中药材栽培进行技术指导。为了提高药商的药材鉴别水平，最大限度地降低伪劣药材对人体的危害，金世元还为各地的药商们讲授药材的鉴别知识。为了把自己的学术经验和技术专长毫不保留地传给后人，金世元先后主编了专业著作30余部，先后发表学术论文60多篇。

    到2017年，金世元已经从事中药工作77年了。在这77年的风风雨雨中，金世元为中药事业的发展，付出了全部心血，也获得了党和国家给予的崇高荣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药炮制技术”代表性传承人、中华中医药学会终身理事、国家基本药物评审专家、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回眸自己的一生，金世元感触良多：中药是大自然的精华，人也必须依赖大自然才能生存；人与中药有一种浑然天成的关系；药如人生，中药不仅能治病，制药的过程同时也可以教人、育人。

（选自三户町的《国药大师——金世元》，有删改）

【相关链接】我现在呢，主要就是带学生。带学生，有四句话的嘱言：“热爱中药事业，恪守职业道德，继承传统文化，发扬优秀精华。”我们中药行业是一个特殊行业，它特殊在什么地方？我们面对的顾客是病人，病人吃药并不只是解决痛苦，更是抢救生命。人命至重，贵于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所以说做这项工作，必须得有德。

工作七十七年，我没有过念头要改行，选择了这项工作，我就志笃意坚。

（摘编自金世元在《开讲啦》第216期的励志演讲）

千秋一寸心，红楼无限情

    2012年5月31日凌晨，95岁高龄的红学家周汝昌先生逝世。或许一生的喧嚣太多了，他选择安静地离开。“不开追悼会，不设灵堂，安安静静地走。”他留下这样的遗言。

    进入红学研究，多少是个偶然。那是1947年，在燕京大学读书的周汝昌收到兄长周祜昌寄至燕园的信函。信函上说，他看到胡适新近一篇谈《红楼梦》的文章，其中有敦诚与敦敏皆系曹雪芹生前挚友的新论说，嘱咐周汝昌帮忙查证。周汝昌查遍燕京大学图书馆，果然在敦敏诗集中发现了一首《咏芹诗》。周汝昌将这一发现撰写成文，发表在1947年12月5日《天津国民日报》上。没想到几天后，胡适就托人转交了一封给周汝昌的信，肯定鼓励这位在校大学生的研究。胡适此时已是学界“大拿”，又是“新红学”的开创者，他的来信让周汝昌“欣幸不已”。1948年，正埋头撰写《红楼梦新证》的周汝昌特意跑到胡适家中拜访。令周汝昌激动的是，胡适竟将珍藏多年的孤本《甲戌本石头记》慷慨地借给他翻阅。正因为这一段渊源，周汝昌常常被看作是胡适“红学”研究的关门弟子。

    1953年，《红楼梦新证》出版。这部四十多万字的“红学”研究著作引起轩然大波，因为在当时很少有人敢将《红楼梦》拔到那么高的地位——周汝昌将《红楼梦》与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但丁的《神曲》等世界名著相提并论，并大加赞赏。周汝昌把胡适、顾颉刚、俞平伯的“曹、贾互证”方法最大限度地、最完整地发挥出来。由于崇尚实证，他的每一个论点的提出都以充分丰富的文献资料为基础。又因为崇奉实录，他把全部实证工作都作为论证实录的手段。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乃至后来的“曹学”，其基本的方法论就是以历史上的曹家与小说中的贾府双向互证，在以历史材料推证小说本事的同时，又以小说情节反推历史，史学与文学合而为一。正是从《红楼梦新证》开始，“红学”实证研究开始体系化、专门化，后来它被称作“红学史上一部划时代的著作”。此年周汝昌35岁，因为这部书，他得以调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成了学界“红人”。也由于这部书，他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变成了“资产阶级胡适派唯心主义”的“烦琐考证”的典型代表，被关进“牛棚”下放。由于周恩来的特殊关照，1970年9月重返北京。

