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秋家国梦  百年翰墨韵

秋蕾

    蒋思豫先生在百岁时写下诗句以为纪念：“少年贫笈弃家乡，煮鹤焚琴六月霜。唾面自干腰不折，尘颜含笑看洛桑”。他还写有“士气峥嵘焉可侮，骨头如鼓作铜声”等联句。其诗其辞，也是老人百年人生，风骨铮铮的生动写照。

    1914年的春天，中国大地风起云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星火渐呈燎原之势。宜兴和桥，秀美的江南古镇。蒋思豫，就出生在这里。蒋姓是宜兴的大姓，蒋思豫的祖辈显赫不凡。蒋思豫的父亲也是饱读诗书、精于书法。蒋思豫从小便酷爱书法，读小学时临摹柳公权的书法习作便已名列学校第一。

    1937年抗战爆发后，受过良好教育的蒋思豫加入了救国行列，先后在武汉、太原等抗战前线工作，还曾与周恩来、连战的父亲连震东在一个大院共事。抗战期间，蒋思豫还身兼《中国青年》编辑，并在《益世报》等担任记者和特约撰稿人，亲身经历了台儿庄战役和武汉保卫战。有一次在重庆工作时，遇到日军飞机空袭，因为来不及躲避，两位同事被炸身亡，他们倒下的地方与蒋思豫只相距数米。那时候，蒋思豫的心中便存有一个和平与宁静的梦，哪怕完成这个梦要耗费一生，他也在所不惜、追求不止。战事紧迫，生命朝不保夕，蒋思豫依然挥毫不断，并利用机会向在重庆的沈尹默、伍蠡甫等书法大家请教，更与潘伯鹰、傅抱石频繁往来，切磋书艺。

    当年在复旦学习期间，他非常景仰于右任先生的道德文章和书法成就，将于右任编著的《标准草书》随身带了近十年，临习不断，立志端正书品，传承右公书法心得。蒋思豫的品行、书艺得到于右任的认可，经于右任外甥周伯敏的推荐，他有幸成为于右任先生的入室弟子。1947年7月的一天，在南京于右任长子于望德府邸中，33岁的蒋思豫恭恭敬敬地向这位著名的“当代草圣”，磕头行拜师礼。于先生忙拉他起身说：“行个鞠躬礼就行啦！”就这样，蒋思豫得到右公的悉心指导，并渐渐形成了朴茂厚实、简洁凝练、运转持重又大气磅礴的草书风格。

    1976年，蒋思豫回到夫人的故乡——宁波镇海，过起了隐居的生活。在这近40年的时光里，蒋思豫将对书法的热爱发挥得淋漓尽致，与书法为伴的宁静岁月，让老人感到无比幸福。他经常对子女们说：“中国书画艺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巨大精神财富，延绵数千年的中国书法决不能在吾辈手上中断。

    蒋思豫一生研习“于体”，其草书直追于公笔韵。他还写下洋洋万言的《论于右任标准草书》一至三论，为“于体”书法传承作出了理论贡献。他的篆隶各体，也均有不俗功力：篆书质朴凝练、格调高古；隶书结字工稳、平实古雅。胸襟的开阔与心气的平和，在老人的书法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蒋思豫发挥毕生所学，致力于弘扬传统文化。胡茂伟拜访蒋先生之前，先看到了蒋先生的一篇文章。蒋先生在文中批评了现在书风浮夸，书坛名家大师满天飞，都把自己捧得很高。书法进门容易深入难，要成名成家谈何容易，书法不是刘翔跑一百米栏，一下子就过去了，书法是马拉松，它要你用一辈子的精力去追求。“这应该是个超拔的长者，绝不会流俗。这是我获得的第一个关于蒋思豫老先生的印象，很有风骨，如同于体草而不乱，奇而中正的书风，个性卓然，而不失端直。”

