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一介：中国哲学问题的思考者

    汤一介于1927年2月16日生于天津，出身书香门第。父亲汤用彤则是哲学大家，父亲嘱咐他的两句话“事不避难，义不逃责”是家风。

    汤一介爱书，有一些书对他的一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多少年后，汤一介这样回忆道：“在我读了《绞索套在脖子上的报告》后，似乎精神境界有一个升华，可以说我有了一个信念，我应做个热爱生活、热爱人类的人。在这几十年的生活中，在各种运动中我整过别人，别人也整过我，犯了不少错误，对这些我都自责过，反省过。但我在内心里，那种伏契克式的热爱生活，热爱人类的情感仍然影响着我。人不应没有理想，人不能不热爱生活。”

    1949年前，汤一介学习哲学，除了家学的影响之外，更多的是想去寻找真理、探讨人生的意义。19岁

    时汤一介曾经写出了《论善》、《论死》、《论人为什么活着》几篇文章，表达了自己的思想观点，显露了作为哲学家的才华。1951年自北大哲学系毕业后，汤一介便留校任教，为北大哲学系资深教授。

    汤一介的学生、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王博1985年上了汤先生第一堂课，汤先生给他讲授魏晋玄学，讲课给王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王博也成为众多弟子中国陪伴汤先生走完最后一段路程的学生。

    “先生刚毅木讷，温而厉。”因工作原因，王博与汤一介多有接触，在王博眼中，汤先生学术研究上可以用“严厉”来形容，一丝不苟，十分严谨，表达学术观点非常直白，待人接物非常温和，不管谁有需求，汤先生总是尽力满足。

    2012年汤一介获首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颁奖词中将他描述为：“汤一介先生力主思想对话，引领风气之先，传承中国学脉，执掌《儒藏》编修。他所创办的中国文化书院，重启了传统文化热潮；他所主张的普遍和谐、中国解释学和新轴心时代，激活了融通中西的世界之中国；他所撰述的《郭象与魏晋玄学》、《中国儒学史》，弥伦群言而精研一理，为中国思想的当代价值立言辩德。”

    汤先生曾获得很多美誉，哲学巨匠、儒学泰斗、国学大师等等。对此，他同已故学者季羡林一样，坚辞拒绝。按常规理解，人们认为这是学者的谦虚谨慎使然，继而非要把这一顶顶大帽子强加于他。事实却证明，汤先生说的是真心话。在汤先生看来，不仅他不是大师，这个时代也没有大师。他在《汤一介传》中说得很清楚：“我说现在没有大师，是因为还没有一个思想体系被普遍接受，还没有出过一本影响世界的划时代著作。”他认为，20世纪后半叶的学术氛围不够自由，把思想禁锢在一个框框里边是不能产生划时代的著作的。

    汤先生在病中仍不忘文化复兴。今年6月19日，抱病在身的汤一介还出席了十卷本的《汤一介集》发布会，“我想继续再写文章，讲我自己的感受，讲我对人类社会的理解，讲我对天人关系的理解。作为一个哲学家或哲学工作者，最主要的特点是思考问题，提出问题供大家参考，而解决问题则需要靠大家一起努力。我应该继续努力把我想的问题提出供大家讨论，这样才不负作为一个学者、一个教师的责任。”

（选自“人民网”，2014年9月10日）

相关链接：①“汤一介为人谦逊，对人随和。他继承了中国传统道德，宽厚诚信，不怕艰苦。生命中经历的那些坎坷挫折自不待言，但他始终以宽容心对待所有的人和事，始终认真扎实地治学。而在学术上，他高屋建瓴。此前我国只有道藏、释藏，并无儒藏。而汤先生意识到这一点，便组织编纂，耗费毕生精力。身体力行把中华文化传播到国外，让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并了解中国文化。”（北大教授 彭燕韩）②“汤先生不喜欢让人称他为大师，我们叫他大先生，是因为他让我们找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根，他引领我们‘回家’。”（中国文化书院院长 王守常） ③“汤一介先生是用生命做事的人，他的贡献不在于自己做了什么，而在于开风气之先，引领学术旗帜。”（《儒藏》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 魏常海）④“汤先生是一位有国际视野和前瞻性的学者，不但对中国思想研究深入，更对西方文化有着包容和理解之心，是个现代的开放的有思想的谦虚的学者。”（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奥地利籍教授、汤一介奥地利籍学生 雷立柏）

