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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型:现代文阅读 题类:常考题 难易度:普通

高中语文苏教版必修三语言,存在的家园(文本研习)汉字的王国语言的演变同步测试

阅读下文,回答问题。

汉语“新词”漫议

    在不同文明间的交往交流中,语言从来就是变动不居的。从理论上说,语言交流应该是彼此平等、互相影响的,每种方言都有平等挤进“中心”的权利,不同文明间的交流应该对等地相互吸收“外来语”。但实际上语言也十分“势利”,根本不可能完全“平等”

    语言发展演变的历史表明,往往是政治、文化中心或经济发达地区的方言才有权变成“官话”“普通话”,其他方言只能蛰居“边缘”,难登大雅之堂。同样,“外来语”更多也是“先进”向“落后”的“边缘”渗透、侵入,逆向流动者绝少,后者不得不深受前者影响。如不少北京的方言或流行语之所以能在全国迅速流行,成为“普通话”,只因为北京处在政治、文化中心。近代许多沪语能突破“边缘”进入“中心”,因为上海是商埠首开之地,且日渐成为经济中心,总是风气先得。人们往往没有意识到,我们现在以为很“普通”的,早就习以为常时时脱口而出的“滑头”“流氓”“盯梢”“出风头”“寻开心”“阴阳怪气”等词语,若查书一看,原本竟都是上海方言。而今日粤语的情形亦颇有些类似。改革开放以来,广东得风气之先,南风渐盛,于是“粤味普通话”也随粤菜一道北上,如“买单”“搞定”“生猛”等,已渐渐成为“普通话”。现在“港台腔”颇受责难,其实“港台腔”不也是我们统一的中国的“方言”之一种吗?例如现在越来越多的青少年用“港台腔”的“耶—— !”“哇——!”代替“哎哟——!”来表示惊叹,引起了一些尖锐的批评责难。其实,被视为“惊叹”之“正统表达”的“哎哟”也并非古来如此,一成不变。如要“正统”只能回到不是“噫吁嚱——!”就是“呜呼哀哉——!”的时代。几年前,我就曾撰文,主张不妨用“听取蛙声一片”那般宽舒闲淡心态,来“听取‘哇’声一片”。

    此次万众瞩目的“胡连会”新闻公报就说,“正视现实,开创未来”是国共两党的共同“体认”,胡总书记与连主席决定共同发布“两岸和平发展共同愿景”。这多次出现的“体认”“愿景”不是立即被收入《现代汉语词典》,成了我们的“普通话”吗?事实说明,我们的最高领导人并不拒绝来自台湾的词汇。其实,随着大陆经济的迅速发展,“普通话”尤其是“简化字”在台亦影响渐强。这恰恰说明,两岸语言在互动中越来越融洽,而不是把彼此的语言视为有害的洪水猛兽而渐行渐远,这实在是增进彼此了解、有利于国家统一的幸事。  

    在近代西学东渐的过程中,大量“外来语”甚至有“外”来居上之势,盖因“西学”较“中学”发达先进也。无论高兴与否赞成与否,这种自然而然的过程就是如此,难以人为改变,大可不必因此而痛心疾首。若一定要“查户口”“讲出身”,非要“正本清源”查“血统”,非祖宗八代“根正苗红”不可,一定要把这种带有“殖民”色彩的“外来语”统统扫地出门,则我们现在几乎无法开口说话。应当说,从总体上来看,无论是方言还是外来语,都使我们的语言更加生动、新鲜、丰富、精确。

(1)、对第二段中加点的“普通话”一词在文中的意思理解最准确的一项是(   )

A、普通话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 B、是指那些先在政治、文化中心或经济发达地区流行,而后在其他地区迅速流行的某些方言或流行语。 C、以“体认”“愿景”等词语为代表的已收入《现代汉语词典》被接纳为标准语的词汇。 D、我们认为很“普通”的,早就习以为常时时脱口而出的语言。
(2)、下列语句与文中画线句子的含义不同的一项是(   )  

A、往往是政治、文化中心或经济发达地区的方言才有权变成“官话”“普通话”,其他方言只能蛰居“边缘”,难登大雅之堂。 B、“外来语”更多也是“先进”向“落后”的“边缘”渗透、侵入,逆向流动者绝少,后者不得不深受前者影响。 C、京、沪、粤地的某些方言受政治、文化和经济的影响,得到广泛认同,但作为“我们统一的中国的‘方言’之一种”的“港台腔”受到不平等的责难。 D、大量“外来语”在近代随西学东渐,甚至有“外”来居上之势,盖因“西学”较“中学”发达先进也。
(3)、下列表述与作者的观点不一致的一项是(   )  