    蒋思豫在艺术上认真计较，但为人处世上却随遇而安、与世无争。在镇海区的一个老小区巷子里，一间二室一厅六十平方米的旧楼房，就是蒋思豫与夫人徐敏蕾的住所。家什是旧样子，墙面有些泛黄，门板十分轻薄，有一些房间仅用旧棉布当门帘。但眼前这两位老人的风采却让这间简陋狭小的屋子增添了活力与温馨。蒋思豫几乎足不出户，曾给自己立下四条誓言：一不参加任何书画组织；二不举办个人书画展览；三不收受学生；四不出书画册集。

    蒋思豫的人生在沧桑百年中历经坎坷，始终陪伴老先生的是他最钟爱的笔墨。唯有这件最珍贵的东西，没有在千般风雨中丢失。可以说，书法是蒋思豫一生的主调。

（节选自《宜兴日报》）

【相关链接】蒋思豫认为，目前书法界以丑、怪为革新，不问字源、字形自作“改良”，殊不知违悖书道，是一极大的陋弊。书法一门，要深研前人的法度，杜绝错字，别字。蒋思豫可以说是身体力行，甚至向权威挑战。十年前，北京的《团结报》副刊有个“大雅篇”的专栏题签，是启功先生的手笔。启老是当代书坛的领袖。可他那“雅”字的“牙”旁左撇回踢，牙的上面又分不清而变成了“稚”字。经年却无人提出疑义。蒋老为此提出矫误的意见，寄信于《团结报》责任编辑。不日收到了他们的致谢复函，并附五元钱的稿费。他们将启老的题字撤换，由北京名家萧劳先生重写正名。

（王宣民《蒋 思豫：百岁翰墨写春秋》）

草婴：一生只做一件有意义的事

赵兰英

    草婴本姓盛，名峻峰。草婴是他1942年发表第一部文学译作《老人》的笔名。“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草婴喜欢白居易的这首诗，这个笔名伴随他一生。草婴就像一颗生命力顽强的草，一生数次遭遇厄运，但他一次次闯过来了。支撑他穿闯过难关的是什么？是他品格中造就的坚韧和执着，是他内心充盈的从容和淡定。

    14岁那年，草婴考上上海的雷士德工学院附中。这是英国人办的一所学校，主修英语。可是草婴不满足，还想再学一门外语。那个年代的中国，苏联是进步、光明的象征。草婴看到一些关于苏联的通讯报道和文学作品，非常兴奋，由此产生强烈愿望：学好俄语，把它们翻译过来，让更多的人对这个新兴的国家有更多的了解。

    在一次社会活动中，草婴认识了中共地下党员姜椿芳。姜椿芳是一个俄文通，知道草婴在学俄文，便热情地给予辅导。1941年8月，上海地下党和苏联塔斯社主办的《时代》周刊出版，主要登载有关苏德战争的电讯、特写、通讯、述评及战争题材的文艺作品。姜椿芳是这份刊物的实际负责人。那时，上海没有几个人懂俄文，姜椿芳就让草婴为《时代》翻译一些稿子。草婴显得不自信，姜椿芳鼓励他：“翻翻就会了，你翻好后，我来校阅。”由此，在姜椿芳这位大翻译家、出版家、社会活动家的指引下，草婴走上翻译之路。

    在群星璀璨的俄罗斯文学中，草婴最喜欢、翻译最多的是托尔斯泰和肖洛霍夫的作品。他说：“我为什么特别看重肖洛霍夫和托尔斯泰呢？因为我感到，从他们的作品中所反映出来的人道主义的思想、人性的光辉是最强烈的。我感受到中国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特别需要培养和唤醒人性的光辉。”

    然而，“文革”一开始，对肖洛霍夫的批判，各级报纸铺天盖地，说他是苏修文艺的鼻祖、人民的死敌等等。被批判为吹鼓手的草婴，丝毫不惊慌：你批你的，我信我的。有朋友劝他，把肖洛霍夫和托尔斯泰的原著和一些外文书籍统统销毁，或者送到废品回收站去，争取主动。他却这样回答人家：“他们要来销毁，我没办法。但是，我自己绝不会销毁的。”免不了，他被批斗、被隔离。