    周汝昌将“红学”构建为四大范畴，即曹学、版本学、脂学、探佚学。其晚年在探佚学发力颇多，在他数十部“红学”著作中，曾先后提出一系列探佚成果，观点令人耳目一新，但也招致不少异议。如他提出林黛玉系“沉湖而死”；“金玉奇缘”说的不是贾宝玉和薛宝钗，而是贾宝玉与史湘云等等。

    1982年，周汝昌发表了《什么是红学》一文，在把人们呼吁的文学批评方法描述为“十六字真言”之后，干脆把文学性研究剔出“红学”的范围，他说：“红学显然是关于《红楼梦》的学问，然而我说研究《红楼梦》的学问却不一定都是红学，不能用一般研究小说的方式、方法、眼光和态度来研究《红楼梦》。如果研究《红楼梦》同研究《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以及《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等小说全然一样，那就无须红学这门学问了。”在把文学性研究剔出“红学”之外的同时，他也把自己剔出了主流“红学”的研究队伍。此后，他被誉为红学界的“独行侠”。他关于“红学”之界定、对红学史的回顾、对曹雪芹画像的考证等等，一次次地掀起了“红学”研究的争议。

    从30岁开始，周汝昌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红学”，是红学界当然的王者。他被誉为“红学泰斗”，也被批作“闭门造车”，可谓毁誉参半。他六十余年间所走过的治红学之路，因偶然而生，又历经政治对学术氛围和学术方向的多次影响，终至晚年，既得到肯定、赞誉，身上罩着光环，亦受到讥嘲与攻击。 说不尽的《红楼梦》，道不尽的人与事。周汝昌梦在其中近七十年。梦未醒，人已去，花落水流红，谁解其中味？还是让老人家安安静静地走吧。

齐白石的日子

高军

    齐白石是个很会过日子的人。他把历年画画挣的金条都装在一个小口袋里，坐卧不离。住在北京铁栅屋时，天明即起，家里人正洒扫庭除。齐老先生到画室把荣宝斋的订件画了，然后再画其他订件，言不二价，按照墙上贴的润格来办事。

    世界之大，哪儿没有死皮赖脸的人，比如说：“齐老先生添条虾吧!……齐老先生您受累！多画条鱼吧，我内人最喜欢鱼了!”齐先生也不说话，只是斜着看来客一眼，又不好当场驳人的面子，慢慢把笔濡墨，沉吟半晌，一笔、二笔，鱼、虾、蟹自画面跃然而出。但都不大精神，看着好像离水好几天，要翻肚子的样子。客人不解问：“这虾怎么看着像死虾?”齐老先生坐在圈椅中说：“活虾子市面上多贵啊!”主客心到神知，一拍两散。

    汪曾祺先生在《老舍先生》一文中曾提到，齐老先生家里量米的竹升子都是自己保管的，每天做饭要由他量了米才行。一大家子人，吃米不少，老先生舍不得。量一筒，手抖一下。家里做饭媳妇就说不够，“您再给添一点!”齐老先生就嘀咕着：“你要吃这么多啊!”然后再给量一筒。

    周总理后来给老先生换了一处比较大的住所，搬过去没几天，老人住不惯哭死哭活的要回去。大家都不明白老人的心意，大四合院，花木扶疏不好吗?老舍先生说：“别!他这么惯了，不叫他干这些，他就活不成了。”

    其实里面还另有一层，老先生喜欢在家藏东西，东藏一处，西藏一处。藏东西的地方只有他知道。这一搬出来，虽说老屋还是家里后辈住着，他也不放心。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中央电影纪录片厂拍《人民艺术家齐白石》时，让他拿点精品出来拍，他怎么也不愿意。后来还是徐悲鸿去做工作，他才勉勉强强从画台的“消息”里掏出几卷画子出来。他是细木匠出身，在画台里做几个暗格或者小抽斗之类的“消息”那还不是驾轻就熟。

    这些画被掏出后，一卷一卷放在画台上。徐先生一打开只见宝光四射，全是老先生毕生的精品，呕心之作!有一张画在金纸上的白茶花，上有一蝴蝶翩翩欲下，画得真是精妙绝伦！

    徐先生不住地用眼光看坐在对面的老头子，心想“这太鸡贼呀!”齐老先生坐在大圈椅中，两袖垂下，眼观鼻，鼻观心，不动声色，真是狡黠得可以啊!

