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凡的求学生涯

       1931年9月，清华大学招入了一批新学生，其中有一个瘦小的戴眼镜的无锡人。这位新生作文和历史拿了满分，理科却几乎是零分，他就是后来成为中国近代力学之父的钱伟长。清华当年招生的作文题目是《梦游清华园》，钱伟长写了一篇四百五十字的赋，出题目的老师想改改不了，只能给了满分。历史考题更奇怪，要求写出二十四史的作者、注者和卷数，许多考生望“题”兴叹，而钱伟长却答得分毫不差。钱伟长的文科好，一点也不奇怪。他的父亲和祖父都是教书先生，四叔是著名的文科学者钱穆。他中学的文史老师，则是语文学家吕叔湘。钱伟长自小看古书长大，十岁的时候就可以把《三国演义》倒背如流。可是，19岁的钱伟长在数理上一塌糊涂，物理只考了5分，数学、化学共考了20分，英文因没学过是0分。

       但正是这样一个在文史上极具天赋、数理上极度“瘸腿”的学生，却在一夜之间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弃文从理。这个决定缘于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听到了这个消息后，钱伟长拍案而起，他说：我不读历史系了，我要学造飞机大炮。他决定转学物理以振兴中国的军力。于是钱伟长几次跑去找物理系主任吴有训，吴先生被这位青年的爱国热情打动了，答应他试读一年。为了能尽早赶上课程，钱伟长来往于宿舍、教室和图书馆之间，早起晚归，极度用功。他克服了用英语听课和阅读的困难，一年后数理课程超过了70分，四年后，成了一名出类拔萃的优秀生。正如他后来常说的：“我从来不相信有什么‘天才’，而只是相信人的才能是用艰苦的劳动培植出来的。奋发才有为，勤学才有识。”

       1940年1月钱伟长考取中英庚款会的公费留学生，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学习。钱伟长与自己的导师辛吉教授第一次面谈时，发现两人都在研究板壳理论，于是师生俩开始共同啃这块硬骨头。的确，板壳内禀理论是一大难题，但是很有实用价值。在航空航海工程、武器装备、仪器仪表和各项工程设施中，到处可见到平板和壳体。多年来对于各种各样的板壳，各学派学者用不同的方程式来描述，钱伟长认为它们应该有内在的联系，有必要加以统一。于是他开始废寝忘食地寻求这种联系。经过半年多努力，用掉了几尺厚的草稿纸，他终于以严谨简约的张量分析为基本工具，建立了板壳的基本理论，对原有的各种论述进行分类，提炼出本质的核心内容，找到了一组统一的方程式。

        与此同时，辛吉教授通过另一途径得到了类似的结果。1941年，他们合写成了一再为人们称道、引用的著名论文《弹性板壳的内禀理论》。这篇论文发表于世界导弹之父冯·卡门的60岁祝寿文集。该文集的作者多数是当时世界上第一流的科学家，28岁的钱伟长，是文集作者中最年轻的学者、唯一的中国人。爱因斯坦看后也由衷感叹，这位中国青年解决了困扰我多年的问题。此文奠定了钱伟长在美国科学界的地位。

       1942年取得博士学位后，经过辛吉教授特地推荐，钱伟长到了冯·卡门所在的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做博士后研究。由于反法西斯战争的需要，美国当时正在加紧研究火箭、导弹，精确地计算火箭导弹的弹道成了当务之急。钱伟长担起了这个重任，他经常到喷气推进研究所所在地墨西哥州的白沙基地参加火箭试验，对各种型号的导弹的弹道及空气动力学性能进行了细致地分析，写出了许多保密的内部报告，并提出了有关火箭、导弹落点的理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伦敦遭到德国导弹的袭击，英国首相邱吉尔很着急，向美国求援，问题转达到冯·卡门那里，钱伟长提出了一个对运行的导弹加以干扰迫使其射程减小的方案，立即得到采纳。因此战争中尽管伦敦东码头区遭到德国导弹破坏，市中心却安然无恙。邱吉尔在回忆录中提起此事，说美国青年人很厉害，但实际上应该说：中国青年人很厉害！