    草婴内心非常坚韧，而且逻辑思维能力很强。什么事，到了他这里，谁是、谁非，谁对、谁错，谁高、谁低，谁轻、谁重，谁先、谁后，他都看得清清楚楚，想得明明白白。翻译家傅雷，被扣上“右派”帽子，有关部门让草婴写材料揭发，他一个字没写。草婴后来说：“我当时就这样想，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是坏人呢？他们是对国家有贡献的人。一个人，尤其是知识分子，要有良心。我不能昧良心，人家是好人，一定硬说他们是坏人。”在草婴的人生信条上，有这样几个字：心、脑、眼、骨。具体说，心，就是良心。没有良心，什么卑鄙无耻的事都做得出。脑，就是要有自己的思考、分析和判断。眼，就是要观察，明辨是非。骨，就是脊梁，任何时候要挺得直。

    1975年，又一场灾难降临。瘦得体重只有90来斤的草婴，被叫去扛水泥包，一包水泥100来斤。扛了一包又一包，一次，他人还没站稳，车上的人就把水泥包压在他的肩上。他只听到腰背部“喀嚓”一声，人就昏倒在地。第十二节胸椎压缩性骨折！他是“牛鬼蛇神”，没有资格住院，只得回家。躺在木板床上，一动就痛入骨髓。结果，在木板床上吃喝拉撒一年之久，被折断了的胸椎骨，才愈合起来。这种非人的生活，有几人能挺过来？

    支撑他的，就是内心那份坚韧、那份淡定。他认为，人这一生注定有许多磨难，重要的是要有韧性，挺过去。躺在木板床上，他每天给自己“打气”：坚持、坚持，一定要渡过难关！

    因为不拿工资，没有级别，这位大翻译家看病也成问题。很多人知道，巴金是中国作家中唯一不拿工资的专职作家。其实，在翻译界，还有草婴、罗稷南、傅雷、满涛、萝海，不拿工资，不定级别，不进国家编制，靠翻译稿费生活。因此，在很长时间，草婴不享受任何医疗待遇，生病后只能在街道小医院诊治。

    其实，草婴也有机会成为国家编制人员，并且当官。但是，他放弃了。那是1977年，文学春天来临之际，上海筹办上海译文出版社。那天，市委宣传部领导来到草婴家里，请他出任总编辑。他也有机会，从事外交工作。但是，他放弃了，对于国家编制和当官，他看得很淡，他选择的路子不会改变。

    草婴说：“一个人的一生其实并不很长，所谓人生苦短，讲的就是这个意思。能集中你所有精力，在你的一生中做好一件有意义的工作，那就算不错了。”就是这份淡定、从容，使他内心安静，不目迷五色心分四处，更不会怀疑和后悔自己的选择与执着、坚定。

    放着总编辑位子不坐，草婴有“私心”：集中时间和精力，系统翻译托尔斯泰的作品。他说：“我认为是正确的，就把全部精力、时间都放到这上面去，其他事情一律都推掉。从18岁开始，我首先考虑的就是有限的精力、时间，怎么能够用到对社会、对人民最有益的工作上面。因此，我对时间的吝啬，也可以说节约，像犹太人节约金钱一样。”

    整整20年，他埋首于托尔斯泰所描绘的世界里。他每天早晨6点半起床，早饭后，进入书房，开始工作。亲朋好友来访，他也是坐一会儿，就说：“对不起，我要上班了。”不待人家反应，就自顾自地走进书房。他的长女不幸患上癌症，卧室与草婴的书房仅一步之遥。一边是女儿痛苦的呻吟声，一边是父亲笔头的沙沙声。草婴没有停笔！老年丧女，草婴该忍受多大的煎熬？他挺住了。他想，不能因为女儿，影响工作。否则，就是“双重损失”！正在进行中的《托尔斯泰小说全集》翻译，是他生命中的另一个孩子！