A、语言在交流、演变中的“功利性”是客观规律,我们只能接受它、利用它,而不能人为地去改变它。 B、对语言的演变现象不妨持豁达的态度,不必动辄大惊小怪、批评指责,过分地强调“正统”是有害且不识时务的. C、作者提倡并鼓励用字、用语自由化,不要拘泥于现代汉语规范化要求。 D、方言和外来语不是洪水猛兽,它们能够使我们的日常用语更生动、新鲜、丰富、精确。
举一反三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文后各题

中国文化的美丽精神

宗白华

    诗哲泰戈尔曾说过:“世界上还有什么事情,比中国文化的美丽精神更值得宝贵的?中国文化使人民喜爱现实世界,爱护备至,却又不致现实得不近情理!他们已本能地找到了事物的旋律的秘密。不是科学权力的秘密,而是表现方法的秘密。这是极其伟大的一种天赋。”

    他的这几句话里,包含着极精深的观察与意见,值得我们细加思考。

    先谈“中国人本能地找到了事物的旋律的秘密”。东西方古代哲人,都曾仰观俯察探求宇宙的秘密。但希腊及西洋近代哲人倾向于拿逻辑的推理、数学的演绎、物理学的考察去把握宇宙间质力推移的规律,一方面满足理知了解的需要,一方面导引西洋人去控制物力,发明机械,造福民生。西洋思想最后所获得的是科学权力的秘密。中国古代哲人却是拿着“默而识之”的观照态度,去体验宇宙间生生不已的节奏。即泰戈尔所谓旋律的秘密。《论语》上载: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四时的运行,生育万物,对我们展示着天地创造性的旋律的秘密。一切在此中生长流动,具有节奏与和谐。老子也从他高超严冷的眼里观照着世界的旋律,他说:“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活泼的庄子也说他“静而与阴同德,动而与阳同波”,他把他的精神生命体合于自然的旋律。荀子歌颂着天地的节奏:“列星随旋,日月递照,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而生,各得其养而成。”

    中国古代哲人找到了宇宙旋律的秘密,并且把这获得的至宝,渗透进我们的现实生活,使我们生活在礼与乐里,创造着社会的秩序与和谐。我们又把这旋律装饰到我们日用器皿上,使形而下之器表现着形而上之道(即生命的旋律)。中国古代艺术特色表现在日用器皿的各种图案花纹里,而中国最光荣的绘画艺术,也还是从商周铜器图案、汉代砖瓦花纹里脱胎出来的呢!

    再谈“中国人喜爱现实世界,爱护备至,却又不致现实得不近情理”。在新石器时代,我们制作了玉质的日用器皿,后来把它们作为我们政治上、社会上及精神人格上美丽的象征物。在青铜器时代我们竭尽当时的艺术技能把日用器皿,如烹饪的鼎、饮酒的角等等,制精制美,使它们成了天地境界的象征。我们赋予最现实的器具以崇高的意义,优美的形式,使它们成了天地境界的象征。我们赋予最现实的器具以崇高的意义、优美的形式,使它们不仅仅是我们役使的工具,而且是可以同我们对语,同我们情思往还的艺术境界。

    但我们也曾得到过科学权力的秘密。火药同指南针这两项发明到了西洋人手里,成就了他们控制世界的权力——路上霸权与海上霸权,中国自己倒成了这霸权的牺牲品。

    我们发明火药,却用它来制造奇巧美丽的烟火,使人们在新年里享受平民式的欢乐。我们发明指南针,并不曾向海上获取霸权,却让风水先生勘定我们庙堂、居宅及坟墓的方位与走向,使我们生活中顶重要的“住”,能够选择优美适宜的自然环境。

    中华民族很早发现了宇宙旋律及生命节奏的秘密,以和平的音乐的心境爱护现实,美化现实,却轻视了科学征服自然的权力,使我们不能摆脱贫弱的地位,在生存竞争剧烈的时代,受人欺侮,我们的灵魂粗野了,卑鄙了,怯懦了,也现实得不近情理了。中国文化的美丽精神正面临着极大的问题。

(选自《艺境》,1946年,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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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事业下的人和自然

楼宇烈

    当前的生态问题源于人类中心主义,人类自视无所不能,能够征服自然。在征服自然的过程中,人自我膨胀,肆意向自然攫取,不尊重天地万物,非但没有取得真正的独立,反而是被物质、财富牵着鼻子走,失去了自我。