我与父亲汤用彤

    白岩松问我：“你和你父亲相比，你觉得有什么不同？”我说：“我父亲主要注意的是‘为学术而学术’，关注的是民族和国家学术的发展，他把精力都花在写作《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等著作上。听胡世华先生说，“九一八”后，日本飞机在北平上空飞，我父亲照样讲他的佛教史。虽然我对学术研究也有兴趣，也写了一两本书，但功力比我父亲差多了；只是，可能我比父亲更加关注现实。”

    我自知在学术文化上是不能和父亲相比的。父亲从小就读四书五经、诸子百家等等，有着深厚的国学基础。我自小上的是新式学校，小学时，学习平平，没有什么大抱负。由先修班升入北大本科也很勉强。到大学后，我的学习成绩比较好，但有些课程也只是考个及格，有的课程没有能坚持学下去。但有些课我学得比较好，如形式逻辑、数理逻辑、演绎科学方法论、西洋哲学史、欧洲大陆理性主义、英国经验主义等。从上述选课情况看，我是比较重视西方哲学学习的，但这比起父亲在美国学习的四五年是相差很远的。我从哈佛大学拿到一份父亲在哈佛研究院的成绩单，现列于下：

    1919至1920年，用彤先生选修了“比较文学”和七门“哲学”课；1920至1921年，选修了三门“印度哲学”、五门“哲学”和一门心理学课程；1921至1922年，选修了五门“印度哲学”、一门“宗教史”、一门“哲学”和一门“心理学”

    成绩单上还写明：

用彤先生于1921年2月28日获硕士学位。

    父亲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来从事他的学术研究的。回国后的20余年，正是他人生最有思想活力的时期。他全心地做研究，常常研究到深夜两三点。其书数易其稿，才得以成为权威性之著作，至今为海内外学者所重视。

    父亲的著作不多，真正成系统的书有四本：《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魏晋玄学论稿》《印度哲学史略》和《隋唐佛教史稿》。他写《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花了十年以上的时间，而我写《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大体上只用了两年多的时间。我本来有野心想写一部《魏晋南北朝道教史》，以期能和父亲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一样为人重视，但是我仅仅在北大教了两遍“早期道教史”，就匆匆写出了那本《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一书，前后也不过两年多时间，怎么能理清对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那么复杂的问题呢！

    不过，我也许比父亲更加关注当前的现实社会。父亲自20世纪20年代后专心学术研究，是从长远考虑中华文化之复兴，或许有更深远的意义；但从另一方面看，他的“为学术而学术”使得他远离了现实社会和当时一般文化所关注的问题。1983年我到美国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应邀参加第十七届世界哲学大会的“中国哲学圆桌会议”，这次圆桌会议是讨论“中国哲学发展的前途问题”。现代新儒家杜维明在哈佛主讲“儒家思想”，着力要证明中国的“内圣之学”可蕴育出“科学与民主”，以此来和西方哲学接轨。对此我写了一篇发言稿，提出儒家思想的“真、善、美”可以用三个命题来表述，即“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刘述先教授对我的发言有这样的评论：

    会议的最高潮由北大的汤一介教授用中文发言，探讨当前第三期儒学发展的可能性。汤一介认为儒家的中心理念如“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在现代都没有失去意义，理应有更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这一番发言有出乎意料的清新立论，通过实感的方式表达出来，紧紧扣住了听众的心弦。