    草婴严谨的翻译态度在翻译界有口皆碑。一般翻译一本书，他先把原作看过几遍甚至十几遍，弄懂弄清所有人物关系，所有情节起源，甚至做卡片。比如，《战争与和平》中的人物就有559个。草婴给每个人做一张卡片，姓名、身份、性格特点，与其他人的关系等，一一写在上面。同时，他还要熟读有关俄罗斯历史、哲学、宗教、政治、军事、风俗等方面的书籍。直到把整部原作理解透了，烂熟于心了，他才动笔翻译。即便如此，对一个词、一句话的推敲，他还要反复多遍，直到满意为止。也许人们不相信，一年365天，草婴没有一天不翻译。12卷本的《托尔斯泰小说全集》，他花了20年的时间！他每天的翻译速度是：1000字！他的每个字，是用心血“呕”出来的。

    草婴认为，一个文学翻译家是原著作者和译文读者之间的桥梁，他必须时时刻刻想到他们，对他们负责。他说：“我做了一辈子的翻译，并不觉得自己有什么成功的经验。我平生只追求一点，那就是：堂堂正正做人，认认真真做事。”

城里人与乡下人

毕淑敏

    最近几个月来，吃过的最美味一餐饭，是在乡间的小山村。正午时，背靠着池塘，秫秸搭成的简易凉棚下，老农端上自家种的玉米和土豆，还有刚刚从水中打捞起的半尺长的鱼，炭火上烤熟。

    那鱼被从中间剖开，平铺在黯哑的火焰上，一条好像变成了两条。浑身披挂盐霜，硬而微黄，好似生了薄锈的盔甲。吃到嘴里，鱼刺和鱼肉都是干脆而火爆的，咯吱吱，似嚼着一袭土色的蓑衣。

    我问老农：“用了什么调料呢？”

    他嘬着旱烟嘴，含混地回答：“盐。”

    盐是不消说的，看得见，而且，无所不在的咸。我说：“还有呢？”

    “没有了。”老农吐出一口烟雾，清晰地答。

    我不相信地反问：“没有花椒大料？没有豆豉辣椒？没有蚝油香叶？没有……”

    老农打断我：“你说的那些，都没有——光是盐。”

    我说：“今天才知道，盐是这样好吃啊。”

    老农就笑了：“说，你这个人啊，整差了。盐并不好吃，好吃的是我们给自己预备的这些个物产。乾隆年间老辈子怎么着种，咱现在还是怎么着种。”

    我反驳道：“乾隆年间老辈子好像没有这种甜糯玉米。”

    老农笑笑说：“你这个人还好较真。种子是没这会儿的好，我说的是种法。我们给自己吃的东西，用的是土法，没有化肥，没有农药，更没有激素。”

    说到这里，他沧桑的脸上露出一点点不怀好意的浅笑，说：“有件事，我一直整不明白，总想找个不见怪不爱生气的城里人打听打听。”

    我说：“您打听吧，我不见怪也不生气。”

    老人家清了清嗓子，以表明他将要询问的题目是多么不同寻常。在咽下了几大口唾沫之后，他说：“我们在庄稼和菜叶上，用了那么多化肥和农药，眼看着活蹦乱跳的虫子眨眼间就扑拉拉死了一地，可你们城里人一年到头吃的就是这种粮食和菜，怎么到如今还没有被药死呢？

    他原本就有地方口音，因为踌躇加之不好意思，让方言味变得更加浓厚。“药死”这个词，在他的发音里，说成“约死”。

    我听懂了他的话，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是好。第一个反应是为自己吞下那么多的农药和化肥加激素却“约而不死”，依然活蹦乱跳地大吃东西而深感惭愧。我说：“抱歉啊，我也不知道自己至今为什么还没有被‘约死’……”

    在一旁偷听我们对话的一个小伙子，挺身而出解了我的围。

    他说：“早年间，有一个广告，唱的是“我们是害虫，我们是害虫……”记得吗？人就像害虫。打了农药，有些人生了癌症等恶病死了，有的就产生了抗药性，不死。你们这些不死的人，就像活下来的害虫，有了抗体，反倒更坚强了。”

    周围的人偷听到我们的话，七嘴八舌道：“是啊是这样。你看蟑螂，你看老鼠，不是一直被各种药饵毒杀吗？绝了吗？没有！越杀越多。城里人也跟它们似的，毒不死的。”

