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燕赵文化”

    燕赵区域以燕山、太行山、渤海、黄河为四面分界，主体为次生黄土的平原地带。虽然这一区域具有“地边胡，数被寇”的特点，但燕赵文化仍属于华北平原上以汉族为主的旱地农耕文化。

    燕文化与赵文化有着不同的来源和各自的特征，但又大体接近而趋同。相对于其他周边区域而言，“慷慨悲歌”是燕赵文化的共同基调。燕赵区域的文化特征就是“慷慨悲歌”，也只有“慷慨悲歌”才是燕赵区域的文化特色。

    具有特征主线的区域文化是优越的文化。在全国各个地域中，燕赵区域是极少数真正形成了文化特征的地域之一。燕赵文化得以形成“慷慨悲歌”这一特征主线，为古今所共认，历代所称道，其内涵鲜明，无可否认。这是燕赵区域的优越之处，值得骄傲。

    中国古代“知己”“知音”的价值观念，是“燕赵悲歌”的产生机制。燕丹的精诚与荆轲的侠士志向契合在一起，就形成了“慷慨悲歌”。慷慨悲歌是一个情结，是由经济文化的落后和政治地位的低下而导致的一个情结。这个情结经过一种壮烈的撞击，发生逆转，出现升华，于是就化育成为慷慨悲歌的性格。而这也正是北方历史文化发展的一个缩影。

    “慷慨悲歌”的历史认同，有三次高潮。荆轲刺秦王，与燕太子丹在易水告别，高渐离击筑，荆轲作歌，这是燕赵文化慷慨悲歌特征的第一次概括。汉末曹魏时，曹操等人以邺都为活动中心，诗风雄峻古朴，慷慨悲凉，燕赵文化第二次被称作慷慨悲歌。唐代，高适等人以气质自高，慷慨悲歌，临风怀古，燕赵文化第三次被人称为慷慨悲歌。燕太子丹、荆轲的谋刺秦王，标志了燕地文化的形成和成熟。从此以后燕文化就永久性地定格于此，成为燕赵文化所独有的固定不变的意象。这一特征不仅在当时存在，在后世也存在，如明清之际，燕赵文化的慷慨悲歌特征也有鲜明的体现。

    “慷慨悲歌”的实质，乃是一种生命价值观，是一种贯穿人生的精神力量。燕赵侠士的轻生尚义，表面上看是不重视生命，实质上却是更加重视、更加珍爱生命的体现。“燕赵悲歌”体现为一种超越“千金”、超越“生死”的价值观，燕赵文化精神在此具有最为突出的表现。了解到人的生命除了肉体的存在，还有精神的存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可以教导人们，突破对自我的一己关怀，寻求更高的价值。燕赵文化归根结底是一种生存方式、一种生命价值观。

    燕赵文化具有多元性。在“慷慨悲歌”激扬人性的同时，也包含了不少世俗的、物欲和肉欲的不良内容。这些流弊在民间、在当今，也都有不同轻重的表现。其救治方法，则莫过于以风俗治风俗，以文化治文化，以精神治精神，如古人所谓“风教”，由低而高，由杂而纯，由俗而雅，由外在而内在。

（摘编自张京华《“燕赵文化”概念界定的要点》，有改动）

    有人说，当今社会，有一样东西几乎让所有人都无可逃逸，那就是浮躁的风气。这话虽有些偏激，却道出了许多人欲言难言的自我困惑。

    杂乱吵闹是喧嚣的外在表现，其本质则是浮躁，是人们内心的急躁、失衡、不沉稳。浮躁，是丧失定力，随波逐流；是心急如火，投机取巧；是虚浮夸张，一片泡沫；是不要过程，只要结果。人生在世，谁都有各种各样的追求和欲望，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这本无可非议。问题在于，面对浮华世界，人们的欲望变得更大、更多、更急切，由此衍生出浮躁的社会风气。

    浮躁之风盛行，会导致这样的现象：为官者盼望一步登天，为学者盼望一步到位，为商者盼望一夜暴富，为艺者盼望一举成名。也容易出现这样的结果：社会被浮躁之风笼罩，清静的人生、专心的工作、精良的产品，变得稀罕起来；因为求快而忽视了细节和质量，导致一些地方事故多发、反复折腾、劳民伤财。那些整日忙碌赶场子的人，那些“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人，那些跟风起哄盲目不安的人，看似日理万机，好像勤奋忙碌，到头来往往难成大事，原因就在于他们“用心躁”而无法“用心一”。

    对于浮躁，古人总结出了“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的道理。今天的社会日新月异，节奏加速，变化更快、更多、更大，人们对变化的感受极为敏感；但同时也不要忘记，变动不居之中也有恒定不变的规律——结果需要过程，成功必得付出。即便是插上了新技术的翅膀，站上了创新的风口，如果没有扎实稳固的知识和技能储备，成功终究是短暂而不稳固的。舒服与辛苦，安逸与劳顿，亦有着互相转换的辩证法。