（摘编自戴世强《钱伟长小传》）

傅斯年：一个“五四”之子的道路

傅国涌

    傅斯年是“五四”的产儿，他在北大求学时幸运地赶上了那个历史的节骨眼，而且成了杠大旗的人。正是他和罗家伦等人发起成立了“新潮社”，创办了《新潮》杂志，1919年5月4日那天他是学生游行的总指挥，站在大时代的浪头上。

    傅斯年曾留学英、德7年，广泛涉猎哲学、历史、政治、文学乃至物理、化学、数学和地质学等各门学科。他首先是个史学家，然后他是教育家，青年时代他就立志“以教书匠终其身”。他以全部热情投身于学术和教育事业，先后主持历史语言研究所、任职北京大学和台湾大学，使这些学术、教育机构在短期内做出了举世瞩目的业绩。

    “九一八”事变发生，日本占领东北，山河破碎的痛苦促使他发奋著成《东北史纲》，以大量可靠史料证明东北有史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站在史家的立场为民族争人格。从1932年起直到1937年抗战爆发，他常常在文章中称日本人为“倭人”、“倭寇”、“倭军阀”，坚决反对国民党政权退让、绥靖的外交政策、以土地换和平的幻想，并予以严厉抨击。他以一个历史学家的眼光、知识分子的责任感早就洞察了日本侵华的野心，所以他认定以后中日之间的争端无论在外交上如何折冲，都不能放弃军事上的准备，“让步既极而仍无结果，则虽亡国在望，亦须抗战到底也。”

    傅斯年相信只有站在政府之外，保持知识分子的独立性，才能充分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1932年10月，陈独秀在上海租界被捕，引渡给国民党政府。虽然他们之间有着不同的政治信仰，但这并不妨碍傅斯年立即站出来为这位北大时代的老师说话。他在《独立评论》发表《陈独秀案》一文，热情地赞颂陈独秀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功绩，称他是“中国革命史上光焰万丈的大彗星”。

    胡适、傅斯年主持1948年中央研究院院士的选举，当时批评国民党很厉害、完全靠近左翼的学者郭沫若、马寅初能当选为院士，而平时许多和他们关系很好、立场相近、在学术上也极有成就的人却落选了。竺可桢日记中称赞他们“兼收并蓄”。他们的这些做法，正是自由主义的优良传统，显示了超越意识形态、政治立场的多元、宽容的一面。他对胡适说：“既为读书人，则读圣贤书”，他认为自己的行为“无惭于前贤典型”。北大老同学毛子水以赞美的口吻说他“一生代表的是浩然正气”。

    终其一生，他都是一个无党无派的知识分子，但他对国民党政权的腐败、专制有过很激烈的批评，因此赢得了“傅大炮”的美名。他以书生论政，激扬文字，粪土当朝万户侯，仅在影响巨大的民间报纸《大公报》上就发表过22篇纵论内政外交的“星期评论”。

    傅斯年是20世纪的“士”，是“五四”孕育出来的新型知识分子，透过几千年历史的迷雾，他发现“以暴易暴，没有丝毫长进”，所以坚定地信仰以和平方式完成“精神上的革新”。以学生领袖而学者、而大学校长，这不是傅斯年一个人的选择，而是“五四”那一代优秀分子的群体选择。

【相关链接】①在“五四”时期，他努力地从古史辨和疑古思潮中拯救古史，如《左传》、《国语》、《周礼》等等，他在中山大学给学生讲课时就指出，“伪造”二字，并不都能适用于被发现的古史料矛盾上，汉代儒生尤其是刘向、刘歆父子在编定文献时也许有错，但并不是故意“伪造”。（葛小佳《重建傅斯年学术与生命的历程》）②在五四前的新文化运动中，傅斯年站在新旧思想斗争的前沿，向封建主义发动猛烈进攻，致力于“思想革命”的活动。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爆发了，中华民族的危亡，使得年轻的傅斯年热血沸腾，他高举民主、科学的大旗以更加昂扬的斗志，率领新潮社同仁投入了这场爱国政治运动中去。