    我拿捏不准自己作为城里人的一员，在农药和化肥的围攻浸淫中，至今活着，是该自豪还是该悲哀呢？

    “我们从来不吃给城里人准备的东西。我们把给自己吃的东西和卖给城里人的东西，分成两个地块，绝不掺和。今天给你们吃的，就是平日留给俺们自己吃的东西”。老农家非常热情地说。我望着他善良而沧桑的脸，心中满是惘然。

    泾渭分明地把种粮的人和吃粮的人齐刷刷分开，给自己留下清洁的食品，然后用慢性毒药去“约”他人，这是生存的智慧还是蓄意的谋杀？

    我不敢生出责备老农的意思，倘若自己是农人，很可能也出此下策。面对现今中国的普遍现象，无奈，只得寄希望能变成杀不死的青虫。

    前两天看报纸，中国的城镇人口已经达到了62％以上。可否这样说：大部分中国人现在吃的食品，其实是那少部分人不喜欢吃，不屑于吃，也不敢吃的。

    想起“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古训。那是儒家思想的精华，也曾是中华民族根深蒂固的信条。现今在“吃”这个天大的问题上，怎么美德尽失？

    分手的时候，老农很开心地告诉我们，他的一双孙儿女，都考上了大学，以后也要成为城里人了。

拣麦穗

张洁

    当我刚刚能够歪歪咧咧地提着一个篮子跑路的时候，我就跟在大姐姐身后拣麦穗了。

    有一天，二姨看着我那盛着稀稀拉拉几个麦穗的篮子说:“看看，我家大雁也会拣麦穗了。”然后，她又戏谑地问我:“大雁，告诉二姨，你拣麦穗做哈？”我大言不惭地说:“我要备嫁妆哩！”二姨贼眉贼眼地笑了，还向围在我们周围的姑娘、婆姨们眨了眨她那双不大的眼睛:“你要嫁谁嘛！”

    是呀，我要嫁谁呢？我忽然想起那个卖灶糖的老汉。我说:“我要嫁那个卖灶糖的老汉！”她们全都放声大笑，像一群鸭子一样嘠嘎地叫着。

    笑啥嘛！我生气了。难道做我的男人，他有什么不体面的地方吗？

    卖灶糖的老汉有多大年纪了？我不知道。他脸上的皱纹一道挨着一道，顺着眉毛弯向两个太阳穴，又顺着腮帮弯向嘴角。那些皱纹，给他的脸上增添了许多慈祥的笑意。

    我的话，很快就传进了他的耳朵。那天，他挑着担子来到我们村，见到我就乐了。说:“娃呀，你要给我做媳妇吗？”“对呀！”他张着大嘴笑了，露出了一嘴的黄牙。他那长在半个葫芦样的头上的白发，也随着笑声一齐抖动着。

    “你为啥要给我做媳妇呢？”

    “我要天天吃灶糖哩！”

    他把旱烟锅子朝鞋底上磕着:“娃呀，你太小哩。”

    你等我长大嘛！”

    他摸着我的头顶说:“不等你长大，我可该进土啦。”

    听了他的话，我着急了。他要是死了，那可咋办呢？我那淡淡的眉毛，在满是金黄色的茸毛的脑门上，拧成了疙瘩。我的脸也皱巴得像个核桃。他赶紧拿块灶糖塞进了我的手里看着那块灶糖，我又咧着嘴笑了:“你别死啊，等着我长大。”

    他又乐了。答应着我:“我等你长大。”

    “你家住哪哒呢？

    “这担子就是我的家，走到哪哒，就歇在哪哒！”

    我犯愁了:“等我长大，去哪哒寻你呀！”

    “你莫愁，等你长大，我来接你！”

    这以后，每逢经过我们村子，他总是带些小礼物给我，还乐呵呵地对我说:“看看我的小媳妇来呀！”我呢，也学着大姑娘的样子要我娘找块碎布，给我剪了个烟荷包，还让我娘在布上描了花。