    1984年夏，北大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的同仁创办了一所以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促进中国文化走向现代化为宗旨的“中国文化书院”，我被他们推为院长，这样我就非得关注当前中国文化如何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大问题了。自此以后，我的学术研究方向起了变化，当前中国文化发展问题就成了我关注的重点。就这点说，我和我父亲对学术文化所关注的方向有很大不同。

（摘编自《我们三代人》，作者汤一介，有删节）

【相关链接】①《我们三代人》是汤一介先生的遗稿，经整理后于2016年1月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全书生动而深刻地展现出汤氏一门三代知识分子在中国百年社会动荡变迁中的政治命运和对中国传统文化以及学术的传承守望。汤用彤先生是蜚声中外的哲学史家、佛教史家、教育家，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少数几位能学贯中西、接通华梵、熔铸古今的学术大师之一。②先生（汤用彤）讲授西方理性派和经验派哲学时，只是对这些学说本身进行理论的分析与阐述，而不言其“用”，无论是“今用”还是“中用”。（杨祖陶《西哲东渐的宗师﹣﹣汤用彤先生追忆》）③汤先生（汤一介）还是一名活跃的学术活动家、大型中国文化学术工程的组织者。他在上世纪80年代创办的“中国文化书院”，掀起了一轮传统文化热潮。近年来，又组织主持重大学术项目《儒藏》工程，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盛世工程。（汤一介的学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张广保）

朱自清先生

冯至

    远在二十五年前，我读到过一部诗集《雪朝》，是六个人的合集，其中有一位是朱自清。封面是黄色的，里面的诗有一个共同趋势：散文化、朴实，好像有很重的人道主义的色彩。那本诗集现在已经很不容易得到了，并且里边的诗我一首也不记得，但根据我模糊的印象，我可以说，假如《雪朝》里的诗能够在当时成为一种风气发展下去，中国新诗也许会省却许多迂途。只可惜中国的新诗并没有那样发展下去，中间走了许多不必要的歧路，而《雪朝》中的六个作者也在中途有的抛掉了诗，有的改变了作风。其中真能把那种朴质的精神保持下来，不但应用在诗上，而且应用在散文以及做人的态度上的，据我所知，怕只有朱自清先生吧。

    我最初遇见朱先生是在一九三二年的夏天，那时我住在柏林西郊，他在清华任教休假到伦敦住了一年，归途路过柏林。我请他到我住的地方谈过一次，过了几天又陪他到波茨坦的无忧宫去游玩过。他很少说话，只注意听旁人谈讲；他游无忧宫时，因为语言文字隔阂，不住地问这个问那个，那诚挚求真的目光使回答者不好意思说一句强不知以为知的话。此后他就到意大利从威尼斯登船回国了，三年后，我也回国了，和他却很少见面，见了面也没有得到过充足的时间长谈。至于常常见面，能以谈些文学上的问题时，则是共同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教书的那几年。

    他谈话时，仍然和我在柏林时所得到的印象一样。他倾心听取旁人的意见，旁人的意见只要有一分可取，他便点头称是。他这样虚心，使谈话者不敢说不负责任的话。他对我的确发生过这样的作用。我不知道别人在他面前是否也有过同样的感觉，但愿他的诚挚和虚心——这最显示在他那两只大眼晴上——曾经启迪过不少的人，应该怎样向人谈话！

    由虚心产生出来的是公平，没有偏见。党同伐异，跟自己意见相同的就结为朋党，跟自己意见不同的就加以攻击。刻薄寡恩，在朱先生写的文字里读不到的。他不是没有自己的意见，但他对于每个文艺工作者都给予分所应得的地位，不轻易抹杀任何一个的努力。去年五四，北大举行文艺晚会，我和他都被约去讲演，我在讲演时攻击到战前所谓象征派的诗，夜半回来，他在路上向我说：“你说得对！只是有些过分。”今年七月四日，我到清华去看他——这是我最后一次见他——他已十分憔悴，谈起一个过于主观的批评家，他尽管不以他为然，却还是说：“他读了不少的书。”