    黄永玉、李可染他们老问齐白石先生如何把画画好。这个问题真是让人很烦哎！这问题真没办法用语言说明白。齐老先生画了一辈子，就知道怎么把画子画好，因为他画不坏！这问题真是要人命了，他们还死问。又不能直接跟他们说：“我就是天纵之才！”话不能这么说啊！

    齐老先生只好把笔举到空中，拿眼睛死盯着看了一会儿，慢慢说：“笔不要掉下来！”这话如同一偈，你怎么理解都行。于是两人笔不掉下来地死画，各有各造化。

    但齐老先生也有齐老先生的委屈。他想山阴羲之爱写《黄庭》换白鹅，李太白醉写蛮书，林和靖梅妻鹤子。他们都有，而我齐璜怎么就没有？这一天正是北平大风扬沙天，齐白石坐在画室里，听到外面有吆喝卖大白菜的，他坐不住了。他灵机一动，“我何不画一张白菜去换白菜，那也不失为一段文人佳话呀!”

    铁栅屋外一个北方汉子正守着一车白菜吆喝，脖子长筋抻得老长的。不知从哪里来了一个白胡子老头，戴一个小圆眼镜，正看着他一车白菜出神，十分想吃的样子。这卖菜汉子见来了主顾忙招呼道：“老先生!你要称几斤?称给得高高的。”齐老先生从后面摸出一卷纸说：“我拿这画的白菜，换你一车白菜，你可肯么?”

    这汉子一听，勃然大怒：“我不看你一大把岁数，窝心脚窝死你。大北风天!有这么消遣人的吗?倒想得美!拿一张画的假白菜，要换我一车白菜!”一顿咆哮，弄得老先生摸不着北。

    齐老先生挟着画的白菜灰溜溜地走了，从铁栅屋的大门侧身钻进去时说了一句话：“嗨!真是有辱斯文!”

从寒门子弟到行政长官

    20世纪30年代，梁振英的父亲梁忠恩只身离开家乡山东威海闯荡香港，在清水衙门当警察。梁振英于1954年8月出生，有一姐一妹，是家中独子。二十岁之前，梁振英与家人住在七号差馆宿舍及荷李活道警察宿舍。那里没有独立卫生间，一层楼十几户人家共用一个厕所。小时候，为省一毛钱的电车费，梁振英和姐姐、妹妹都是走路上学。上中学时，为节省每顿一块五毛钱的饭钱，梁振英总是步行半个小时回家，用十分钟时间狼吞虎咽地吃完饭，再匆匆忙忙赶回学校上课。从上幼儿园起，梁振英就已经开始忍受贫困生活的煎熬。但懂事的小振英只是默默承受，从不抱怨。稍大一点儿时，他就开始分担家务活，帮助母亲买菜、择菜。为了贴补家用，帮附近的塑料玩具厂加工塑胶花。当时梁振英才十一岁，下午到学校上学，其他时间则要干活——要么背着几十公斤重的材料往返家里与工厂，要么与家人一起做塑胶花。这段时光尽管清苦，却被梁振英视为第一堂人生课，不仅培养了他不畏艰辛、自食其力的能力，还让他认识到执著追求的可贵。

    梁振英从小成绩优异。他从荷李活道警察小学毕业后考入香港著名的中学——英皇书院，后又进入当时的香港工业学院（现香港理工大学）修读建筑测量系。取得高级文凭后，梁振英于二十岁那年前往英国布里斯托理工学院(现为西英格兰大学) 攻读估价及地产管理学。在留学英国的三年多时间里，梁振英靠半工半读维持自己的学习及生活费用。他每周打工三个晚上，每次六个半小时，回到宿舍时往往是凌晨了。为了节省车费，他每天上学放学都要步行十多公里。即使这样，他仍然坚持参加社会活动。当时梁振英是当地香港留学生的学生会主席，经常举办中国文化宣传活动，每个星期天他还去教当地的华侨子弟学中文。1977年，梁振英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从布里斯托理工学院毕业。