    从“人和天地浑然一体”的观念,变成“人与天地相对立”,于是天地就被作为外在的研究开发、对象。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认识,在中国就经历了这样的过程。我们曾引进了很多西方哲学理论和思想学说,例如欧洲理性主义、马克思主义等。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自然并不是存在于人类之外、与人类实践无关的自然,而是经过人类实践改造了的自然,具有社会历史性的自然。马克思认为自然界是人的“无机身体”,人要依靠自然界而生活。人为了生存和发展而必须与自然界持续不断地进行物质交换。很多人却将其误读为:人类的根本任务是征服、改造自然。

    上世纪初,中国的学术界就开始从中国哲学里寻找改造自然的资料。但是,在中国哲学里面没有“改造自然”的提法,于是人们开始研究历史上国人对天人关系的认识。学者们找到的天人关系资料大都是讲“天人合一”的,当时把“天人合一”“畏天命”“奉天”理解为天是绝对不可侵犯的,人在天面前无能为力,只能去适应天。但后来,有人把荀子“明天人之分”的主张理解为人不能做天的奴隶,提升到“人定胜天”的高度,为征服、改造自然找到了了理论根据。但这显然不符合荀子的原意——天、地、人各有其道,能够分清天与人的职责的人是圣人。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很多的思想值得借鉴。道家认为,人不要把自己看得很伟大,也不要把自己看得很渺小。人确实有伟大的一面,但人不能主宰万物,天无为,人也要学着无为。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上个世纪,西方一些思想家提出要重建人文主义,人既不能成为神的奴隶,也不能异化为物的奴隶。人类破坏自然,源于人的贪婪,无止境地向自然索取,破坏了人类的生存环境。破坏了生态环境之后再去治理,所需成本比破坏它的收益要更多,也无法再完全恢复原貌。因此,开发自然资源之前,一定要考虑清楚,而且考虑环境问题时,需要抑制人的欲望。

    现实生活中,许多人可持续发展的观念淡薄,推崇以消费来推动经济发展。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富有人文精神。倡导不耗尽资源,让现代人可以发展,让子孙后代也可以持续发展。生态平衡是建立在生态伦理的基础上,生态伦理的核心是要相互尊重,要建立起人与自然相互尊重的观念,不去随意破坏、改造自然。另外,食品安全问题也值得关注,我们不能光吃人造的东西,还要多吃自然的东西。这里讲的“自然”是老子讲的“道法自然”,我们要把自然人文的精神和现代科技更好的结合,不是用现代科技去淹没自然人文。

    技术的发展给我们的物质生活带来便利,也造成了生态环境的破坏。数据化让人越来越失去主动性,人在征服物质世界的同时,也丧失了自我;随着技术的发展,有些人成了机器、信息的奴隶。“欲而不知足,失其所以欲;有而不知止,失其所以有。”(司马迁《史记•范雎蔡泽列传》)人类要思考一下,有没有必要向自然、社会攫取那么多的财富呢?

(选自《大家》,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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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文距我们年代已经久远,文字对于不同的读者来说也已有了不同程度的疏隔,又在什么意义上可以作为鉴赏的对象呢?

    “鉴赏”按照文艺学理论家的说法,其情况颇为微妙。从最简单的意义来说,鉴赏总是要求对象中有可以赏玩、可以引发某种人生感想而带来一定愉悦的东西吧,而这种审美主体受审美对象的刺激而产生的精神活动,用马克思的说法,是一种“按人的方式来理解的受动,是人的一种自我享受”。那么,有些东西恐怕是难以“鉴赏”的。譬如“文化大革命”中住“牛棚”的人们,常须写检讨或思想汇报之类,如果将它们拿给现今的年轻人看,虽然时间相隔不远,文字也容易读懂,却恐怕完全无法理解这东西是怎么写出来的,更不用说“鉴赏”了,因为读者实在难以从这里获得一点点“自我享受”。相反,有些文章虽然年代相隔久远,却能够被理解和鉴赏。譬如《孟子》里面关于“齐人有一妻一妾”的短文,写齐国某男子在外乞讨残食,回到家谎称与富贵者同餐,且做出一副了不起的派头傲视自己的大老婆、小老婆。读者不一定赞同作者借这个故事论说的道理,却能够从文章对“齐人”卑琐可笑的行止的讥刺中体会到对人的尊严的赞美,倘若联想到现实环境中某个整日夸耀自己曾同阔人吃过一顿饭或同大人物握过一次手的角色,不免会会心一笑。这里分明是有些“自我享受”的意味了。