（高汉诚《傅斯年与五四爱国运动》）

姚名达：“抗战捐躯教授第一人”

    1942年5月，日本军队发动浙赣会战，战火再次延烧到了江西境内。6月中旬，位于赣中泰和杏岭的国立中正大学校园内，大学教授姚名迭与在校学生一起组成战地服务团，怀抱着“爱国岂敢后人”的豪情壮志，慷慨激昂地奔向抗日战场最前线。这群平时“以气节相砥砺，以道义相切磋”的书生，在7月7日与日军短兵相接于新干石口村时，充分展现出了中国丈人的坚强与勇敢。团长姚名达身先士卒，率领团员奋勇杀敌。最终，姚名迭与另一名团员吴昌迭，不幸以身殉国。

    1905年出生的姚名迭，以身殉国时年仅38岁，无怪乎吴其昌、顾颉刚等昔日同窗师友无不感到突然与惋惜。姚名达去世时，他已经出版了多部著作，包括协助导师粱启超记录整理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古书真伪及其年代》，增补胡适的《章实斋年谱》，以及自著的《刘宗周年谱》《邵念鲁年谱》《朱筠年谱》《目录学》《中国目录学史》《中国目录学年表》等等。从学术的发展看，从来就是可以有天才的科学家，天才的文学家，却不可能有天才的史学家的。对于需要长期积累沉浮的文科教授而言，38岁正是迎接学术上更大发展、更大辉煌的学术年纪。而根据王咨臣先生的整理，姚名达实际上也已经为自己未来的学术研究作出了宏大的规划，他计划要完成《中国史学丛书》12种，《史家传谱丛书》11种，《史法学丛书》21种等著作。其中，完成一部《中国史学史》是姚名达甫入清华便立下的宏伟志愿。即便是已经出版了多部著作之后，他也还是坚持，只有这部《中国吏学史》才称得上不朽。姚名达的逝世，使得他的《中国史学史》只留下了一部1934年的油印本讲义稿，一直未能出版，后世治史学史之学者遍寻不得，皆扼腕叹息不已。

如果不是1932年的那场炮火，姚名达的这部《中国史学史》本来是有可能完成的。1929年3月，姚名达进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除了办公时间以外，他仍旧于清晨深夜，继续史学史的研究，除了陆续发表一些论文和著作外，还积累了许多零零碎碎的小纸片，“上面有许多从史书和文集里找得到的史料，委实有前人所未发现的宝贝。还有我自己对于史学史上的各种思想，自信亦有些独到之处，也记在小纸片上。说来真很痛心，不料在1932年“一•二八’的后二日被倭寇把它和我的家庭完全炸毁了。”突然降临的炮火，不仅毁了他的家，而且也给了从小就喜欢研究历史，并立志要做一个不问世事的历史学家的姚名达巨大的打击。

    在伦理学上有过一个经典的问题：爱因斯坦正在写他的相对论，但是隔壁有一场火灾，邻居有个又老又丑、行将就木的老太太需要救护，爱因斯坦到底是救还是不救？每一个人对这个的回答是不一样的。但按照康德的哲学回答，爱因斯坦就是要去救，这才能显示出绝对命令，显示出人的高贵。姚名达也面临着类似的问题，而且他也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兑现了自己的选择。

