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如何走向世界   葛剑雄

    要考虑中国文化如何走向世界，首先必须明确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长期以来，国人认为中国文化历史悠久、丰富灿烂、博大精深，固然都是事实，但在很大程度上是自我评价，或者是就东亚汉语文化圈而言。如果放在世界范围内，与其他文化进行比较，整体上说只能是各有千秋。

    在生产力和交通运输能力都还很落后的古代，世界上各大文化区之间缺少必要的人员和生活必需物资的交流，基本上都是独立发展的。由于不存在交流和比较，也谈不上哪种先进，哪种落后。从不同文化的群体开始相互接触以来，文化的传播一直有两种方式——自愿的和强制的。一般来说，对物质文化的接受大多是自愿的，而对精神文化的接受则两者兼而有之。强势文化往往会依靠武力、权力、财力、人力强制推广自己或抵制其他，今天世界上的制度、宗教、语言、文字以至生活方式的分布，大多是这样的结果。

    在古代中国内部，同样如此。一方面，自认为居于“天下之中”的华夏诸族对自己文化的优越性深信不疑，因而绝不会向“非我族类”、尚未开化的“蛮夷”推广，仅给那些“仰慕华风”又具备学习条件的人学习的机会。另一方面，“蛮夷”归化以后，就必须接受中国的主流文化。如清朝改土归流后，新设置的府、州、县内就必须办学校，兴科举，尊孔孟，以儒家学说教化百姓。如民间信仰和宗教一旦对主流文化构成威胁，也会被坚决取缔。

    时至今日，物质文化的传播已经不存在障碍。但在大多数人已经具有宗教信仰或其他信仰，自由平等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的条件下，精神文化的传播只能以自愿接受为前提。中国文化再博大精深，儒家学说再高明玄妙，中国模式再快速高效，也别指望能取代别人已有的信仰、文化、观念、模式。因此，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主要目的，是让世界了解中国和中国文化。由于主观或客观的种种原因，中国与世界各国一直缺少人员和文化的交流。中国文化主动走出去，能让各国人民近距离或直接感受到中国文化的丰富多彩和独特魅力，有利于改变以往形成的片面和偏见。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大批中国人走向世界，他们本身就是中国文化的传播者。如果他们普遍具备了优良的素质和文明的举止，中国文化的地位就能随之提升。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另一个目的，是要学习世界文化。我们不能坐等各种文化主动传入中国，而且通过走出去后的比较借鉴，不同文化优劣立显，取长补短顺理成章。中国既然以代表世界最先进的文化自许，了解和学习其他文化的优点是必不可少的。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主要途径，是向世界提供尽可能多的文化商品和文化服务，这也是传播文化的有效途径。到目前为止，中国的文化商品大多还是来样加工、贴牌生产，外销商品中的文化含量还很低，文化服务近于空白，发展的余地非常广阔。

    费孝通先生曾提出不同文化的相处之道：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正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期待。

（节选自《中国文化如何走向世界》有删改）

    当前，中国诗歌进入了缺乏创新激情的贫乏状态，摆脱不了平庸的纠缠，那些曾经让读者心动不已的追寻民族独特体验和表达人类普遍情感的具有独创性的艺术精品似乎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渐行渐远，中国诗歌正难以避免地进入了缺乏艺术杰作的窘境。造成当前中国诗歌创作难尽人意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其中最关键的因素则是，整个社会的文学审美意识的普遍弱化导致诗歌评价标准的缺失。