    那么,人的“自我享受”的基础是什么呢?马克思早就指出:“自由自觉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类的特性”。不符合这种特性的东西归根结蒂是无法被人接受的,其中也就不可能含有可供人们“自我享受”的因素。其实,检讨书也是古已有之的,《文选》还收有曹植的《责躬表》(与《责躬诗》一起)。尽管他“才高八斗”,文章也写得很漂亮,但他这种不得已的自我羞辱、自我贬损,显然是“自由自觉的活动”的对立物,因而这样的作品仍然使人讨厌。至于文章能够让人喜爱到什么程度,则取决于它提供给人们由鉴赏而获得的“自我享受”丰富到何种程度。前人的文字展开了一个空间,阅读与鉴赏的过程,既是对这一空间中所蕴涵的精神内容的体会,亦是人作为自由的主体对自身所具有的多种可能性的验证。而且,由于历史不可重复,某些具有特定时代特征的审美形式、审美经验只能从前代遗籍中获得。换言之,优秀的古代文篇,具有扩展和丰富我们的精神生活的价值。而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在排列于时间流程上的各种各样的古代文篇中,我们又看到人们在不同历史条件及具体个人遭遇下的生活情景与人生向往,以及由此所生发出来的喜怒哀乐、恩仇好恶,它们和现代人的生活感情、艺术趣味的逐步接近,这对于今天的读者也是很值得玩味的。

    通过对古文的阅读和鉴赏,还可以增加我们的文化知识,并在文章写作、语词运用方面获得某些益处,这道理比较简单,就不想多说了。

(节选自章培恒《中国古代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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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多家媒体关注到一个现象:在教育系统各种减负举动之后,很多学生的课业负担从课内转向课外,争先恐后地参加各种各样的培训班,一些急功近利的培训机构迅速在全国做大。家长们仍旧焦虑感十足,担心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全家总动员,不断卷入这种饥渴游戏当中,明知孩子不快乐,却又被绑缚在战车上动弹不得。。

    这实在是令人尴尬的一幕。前些年教育部门陆续出台了很多规定:不得搞题海战术,不得节假日补课,不得分快慢班,不得多布置作业……这些规定,在校园系统内还可以“封堵”一些行为,给学生们营造一些减负空间,但在校园外,这种“加压”游戏以市场化的方式风靡,显然更加难以应对。于是一些家长与学生不得喘息地跌入新的“圈套”当中。如果归结为家长们的选择,显然过于简单。校外变本加厉迅速聚合成一个“学生负担新疙瘩”,根源还在于教育的大逻辑依然没有理顺。

    所谓减负、均衡,只是做了局部的工作,并没有改变中国教育的整体框架格局。具体来说,教育均衡只是一个相对概念,在优质教育资源有限的背景下,尽管目前的中高考虽有改观,增加了一些素质选拔的内容,但唯分数论未从根本上改变,家长们还是得让孩子削尖了脑袋争高分,去博取更好一点的教育资源。中高考是教育的指挥棒,指挥棒指向哪里,整个社会的资源调度就会朝向哪里。有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许多地方体育考试分数纳入中考总分,于是乎,以前备受冷落的体育课成了学校领导关心的对象,体育活动如火如荼,不仅严抓体育课上课质量,初三一年还要牺牲早读等时间让孩子们进行体育练习。可惜等孩子们一上高中,体育课又“门前冷落鞍马稀”了——无他,高考不考。

    按理说,这些年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加上学龄人口的减少,中国教育面临着一次难得的机遇,可以从容一些,舒展一些,更多地考虑素质教育,考虑人的全面发展。但如果不能将招录制度的改革做足做透,不能将教育资源均衡化的工作咬定不放松,如果任由已然形成的教育不均衡局面继续释放马太效应,学生就很难从这个大时代里获得益处。在现实土壤与利益格局中,摆正各方的角色,还给孩子一个健康的教育环境,却有大量工作需要持续不不断地推进。

(选自《人民日报》《解开“校内减负校外加”的新考题》,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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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文学艺术创作者来说,或早或晚,都会遭遇到这个问题——为谁创作、为谁立言?习近平同志强调:“文学艺术创造、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首先要搞清楚为谁创作、为谁立言的问题,这是一个根本问题。人民是创作的源头活水,只有扎根人民,创作才能获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

    目前,文艺界普遍认识到,只有与身处的时代积极互动,深刻回应时代重大命题,才会获得艺术创作的蓬勃生机。然而,在创作实践中,还有许多作家、艺术家困惑于现实如此宏大丰富,以至于完全超出个人的认识和表现能力。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说法:现实太精彩了,它甚至远远走到了小说家想象力的前面。是的,我们有幸生活在这样一个日新月异的时代,随时发生着习焉不察而影响深远的变化。这就为作家、艺术家观察现实、理解生活带来巨大困难。对于他们而言,活灵活现地描绘出生活的表象,大约是不难的,难就难在理解生活复杂的结构,理解隐藏在表象之下那些更深层的东西。那么,这“更深层的东西”是什么呢?