    一个没有偏见的、过于宽容的人，容易给人以乡愿的印象，但是我们从朱先生的身上看不出一点乡愿的气味。一切在他的心中自有分寸，他对于恶势力绝不宽容。尤其是近两年来，也就是回到北平以来，他的文字与行动无时不在支持新文艺以及新中国向着光明方面的发展。他有愤激，有热烈的渴望，不过这都蒙在他那平静的面貌与朴质的生活形式下边，使一个生疏的人不能立即发现。他最近出版的两部论文集《论雅俗共赏》和《标准与尺度》是他最坦白的说明。他一步步地转变，所以步步都脚踏实地；他认为应该怎样，便怎样。我们应该怎样呢？每个心地清明的中国人都会知道得清楚。

    不幸他在中途死去。中国的新文艺失却一个公正的扶持人，朋友中失却一个公正的畏友，将来的新中国失却一个脚踏实地的文艺工作者。

    现在我如果能够得到《雪朝》那本诗集，再把他历年的著作排列在一起，我会看见他在这一世纪的四分之一的时间内在走着一条忠实朴素的道路。

一九四八年，北京

天籁之声  赤子之心

    ①在很多场合胡德夫被称为“台湾民谣之父”，三十多年前，他曾以一首自己创作的民谣《美丽的稻穗》唱响整个台湾。1973年，胡德夫举办了台湾有史以来第一场个人演唱会，首唱《乡愁四韵》……他以歌唱参与了台湾那个动荡的时代，并成为那个时代标志性的人物。

    ②1950年，胡德夫出生在台湾台东的一个原住民家庭，父亲是卑南族，母亲是排湾族。胡德夫外文名叫Ara-Kimbo，Ara是胡德夫排湾族语名字的简称，意思是带领勇士们的人。Kimbo是胡德夫的自取名。太麻里溪、大武山、嘉兰部落，这几个地方勾勒出了胡德夫最美好的童年记忆，也是胡德夫的音乐与生命之源。

    ③20世纪70年代，当台湾人都在学唱美国歌曲时，胡德夫却与李双泽、杨弦等人一起收集整理台湾原住居民音乐，开始谱自己的曲，写自己的词，表达自己的感情，在台湾掀起了一股本土音乐创作热潮，这场运动后来被称为“台湾民歌运动”。

    ④“台湾民歌运动”影响了台湾乃至整个华语乐坛，促使台湾一直稳居华语流行音乐的中心，很多音乐人都是受此启蒙而开始歌唱历程的，包括罗大佑、李宗盛等人。发起这场运动的李双泽、胡德夫、杨弦，三个人里面，李双泽英年早逝，杨弦旅居美国，只有胡德夫唱到了现在。

    ⑤有乐评人曾这样评价胡德夫：他是天生的歌唱家，他的音乐大多建立在对大自然的礼赞上，淡化了风花雪月、情爱缠绵的流行音乐元素，更多的是悲天悯人的情怀，并超越了政治意识形态，饱含对社会的情感关怀、对土地深沉的爱意以及对人生的深刻省思。

    ⑥除了歌唱家，胡德夫还有一个身份，“台湾原住民运动先驱”。他从来就不是一个只会感叹的歌手。作为一名台东卑排族人，他目睹了原住民所遭受的种种不公，便着力为他们争取平等与权益。

    ⑦1980年，他参与创立了“原住民权益促进会”，担任会长，发动“还我土地”大游行。在经历与观察到原住民在社会边缘的悲情与苦痛之后，他全力创作，为原住民发声。海山煤矿灾变，目睹同胞受难遗骸，创作了《为什么》。

    ⑧此后，他更是不遗余力地参与原住民运动，并以《美丽的稻穗》《大武山美丽妈妈》等歌曲演唱与参与各种社会运动。这些被台湾各个年代的人誉为“自己的歌”的民歌，见证了30年台湾民主历程，歌中的“水牛、稻米、香蕉、玉兰花”，承载着几代人对这片土地的复杂情感。

