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景超：用心守护植物健康成长

    魏景超（1908～1976），我国著名植物病理学家、农业教育家。1930年毕业于金陵大学园艺系。1933年。他参加清华大学公费留美研究生考试，名列全国第一。1937年获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博士学位，后回国任职，在水稻病害研究、真茵分类学及植物病毒学研究上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魏景超幼年目睹农民颠沛、饥寒交迫，深感只有振兴农业，才能解决民生问题。立志于兴农的他，大学毕业后就以优异的学习成绩获“金钥匙”奖，并成为“斐陶斐”学会会员。在美国留学期间，他利用可利用的时间和设备，放弃节假日休息，参加暑期学校学习、参观实验室和农场、访问老教授，以获取知识，汲取经验和新的见解。在学校里，他更是抓住学校资源，勤奋刻苦。图书馆里，他埋头钻研；实验室里，他观察切片、制作标本，孜孜不倦。爱恩、善学、勤问的他。努力摄取国外新知识、新技术，汇集大量的宝贵文献与读书笔记。可惜的是，回国正值抗日战争期间，魏景超积累了四年的书籍、笔记随交运的美国轮船一起在日机轰炸下沉于太平洋底。

    回国后执教于金陵大学的魏景超，面对国内农业教材与国际水平的差距，边执教边精心编写讲义、教材。外出采集标本、调查农作物病虫害情况、拍摄照片、绘制讲解图表等，身体力行。他先后讲授过普通和高级植物病理学、作物病害、真菌学、细菌学、植物免疫学和病毒学等课程。出版有《普通植物病理学》《植物病理学实验指导》《真菌重要目、科、属分类检索表》等优秀教材、书籍。

    魏景超十分注重课前准备工作，细致地整理授课内容、思路，并结合当时最新研究成果的讲解以扩充学生的知识面，确保课堂的高效授课。课堂上，他条理清晰、深入浅出；实验室里，他仔细观察每个学生的操作，及时指正规范；野外实习时，他认真传授观察作物病情和采集标本的知识。对学生循循善诱的他更注重因材施教，对低年级学生侧重基础知识的把握，对高年级学生侧重独立探索、学习的能力培养。对跟随他研究学习的十几个学生，他按各人的进修计划进行个别指导，耐心细致，诲人不倦。抗日战争期间，他常到外校兼课，将其所得资助家在沦陷区或家境困难的同学，竭力培养农业人才。他要求年轻助教作充分的课前准备，上课时还经常跟班听讲，对缺点加以指正，给予必要的示范。严谨的态度、躬亲的姿态，用“心”教学的魏景超对学生和其他老师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水稻病害方面，魏景超先后发表8篇重要的学术报告及论文。他实地调查试验，足迹遍布江、浙、沪、闽、粤、桂、皖等近10个省市地区。他编写了《水稻病原手册》，详细记载了我国已发现和国外报道过寄生于水稻的约250种微生物，对重要病原菌简要说明其诱致的症状、发病因素和防治方法。该书作为诊断稻病的工具书，多年来为国内外同行所采用或引用。

    在真菌分类学上，魏景超亦有卓越贡献。1948年，魏景超重新鉴定了番茄漆腐病的病原菌，更正了其所属类别，还澄清并鉴定了豇豆和大豆叶斑病病原茵。晚年的他辗转在病榻与书桌之间，曰夜辛劳长达6年，完成了《真菌鉴定手册》，填补了我国真菌鉴定工具书的空白。

    在植物病毒学研究方面，魏景超历来重视科学研究解决生产实际问题。早在上世纪40年代初期。他在成都附近调查烟草和番茄病害。之后又致力于华东地区十字花科蔬菜花叶病的考察、研究，阐明了常见病害的症状、病原、寄主范围及防治方法。尤其在油菜病毒研究方面，总结出油菜远村育秧、避蚜防病毒的有效措施。