    那么，究竟什么样的诗歌是好诗歌？

    好诗歌是对一个时代的现实生活状况的深度把握和对一个民族的内在精神追求的审美洞察，是从诗人的心灵深处自然流淌出来的真诚关爱。诗人的把握现实生活既不是对当下生活时尚的浮光掠影式的涉猎，也不是对自我生活趣味的低吟浅唱式的回味，而是要深入到普通民众的具体生活中，挖掘隐藏在日常生活表象下的精神潜流。现实生活是文学创作的原点，诗人绝不是为了创作的目的才走进普通民众的生活里去，而是要以普通民众的生活作为出发点，深入到普通民众生活的底层。如同秘鲁作家马里奥·略萨所说，作家的责任就是“要用想象力穿透生活”，用自己的艺术创造去“结构生活现实”。一个时代的现实生活形态是复杂多样而又千差万别的，诗人对现实生活状况的把握绝不是在诗歌中表现琐碎的生活细节，而是要在涌动的生活潮流中追寻一个民族的内在精神走向，探求一个普通民众在日常生活中呈现出来的内在情绪。

    好诗歌是对超越国界的人类精神的合理张扬和对跨越时空的人类永恒价值的诗意追问，是从诗人的精神底层逐渐升华出来的人性思索。文学是一个民族特定时代里的精神产物，理所当然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社会性，打上了无法替代的特定民族的烙印。然而，一切伟大的文学作品之所以能够超越国界和跨越时空，根本原因就在于其对人类共同追寻的普遍精神的表达．因此，好诗歌就不能将目光仅仅停留在一个时代的民族现实生活状况的展现上，而是要以此为出发点，善于发现隐藏在自己民族精神底层的具有人类普遍性的共同价值，诸如对真的肯定，对善的弘扬，对美的向往，对理想的追寻，对自我的超越，对个人自由的肯定，对人格尊严的尊重等等。诗人的责任就在于融入普通民众的现实生活中，在积淀了一个民族的历史记忆的日常生活中去追寻人类的终极价值。

    好诗歌是对日常生活语言的审美升华。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白话成为文学创作的主要工具，口语化成为诗歌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向．然而，诗歌创作的口语化并不意味着语言的平庸化。日常生活中的口语可以成为诗歌创作的语言，但是它必须是经过诗人的审美加工的。诗歌语言的口语化不仅是诗歌语言的艺术化，而且更是诗人以诗意化的语言表达自己的生活情感的审美化。

（节选自郭国昌《诗歌价值如何认定》

    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王羲之父子的字，顾恺之的画，戴逵和戴颙的雕塑，嵇康的广陵散（琴曲），陶潜、谢灵运的诗，云岗壮伟的造像，洛阳的寺院，无不是光芒万丈，前无古人，奠定了后代文学艺术的根基与趋向。

    这是中国人生活史里悲剧最多的一个时期，八王之乱、五胡乱华、南北朝分裂，酿成社会秩序的大解体，旧礼教的总崩溃、思想和信仰的自由、艺术创造精神的勃发，使我们联想到西欧十六世纪的“文艺复兴”。这是强烈、矛盾、热情、浓于生命色彩的一个时代。

魏晋人生活上人格上的自然主义和个性主义，解脱了汉代儒教统治下的礼法束缚，在政治上先已表现于曹操那种超道德观念的用人标准。一般知识分子多半以超脱礼法观点直接欣赏人格个性之美，尊重个性价值。桓温问殷浩曰：“卿何如我？”般答曰：“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这种自我价值的发现和肯定，在西洋是文艺复兴时的事。

    魏晋人欣赏山水，由实入虚，即实即虚，超入玄境。当时画家宗炳云：“山水质有而趣灵（自然山水，既其形质又有灵趣。）。”诗人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魏晋人欣赏自然，有超然玄远的意趣。这使中国山水画自始即是一种“意境中的山水”。宗炳画所游山水悬于室中，对之云：“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郭景纯题曰：“林无静树，川无停流”，阮孚评之云：“泓峥萧瑟，实不可言，每读之，辄觉神超形越。”这玄远幽深的哲学意味深透在当时人的美感和自然欣赏中。

    晋人以虚灵的胸襟、玄学的意味体会自然，乃表里澄澈、一片空明，建立最高的晶莹的美的意境。司图空《诗品》里形容艺术心灵为“空潭写春，古镜照神”，此境晋人有之。王義之曰：“从山阴道上行，如在镜中游。”心情的朗澄，使山川影映在光明净体中。