    1932年的2月8日，在无桌无椅的困境下，姚名达写信给胡适：“我军若败，不容我们再作纸上工夫，我打算从事政治和社会运动。我军若胜，外交必有转机，百业当可逐渐发达，我打算仍旧作史学的研究。”1933年，名达与第一任妻子黄心勉在上海办起了《女子月刊》，拿来做喊醒妇女的播音机。1937年8月，姚名选与妻子巴怡南一起，将他们订婚的戒指捐赠出来，并呼吁全国妇女将饰物捐赠给国家，以增加抗战实力，“用整个民族的力量给日本帝国主义者以致命的打击”。1942年7月，在樟树抗战前线，面对旁人的劝阻，姚名达毅然决然地答道：“唯有能致力抗战，方能胜任建国，若徒有才力而无热血者，比比皆然，又乌睹其为用耶？”如此一步一步地，姚名达作出了自己的选择，这才是真正最高的哲学问题！那才是一个性情人应该做的事情！

1946年，历经劫难的清华大学重返北平，校长梅贻琦在主持学校的重建工作时，特别回顾褒扬了抗战期间牺牲的清华校友姚名达等人，誉其“皆足名垂清华史，实亦母校之光”。2002年，雷洁琼亲笔题词，称赞姚名达为“抗战捐躯教授第一人”.69年之后，我们重新回眸这位走向抗日战场的教授，我们看到的是一种知识分子勇于担当的精神。这种精神，是姚名达的自我选择，也是清华国学研究院精神的传承，更是整个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光荣。

倔强诗人牛汉

    牛汉，一个粗犷野性倔强的名字，我没想到他的外表也是粗犷的，身材高大得像个体力劳动者。83岁了，有些驼背，就像牛弓起背一样。脸黑黑的，轮廓分明，苦难的岁月在上面留下深深的痕迹。如果他走在大街上的人群里，人们会认为是个乡夫野老，绝对不会想到是个大诗人。

    他的话从不带拐弯，是直着从肚子里出来的，思想和情绪都那么外露。

    交谈中老人多次提到冯雪峰，我问：“您和冯雪峰私交很深吧？”我约略知道牛汉与冯雪峰原是同事，并为冯写过诗，而且写的这首《半棵树》编入新近出版的高中语文选修课本《中国现代诗歌散文欣赏》。

    我说：“说一说怎么写《半棵树》的吧。”

    “那是1972年，在湖北咸宁，我们在一个连劳动，但不在一个排，经常见面。他干活不偷懒，还光脚下地呢。有一天，记得是夏天，他穿了件单薄衣裳，袖管裤管挽起来，露出细细的胳膊和腿脚，瘦骨嶙峋，站在水边，我联想到山坡上一棵树──是半棵树，被雷劈了一半，就写了这首诗。可惜他没熬到‘文革’结束。”

    我想，牛汉不也曾经是暴露在荒原之上雷电之下的那伤残的半棵树吗？

    老人回忆“文革”，又引出了初中新教材课文《华南虎》的写作话题。“那是1973年6月，在咸宁五七干校劳动改造。麦收后休息几天，我跟另外两个人以去韶山革命圣地参观为借口，坐火车去了桂林。到动物园，看到一只大老虎，我震动了。”他至今还记得老虎的样子：背对着观看的人们，不愿意理睬，“那趾爪破了，流着血，流着血啊，墙上也留下血印。”一时间，牛汉仿佛看不见周围的人群，听不见人们的声音，心里只是震动着、摇曳着，感应着老虎的内心痛苦。“我看着老虎，就想到我自己，我就是那只老虎啊。”他当时萌发了写这只老虎的冲动，回到咸宁便落笔成诗。

    《华南虎》讲述着笼中老虎的痛苦和绝望，最后写了幻觉：“恍惚之中听见一声∕石破天惊的咆哮∕有一个不羁的灵魂∕掠过我的头顶∕腾空而去”。这里既是幻想又是事实，事实就是当时他听驯养员说老虎不叫则已，一叫声音大得很，好可怕；幻想就是最后的描写由静到动、由悲哀到振奋，展示出气冲霄汉的气概。他写这首诗，是用语言文字和行动来证明自己精神意志的不可摧毁。