    《道德经》里讲，重为轻根，静为躁君；轻则失根，躁则失君。人活一辈子，要想给社会给后人留下点东西，要想实现自我价值，就必须避开社会的喧嚣，拒绝外来的诱惑，祛除内心的焦躁，静下心定下神，扎扎实实、聚精会神地做事，而不要被外界的喧嚣浮躁所裹挟。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陶渊明所揭示的，乃是喧嚣之中的宁静心态。内心的宁静，是一种穿越世俗、撇开浮躁的力量，有了它，便可以每临大事有静气，便听不到外界的吵闹嘈杂，便能忍得孤寂、受得清苦、看穿陷阱、看淡诱惑。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有了静的底色，才有达的境界、定的气质、和的格调，才能让人生剧本脱俗雅致。能够保持内心的宁静，是“大家”风范，亦属常人能力所及。内心的宁静，是最为深厚的修行。让宁静成为心灵的常态，我们不必超脱凡尘，也一定可以专心致志、成就非凡。

（选自2016年4月《人民日报》，有删改）

教育公共服务的方式：民主协商对话

    受传统公共行政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起来的公共教育体制，都是由政府举办并向社会提供教育服务的，因而具有强烈的国家垄断色彩。公民在向国家纳税之后，只能无条件地接受由政府设立的公立学校提供的教育服务，他们对于公立学校提供的教育没有任何发言权，只能被动地接受。此外，由于政府的垄断，公立学校的办学完全根据政府的计划进行，而不必直接面对学习者的选择和同行的竞争，对于家长和学生的教育需求可以置之不理。针对政府垄断学校教育供给的局面和政府漠视家长和学生教育需求的状况，新公共管理理论提出“社会公众是政府顾客”的理念，坚持“顾客至上”。认为政府的职责就是根据“顾客”的需要提供回应性的教育服务，要尊重并赋予顾客应有的权利，坚持“顾客导向”，以“顾客满意”为宗旨。

    然而，新公共服务理论也认为，与政府互动的并不简单地是顾客，同时还是公民。与政府直接交易的人的确可以被视为顾客，但从政府那里接受一种职业服务——例如教育——的人则可以恰当地被称之为当事人、公民。公民不只是顾客，他们是“所有者或主人”。正因为接受政府服务的人是“所有者或主人”，而不单纯是“顾客”，因此，有权参与决定政府提供哪些公共服务。提供什么样的公共服务，以及以什么方式提供公共服务等等，而不单单是处于服从、被动接受的地位。换言之，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应该坚持民主协商对话的方式。这就要求公共管理者积极回应公民的要求，倾听公民呼声，方便公民选择，鼓励公民参与，部门绩效评价以公民为主体等。

    教育领域的民主协商对话要求公民成为教育政策制定和实施的主体，让公民来参与教育决策的制定，让公民和政府共享政策制定的权由；关注教育政策的回应性，建立公民表达教育利益和诉求的畅通渠道，培养公民的教育责任意识。实践还证明，只有注重教育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中的公众参与，政策制定才具有合法性和合理性，政策的实施才具有效力。对政府而言，则应该致力于搭建舞台。建立各种行之有效的、与公众的沟通对话机制、社情民意反映机制和公众民主参与的决策机制，以确保政府与公众进行无拘无束、真诚的对话，共商教育公共事务应该选择的发展方向，而不只是政府官员或公务员在主观臆想。只有这样，教育的公共利益属性才能实现。

    另外，作为教育公共事务当事人的公民有责任主动关注教育发展状况，参与政府的教育管理活动，在活动中推动教育的发展，促进社会资源的有效整合，从而实现教育效能的最大化。通过政府与公众良好的沟通对话机制，通过与政府的全面接触，通过这种各方力量都能参与公共政策的计划和决策的机制，可以使政府部门及时了解到公民的教育需求、愿望和抱怨，获得大量反馈信息，提高政府对外在环境的敏感度和回应性，更好的改善教育公共产品和服务。同时，还可以提高公众对公共事业的参与热情，满足公众的尊重需求和表现需求，也使公众加深对政府的认知、理解和忠诚感，形成政府与公众互相理解、互相支持的氛围。

    因此，在构建服务型政府的新背景下，教育的公共服务性要求各级政府及教育行政机关以民主协商对话的方式提供教育服务，同时致力于建立各种行之有效的、与公众沟通对话的机制。这样做，才能推动政府对教育负起责任，同时满足和尊重了公民合理的教育需求，形成了公民和政府之间的良好信任与合作关系，共同促进教育的发展。