    学成回港的梁振英，开始了自己白手起家的创业历程。起初，他加入老牌测量师行“仲量行”，成为一名测量师。过了五年，梁振英被擢升为这家英资公司的合伙人及该企业第一位华人董事。当时年龄不足三十岁的梁振英年薪已高达上千万港元。1988年，三十四岁的梁振英被评为“香港十大杰出青年”。

    1993年，梁振英创立了梁振英测量师行。2000年，通过互换股份与英国DTZ及新加坡的戴玉祥产业咨询公司合并，梁振英测量师行易名为戴德梁行。这家布点遍及四十三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际房地产服务公司，迅速发展成为亚太区最具规模的物业顾问公司。2006年，梁振英成为该公司最大的个人股东，首度晋身集团董事局。一年后，梁振英又由戴德梁行北亚区主席升任为亚太区主席。此时，离他事业起步刚好三十年，梁振英已从一无所有的小青年变成了颇具经济实力的香港企业家。

    作为香港专业联盟主席，梁振英率先鼓动香港十个专业团体五万多专业人才加强与内地交流。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内地的改革开放刚刚起步，身为香港“专业人士促进现代化协会”成员的梁振英，就开始与内地结缘，并频繁穿梭于深港沪之间。　　

    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开始。1984年，中英谈判碰上新界的租约问题。当时，新界的全部土地楼房，不论地区、新旧、用途，地契年期全部在1997年6月27日届满后，由中、英两国共同解决。由于当时内地还没有房地产市场，缺乏经济和合约上的知识，中央想找个香港人咨询意见。有位官员记起一个经常到内地讲课的年轻人——梁振英，就请他帮助写意见书。梁振英立即动笔撰写。几个月后，这份意见书中的建议成为中方意见，并成为《中英联合声明》附件三《关于土地契约》的主要内容。

    在帮助和支持内地房地产事业发展的同时，梁振英亦开始在政治上崭露头角。1985年，梁振英出任香港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委员；1988年，三十四岁的梁振英出任基本法咨询委员会秘书长；1993年，出任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预委会政务小组港方组长；1996年出任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副主任；1997年出任香港特区第一届行政会议成员、召集人。此外，他还担任第十届和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等职。梁振英不无自豪地回忆道：“参与回归的全过程，为香港回归效力，亲历国家和平统一的阶段性成果，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成就和最难忘的经历。”

    （选自2012年第6期《名人传记》，有改动）

材料一：

1982年的一个秋日，马尼拉洛斯巴洛斯镇国际水稻研究所的学术报告厅里，正在举行国际水稻科技界的盛会，座无虚席。屏幕上打出袁隆平的巨幅头像，下方是“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一行特大黑体英文字，报告厅里顿时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

说起研究杂交稻的初衷，袁隆平说：“上世纪60年代，我曾亲眼看见过5个饿殍，两人倒在桥下，两人倒在田里，一人倒在路旁……”饥饿让袁隆平对水稻充满了遐想，他决心挑战传统的经典理论，跳出“无性杂交”学说的束缚，着手进行水稻有性杂交试验。

然而，要找到“天然雄性不育株”却非易事。他和助手们每天头顶烈日，脚踩烂泥，低头弯腰，在稻田里寻寻觅觅。袁隆平和助手们整整花了6年时间，先后用1000多个品种，做了3000多个杂交组合后，袁隆平与同事们一起率先育成我国第一个实用水稻雄性不育系及保持系“二九南1号”。1973年，协作组通过测交找到水稻雄性不育恢复系，至此，三系配套难关全部攻克，一举奠定杂交稻从理论到现实的基础。1976年开始，三系杂交稻开始在全国大面积推广，比常规稻平均每亩增产20%左右。袁隆平和他的杂交水稻震惊了全世界。