    晚年身患重病的魏景超，仍心系国家。1956年江苏省昆山县油菜田发生严重病害之际，他在同志们搀扶下仍然在田间跋涉，观察油莱病情，同行者无不感动。

    “以振兴中国农业为己任”，上下求索，魏景超用躬行的一生诠释了践行者的姿态。

（摘编自李姝昱《魏景超：用心守护植物健康成长》）

【相关链接】①分类研究并非易事，寻找理想标本，往往需要连续追索数年。有时能获得满意的结果，有时也会发生错误甚至失败，但魏景超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有错必纠，从不灰心丧气，总是再接再厉地干下去。（摘编自“魏景超纪念馆”）②一想到祖国多灾多难，倍受帝国主义的欺凌，他便忿然而起。他想自己是中国人，又是公费留学生，一定要刻苦学习，为国家争光，为民族争气。（摘编自《科普中国·科技名家风采录》）

引得春风度玉关

    唐代诗人王之涣在《凉州词》中写道：“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这一情形在1000多年后有了根本的改观。光绪五年(1879年)，新任帮办甘肃、新疆善后事宜的杨昌浚目睹了左宗棠在西北的所为，赋诗一首：“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

    左宗棠不仅是个军事家，他对于发展西北的经济也颇为关注。鉴于甘肃“地气高冷，节候暑少寒多，物产甚稀，……民间无衣之苦，甚于无食”的状况，他建议广种棉田，以解决穿衣问题。他认为甘肃凡是可种罂粟的向阳肥暖之地，都适宜种棉花。于是，他不仅通令下属各地严禁种植罂粟，劝告农民广种棉花，还采购纺车织具，设立专门机构，雇请民妇来教习纺织，并刊行《种棉十要》及《棉书》，分行陕、甘两省，目的在于“拔恶卉而植嘉苗，为一举两得计也”，期望这些举措能“为甘省开万年之利”。

    左宗棠在西北注意修河、治路，于沿河、沿路“广种榆柳”，“数年来陇中遍地修渠、治道、筑堡、栽树”。尤其是植树绿化举措颇得后人称赞，他命令“自径州以西至玉门，夹道种柳”，这些柳树“连绵数千里，绿如帷幄”，被后人艳称为“左公柳”。

    收复新疆之际，为解决粮食供给问题，左宗棠主张开荒屯田和兴修水利。这固然出于军事目的，却也具有开发大西北的用意。他令张曜率军在哈密办屯垦、水利，垦得荒地19000余亩，获粮数千石。他还善于因地制宜，依据新疆许多地方“可渔可牧，不必垦田种粟亦可足民”的特点，认为“西北之利，畜牧为大；而牧利又以羊为长，其毛可织，其皮可裘，肉可为粮，小民日用所必需用也，何必耕桑然后致富？长民者因其所利而利之，则讲求牧务，多发羊种宜矣。”这些主张对他后来率军收复新疆极为有利。

    把近代机器生产引入西北，更是左宗棠的一大功绩。同治七年(1868年)，左宗棠在参与镇压捻军后抵西安，他为解决所部使用的军火从上海等地采办价值甚昂的问题，决定在西安设立机器局。同治十一年，左宗棠进住陕甘总督任所，他将西安机器局的机器搬至兰州，创办了兰州机器局，以精通西洋枪炮制作的记名提督赖长为该局总办，并从福建、浙江、广东等地抽调了技术工人，主要生产枪、炮、子弹、炮弹。兰州机器局的设立，既有镇压回民起义的用意，更有收复新疆之图，因为在该局创办前一年，俄国已派兵占据伊犁，左宗棠便在筹划收回伊犁时提出“精求枪炮”的主张。很明显，他在兰州设局是为了实现这一主张。