（摘自《教育与管理》2014第9期）

    有人会说，幸福这个东西很难说，好像是很主观的感觉，很难有统一的标准。确实是这样，每个人对幸福的理解是不一样的。但是，你若深入地问为什么会不一样，其实还是有标准的。一个人对幸福的理解，从大的方面来说，其实是体现了价值观的，就是你究竟看重什么。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幸福是我们一切行为的终极目标，我们做所有的事情其实都是手段。一个人想要赚钱赚得多一点，这本身并不是目的，他是为了因此可以过上幸福的生活。有人可能就要反驳了：我不要那么多钱，也可以幸福。比如说我读几本好书，就会感到很幸福。其实对后一种人来说，读书就是他获得幸福的手段。

    对于什么是幸福，西方哲学史上主要有两种看法、两个派别。一派叫做“快乐主义”，其创始人是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近代以来，英国的一些哲学家，如亚当·斯密、约翰·穆勒、休谟对此也有所阐发。这一派认为，幸福就是快乐。但什么是快乐？快乐就是身体的无痛苦和灵魂的无烦恼。身体健康、灵魂安宁就是快乐，就是幸福。他们还特别强调一点，人要从长远来看快乐，要理智地去寻求快乐。你不能为了追求一时的、眼前的快乐，而给自己埋下一个痛苦的祸根，结果得到的可能是更大的痛苦。另一派叫做“完善主义”。完善主义认为，幸福就是精神上的完善，或者说道德上的完善。他们认为人身上最高贵的部分，是人的灵魂，是人的精神。你要把这部分满足了，那才是真正的幸福。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是苏格拉底、康德、黑格尔等，包括马克思，他们强调的是人的精神满足。

    这两派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都十分强调精神上的满足。如伊壁鸠鲁强调，物质欲望的满足本身不是快乐，物质欲望和生命本身的需要是两码事。生命需要得到满足那是一种快乐，但是超出生命需要的那些欲望反而是造成痛苦的根源。约翰·穆勒则强调，幸福就是快乐，但是快乐是有质量和层次的区别的，一个人只有各种快乐都品尝过了，他才知道哪一种快乐更深刻、更持久、更强烈、更美好。

    在中国哲学里，我感觉，道家比较接近“快乐主义”，尤其是庄子强调生命本身的快乐，还强调精神自由的快乐，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快乐。儒家比较接近“完善主义”，儒家认为人生的理想境界、最高的享受就是道德上的完善。

    也有哲学家认为，幸福是根本不可能的。最典型的就是德国哲学家叔本华。他说人是受欲望支配的，欲望就意味着匮乏，你缺什么往往就对什么有欲望，而匮乏意味着痛苦。所以，欲望没有满足的时候你是痛苦的，但是欲望满足以后，人是不是就快乐了呢？非也。欲望满足以后是无聊。叔本华说，人生就像钟摆一样，在痛苦和无聊之间摇摆，幸福是不可能的。

    如果我们仅仅从满足身体的、物质的欲望层面来理解的话，幸福确实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我们超越欲望层面来看幸福，这个观点就不成立了。比如如你非常爱读书，你渴望去读那些好书，你知道一些好书在等着你读，那个时候你会痛苦吗？你不会。读完了以后你会无聊吗？不会。你感到丰富了自己的精神，你会因此快乐。这就进一步说明，我们谈幸福问题，一定要超越纯粹欲望的层面，要从价值观角度去谈。

（摘编自周国平《幸福的哲学》）

    孔子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同时还是一位音乐家。孔子对音乐的兴趣与他对周礼的重视是密不可分的。南宋史学家郑樵曰：“礼乐相须以为用，礼非乐不行，乐非礼不举。”孔子对周礼的倾心追慕和深入钻研，使他对“音乐”的社会文化功能有着深刻的认识。

    “礼崩乐坏”之所谓“乐坏”，一方面表现为周代典章制度中用以昭示“以仪辨等”的用乐秩序的混乱；另一方面则表现为贵族群体审美倾向的转移，即厌古乐而喜新乐。二者的实质，都是“乐”与“礼”的分离，即“雅乐”精神的失落。孔子适逢这段文化裂变期的时空中心，对行将失落的周代雅乐进行修复、改造和传播，是他必须面对的、不容回避的文化使命。

    “正乐”是孔子为纠正礼乐秩序倾颓采取的重要措施。孔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史记·孔子世家》载：“三百零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孔子的“正乐”是对《诗》的乐章和音律的规范整理，使之符合周礼对雅乐的要求。