    ⑨胡德夫为原住民发声而屡受当局打压，迫使他重回故乡大武山嘉兰部落，沉寂了10年。2005年4月，胡德夫带着首张个人音乐专辑《匆匆》归来，获得台湾流行音乐百佳专辑第2名，歌曲《太平洋的风》获2006年金曲奖最佳作词人奖、最佳年度歌曲。2011年，第二张专辑《大武山蓝调》和他的原住民歌唱团队震撼了海峡彼岸的听众，在第13届音乐风云榜年度盛典中获得了“最佳民谣专辑”和“最佳民谣歌手”两项大奖。

    ⑩从大武山山谷里牛背上的孩子到太平洋海边迎着海风歌唱的老人，胡德夫把时间长河里留在自己身上的印记一概抹除，他一边沉思一边从容地趟过这66年，最终把海浪般翻涌的时间归还给了屹立不动的大武山。就像白岩松评价的那样，胡德夫的歌声里，听得到“岁月与山河”，以及“一个男人所走过的路”，他用音乐表达自己的人生哲学，讲述沧桑的岁月与经历；他沉思着，在风云变幻的时代里，什么才是永恒；他诠释着，在沧桑变幻的岁月中，一个男人该怎样歌唱。

【链接出来】

    2016年12月17日，由《时代人物》杂志、时代人物研究院和陕西国际商贸学院共同主办、华山论剑西凤酒总冠名的第七届时代人物年会2016年度“中国绅士、东方淑女”颁奖盛典在西安隆重举行，台湾知名音乐人胡德夫上榜2016年度“中国绅士”。其获奖颁奖词为：长得像流浪汉，唱得像吟游诗人。一曲乡愁，开辟一个时代；一腔悲悯，抚慰几代孤魂。他是歌手、导师，也是民运先驱，他的人生不仅有音乐，还有爱、情怀以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和担当。

于是之

陈丹青

    ①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总算没拆，模样，也还大致没变。前年去看了场话剧《阮玲玉》，出台的都是目下演剧界的新腕儿，倒也演得卖力。但是不好。也说不上哪儿不好——所以更不见佳。一句话：话剧腔。这才想到二十年前看《茶馆》。我连着三夜看了三场，那后两回的戏票全是我站在台阶沿愣靠等退票等来的。

    ②头场其实是看昏了，此后两天丧魂落魄，天黑了就往人艺小广场人堆里扎，词儿是早学顺溜了：富裕票！有富裕票没有？得，头排中座。仰头看，蓝天野郑榕于是之这几位爷在聚光灯下连耳梢脖梗的细皱纹都叫我瞧得清清楚楚。临了“王掌柜”撒纸圈儿，还有那么几片掠到我脸上身上，触电似的。谢幕时众演员离我那叫近的，真想蹿上去抓一把，可于是之一脸的不动声色，俩手软软地虚拍拍，鞠躬到地，台底下那可是掌声雷动经久不息——多少年后《茶馆》告别演出，据说谢幕时二楼有位小姑娘冲着台上大叫：永别啦，王掌柜！

    ③是了。别说“永别”演出，二十年前那三天热昏，我就老在想，得赶紧看，以后这帮老将退了，就看不到这阵势了。怎么办呢，我年轻，年轻人心里被一件事给烧的，就非得有所举动，我就给于是之同志写了一封信。信的内容，则我记得很短：于老师，您好，我连看三场《茶馆》，太棒了！你们这代活宝（我真用了“活宝”这俩字）要是不演了，就再没得好戏看！那时的市内邮票四分钱一枚。信寄出，我睡踏实了。只是往后好些天走进走出的，我总有意无意松开臂肘，手掌略略向外虚张着，虚晃着，学那“王掌柜”茶座间走动照应的小动作：人忙惯了，就是那架势，江南上了岁数的勤快跑堂也一样，嘿，到了舞台上给于是之这么不起眼地撩几下子，绝了！