    光绪三年（1877年），赖长在兰州机器局内试制了一台织呢机，用甘肃所产羊毛织成一块绒布，呈送给左宗棠验看，受到了左宗棠的称赞。于是，左宗棠打算从国外购买全套织呢机，他写信并附赖长所绘织机图给在上海的采办委员胡光墉，以甘肃羊毛、驼绒均易购取，煤也易得，只要有机器便省工力等由请他从德国访购织呢机器。直到光绪五年，织呢机器才全部运至兰州。织呢局正式开工，中国第一家纺织工厂在西北诞生，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创办兰州织呢局被左宗棠视为“气象更新”之举，高兴之余，他还费尽苦心就地取原料，想以成本低廉来抵制洋呢进口。但是，兰州织呢局的生产并不像他预期的那样理想，所织成的呢绒品质很坏，几乎不能出售，品质上和价格上都比不上外国呢绒，即便把产品运到各通商口岸，也比从欧美输入呢绒要贵多了，再加上局中被安置了大批“干领薪俸”的冗员，兰州织呢局在创办后仅4年就被迫停办。左宗棠经营近代民用企业的这次尝试未能成功，但他勇于在风气未开的情况下把机器生产率先引入西北，已是一个创举。

（摘编自孙占元《左宗棠评传》）

巡山

艾克拜尔·米吉提

    他看到了那对毡房穹顶般硕大的犄角，在那里纹丝不动。居然是在那并不险峻的山脊上。他极目望去，竟是一头岩羊卧在一块大圆石上。按说，那不该是岩羊歇脚之处。以它天生机敏，此时它应该有所动作才好。但是，不知怎的，貌似全然无知，一动不动。

    这引起了他足够的好奇。

    自从持枪证和猎枪一同被收缴，他再没有触及过岩羊的皮毛。岩羊已被列入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猎获它是要犯罪的。当然，在这天山深处，所有的野兽和动物都有保护等级。这一点，他心里了如指掌。

    这些年来，他只保留了一个习惯，每到初秋，都要到这山上走走，哪怕是看一眼那些野物。他自己将此称为巡山。现在山上的野物越来越多了。有时候成群的野猪会趁着夜色跑到牧人营盘附近，将草地翻拱一番兴冲冲地离去，压根不理会牧羊犬凶猛的吠声。肥嘟嘟的旱獭也会在光天化日之下昂然走过车路饮水上山。有一回走在山林里，不经意间一抬头在树杈上见到了狸猫，那家伙没有丝毫的怯意，两眼直视着自己，闪着幽幽的光。狼和狐狸他也常见。有一次，一只狼叼着一只黑花羊从公路旁高高的铁丝网上纵身腾跃而去，全然不顾飞驰的汽车，横切公路越过另一道铁丝网，在公路另一侧的草原上，朝着那条山梁奔去，估计它的窝就在那边，小狼崽们或许正在耐心等待它满载而归。