    这样高洁爱赏自然的胸襟，才才能够在中国山水画的演进中产生元人倪云林那样“洗尽尘滓，独存孤迥”，创立出一个玉洁冰清，宇宙般幽深的山水灵境。

（节选自宗白华《学术文化随笔》）

    得益于中国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领域的卓著进步，人工智能在国内发展迅猛。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将在自动驾驶、智慧医疗、智慧金融、机器人等领域获得蓬勃发展。从娱乐、出行到支付手段，人工智能悄然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今年7月，国务院印发了《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指出人工智能成为国际竞争的新焦点、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带来社会建设的新机遇，同时人工智能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也带来了新挑战。在这些新挑战中，最令普通人关注的，或许就是人工智能时代的“人机关系”：高阶人工智能有没有失控风险？未来的机器会不会挑战人类社会的秩序，甚至获得自主塑造和控制未来的能力？随着人工智能日新月异的发展，很多人有了这样的担心。

    人工智能会带来福祉还是挑战，是许多文学、影视、哲学作品不断探讨的主题。近年来大众传播对人工智能的关注，无形中也加重了人们对“人机关系”的焦虑。以音源库和全息投影技术为支撑的“二次元”虚拟偶像上台劲歌热舞，人工智能用人脸识别技术与深度学习能力挑战人类记忆高手，“阿尔法狗”击败各国围棋大师，攻占了人类智力游戏的高地……尤其是一些以“人机对战”为噱头的综艺节目，通过混淆人工智能的概念，人为渲染了一种人机之间紧张的对立气氛，既无必要，也缺乏科学性。

事实上，现在所有人工智能仍属于在“图灵测试”概念下界定的“智能”，无论是将要盛行的根据神经网络算法的翻译程序，抑或是基于量子计算理论的各种模型，在未来很长时间内都将是从属于人类的工具。作家韩少功提出了“当机器人成立作家协会”的有趣假设，从文学的角度解释了自己对于人机对立关系的看法。他认为价值观才是人类最终的特点和优势，人工智能的发展，应该促使人们对自身存在的本质进行更加深刻的探索，并坚定人类本身存在的价值。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中提出，“建立人工智能法律法规、伦理规范和政策体系，形成人工智能安全评估和管控能力”。未来，应通过对人工智能相关法律、伦理和社会问题的深入探讨，为智能社会划出法律和伦理道德的边界，让人工智能服务人类社会。这也是世界范围内的一项共识。微软、谷歌等巨头也因人工智能的发展风险而成立了伦理委员会。越来越多的机器人专家呼吁，在机器人和自动化系统上安装“道德黑匣子”以记录机器的决定与行为。人们已经意识到，人工智能的发展应该以人类社会的稳定与福祉为前提。

    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发展迅猛，在未来构建人机关系格局上，也应发挥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势。面对人工智能，既要通过法律和政策予以规范，也要用文化和伦理赋予其更多开放的弹性。在这方面，相信中国文化传统会比偏重逻辑与实证的西方文化传统更有用武之地，更有助于开拓兼顾科技与人文的“中国智造”。

（摘自《人民日报》2017年08月23日05版，有删改）

材料一：

相关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游戏用户规模达到5.83亿人，过去5年，手游用户数从9000万增长至5.54亿，而青少年成为游戏主力用户之一。

    广东一所高校有学者进行了一项针对518名中学生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在青少年中，大受欢迎的网游以暴力题材为主。玩家对暴力网游接触量越大，则越倾向于认为世界是丑恶的、他人是不值得信任的，同时对暴力的赞同度也越高，倾向于采取暴力行为解决矛盾冲突。

