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文是指商周时期刻铸在青铜器上的文字，也叫钟鼎文。古人习惯于将铜称为金，因此铜器上的铭文就叫金文。又因为这种文字在钟鼎之类的青铜器上出现最多，所以又名钟鼎文。青铜器在商周时代有着强大的宗教力量和政治力量，“国之大事，在祀在戎”，它是巫或王（王也是最大的巫）在祭祀仪式上用来沟通上天、通达祖神旨意、实现合理统治的手段与工具。

    铸造青铜器的泥制模型—陶范质地松软，比龟甲、兽骨容易雕刻，所以早期金文相对于甲骨文更能自由地表达出象形表意的内在精神。此时期金文文字的大小、长短不一，书写的章法只讲究纵向的顺序而无视横向的严整，字体或长或短，犄角错落，顾盼生辉。

    西周以后，青铜器铭文大大发展，在性质、内容、形式、字数、书体方面都与前期有很大变化。刻铸的位置由隐蔽逐渐转向器物显要处，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法制、宴飨礼仪等多方面，成为宣扬祖先功业、借以传之后世的文告。铭文有了“史书”的性质，开始讲究行列秩序，对字体进行有意的布置与规范。从西周中期开始，这种追求行列整齐、字形工整化的倾向进一步加强。到了周穆王时代，这种方正整饬的铭文就较为常见了，金文的书写秩序化初步形成，铭文的笔画也受其影响摆脱象形的束缚走向线条化，汉字的形体结构不再自由随意，长短阔狭趋向统一，布局也显得齐整圆融。西周中晚期，一些长篇铭文的书写开始被规范在阳线方格中，由于这种格子往往长大于宽，因此填写其中的铭文字体显得比较细长。此时金文的铭刻已经超出了宣告神谕王命内容的意义，而是追求秩序的“礼乐”精神的一种体现。

    春秋战国时期周王室“礼崩乐坏”，诸侯国自行其是，许多美化修饰类字体纷纷出现，这些字一方面纵向拉伸字体，另一方面增加弯曲宛转的线条以填充线条之间的空隙，如鸟虫篆。依据郭沫若先生的看法，中国以文字为艺术品之习尚，当自此始。而多数金文依然保持整饬的面貌，一方面与当时日趋便捷的手写体保持同步，一方面力求满足青铜器典雅规整的要求，还要适应范铸与刀刻的特点，作为“正体”的金文就这样不断地对手写体进行不同程度的加工与处理，从而逐步发展为以端庄秀丽的长圆形为主体的字形特征。

    笔画圆转是金文字体的突出特点。西周早期的文字笔画中肥而首尾略有锋芒，到了西周晚期的籀篆体则首尾如一，线条圆匀宛转，字体圆润典雅，这一方面可能有刻意修饰美化的成分，另一方面与青铜器的铸造方法也不无关系。因为青铜液浇铸时的高温冲击会磨损字模的笔形之口，而脱范清砂、打磨器物又会进一步磨损字口。这就使铭文的笔画变得浑圆，难见锐锋。范铸的字模经过铜水的浸润，加强了线条的厚重感，再加上青铜材质本身所具有的坚韧结实的质地、自然展露的色彩，共同构筑了金文端庄肃穆的古朴之美。

（选自陈虹《汉字在古代器物上的感性显现》，有删改）

美美与共（节选）

费孝通

    ①前几年，我提出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设想，这是我的心愿。要达到这样的境界并不容易，比如当今世界上许多发展中国家，历史上大多遭受过西方殖民主义的欺凌，这些国家的民众，由于受一种被扭曲的心理的影响，容易产生两种截然相反的倾向：一种是妄自菲薄，盲目崇拜西方；一种是闭关排外，甚至极端仇视西方。目前，这种仇视西方的状况似乎已经酝酿成一股社会潮流。从另一方面说，作为强势文明的发达国家，容易妄自尊大，热衷于搞“传教”，一古脑儿地推销自己的“文明”，其实这样做会蒙住自己的耳目，成了不了解世界大势的井底之蛙。在中国的历史上，也出现过“盲目崇拜”和“闭关排外”的现象。希望今天的中国学术界，能够彻底抛弃妄自菲薄、盲目崇拜西方或者妄自尊大、闭关排外的心理。