    他终于从山坳登上了山脊。那只岩羊还在，几乎在那个大圆石上一动不动。

    他有些迟疑。这是他此生见到的最不可思议的情景。一只岩羊，居然还会等着他登上山脊。按说以岩羊的机警，早就应该逃之夭夭。

    他下了马，将坐骑用马绊子绊好，向着大圆石走去。

    岩羊依然没动。他的心有点缩紧——太奇怪了！真是匪夷所思！那只岩羊丝毫没有逃跑的意思。

    山脊的风很强劲，呼啦啦地吹着，秋黄的草被风撩起一阵阵草浪簌簌作响。雪山上的雪线已经开始低垂。要不了多久，雪线也会覆盖到这座山脊。

    他环视了一下，对今天的奇景疑惑不解。

    他决定攀上大圆石看个究竟。

    他利利索索就攀上了大圆石。

    那岩羊还是没动。

    走近岩羊的刹那，他惊呆了。

    这是一只已经痴呆的老岩羊，它根本意识不到人的走近，双眼蒙满了眵目糊，牙也掉尽，那一对毡房穹顶般的犄角尖，已经深深地长进后臀皮肉里了。

    他望着眼前这只老岩羊，一阵惊怵像电流般袭过周身。天哪，他想，唯有你苍天不老，人和动物都会老去。

    他将老岩羊双眼的眵目糊擦去，老岩羊却对他视而不见。

    他心疼极了。

    你怎么会老成这样，他在心里问这只老岩羊。

    难道没有哪只狼来成全你么？

    但是他又否决了自己。

    其实，他心里清楚，狼也只吃它该吃的那点活物。只不过是背负罪名而已。哈萨克人那句话说得好，狼的嘴吃了是血，没吃也是血。

    现在，他的心情很沉重。他不忍心就这样抛下这只已经痴呆的老岩羊而去。生命总该有个尽头。他为这只老岩羊祈祷。于是，他割下这只老岩羊的首级，将长进后臀皮肉里的犄角尖拔出，面朝东方搁置好羊头，依然保持着它曾经的尊严。他把老岩羊的躯体肢解后放在大圆石上，用枯草揩净手和折扣刀，上马离去。

    这时候，他看见天空中开始有秃鹫盘旋，还有几只乌鸦和喜鹊捷足先登，落在大圆石上开始争食老岩羊的肉。一个艰难的生命终于终结。

    下山的时候，他的心情多少有些缓了过来。他自己似乎突然彻悟了什么。

（选自《光明日报》，2017年09月22日14版）

配角

聂鑫森

    父亲邵伟夫，先是话剧演员，后来又成了电影、电视演员。他的名字很气派，“伟夫”者，伟丈夫之谓也。可惜他一辈子没演过主角，全是很不起眼的配角，虽是剧中有名有姓的人物，也就是说几句不痛不痒的台词，演绎几个小情节而已。他的形象呢，身材矮小，脸窄长如刀，眉粗眼小口阔，演的多是反派人物：黑社会小头目、国民党下级军官、现实生活中的可怜虫……

    他的名字是当教师的爷爷起的，爷爷曾对他寄望很高。没想到他读中学时，有一次演一个小话剧的配角，神采飞扬，被动员去读一所中专艺校的话剧班，从此他就很满足地走上了演艺之路。

    因为母亲是苗族人，可以生两胎，我下面还有一个妹妹。我叫邵小轩，妹妹叫邵小轮。通俗地说，我是小车子，妹妹是小轮子。我们的名字当然是父亲起的，母亲似乎很欣赏，觉得低调一些反而会有大出息。

    母亲在街道居委会当个小干部，人很漂亮。我和妹妹似乎承袭了她的基因，长得都不丑。母亲对于嫁给了父亲，一直深怀悔意，原想会有一个大红大紫的丈夫，不料几十年来波澜不惊。我母亲都不让我们去剧院看父亲的戏；电视上一出现有父亲身影的剧目，她便立即换台。她还嘱咐我们，不要在人前提起父亲是演员。

    读初中时，一个男同学悄悄告诉我：“你爸爸的戏演得真好，可惜是个小角色。如果让他演主角，肯定火！”

    父亲在家里的时间很少，尤其是进入影视圈后，或是东奔西跑到一个个剧组去找活干，或是找到了活必须随剧组四处游走。每当他一脸倦色回到家里，首先会拿出各种小礼物，送给妈妈、我和妹妹，然后把一叠钞票交给妈妈。

    我把男同学的话告诉他，他听了，微微一笑，说：“在一个戏中，只有小人物，没有小角色，这正如社会的分工不同，却都是平等的。主角造气氛，配角助气氛，谁也离不开谁。”

    母亲轻轻“哼”了一声，然后下厨房去为父亲做饭菜。

    我看见父亲脸上的肌肉抽搐了一下，很痛苦地低下了头。

    我读高中妹妹读初中时，父亲在出外三个月后，回到家里。他这次是在一部《五台山传奇录》的电视连续剧里，演一个貌丑却佛力高深的老方丈的侍者，虽是配角，出场却较多，拿了五万元片酬。他给我和妹妹各买了一台笔记本电脑，给妈妈买了一个钻石戒指。