    记者调研发现，目前，受成瘾性电子游戏影响的群体呈现出低龄化、边缘化两大特征。

    低龄化——00后甚至05后被称为"数字化原住民"，一些经营者在设计、运营成瘾性电子游戏时倾向于针对低龄群体。江苏省电子竞技运动协会副会长孙紫阳说，业余玩家尤其是低龄玩家往往比专业选手更容易对游戏成瘾，因为缺乏辨别力，游戏的设计能持续给他们以精神刺激，获得巨大快感。

    边缘化——成瘾的青少年存在一些共性，如现实世界社交面窄、少有其他获取娱乐的途径等。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副院长、精神科主任医师陈振宇介绍，临床发现游戏上瘾的孩子社交能力差，在现实世界中找不到存在感，一定程度上这是农村、县域留守儿童成为重灾群体的原因。

    成瘾性电子游戏对青少年的巨大杀伤力有两大主因，一是复合成瘾难以断根，对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产生长期持续的负面影响；二是游戏构建的虚拟世界，以粗暴甚至错误的规则冲击误导了未成年人三观，埋下严重社会隐患。

（摘编自《低龄化边缘化：成瘾性电子游戏正摧毁我们的新生代》2018年6月6日 新华网）

材料二：

    从6月19日开始，世界卫生组织（WHO）正式将游戏成瘾列入精神疾病，并且通知世界各国将这个病症纳入医疗体系。

    世界卫生组织最新版《国际疾病分类》把“游戏障碍”正式列入“精神与行为障碍”，其典型症状是：无法控制地玩游戏、越来越经常将电子游戏置于其他生活兴趣之前，即使有负面后果也持续或增加游戏时间。

    要认定为游戏成瘾，需要满足下列条件：首先要表现出对游戏的自控力不足，其次是将游戏的优先级放在其他兴趣与日常活动之前，就算有身体或精神上的负面情况也要继续玩游戏甚至增加游戏时间，然后病患因为游戏已造成家庭、社会、工作等方面重大损害，最后需要至少十二个月才能确诊。

    WHO称，对于游戏是否成瘾，相关行为要持续至少12个月才能确诊，如果症状严重，观察期也可缩短。部分国家此前已承认游戏成瘾是重大的公共卫生议题，许多国家都有治疗游戏成瘾的戒瘾机构。

（摘编自环球网科技 2018年6月19日）

材料三：

    如今好玩的网络游戏多如牛毛，少数青少年游戏成瘾，精神颓萎、身体羸弱、学业荒废，甚至诱发盗窃、暴力等行为。因而，如何防止游戏参与者从“着迷”走向“沉迷”，是亟待破解的公共卫生课题。

    正如工厂不能只顾盈利而肆意排污，游戏开发运营商有责任规制游戏的“副作用”，不能一切向钱看。日前，不少游戏开发商采用实名认证等措施，推出防沉迷系统；有的游戏公司还上线“数字契约”功能，引导家长和孩子订立使用契约……这些主动作为，展现出建构行业伦理的积极态度。业界也逐步认识到，应当努力从“娱乐游戏”向有益于技能成长的“功能游戏”转型。可以说，积极承担责任，主动转型升级，游戏行业才能摆脱困境，实现健康发展。

    然而，市场如马，脱缰则野。近年来，有的游戏平台实名认证形同虚设，各类破解防沉迷系统的手段频出，还有一些网络游戏传播低俗色情、渲染凶杀暴力，甚至扭曲历史、传播不良观念……这些顽疾，仅靠市场自我调节，显然难以消除。治理游戏市场乱象，必须善用法律与制度。除了事后下线封禁涉黄涉暴的网络游戏，能否加强源头评估与管控，将可能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游戏“拒之网外”？可否针对不同年龄、不同群体的用户，建立游戏分级制度？强化监管、创新手段，既是引导游戏产业健康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共建清朗网络空间的必然要求。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不少研究表明，青少年走上网游成瘾之路，与其成长环境息息相关。有的家庭亲情冷漠或过度约束，激起“青春叛逆”，无形中将孩子推向网络游戏；有的家长自己就是“游戏迷”，为孩子树立起反面榜样。有的家长一旦发现孩子游戏上瘾，要么粗暴地拔掉电源、没收终端，要么简单地将孩子送到“网瘾戒除学校”。事实证明，类似做法效果十分有限。与其一味苛责、视游戏为洪水猛兽，不如一点一滴改善家庭教育，通过增亲子之情、添假日之乐、促健康之趣，在潜移默化中为孩子培养多元爱好，提升自控能力。孩子的成长是一个不断上台阶的过程，当他们眼界更开阔、生活更丰富，游戏的吸引力也自然会减弱。