袁隆平没有骄傲，更没有止步，他感到三系法也存在着配组不自由、种子生产环节多等不足，他决心开展新的攻关。

成功与失败总是相伴的。正当不育材料秧苗研究搞得如火如荼时，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给袁隆平心爱的水稻雄性不育试验“当头一棒”，几年积累下来的700多株珍贵不育材料秧苗，一夜之间被人全部拔除毁坏。

一些同行送来了冷嘲热讽。面对这种质疑，袁隆平显现出从未有过的自信：“从表面上看，试验是失败了，但从本质上看，试验是成功的。”此时，袁隆平沉着冷静，查找资料，分析问题，仔细思考，终于拨开云雾，提出了解决办法。到2000年，两系法杂交水稻平均产量比三系增长5%～10%，续写了“东方魔稻”的新篇章。

为全面开展超级杂交稻研究，在分子层面探索超级稻秘密，2000年5月，科学家宣布，中国超级杂交水稻基因组计划启动。

袁隆平发明的杂交水稻技术，使水稻平均亩产比原先增加20%以上。这项世界领先的科技成果惠及全世界。

袁隆平把他的研究生介绍到国外攻读博士学位，很多人学成后都留在外国。有人便跟袁隆平说：“人才都飞了，您可是白费心血了！”袁隆平认真地说：“中国杂交水稻事业的未来，需要大量超过袁隆平的人才。优秀人才的成长需要广阔的自由天地，让他们通通窝到我的手下来，受着我的思想束缚，而且我还无法给他们提供一流的研究条件，怎么能使他们成长为超过我的杰出学者呢？一旦祖国有条件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他们随时都会回来的。相反，如果他们回来而又无用武之地，那又叫人家回来干什么呢？”

（摘编自农博网《袁隆平与杂交稻》）

材料二：

“天眼”之父南仁东，17日被追授“时代楷模”荣誉称号。

24年，8000多个日夜，南仁东为中国“天眼”燃尽生命，在世界天文史上镌刻下新的高度。“天眼”与天宫、蛟龙、大飞机等一起被列为创新型国家建设的丰硕成果。南仁东来不及目睹，但他执着追求科学梦想的精神，将激励一代又一代科技工作者接续奋斗，勇攀世界科技高峰。

“天眼”：一个国家的骄傲

1993年，国际无线电科学联盟大会在日本召开。科学家们倡议：建造新一代射电望远镜，接收更多来自外太空的讯息。会后，南仁东极力主张中国科学家启动“天眼”项目。这个当初没有多少人看好的梦想，最终成为一个国家的骄傲。

斯可克回忆：“南仁东总跟我说，国家投入10多亿元搞这个望远镜，如果因为质量问题或者工程延期导致停工，每天损失将达50万元。花了这么多钱，如果搞不好，就对不起国家。”

执着：为“天眼”燃烧20多年人生

南仁东用大约10年的时间走遍了贵州大山里的上百个窝凼。

一次，南仁东下窝凼时，瓢泼大雨从天而降。他曾亲眼见过窝凼里的泥石流，山洪裹着砂石，连人带树都能一起冲走。南仁东往嘴里塞了救心丸，连滚带爬回到垭口。许多工人都记得，即使在炎热的夏天，为亲自测量工程项目的误差，南仁东总会丢下饭碗就往工地上跑。

寻梦：探索科学未知无止境

对待科学研究，南仁东无比严肃和严谨。“天眼”没有哪个环节能“忽悠”他，任何瑕疵在他那里都过不了关。工程伊始，要建一个水窖，施工方送来设计图纸，他迅速标出几处错误打了回去。施工方惊讶极了：这个搞天文的科学家怎么还懂土建？

“南老师对自己的要求太高，他要吃透工程建设的每个环节。”学生甘恒谦说。在南仁东看来，“天眼”建设不由经济利益驱动，而是源自人类的创造冲动和探索欲望。南仁东的心中，总是藏着许多诗意的构想。

“让美丽的夜空带我们踏过平庸。”这是他留给人世间的最后思考。

（摘编自《踏过平庸，一生为中国“天眼”燃尽——追记“时代楷模”南仁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