    我发现父亲的手腕上绑着纱布，便问：“爸爸，你受伤了？”

    他说：“拍最后一场戏时，和一个匪徒交手，从山岩上跌下来，把手跌断了，我咬着牙坚持把戏拍完，导演直夸我敬业哩。”

    母亲说：“你也五十出头了，别去折腾了，多在家休息吧。”

    他摇了摇头，说：“不！你工资不高，小轩、小轮正读书，将来还要给她们备一份像样的嫁妆。再说，小病小伤在拍戏中是常发生的，别当一回事。”

    我和妹妹不由得泪流满面。

    后来，我考上了大学，学校就在岳麓山附近。三九严寒的冬天，母亲打电话告诉我，父亲在岳麓山的爱晚亭前拍戏，让我去看看父亲，还嘱咐我最好把自己伪装一下，别让父亲分神出了意外。

    漫天大雪，朔风怒吼。

    我戴上红绒线帽子、大口罩，围上羊毛围巾，穿上新买的中长羽绒袄，早早地来到爱晚亭前。警戒线外，看热闹的人很多，我使劲地挤站在人丛里。父亲是演一个寻衅闹事的恶霸，样子很丑陋，说话还结巴，然后被一个江湖好汉狠狠地揍了一顿，上衣也被撕破了，痛得在地上翻滚。这场戏前后拍了三遍，导演才打了个响指，大声说：“行了！”

    我看见父亲长长地嘘了一口气，然后去卸了装，换上平常穿的旧军大衣。接着，又去忙着搬道具、清扫场地。等忙完了，他靠坐在几个叠起的道具箱旁边，疲倦地打起盹来，手指间还夹着一支燃了一半的香烟……

熬至滴水成珠（节选）

池莉

    ①前天傍晚，天空静穆，晚霞明丽，西天已然跃出一颗耀眼的寒星，我喜欢在这样的时刻外出散步，便迎着那颗星星走去，悠然淡然。半路遇上了一位男邻居，推着一辆婴儿车，也是悠然淡然，嘴角带了平素没有的生动笑意。这笑意引得我停留下来，俯身去看婴儿车里面的婴儿，原来是这邻居得了第一个孙子。我一看，人就傻了。一个婴儿，在天地之间，端然大方地熟睡着，皮肤如此洁净细嫩，嘴唇如此新鲜红润，眉眼与鼻子，生得如此横平竖直。我的天！刚满月的婴儿居然是这样的面目俊美和慈祥啊！而且居然是这样的娇小啊！娇小得我简直不敢碰他，伸出去的手指不知不觉又收了回来，生怕碰坏了这样娇小的俊美和这样娇小的慈祥。我自己也是生育过女儿的，我自己也是从婴儿成长起来的，怎么以前我一点都没有意识到婴儿娇小成这个样子呢？而且完美到这种程度呢？我也不知道怎么才好，简直一塌糊涂，散步到天黑也忘记回家。一路走来走去，都是认真地回忆与辨识我女儿的婴儿时代，用刚才那婴儿的娇小，去证明世上所有婴儿的娇小，包括我自己的。原来我竟然识不得生命之小呢！

    ②邻居有一人，在二楼阳台吹笛。想必是一个专业笛手，吹了多少年的，只是一个婉转，就把人的千般柔肠万般情感都勾引出来。这个时候，我立在湖边了，湖水汤汤，烟波浩渺，天幕上的那颗星星一直与我对望。这生生不息的人世啊！就是从这般的娇小开始的吗？这娇小的俊美的慈祥的生命啊！爱得叫我连一个“爱”都说不出来了。