    数字时代为人们带来了许多便利，也潜藏着风险和挑战。面向未来，进一步增强“反成瘾”的自觉、共同维护“数字健康”，我们才能更好地拥抱数字生活、追求美好生活。

（摘编自姜赟《美好生活需要“数字健康”》2018年06月20日人民日报）

山林是一个隐秘的宝库，为隐士们供给了衣食住等诸方面的所需，以维持他们最基本的生活。但有时候，这并不足够。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隐士》里曾说：“凡是有名的隐士，他总是已经有了‘优哉游哉，聊以卒岁’的幸福的。”北宋时隐居龙山的孔畋，据称有田数百亩。还有一些隐士得到了官府的赏赐或官员赞助，也饶有资财。陈抟就屡次被皇帝接见，受到赏赐，他隐居的华山云台观也为官府修建。这些隐士，大抵可以过着超然世外的生活。但是大多隐士并没有这么幸运，特别是山林隐士，往往是清贫的，为了“讨生活”，他们还是需要从事一两种职业，以谋生计。

农夫是隐士们最普遍的职业。躬耕，作为一种直接作用于自然的劳动，被视为是符合隐士身份的。并且，隐士的躬耕，与求取什一之利的田舍翁不同，被赋予了一种修身的意义。在春耕秋收中，隐士们体会着自然的韵律在土地、植物和自身之上的响应，进而让身心达到与自然同步的境界。正如《高士传》中所言：“春耕种，形足以劳动，秋收敛，身足以休食。”从事躬耕的隐士代不乏人。上古有许由，春秋有老莱子，三国时的诸葛亮在出山之前，也躬耕于南阳，静观天下之变。

渔樵也是隐士从事的一种重要职业。不过，与自给自足的躬耕相比，渔樵因为要出售其剩余产品，不得不与人世发生联系。但一些决绝的渔樵者仍然坚持不在俗人前露面。如南朝人朱百年，以伐樵采箬为业，每次他将樵箬放在路边，自己走开，人们便自取樵箬，按价放钱。朱百年仍可隐藏自己的面目。而有一些渔樵者则选择性地出现，在人世留下雪泥鸿爪。屈原行吟泽畔时遇到的沧浪渔父，《庄子·渔父》中假托孔子所遇到的渔父便是这样的世外高人。渔父、樵夫来自隐士的世界，却对人世有着独特的见解，只言片语，拨醒梦中人。渐渐地，渔樵问答亦成为世外人看世内事的一种象征。除此之外，隐士还依托山林资源，从事其他职业，如安期生卖药，姜歧蓄养蜜蜂，范元琰种菜，傅山行医等，凡此种种，行于世间。

    尽管隐士也在谋生，却无贪欲，所谋乃是最本源的生存需要，而在谋生过程中，他们也绝不放弃隐士的自尊。因此，隐士一般是贫穷的，甚至是赤贫的。而这种赤贫成就了一种高尚，所谓“士不穷无以见义，不奇穷无以明操”。正因为隐士们安于贫穷，不困于功名利禄的樊笼，他们才绝少欲望，无需对繁华世界阿谀取媚，才可昂起高傲的头，立于山林之间。

（摘编自《住在云山深处： 隐士的衣食住行及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