    《我的第一本书》是又一篇初中新教材中的课文，里面有这样的话：“我的童年没有幽默，只有从荒寒的大自然感应到一点生命最初的快乐和梦幻。”说是没有幽默，可是文中处处显出幽默，记得选编教材讨论课文时，这篇待选课文中的幽默情景让所有在座的人都乐了。

    牛汉十五岁参加革命，背井离乡，一去不复返。他小时候的“幽默”故事刚一开始便告结束，“荒寒的”景象紧随了他的一生。

    “在最困难的时候，我都没有悲观过，我一直乐观，我相信自己没错。”“我写了一辈子诗。我的诗与我的生命不可分离，诗不是我的第二生命，而是第一生命。”这是牛汉在会上吐露的真言。

    他还讲到与另一个大名鼎鼎的过时诗人的言语交锋。对方说：“牛汉，你一惯写的是小我。”牛汉反问：“你写的是什么？”“我写的是大我。”牛汉怒气冲天：“我的小我是有理想有志气、有血有肉的人！你的大我是无血无肉空空的什么都不是的人！”又有一次，在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上，牛汉从北京城东骑了一个半小时的自行车赶到会场，迟到了。此人又莫名其妙地批评道：“牛汉，这么多人等你，你总是自高自大。”牛汉本来已经坐下，马上站起来说：“我长得高大，就是自高自大。”我想，这恐怕不是个人意气之争，而且是两种思想之争，两种人格之争。

    牛汉真的从来就没有“悲观过”吗？在这次诗歌研讨会上，老人回忆往事时情难自已，对着众人痛苦地说：“我一生的教训太多了，太多了，唉……”声音沉下去，脸也低下去，几乎要落泪了。

    首都师大吴思敬教授说：“牛汉先生有骨气，敢说真话，没有奴颜媚骨，这是当代中国文人最缺少的品格！”

阎肃：一个战士的“风花雪月”

    他是一位可敬可爱、朝气蓬勃的“顽童”，也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前辈；他是一枚“不起眼”的军中绿花，也是文艺界和人民“打成一片”的天使；他为新中国的文化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受到毛泽东同志的亲切接见，也曾入围“感动中国2015年度人物”；他是一位词作大家、一级编剧，是文艺战线的一棵“常青树”“不老松”，他的人格魅力和火一样的热情，至今仍在感染着一代又一代的青年人奋勇向前。

    阎肃同志的一生，留下1000多部（首）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精品佳作，参与策划100多台重大文艺活动，获国家和军队大奖100余项。几乎以一己之力把江姐搬上歌剧舞台，一曲《红梅赞》一时传遍大江南北，让《江姐》成为不朽的红色经典。在61岁的高龄担纲创作歌剧《党的女儿》，谱写了一曲中国共产党人的正气歌，给所有的观众上了一堂撼人心魄的生动党课。他创造的《敢问路在何方》《我爱祖国的蓝天》《长城长》《雾里看花》《梦水乡》等歌曲，至今仍广为流传……

    细品阎肃同志创作的一系列文艺作品，那些汩汩流淌在时空的旋律里，始终不缺少一颗滚烫的心、一种为国抒怀的情、为民放歌的魂。他的作品，总是能沿着时代的烙印剪接出华丽的色彩，也灌注着一位军人所独有的对国家的浓情厚意。报效祖国、放歌时代、思索人生，一部部文艺作品就像一曲曲时代的号角，把对我们所处时代的深沉思考揉进了每一个音符和歌词里，让民族勇于探索、自强不息的华彩乐章在豪迈的进行曲中激情流淌。

    2014年在京举行的文艺座谈会上，阎肃同志在发言时说，“我们也有风花雪月，但那风是‘铁马秋风’，花是‘战地黄花’，雪是‘楼船夜雪’，月是‘边关冷月’。就是这种肝胆、这种魂魄教会我跟着走、往前行，我愿意为兵服务一辈子!”正是这种别样的“风花雪月”，这种颂英烈、咏家园、唱时代的军人情怀，铸就了他一路豪歌向天涯的人生之路。他就像一株迎风傲雪的红梅，雪岭冰霜之间绽放出夺人的光彩；也像一段斑驳的城墙，挺起岁月的胸膛向人们展现沧桑的力量。