    我缝呀，绣呀……烟荷包缝好了，我娘笑得个前仰后合，说那不是烟荷包，皱皱巴巴，倒像个猪肚子。我让我娘给我收了起来，我说了，等我出嫁的时候，我要送给我男人。

    我渐渐地长大了。到了知道认真地拣麦穗的年龄了。懂得了我说过的那些个话，都是让人害臊的话。卖灶糖的老汉也不再开那玩笑了。不过他还是常带些小礼物给我。我知道，他真疼我呢。

    我不明白为什么，我倒真是越来越依恋他，每逢他经过我们村子，我都会送他好远。

    有一年，过腊八的前一天，我约摸着卖灶糖的老汉，那一天该会经过我们村。我站在村口上一棵已经落尽叶子的柿子树下，朝沟底下的那条大路上望着，等着。那棵柿子树的顶梢梢上，还挂着一个小火柿子。小火柿子让冬日的太阳一照，更是红得透亮。那个柿子多半是因为长在太高的树梢上，才没有让人摘下来。真怪，可它也没让风刮下来，雨打下来，雪压下。

    路上来了一个挑担子的人。走近一看，担子上挑的也是灶糖，人可不是那个卖灶糖的老汉。我向他打听卖灶糖的老汉，他告诉我，卖灶糖的老汉老去了。

    我仍旧站在那棵柿子树下，望着树梢上的那个孤零零的小火柿子。它那红得透亮的色泽，依然给人一种喜盈盈的感觉。可是我却哭了，哭得很伤心。哭那陌生的但却疼爱我的卖灶糖的老汉。

    后来，我常想，他为什么疼爱我呢？无非我是一个贪吃的，因为生得极其丑陋而又没人疼爱的小女孩吧？

    等我长大以后，我总感到除了母亲以外，再也没有谁能够像他那样朴素地疼爱过我——没有任何希求，没有任何企望的。

大散关

第广龙

就为“大散关”这三个字，我也要来。

陆游的《书愤·其一》，有“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颔联。少年时代，好冲动，好逞强，体会着恢弘的境界，听见了铮铮的声响，不由热血沸腾，壮大了志向。如今再读，其中依然有男儿气，有豪气，有杀伐气，而对于何以诗题《书愤》，方有了一些体悟。国破山河在，倾情的歌咏，透露出的正是马蹄践踏之下虚空无望的挣扎和血泪，这愤，又何尝不是愤懑、悲凉，何尝不是无奈和不甘。

不过，往昔的烟云散去，能留住的，却是诗人的心血笔墨。题中应有之意还在，还能感应到，只是时空转换，当年的主观介入，在时间的磨砺下，不经意间，过渡成了如今的客观欣赏。我从诗意上领会，觉得大散关就得和铁马秋风组合，才是大散关。这几个词，都硬，铁马是人在运动，秋风来自山野，力道大，也发挥得彻底，给大散关这个地名，也带来了动感，使之有了冷热的反应。散就是发散，就是散开，却在这里变得紧张，随时要腾跃而起，又按兵不动，有摊开胸怀的包容，有冷酷无情的拒绝。

也许受到陆游诗句的影响，如今的大散关，即使早就没有攻守往来的剑拔弩张，已经还原成一个地理意义的山口了，却又固化了沿袭下来的印记，听到大散关，会有联想，来到大散关，又和过往勾连。大散关，依然给人以精神上的刺激，无法当成一个纯粹自然的物象。地理上的大散关，和历史、文化的互动，并没有因为时光的流逝而停止。（

我到了大散关，才读到曹操的《秋胡行二首》，起首一句“晨上散关山，此道当何难”，心里有了起伏，像是被拽了一下。曹操谋略天下，戎马一生，打过败仗也打过胜仗，有得意自满也有狼狈不堪。生为人杰，输得起，也赢得起，三国角力，曹操是最后的赢家。曹操写过豪情的诗篇，而这首《秋胡行》，却在感叹人生之难，似乎和曹操的个性不相吻合，末尾更是发出了“夜夜安得寐，惆怅以自怜”的消沉之音，这是曹操吗？是他，是那个拥有江山美人的曹操，也是那个有忧伤有痛苦的曹操。曹操的大散关，写出了人生的况味和不如意，写出了人心的复杂，才更有感染力，更真实。曹操的诗歌，也在言志，采用的手法，和后来的陆游，却完全不同。