    ②中华文明经历了几千年，积聚了无数先人的聪明智慧和宝贵经验，我们今天尤其需要下大力气学习、研究和总结。面对今天这种“信息爆炸”、形形色色“异文化”纷至沓来的时代，我们需认真思考怎么办。全盘接受、盲目排斥都不是好的办法，我们应该用一种理智的、稳健的，不是轻率的、情绪化的心态来“欣赏”它。要知道不论哪种文明，都不是完美无缺的，都有精华和糟粕。所以，对涌进来的异文化我们既要“理解”，又要有所“选择”。

    ③为了人类能够生活在一个“和而不同”的世界上，从现在起就必须提倡在审美的、人文的层次上，在人们的社会活动中树立起一个“美美与共”的文化心态，这是人们思想观念上的一场深刻大变革，它可能与当前世界上很多人习惯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相抵触。这场变革一定会因为不被理解而引起一些人的非议甚至抵制，特别是当触动到某些集团的利益的时候，可能还会受到猛烈的攻击。但是，人类前进的步伐已经迈上全球化、信息化的道路，已经到了一个必须尽快解决全球化和人类不同文明如何相得益彰、共同繁荣的紧要关头，这些抵制和攻击又算得了什么！

新媒体技术推动阅读模式变革

    移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快速发展，形成了新的阅读方式——社会化阅读，它是以读者为中心，强调分享、互动和可移动性的全新阅读模式。

首先，新媒体技术打破了区隔的空间、整合了碎片化的时间，极大地提升了信息传递的时效，推动了信息的跨域传播，孵化出一个个集合的阅读社群；其次，以兴趣和情感为核心的亚文化传播，让网络社群升级到文化层面的情感共振及价值认同，促使阅读从传统的私人化行为演化为一种以互动和共享为核心的社会化行为；最后，移动互联网时代，传统的生活场景不断转移到线上，线上的社群文化也开始嵌入现实生活，这使碎片化的信息互动升级为更具系统性的知识交流，让阅读的社会化作用更加凸显，这就是社会化阅读。

    社会化阅读在给人们带来便捷的同时，也存在需要注意的问题。为适应移动状态下的阅读需要，社会化阅读的内容大都以浓缩的形式出现，可谓短平快；微信朋友圈或群推荐的阅读材料，基于熟人、朋友关系，容易引起重视并被优先阅读，也容易产生先入为主的效应。一般来说，群主或群里比较活跃的人的推荐有时不可避免地带有引导性甚至经过了“再创造”。群友在分享阅读材料时，会有即时的评论发表，这就形成社会化阅读的一个突出特点：阅读分享与舆论的酝酿、形成几乎同时出现，没有给理性思维留下足够的时间。以微信朋友圈为例，国其转发分享功能十分强大，如果不注意，很容易让“朋友圈”变成“谣言圈”。

    在当前网络时代下，信息知识过剩、信息污染、信息干扰等问题，容易造成阅读浪费。社会化阅读潜藏着一些危机，如时间和空间的碎片化促使“浅阅读”大行其道、过多地沉迷虛拟空间会使得现实社会的文化互动变得稀缺等。

    社会化阅读方式对传统文化、教育以及传统价值观的冲击是不言而喻的。在传统社会中，出版物是经过审查、去杂质化的，社会化阅读则很难实现对内容的把关。因为在社会化媒体上，微新闻、微评论、微小说等随时可以上线，对于内容管理而言也是一个挑战。

    社会化读内容的管理者，应当了解社会化阅读的特点、规律与诉求，以新的管理理念和方法健促进社会正效应和正能量的最大化。借助社会化阅读这种种迅速直达受众的通道，尽可能多地提供质量高、营养丰富、满足读者需求的内容，营造良好的阅读环境。

古人出行带什么样的“包”

倪方六

    在中国古代，衣服大多没有口袋，古人出行时“包”是不可或缺的。

    “包”最早并不叫“包”，而是叫“佩囊”。佩囊是古代使用最早、流行时间最久的包，像钥匙、印章、凭证、手巾一类必须随身带的东西，大都放在这种囊内。因为外出时多将其佩戴于腰间，故谓之“佩囊”。从文献记载来看，先秦时人们已有带包的习惯，即所谓“佩囊之俗”。古人的“佩囊之俗”推测起源于士兵配备的箭囊。佩囊实用方便，从先秦用到了明清，虽然名称和款式多有变化，但人们都少不了佩囊。古代的包也有大小之别，汉代学者毛亨称“小曰橐，大曰囊”；制作材料也不一样，有皮包和布包之分。