    阎肃最爱这样介绍自己：“我是部队文艺战线上的一名老兵。”无论酷暑寒冬、无论风霜雨雪，入伍60多年，他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军营，始终与战士们血肉相连。走进基层、深入基层、和基层的官兵打成一片，他用“百姓习俗、社会风尚、民族魂魄、生活素养”不断去贴近基层、发现故事，他以自己的身体力行，用自己豁达的胸襟、开阔的气象、和谐的身心，让我们见证了一位“胸有大业、腹有诗书、肩有担当、术有专攻”文艺工作者的楷模。

    刘云山同志说：“阎肃同志是文艺战线的一面旗帜，他60多年勇攀艺术高峰，80多岁依然奋斗在文艺工作第一线，无论是创作实践，还是为人做事，都一片丹心、一腔热血、一身正气。”在壮阔的时代大潮中把个人融入时代的主旋律，阎肃用对党无限的忠诚、对人民的深情和高尚的情操去工作，去为时代放歌。

    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在这样一个快速变革的时代，我们需要一批又一批像阎肃同志一样的文艺工作者，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创作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作品，不断赓续薪火、再造经典，才能引导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

    阎肃在创作的《红梅赞》中曾写过这样一句歌词：“蜂儿酿就百花蜜，只愿香甜满人间。”一个人的一生，能够把自己的生命全部奉献给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他应该是无限欣慰的了。用忠诚去燃烧生命，用灵魂去点燃光明，用旋律去传递信仰，阎肃同志不辜负时代召唤、不辜负人民期待，用自己灿烂的生命，把自己的人生谱写成了一曲浩气永存的时代长歌。

（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一个人有什么样的信仰，就会选择什么样的人生，就产生什么样的行为。1946年，那是一个“追求进步就是民心所向”的年代，阎肃考取南开中学。在那里，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五四以来的新诗、老舍的戏剧、巴金的小说，最令他心驰神往的是红色延安传来的先进思潮。用阎肃自己的话来说，那时“我对共产党最朴素的心理就有了”。（郭超、刘小兵《站在时代琴弦上的放歌者》）②在阎肃的生命源泉中，中华传统文化是一汪深邃的清泉。与阎肃有长期合作的中央电视台副总编朱彤介绍，阎肃作品中体现出的深厚的民族文化精神，应该出于他的自觉追求，是在深入研究和长期思考之后外化出来的一种风格。他的作品是民族文化与时代精神的叠加。（黄子娟《时代歌者的追梦人生》）

喷发英武正气

    很小的时候，宗璞就开始背诵诗词。父亲冯友兰会给她选一些诗，每天早晨背上书包在母亲床前背了再去上学。宗璞还读了很多儿童读物，她读过《格林童话》《爱丽斯漫游仙境》，而在小孩子中流行的《七侠五义》《隋唐》《小五义》《水浒》《荡寇志》，她也都读了。宗璞甚至还看了不少成人读物，八九岁时就读了《红楼梦》，看到林黛玉死，哭得泣不成声。

    童年的阅读，尤其是诗词对宗璞的影响是巨大的。1944年，15岁的宗璞就写了一篇关于滇池月光的散文并在刊物上发表。此后，她开始尝试创作小说。1948年，宗璞的短篇小说《A．K．C．》发表在《大公报》上，她从此走上文学创作道路。

    1957年，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红豆》。小说描写女大学生江玫和银行间少爷齐虹之间的爱情悲剧，突现出宗璞在特殊年代对青年爱情观的人文关怀。这为宗璞赢得了声誉，也带来了麻烦。《红豆》被打上“毒草”的标签，她无奈搁笔，直到“文革”结束后，才陆续写了《弦上的梦》《三生石》《我是谁？》等作品。