两个人，都已进人人生的暮年，都心中有块垒，有沧桑，身处位置和所持立场竟然区别甚大。曹操就在铁马秋风里行走，更愿意向内心和自我打量；陆游有志不得伸展，只能“家祭无忘告乃翁”。一个写得虚，写到了心里去，写出了真切的感受；一个是辞藻的组合，而且，都是大词，看似具体，实则缺少对应。曹操戎马倥偬，身体出逃，一次看似放松实则纠结的登临，写得反而寻常人心；陆游欲置身其中却在其外，类似于隔空传音，便有了刻意，有了讲究。再仔细看，曹操表白心迹，情绪上有升华，接着状写的，却是牛走不动，车翻进沟的实景；陆游的诗篇，通篇都是字词的组合，如果不是忧怀国难的一口真气支撑，将陷于词的雕琢而失去鲜活的旨意。即使从艺术的角度，曹操的诗歌，乐府新声，和地气联通，生猛，鲜活，强调情感的个人化。陆游时期的格律体诗歌，已处于没落期，匠气重，公共意识占主导，所要传递的思想，是呐喊出来的。可是，如果没有陆游的诗句，大散关就不会广为人知，成为一个寓意强烈的符号。至于曹操，因为称雄天下，大散关也不会忽略了他的文字，拿出来展示，倒有些点缀的意味。多数情形下，皱眉头总比不上放声一吼痛快啊。

曹操那时，大散关还没有加上一个大字，还叫散关，得名于周朝存在于此地的散国。有的大，是无4170须张扬的，而且，还会被承认，自己也自信。散关本来就大，这个大，可以不用，也不受影响。不过，叫成大散关，那也行，这让守关的人，更上心，让夺关的人，别马虎大意。自然，也让吟咏风骚的人，遣词造句，显得对称有分量。

山川变化慢，城郭兴亡快。可是，我从宝鸡的城东过来，当我来到山前，我知道，大散关还在，但已1：55经不是原来的了。今人走的，和古人走的，不是一条路。上山路上，我看到了立于山下、山间、山顶的三块石碑，上头的“古大散关”几个字，落款都是苏轼。当年，苏轼是给大散关哪个位置的遗迹题写的呢？看上去，这三处，皆不是原处。我估计，还有一种可能，这三个字，是集字而成，并非苏轼专门书写。至于半山道旁的那个年岁不长的牌楼和里头的人造景观，不看也罢。

要是去壶口，天地汹涌而来，能确定。看大雁塔，屹立的身影，风雨千年，就是这一个。可是，看大散关，有指认的困难。在哪里看，能不能看到想看的呢？既然是川陕咽喉，是用兵之地，一定有石木的堆垒，有瞭望塔、砖楼和城墙，不然，如何守关和通关呢？看不到了，明代就废弃了。岁月更替，饶不过强者，也把人造的营盘打烂。大散关能留下什么呢，又怎么认定，此关非关，此关是关呢？在这里，还有被历史记了一笔的大散关古战场。

路边，东北方，一片浅谷，一道漫坡，长着草，不高，不繁盛。南宋吴玠吴璘两兄弟，在这里阻击金兵，打过大仗，打败了金兀术的十万大军，使其无法进军蜀地。在大散关，刘邦暗度陈仓，攻取三秦，走这条道。曹操西征，也走过这条道。难道掩埋了太多亡灵，太多孤魂，土地不得安宁，才驱逐了草木吗？我看到几个人，顶着烈日，在弯腰挖土。也许会发现盔甲的残片，生锈的腰牌。是在考古吗？不是。在挖排水沟。这里已经变成一个滑雪场了。这个世界上，死去的人，一定多于活着的人。不论多么惨烈的生死，都会淡化，都会被忘记的。活着的人，是一个增量，一代又一代，历史加长了，也就有了筛选，有了丢失。人是往前看的，得种地，得来山里避暑呀。有多少人，会在意这里，会说，这里是古战场，死过许多人。

（选自第广龙《大散关》，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