    汉朝时，佩囊被称为“縢囊”。縢囊是一种小包。汉代也出现了一种叫“绶囊”的方形包，皇帝常常用之赏赐臣僚，有绶囊的人自然是有官爵之人，所以，“包”成了身份象征。绶囊主要用于盛放印信一类的东西。因为“包”已与身份联系了起来，所以在图案、色彩上都有规定和讲究。绶囊最常用的图案是兽头，故称“兽头鞶囊”。兽头中又以虎头使用为多，因此又有“虎头鞶囊”之称。

    与绶囊同样能显示身份的包还有“笏囊”，也称“笏袋”。“笏”即笏板，是官场用的简易手写板。盛放笏板的包便是笏囊。与绶囊多用青色不同，高级笏囊多用紫色，古人称之为“紫荷”。紫荷是唐朝官场上的高级包。

    唐代时，最能显示身份的包是“鱼袋”。绶囊是装印信的，而鱼袋则是盛放符契这类“身份证”的。唐朝时，官员的身份证明制成鲤鱼形，故名“鱼符”。凡五品以上官吏穿章服时必须佩戴鱼符；中央和地方互动，也以鱼符为凭信。凡有鱼符者俱给鱼袋，使用时系佩于腰间，内盛鱼符。鱼符有金、银、铜等质地，以区别地位；鱼袋也通过金、银装饰来分辨高低。

    宋朝使用的“鱼袋”也有金鱼袋、银鱼袋之分，但仅是一个空包，鱼符被废用了，仅在这种包上绣上鱼纹，凡有资格穿紫红、绯红官服的高官均可用这种包。

    除笏囊、鱼袋外，古代官场、文人间还有一种包很流行，这就是用来盛放计算工具、文具一类的“算袋”。其实，“算袋”这种包很早就有，但汉代称“书囊”，也称“书袋”；宋朝称“算袋”为“昭文袋”，也称“照袋”、“招文袋”，民间则称其为“刀笔囊”，一直到明清都在使用。金代也使用算袋，但称为“书袋”。元明清时代，随着新物件的出现和使用，包的款式和功能也越来越丰富。如放钱放物的多用包“褡裢”、放烟丝的“烟袋”、盛放扇子的“扇囊”、盛放挂表的“表帕”、装饰价值更高的“荷包”等。

    其中“褡裢”为双层袋子，中间开口，两头放钱，使用时从中间对折，搭于臂膊上，故又称“搭膊”。因为搭膊多用来装钱，民间干脆呼之为“钱袋子”。因为“袋”与“代”谐音，常用之赠人，以讨“代代有钱”的口彩。

（节选自《北京晚报》，有删改）

    ①当前，我们正处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潮之中，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日新月异。在新一代信息技术中，人工智能正在大放异彩。把握人工智能发展的新机遇，以类脑智能引领人工智能发展，实现人工智能普适化，将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对人类文明进步产生重大影响，使人工智能更好造福人类。

    ②人工智能有着改变社会的巨大潜力。放眼当下，人工智能正有力提高经济社会发展的智能化水平，有效增强公共服务和城市治理能力；展望未来，人工智能必将为经济社会发展持续注入新动能。但也要看到，传统人工智能主要依靠机器学习算法，通过计算机强大的运算能力对大量数据进行抽象和总结，转化为一类特定的计算模型，最终实施在特定的应用中。传统人工智能这一运行模式也带来一些问题；知识引导方法长于推理，但是难以拓展；数据驱动模型擅于预测识别，但其过程难以理解；策略学习手段能对未知空间进行探索，但其依赖于搜索策略。可见，如何有效发挥数据驱动人工智能与知识引导人工智能的各自优势，是当前人工智能发展面临的难点问题。

    ③在这一背景下，脑科学和类脑智能研究成为当今世界科技发展的前沿和热点。研究发现：为了应对各种认知任务，大脑要在短时间内保存和处理各种感兴趣的信息，完成这个过程的大脑系统就是“工作记忆”。工作记忆是形成语言理解、学习与记忆、推理与计划等复杂认知能力的基础。此外，基于生物层面的神经突触信号传递作用机制、脑区间环路特征、脑信息表达与处理等成为研究热点，这些都为人工智能的突破性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可以预见，通过脑科学的深入研究和神经机制的系统解析，“破译”大脑信息处理与神经编码的原理，再通过信息技术进行参照、模拟和逆向工程，将会形成以“类脑智能引领人工智能发展”为标志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路径。