    ③最近，我在后院的菜地里撒了一把萝卜籽。几天以后的一个清晨，我忽然发现，出萝卜苗了！可以重达公斤的萝卜，它的苗却幼小得不可思议：细长的茎纤细如发丝，孱弱地弯曲着竭力顶住两片绿色的叶，而这叶，亦小得仅仅是因为有黑色泥土才得以被衬托出来。我连忙返回书房，取来老花镜，戴上，蹲在田头，认真端详萝卜苗。我用手指碾碎了一疙瘩又一疙瘩的泥土，轻轻培在萝卜苗的根部。与这样孱弱的植物的小生命共处，使你感到人类的强大，感到你有满腔的怜惜。几乎是毫不犹豫地，我就开始惦记它们，我得适时地为它们浇水，松土，施肥，间苗，除虫，让它们顺利成长。我当然知道，农事一旦做起来，就跟抚养孩子一样，有着没完没了的琐事，还有口朝黄土背朝天的体力活。但是我会做下去的，一个人，即便是面对孱弱的萝卜苗，一旦由衷地发生了郑重的情感，那也该是一种掷地有声的承诺。

    ④其实我做过农活。我17岁的时候是知青，曾经在田野上劳作。现在于后院种菜，依靠的就是知青时代获得的经验。然而，到了现在，我才以前所未有的真实发现了萝卜苗的纤弱，并对它们产生了抚育者的责任感。而当年，17岁的我，下放几个月之后，就靠一篇文字优美的作文，被贫下中农选拔到大队小学当教师去了。尽管我在所有的假期里，都积极投入到生产队的农活之中，我还是从来没有把萝卜苗或者白菜苗看在眼里。我的眼睛一直望着远方，心里头只装了三个宏大理想：第一，要解放全人类。第二，要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第三，将来要当作家。因此，当生产队长一头冲进我们的教室，说：“老师，要下雨了，赶快把学生带去抢摘棉花！”的时候，我立刻放下教鞭 —— 一根柳树条，挽起裤腿，率领学生立刻出发。当夜，不管有多累，我一定还要挑灯夜战，那就是必须写下至少一篇关于人定胜天的战斗诗篇。

    ⑤少年意气，眼睛看见的都是大，成年以后才逐渐发现小。当过农民三十年之后，我才在自家后院里回归田野。在48岁这年，我第一次认认真真地看清楚了萝卜苗。才知道心疼它们。才意识它们都是生命。也才意识到我自己也曾经是这样纤弱细小的生命。我恨不能回过头去，做一次自己的母亲，一个母亲意识清醒的母亲，好好端详自己，好好心疼自己。

    ⑥这是三十年的时间。在三十年的时间里，做好做歹吃苦耐劳也不少，生儿育女也曾经历，却好比没有看到目的地的火车，只管呼隆隆地一径朝前开去。

    ⑦某一日的黄昏，有瑰丽晚霞，去散步，眼界忽然被打开，才正经认识了婴儿和萝卜苗。一瞬间，眼里有了，心里也有了。人世间，不管动物植物，小生命总是大事情。

材料一：

家国天下是中华文化无论走向何方都割舍不了的道德前提和伦理情结。它指涉三种伦理实体：家是本源而直接的伦理实体，是最小的共同体；天下是普遍而抽象的伦理实体，是最大的共同体；国作为现实的伦理实体，既是家的扩展，又关联着天下之想象。家国天下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道德诠释的中心，它使中国人在不同的实践境域中，无论是作为家人、国人还是作为天下人，都与其所在的世界结成唇齿相依的关联。

中华文化中各种共同体的道德前提离不开家国天下的伦理情结。以此观家、观国、观天下，就是用一种关联性思维把个体与整体相贯通的家国天下的伦理观。用这种伦理观看待家国天下，则一切共同体都是相互关联的命运共同体。从家国天下到命运共同体的内在延展看，中华文化作为世界文明体系的一部分，内蕴着一种走向世界的伦理情结，并由此预设了中华文化走出去的精神轨迹。