    ④几天后，于老先生的回信居然搁在门房口。我没要他回信的意思呀，大概是看在美院的信封吧。字迹清秀老实，纸是那种练习本子扯下来的，写满一张。我飞快读过，却有点失望：他说，他的表演离焦菊隐导演的要求，离老舍同志的剧本，都还差得远，还要努力云。大师回信，大师谦逊，诚然感动，但这和开会发言“创作谈”的老套有啥两样？我以为在他信中会看到他那右手晃晃撩撩的意思的。

    ⑤开春，于是之竟给杨先让先生请来美院开讲座，我又看见他了！那天于先生说些什么，我不记得了。实话说，也有点儿失望。好像是怎样的体验生活，体验生活怎样要紧。他真的以为自己的表演对不住老前辈么？他真的以为体验了“生活”他才能演成那样儿么？看来是真的谦逊，真的相信。可是别人为什么不如他？“文革”中，我看过批判赵丹的资料，赵丹大大咧咧说：体验生活？我演工像工，演农像农！我可没当过工人和农民！——于先生开过茶馆当过掌柜么？他见是一定见过，可是当年泡茶馆的爷们儿多的是，他演来出神入化，因为他是“于是之”！我连看三场凭什么？还不是冲着他！

    ⑥翌年我出国去。读到一篇于是之写的短稿，心中大喜，真是说得好。他说，他每次出台前就对自己念叨着：往坏里演吧，往坏里演。豁出去，反而演好了。又说王掌柜决定寻死刻意安顿家人的第三幕，导演要求送别鞠躬后要有眼泪流下来，所以每次王掌柜流下泪来那一瞬，于是之就在心里暗自嘀咕：得，这回没演砸，这回没演砸。

    ⑦他终于说了出来：那才是他实实在在的“生活”，他在舞台上“体验”的是他自己，对得住他的戏。在台下，他像大部分那几代艺术家，诚心诚意，自然而然活在同一的思路话语中，“体验”着，“生活”着。可是上得戏台，他就分明晓得“往坏里演”，一边流泪，一边庆幸“没演砸”——那一刻，就在那一刻，他其实既不是老舍笔下的王掌柜，也不是焦导演旗下的好演员，他是谁呢？在台上，他谁也不是，就是他于是之。

（选自《多余的素材，有改动》）

材料一：

1982年的一个秋日，马尼拉洛斯巴洛斯镇国际水稻研究所的学术报告厅里，正在举行国际水稻科技界的盛会，座无虚席。屏幕上打出袁隆平的巨幅头像，下方是“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一行特大黑体英文字，报告厅里顿时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

说起研究杂交稻的初衷，袁隆平说：“上世纪60年代，我曾亲眼看见过5个饿殍，两人倒在桥下，两人倒在田里，一人倒在路旁……”饥饿让袁隆平对水稻充满了遐想，他决心挑战传统的经典理论，跳出“无性杂交”学说的束缚，着手进行水稻有性杂交试验。

然而，要找到“天然雄性不育株”却非易事。他和助手们每天头顶烈日，脚踩烂泥，低头弯腰，在稻田里寻寻觅觅。袁隆平和助手们整整花了6年时间，先后用1000多个品种，做了3000多个杂交组合后，袁隆平与同事们一起率先育成我国第一个实用水稻雄性不育系及保持系“二九南1号”。1973年，协作组通过测交找到水稻雄性不育恢复系，至此，三系配套难关全部攻克，一举奠定杂交稻从理论到现实的基础。1976年开始，三系杂交稻开始在全国大面积推广，比常规稻平均每亩增产20%左右。袁隆平和他的杂交水稻震惊了全世界。

袁隆平没有骄傲，更没有止步，他感到三系法也存在着配组不自由、种子生产环节多等不足，他决心开展新的攻关。

成功与失败总是相伴的。正当不育材料秧苗研究搞得如火如荼时，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给袁隆平心爱的水稻雄性不育试验“当头一棒”，几年积累下来的700多株珍贵不育材料秧苗，一夜之间被人全部拔除毁坏。