    孔子的“正乐”还包括对乐器使用制度的维护。《左传》记载：成公二年，卫国侵齐，新筑大夫仲叔于奚救了卫国主帅孙良夫，卫穆公想赏给他城邑，却被仲叔于奚辞谢了，而请求得到诸侯用的曲县的乐器和马饰。对于这件事，孔子认为，“不如多与之邑”，因为“器以藏礼”，曲县的乐器制度和繁缨的马饰，都是诸侯才能用的礼器，仲叔于奚本为大夫，因战功而拥有这些礼器是不恰当的。乐音和乐器在孔子那里，不仅是供人欣赏、上下和合的表演艺术，也是载礼之器、行礼之仪，因此孔子“正乐”的实质在于为乱世“正礼”。一提到“正礼”，总会有人把它与简单机械的“复古”联系起来，仿佛孔子总想以一己之力，紧紧握住历史前进的车轮，使其倒退到西周时代。其实不然。孔子曰：“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灾及其身者也。”（《礼记·中庸》）孔子对抱残守缺、泥古不化也是持批评态度的。孔子生活的春秋末期，一方面礼崩乐坏，另一方面复兴礼制的呼声四起，特别是理性主义、辩证思想的集中出现，为春秋士人对西周礼乐制度的反思和超越提供了历史依据。

    因为“正乐”即“正礼”，所以孔子在谈及自己的为邦理想时，多次强调要“放郑声”。孔子说“郑声淫”“乱雅乐”，是因为郑、卫地区的音乐十分讲究艺术技巧，情感力量大于伦理力量，世俗的娱乐之情大于典礼肃穆之情，不符合周礼温柔敦厚、中正平和的艺术精神。孔子对郑声的放逐并不意味着对音乐美学功能的忽视。事实上，孔子是第一个指出音乐美学功能的人。孔子说，如果没有音乐，礼的仪式就会显得质补无文。“文”这个概念在孔子的语义系统中是宽泛多样的，但无论是指社会文化还是指个人修养，都明显包含着感性形式美的意义在内。孔子所说的文，是包含了审美的，没有文，也就没有审美，没有音乐参与的礼是素的，是不文的，也就是不美的。“乐”之于“礼”的功能，是礼在形态世界中美的呈现。经过孔子整理发展的周代“礼乐”，“礼”不再是苦涩的行为标准，它富丽堂皇而文采斐然，它是人的文饰，也是导引人生走向理想境界的桥梁。

（摘编自赵玉敏《孔子和音乐》）

    建设智慧社会是我国在新时代把握信息化带来的重大机遇、以信息化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部署。智慧社会作为智慧政务、智慧产业、智慧民生、智慧城市等各种智慧系统的总和，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新阶段。

    回顾信息化的发展历程，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是三条相辅相成、相融相生的主线.数字化奠定基础，实现数据资源的获取和积累；网络化构造平台，促进数据资源的流通和汇聚；智能化展现能力，通过多源数据的融合分析呈现信息应用的类人智能，帮助人类更好地认知复杂事物和解决问题。当前，我们正在进入信息化新阶段，即以数据的深度挖掘和融合应用为主要特征的智能化阶段，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呈现融合发展新态势。信息化新阶段已经开启的一个重要表征，就是信息技术开始从助力经济发展的辅助工具向引领经济发展的核心引擎转变，进而催生一种新的经济范式数字经济。数字经济的发展以各行各业的数字化转型、网络化重构和智能化升级为前提，其重要表现形式就是社会活动在人、机、物三元融合环境中的高度智能化，从而形成智慧社会。

    我国前期的信息化建设在各个领域积累了大量数据。当前，新的数据更是呈现指数增长态势。然而，要实现从数据大国向数据强国转变，满足我国经济社会全面数字化转型对高质量海量多源异构数据资源的迫切需求，数据的“盘活”和“赋能’’是我们面临的两大难题。所谓“盘活”，关键是要解决数据开放、流通、共享的问题。“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只有不同系统、不同领域的数据实现大范围的流通与融合，才能实现多源数据的融合分析，从而赋予人类观察事物的全方位视角。而“赋能”则是要形成高效分析应用数据的能力。一方面，要重视基础理论和方法的研究，发展数据融合分析的算法和工具，帮助人们分析数据、萃取价值。另一方面，要重视人们数据思维和技能的养成。在“数字化生存”时代，每个人都应形成基于数据建立概念、解决问题、作出决策的思维方式，并且掌握获取数据、分析数据、运用数据分析结果解决问题的基本技能。

    社会公共基础设施是为社会生产和人们生活提供公共服务的工程设施和服务系统，既包括公共建筑、交通运输、能源供给等物理空间基础设施，也包括通信网络、数据中心等网络空间基础设施。在人/机、物三元融合的发展趋势下，网络空间基础设施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同时传统的物理空间基础设施也需要完成深度信息化。万物数字化、万物互联和“软件定义”将成为智能化基础设施建设的必然要求。各种感知设备、智能装置要嵌入到物理实体之中，通过无所不在的通信网络与后台具有强大数据存储和处理能力的云计算平台相连，通过“软件定义”来实现灵活的功能配置和智能化的管理服务。

(摘编自梅宏 《夯实智慧社会的基石》《人民日报》2018.1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