    去过天安门广场的朋友一定会对矗立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印象深刻,许多人都背得出上面的碑文——“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今天,再次诵读这段话,我们就会意识到,这改天换地的宏伟现实是人民创造的,人民当之无愧是时代的英雄,是历史的创造者。只有认识到人民的主体地位,才能感受到奔涌的时代浪潮下面深藏的不竭力量,才有可能从整体上把握一个时代,认识沸腾的现实。

    认识人民创造历史的主体地位,是为了从理性和情感上把自己放到人民中间,是为了解决我是谁,我属于谁的问题。新文化运动以来,无论是经历革命与战争考验的现代作家,还是上世纪80年代那批经历了知青岁月的当代作家,他们内心其实都有一方情感根据地,都和某一片土地上的人民建立了非常深切的情感关系。这些作家是属于某个情感共同体的,这个共同体时刻提醒着他,他的生命和创作与这世界上更广大的人群休戚相关,一个普普通通的劳动者,或许并不是我们的读者,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将他以及他所代表的广大人民作为我们认识现实、理解时代的依据。

    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我国文化产品供给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缺不缺,够不够的问题,而是好不好,精不精的问题,诚然,娱乐和消费也是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要的一部分,但是,有责任感的艺术家会深深感到,我们就生活在那些为美好生活,为民族复兴而奋斗的人们中间,理应对我们的共同奋斗负有共同责任,我们有责任通过形象的塑造,凝聚精神上的认同。这种认同,是对国家和民族未来的认同,是新时代伟大历史进程的同频共振。作家和艺术家只有把自己看成人民的儿子,积极投身于人们争取美好未来的壮词征程,才有能力创造出闪耀着明亮光芒的文艺,照亮和雕刻一个民族的灵魂。

(摘编自铁凝《照亮和雕刻民族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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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人与家庭融合,家则与国同构,“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也可以说,家是国的缩小,国是家的扩大。同样道理,“孝”能齐家,也能治国,这一传统也是从舜帝开始的。

    《尚书》说虞舜“慎徽五典,五典克从”。“五典”即“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等五种家庭道德原则,人们都能遵从这五种原则,于是实现了社会和谐,国家治理的任务也基本完成。就“齐家”而言,虞舜仅以“孝”就能做到“克谐”;“治国”则需要扩大为“五典”,也就是给家庭成员的每一个人都确定相应的道德原则,让每个成员都具有“安守本分”的权利和义务。“五典”得到的原则虽说已经扩大了内涵,但“孝”无疑是其中的核心。“孝”不仅是家庭道德“五典”之本,也是社会道德“仁”之本。《孟子·离娄上》云:“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这样一来,“齐家”的孝道就扩大为治国之道。

    以“孝”为纽带,将个人、家庭、国家三者结为一体的思维方式和实践路径,在《孝经》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开宗明义章》将孝的含义确定为三个层次:“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这是从普通百姓的角度进行解释,家庭的“事亲”、国家的“事君”与个人的“立身”是结合在一起的,在实践路径上还有“始”“中”“终”的实践过程。

    从《孝经》中可以看出,孝道的内涵是有层次性的,而孝道的实践更是有层次性的,针对不同的人,提出不同的规范和标准。如天子之孝是立身为范,以自己身体力行之孝来带动天下百姓的孝道。诸侯之孝则在于小心谨慎、循规守法。对普通百姓来说,只要做到“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就行了。因此,职位越高,孝道就越宏大,其价值就越重大,其要求就越严格,就越需要发挥表率作用。尤其重要的是,中国的传统孝道不仅将个人、家庭和国际爱三者统一了起来,还把岗位职责、家庭职责与社会职责三者统一了起来,个人奋斗的实践路径以三大“职责”为基础并统一为一个整体,从而实现从个人心和到群体家和再到天下共和的目标。这是中国传统孝道最为核心的价值所在。

    人在家中,家在国中;国依托于家而存在,家依托于人而存在——这种三位一体的结构本就是天然生成的。顺应这种天然之道,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实践路径,以心和、家和、天下和为价值目标,将人生奋斗、家族荣誉、国家治理三者紧密结合为一个整体,这就是传统孝道特有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可以说是遵循和利用人生规律、社会规律的大智慧。几千年来在社会实践和治国理政方面取得了大成效,对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做出了大贡献。

(摘编自陈仲庚《心和家和天下和:传统孝道三位一体的思维模式与实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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