一些同行送来了冷嘲热讽。面对这种质疑，袁隆平显现出从未有过的自信：“从表面上看，试验是失败了，但从本质上看，试验是成功的。”此时，袁隆平沉着冷静，查找资料，分析问题，仔细思考，终于拨开云雾，提出了解决办法。到2000年，两系法杂交水稻平均产量比三系增长5%～10%，续写了“东方魔稻”的新篇章。

为全面开展超级杂交稻研究，在分子层面探索超级稻秘密，2000年5月，科学家宣布，中国超级杂交水稻基因组计划启动。

袁隆平发明的杂交水稻技术，使水稻平均亩产比原先增加20%以上。这项世界领先的科技成果惠及全世界。

袁隆平把他的研究生介绍到国外攻读博士学位，很多人学成后都留在外国。有人便跟袁隆平说：“人才都飞了，您可是白费心血了！”袁隆平认真地说：“中国杂交水稻事业的未来，需要大量超过袁隆平的人才。优秀人才的成长需要广阔的自由天地，让他们通通窝到我的手下来，受着我的思想束缚，而且我还无法给他们提供一流的研究条件，怎么能使他们成长为超过我的杰出学者呢？一旦祖国有条件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他们随时都会回来的。相反，如果他们回来而又无用武之地，那又叫人家回来干什么呢？”

（摘编自农博网《袁隆平与杂交稻》）

材料二：

“天眼”之父南仁东，17日被追授“时代楷模”荣誉称号。

24年，8000多个日夜，南仁东为中国“天眼”燃尽生命，在世界天文史上镌刻下新的高度。“天眼”与天宫、蛟龙、大飞机等一起被列为创新型国家建设的丰硕成果。南仁东来不及目睹，但他执着追求科学梦想的精神，将激励一代又一代科技工作者接续奋斗，勇攀世界科技高峰。

“天眼”：一个国家的骄傲

1993年，国际无线电科学联盟大会在日本召开。科学家们倡议：建造新一代射电望远镜，接收更多来自外太空的讯息。会后，南仁东极力主张中国科学家启动“天眼”项目。这个当初没有多少人看好的梦想，最终成为一个国家的骄傲。

斯可克回忆：“南仁东总跟我说，国家投入10多亿元搞这个望远镜，如果因为质量问题或者工程延期导致停工，每天损失将达50万元。花了这么多钱，如果搞不好，就对不起国家。”

执着：为“天眼”燃烧20多年人生

南仁东用大约10年的时间走遍了贵州大山里的上百个窝凼。

一次，南仁东下窝凼时，瓢泼大雨从天而降。他曾亲眼见过窝凼里的泥石流，山洪裹着砂石，连人带树都能一起冲走。南仁东往嘴里塞了救心丸，连滚带爬回到垭口。许多工人都记得，即使在炎热的夏天，为亲自测量工程项目的误差，南仁东总会丢下饭碗就往工地上跑。

寻梦：探索科学未知无止境

对待科学研究，南仁东无比严肃和严谨。“天眼”没有哪个环节能“忽悠”他，任何瑕疵在他那里都过不了关。工程伊始，要建一个水窖，施工方送来设计图纸，他迅速标出几处错误打了回去。施工方惊讶极了：这个搞天文的科学家怎么还懂土建？

“南老师对自己的要求太高，他要吃透工程建设的每个环节。”学生甘恒谦说。在南仁东看来，“天眼”建设不由经济利益驱动，而是源自人类的创造冲动和探索欲望。南仁东的心中，总是藏着许多诗意的构想。

“让美丽的夜空带我们踏过平庸。”这是他留给人世间的最后思考。

（摘编自《踏过平庸，一生为中国“天眼”燃尽——追记“时代楷模”南仁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