共同体的想象是中华文化礼治德治之本和文明教化之根。它从历史深处走来，构成了中华文化将个人命运与共同体整体命运相融贯的伦理型文化特质。中华文化的根脉深植于共同体之中。所谓家国同构，移家为国，移孝为忠，进而在家国之上，扩展为一种公天下的世界意识。这使中国人的世界观或天下观成为一种本于家国同时又大于家国或高于家国的世界意识，使得中国人的价值观内蕴着一种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伦理自觉。

（摘编自田海平《从家国天下到命运共同体》）

材料二：

中华民族的家国情怀指向“天下情怀”。在谈到“天下”的时候，中国古代总是将它和“公”与“太平”联系在一起，表现出非常可贵的平等、友爱、和平理念。《老子》说：“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认为只有以天下为怀，其德才能称得上“普”。《管子》云：“以家为家，以乡为乡，以国为国，以天下为天下。”他的意思是，处理不同的事，要有不同的胸怀，处理到天下事，要有天下胸怀。《礼记》引录孔子的话———“天下为公”。“公”可以理解为公正、公平、合理，强调人与人之间、诸侯国与诸侯国之间、诸侯国与中央政权之间的相处，要友爱，要互利，要公平。

宋代大儒张载则提出“为万世开太平”。天下太平是天下公平基础上的提升。太平有两义：一是人与自然之间和谐，这中间含有生态平衡之义；二是人与人之间和谐，由于“太平”概念视界阔大，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主要指国与国之间的友好相处，这种友好相处就是没有战争。张载提出的“为万世开太平”的理念，最重要意义不在于提出了“太平”的理念，而在于这一理念认为，这种太平不能只是一时的，而应是“万世”的。换句话说，张载要的是永久的太平。这万世的太平、永久的太平如何来？张载提出“开”这一重要理念。既然是“开”就不能靠等，靠恩赐，事实是太平等不来，也没有谁能恳赐。“开”，就是开拓、开发、开创。它需要最大的努力、最高的智慧，必要时也会有最大的牺牲。

家国情怀以及家国情怀的放大版——天下情怀，是中华美学精神的内核。这一精神在范仲淹的名文《岳阳楼记》里得到彰显。在同一个时期，张载倡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而曾让张载师事之的范仲淹则高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由于种种原因，张载、范仲淹的愿望也都只能体现在有限的实践中，而绝大部分只是作为一种梦想而存在。然而，在今天，时代不同了。中华民族遇到了从来没有过的历史机遇。振兴中华不再只是梦，而是正在真正化为现实。在举国上下都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砥砺奋斗的今天，我们的诗人、作家、艺术家、美学家是不是应该有不负时代的新作为、新创造呢？回答无疑是肯定的。

（摘编自陈望衡《中国美学的“家国情怀”》）

材料三：

家族观念基于血缘的原初信赖关系，安土重迁的中国农耕文明进一步充实了家族的机能。人伦情感亦因血缘而来，在情感依托的层面上，家的意义超越任何经济的“成本—收益”分析。现代社会主张的公共精神与家庭伦理的建设并不矛盾。正如搬用熟人社会的伦理原则到陌生人社会是不合理的，反过来将陌生人社会的规则搬用到家庭也是不合理的。关键是如何能够在不同的关系当中正确切换。在现代化生产和协作上依照公共理性、法制精神；在家庭与私人领域，弘扬孝悌之道，忠恕相待，爱敬相与。这要求对家庭伦理和孝道进行理性的阐发和合理的引导，使得家庭伦理与公共理性彼此呼应。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家与国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家是社会的细胞，国是维护家的外部屏障，家国的良性互动与发展有利于促进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协调。儒家家国天下的教化传统历史地塑造了中国人的内在人格与精神世界，《中庸》的“修齐治平”深入到一代代中国人的内心世界，内化为热爱祖国与家园的担当精神。在今天，心怀家国天下便是个体对国家和人民的热爱与忧患意识，是主动追求民族统一、国富民强的精神，也是国家认同感和责任意识的来源。

（摘编自金香花《“家国天下”观念的历史形成及其现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