    ④以类脑智能引领人工智能发展是科技领域的重大创新，将给人类社会发展带来新机遇。从全球治理到社会生活，从国家发展到家庭建设，都将因这一领域的创新而发生重大变革。需要指出的是，技术只有与情感、伦理等人类最朴素的需求相结合，才能迸发出真正符合人性的创新点。只有这样的创新才是正向的创新，只有这样的发展才能促进人类生活更加美好。如何处理好人工智能在法律、安全、就业、道德伦理和政府治理等方面提出的新课题，既是时代之问，也需要时代之答。

（节选自2019年1月《人民日报》）

    ①截至2013年底，我国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遗名录的项目已达38个。梳理以往对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绝大部分都围绕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定、保护、开发以及利用，如乌丙安等（2010）从宏观方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定方法进行了细致的介绍，王巨山（2011）则探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否应当进行旅游开发的问题。

    ②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我们不能发现和理解他的历史性、稀有性和民族性；而“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知名度”的测量则更能体现其重要的文化传承和传播性。传统研究的样本量都基于抽样调查或者更为有限的资料；大数据的应运而生，为跨时空的国际知名度研究提供了条件。

    ③我们使用基于英语书面语言语料库中提及中国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词频统计研究方法，研究中所用到的300年来的书籍数据来源于最新版谷歌图书语料库（共811万种英语书籍）。考虑到每年书籍及书籍词汇总量不一，本书用非物质文化遗产关键词的“词频比例”，即其在海量数据中出现的次数与海量书籍中全体单词总量的比值，来代表该非物质文化遗产关键词在该时段内的文化影响力。

    ④从统计结果来，1700-1800年间仅有皮影戏和妈祖被少量提及。1900年以后，其他项目才被普遍提及，京剧、书法、端午节等词汇被提及的频次都有明显上升。值得一提的是，在建国前后出现了明显的波动起伏，最为明显的是，妈祖和京剧在建国后都出现了骤升的较高梯次。盛行于闽台地区的妈祖在1960年左右出现了300年来的最高峰值；京剧在建国后的知名度也有巨大提升，在1966年达到一个小高峰后明显波动下降，并在改革开放后显著上升，直至1981年左右达到300年来的最高峰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⑤尽管整体上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知名度呈现越来越高的趋势，但仍有例外。皮影戏在300年的历史长河中呈现了相对降低的态势。在过去还没有电影、电视的年代，皮影戏曾是十分受欢迎的民间娱乐活动之一。18世纪中叶，皮影戏传到欧洲，各国艺术家对它表现出浓厚的兴趣。1774年，德国著名文学家歌德曾在威兰博览会上把中国皮影戏介绍给德国观众，并在日后做了皮影戏演出。直至清代后期，由于政治原因，皮影戏遭到了禁演和查抄；“文革”时，皮影艺术又再次遭到了“破四旧”的噩运。改革开放后，传统文化虽有复苏的社会环境，但在当代多元化、高科技化的大众流行影视等文娱形式的冲击之下，皮影戏的濒危处境仍难扭转，令人惋惜。

    ⑥然而，也有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知名度随着现代化进程而不断提升。在机械化电子化的时代，针灸、书法和雕版印刷并没有像人们想象中那样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消失殆尽，反而越来越多地被提及。这和跨国交流的密切化相关，也与民族文化自觉意识觉醒有关。中国的文化自觉是在改革开放城市化进程中逐渐自我反思、自我调整的渐悟过程。在科学技术取得全面胜利的同时，全球化趋势以及以西方当代文化为代表的“强势文化”使得越来越多的“弱势文化”处于濒危状态。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们普遍认为，未来世界的竞争不仅是经济实力的较量，也将是文化软实力的角逐；文化生产力的发展，已经成为中国当代最核心的话题之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最能体现和传承民族传统文化的载体，也是最能体现民族文化自觉意识觉醒的重要载体，越来越多地受到重视。比较中国非遗项目国际知名度的变化，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审美观念的关系。

    ⑦另外，我们还发现，青海热贡艺术，西安鼓乐等12个非遗项目在本文研究所使用的300年书籍大数据中并无体积。虽然我国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的项目数量目前排位世界第一，但有近1/3国际知名度还很低。对他们的宣传极为不足，其中有陆巷尾属于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项目发展冷热不均的问题，亟需引起重视。

——节选自《大数据中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300年国际知名度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