    宗璞的许多中短篇小说和散文都写到了“文革”。在《1966年春夏之交的某一天》中写到很多知识分子被批斗、被迫自杀，对这些人的遭遇，宗璞无疑是同情的，但她自己是坚强的，——她不仅在被批斗和羞辱的巨大痛苦里，选择了坚强地“活下去”，而且还对那个时代发出了尖锐的质疑：“而这一切，是在革命的口号下进行的。这世界，以后还不知怎样地荒谬，怎样地灭绝人性！”这就启发和促使我们要在更深的层面去反思那一段历史。

    有一部作品，对于宗璞来说，这就是她的长篇小说《野葫芦引》。“七七事变”后，一大批教授、学者在战火硝烟中跋山涉水，把西南边陲造就成为保存中华民族文化命脉的“圣地”。宗璞随父亲冯友兰南迁，就读西南联大附属中学。当时西南联大毕业学生从军者有800余人，宗璞目睹了青年学生的爱国行动，认为“如果不写上这一笔，就是不完整的”。滇西战役是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一次重要战役，十分辉煌，长时间被埋没，被歪曲。抗日老兵被审查，流离失所，翻译官被怀疑是特务，他们徽章上的号码被说成是特务编号。“把这段历史从尘封中磨洗出来”被宗璞视作自己的责任。小说包括《南渡记》《东藏记》《西征记》《北归记》四卷。从20世纪50年代起，宗璞开始动笔，如今60多年过去，前三卷已陆续出版。其中，《东藏记》获得了第六届茅盾文学奖。

    一方面，宗璞通过规模恢宏的小说叙事来写抗日战争，写我们民族的深哀巨痛；一方面宗璞热情讴歌中国知识分子毁家纾难，先公后私的爱国情怀。这样一部作品，没有出现在充满豪情的男儿笔下，倒是宗璞写出来了，令人惊叹。作家王蒙曾评价《野葫芦引》：“喷发着一种英武，一种凛然正气，一种与病弱之躯成为对比的强大与开阔。”

    在文坛上，宗璞是一面以自我生命守护中国文学真火的旗帜。近30年，她在病中笔耕不辍，以至真至纯的文学结晶为时代立言。从写《东藏记》开始，宗璞的视网膜脱落，头晕频频发作，半边身子麻痹，只能在助手的帮助下口述成文，7年才写完。《南渡记》写完，父亲去世了；《东藏记》写完，先生去世了。经历了更多死别，又经历了一些大事件，对人生的看法更沉重了一些，对小说结局的设计也更现实，更富于悲剧色彩。宗璞写得很苦，实在很不潇洒。但她“即使写得泪流满面，内心总有一种创造的快乐。

    宗璞最大的困难是写战争。她经历过战争的灾难，却没有亲身打过仗。她害怕凭借材料只会写成一般的报道。困惑之余，书中澹台玮、孟灵己年轻的身影给予宗璞极大的启发。用人物统领材料，将材料化解，再抟、再炼、再调和，就会产生新东西。宗璞诚心诚意地烘托书中人物，用书中人物的喜怒哀乐烛照全书，一切就会活起来了。

（摘编自《光明日报》2016年4月28日）

【相关链接】①宗璞十岁时，随父亲冯友兰与清华大学一起南迁到昆明，在西南联大度过了8年时光。宗璞的哥哥冯钟辽于1943年志愿参加中国远征军，任翻译官，那年他19岁。随着战事的推移，他用双脚从宝山走到畹町。宗璞对这段历史有一种亲切感。（肖鹰《宗璞与长篇小说<野葫芦引>》）

②在宗璞的作品里，体现出冯友兰先生屡屡讲到的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替往圣继绝学，替万世开太平”的担当精神，还表现出对大地、对自然、对人、对物甚至一只鸟、一只猫的那种大爱。（李建军《一位尽力发光的作家》）